隋唐以后，科举考试成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于是也就有了投机取巧之人，钻研考场作弊手段，企图蒙混过关。为了维护考试公平，王朝统治者与作弊者展开了长达1300余年的“反作弊斗争”。
　　夾带是科举考试中最常见的作弊方式。但隋唐时，并不禁止考生携带考试资料人场。到了宋金时期，朝廷对“怀挟”行为开始严打：人场前，考生必须经兵士仔细搜身;考场内，有兵士巡行监视，考生之间以墙隔开，每个考生所在隔间称为“号舍”;考试中，禁止喧哗和随意离场。北宋思想家李觏在《寄祖秘丞》诗中这样描述当时考试的场面：“主司隔帘帏，欲望不可跤;中贵当枨栏，搜索遍靴底。呼名授之坐，败席铺冷地;健儿值我前，武怒足防备。”足见当时考场的严肃。
　　到了明朝，考场管理更加严格，达到“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试场”的程度。除了进考场前的搜查外，还详细规定了考生带人考场的各式物品的规格，如砚台的大小厚度、毛笔的款式等，都有明确的限制。而清朝在此基础上又对考生的着装做出了规定，“凡考试举子人闱，俱穿拆缝衣服，单层鞋底，只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其余别物令在外留截。如违，严加治罪。”但即便考试入场搜查如此“苛刻”，在乾隆年间的一次考前搜检中，还是搜出“怀挟”者20余人，另有2000余人临时弃考。考场外，“抛弃的蝇头小卷堆积于墙阴路隅者，更不计其数”。从此，清王朝对考试的管理更加严格，对一切有可能作弊的地方都做了明确规定，如带人的食品，“糕饼、饽饽各要切开”，甚至连考生所穿内衣内裤（亵衣、辉裤）都有强行要求：“辉裤绸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
　　但即便如此，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夹带作弊风险较大，于是请人代考的方式随之产生。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新的规定又诞生了：有关部门需提前详细登记考生的体貌特征，以便进场时兵士核对其身份。此外，清朝时还有一种官员为考生身份作保的行政文书，称“识认官印结”，上面盖有官印，以证明考生身份的真实性，防止冒名顶替。“识认官”即担保人，一旦发现舞弊现象，“担保人”也要跟着受罚。
　　除了夹带和代考，第三种常见的作弊方式就是“贿买”。有人或凭权势、或凭重，金亶通考官，打点考场上下，使自家子弟得以高中。对此，唐代武则天发明了“糊名”的办法，遮盖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防止考官认出考生试卷。这一做法在宋代称为“弥封”，已被当作定例，同时又采取誊录制度，由专人抄录考生的试卷，把试卷的抄本送给考官，以避免考官根据字迹去辨认考卷。然而，想要作弊的考生仍可与考官约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词作为识别的暗号。针对这种问题，自宋太宗起实行“锁院”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均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考官接到任命后，当日就要人住贡院，锁门不出，与外界隔绝，连家人都不得见面，直到考试结束发榜后才能离开。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记载，主考官有时被“锁院”长达五十天之久。
　　随着历代考场纪律的严格，各朝对作弊者的惩罚也越来越严重。从历史上看，宋朝的处置较为宽松，一般只取消考生当年的考试资格，对受贿考官降职贬官了事。而明清两代朝廷不断强化打击力度，参与科场舞弊活动的官僚和举子，往往一经查明，轻则谪官贬职、廷杖后发配充军，重则腰斩绞决。如顺治十四年（1657）发生的著名的“丁酉科场案”，北闱考官有七人被处斩，南闱主考房考官全部被绞决，其惩治之严酷，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