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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从刚读完燕京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在几十年的岁月中慢慢成长为新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除了他悟性高、奋发努力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小平同志等领袖的精心指点和帮助。黄华曾两次担任朱总司令的秘书，长期在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这几位领袖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建设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其行为风格、处事方法，各具特色。他们对黄华有着怎样的影响?黄华在和他们的接触交往中，有哪些深刻印象和独特感受呢?我多次听黄华谈起这些领袖，在帮助黄华整理回忆录的过程中对此又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
最佩服毛主席的外交战略思想
黄华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党员，很早就对毛主席十分敬慕。1936年7月，黄华和斯诺相约去陕北后，途经西安逛书店时买了本刚出版的进步杂志，里面有鲁迅先生1936年6月9日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赞扬毛主席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7月中下旬，黄华到达陕甘宁苏区的前沿白家坪，见到周总理后，请他将刊有鲁迅文章的杂志转交给毛主席。不久，黄华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说，收到了转给他的那本杂志，很高兴鲁迅先生如此高度评价红军的斗争。毛主席又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详情。北平的年轻人干得好哇。毛主席当即指示黄华：陪同斯诺到前线采访的同时，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地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这就是黄华第一次和毛主席的见面。之后，黄华留在红军和八路军，同毛主席见面和聆听教益的机会就更多了。
1961年8月14日至19日，黄华作为中国驻加纳大使，陪同加纳恩克鲁玛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8月17日，他陪同恩克鲁玛飞抵杭州，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黄华得知毛主席有空闲时常常写作诗词，并刚创作了一首《登庐山》。他便在陪同恩克鲁玛结束杭州之行专门向毛主席告辞时提出，希望毛主席能够给他写几个字学习，毛主席欣然同意。回到北京后不久的一天，黄华在外交部见到黄镇副部长。黄镇脸带笑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走过来对他说，这封信你要不要，若要就要请吃饭。黄华说让我看看是什么信吧。黄华接过一看，大喜过望，是毛主席用苍劲挺秀的笔锋为他书写的《登庐山》一诗。他便马上对黄镇说，好!我一定请客。更让黄华感慨不已的是，毛主席在诗后以他的原名王汝梅相称，这个名字还是他1936年夏刚到陕北见到毛主席时用的，在经历一、二、四方面军长征会师后就一直改用黄华了。想不到，毛主席的记忆力如此好，而且这样念旧。毛主席还十分细心，在诗后特别写了对黄华和我的几句鼓励和祝愿的话：“右诗一首，为王汝梅、何理良二同志书，并祝你们两位身心健康，工作顺利。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这些话令黄华感到十分亲切和感动，他急忙将毛主席的墨宝和信封一起拿到北京琉璃厂荣宝斋，请老师傅用图案最好的绫子精心装裱，视为至宝。
1971年5月下旬，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总理、叶剑英元帅、黄华组成的中央外事小组。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带着黄华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说到基辛格将在巴基斯坦山区“失踪”时，毛主席说：“黄华同志，你也‘失踪’嘛!”此前黄华已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北欧四国驻华大使都已经设宴为他饯行。从中央的决定和关于“失踪”的提醒，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黄华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的认可，也可见毛主席对基辛格访问的高度保密十分关注。
毛主席是党的最高领袖，是重大问题的最主要决策者。黄华在外事工作中，对毛主席在外交方面的大战略、大手笔、大气魄印象最深，特别佩服毛主席在处理与美国、日本等大国关系以及联合国问题上的果断、智慧和游刃有余。
两任朱总司令秘书
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黄华当晚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对此，黄华印象深刻：“被胜利会师的喜悦环绕的朱总司令，心情开朗舒畅，目光炯炯有神。看见我们，微笑着同我们握手，饶有兴趣地听我们俩简单介绍自己的经历和革命志愿。总司令说话和蔼，表示欢迎我们参加革命。张国焘也在屋子里坐着，似乎在看一份电报，对我们不大注意。”
1941年5月，朱总司令回到延安。不到两个月后，黄华被调到中央军委，任朱总司令的秘书，开始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朱总司令到延安后，看到许多机关学校物质生活困难，几乎断炊，即组织力量，发展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其中包括开垦南泥湾。不到两年，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经济情况大为好转。延安人吃饱穿暖，劲头也更足了。这一点使黄华记忆尤深。
朱总司令不仅在各方面帮助黄华提高，而且在政治风浪中保护黄华。1943年，在康生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和大搞逼供信后，延安刮起了一股极左的黑风，搞得人心惶惶。这股黑风差点就刮到黄华身上。一天，朱总司令对黄华说，有人揭发他擅自用朱总司令的印章办事。黄华立刻说，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总司令的印章也从来不放在他那里。随后，黄华写了一封信给军委领导，请求组织上停止他的工作，对他进行审查。朱总司令见到信后，对黄华说，他不相信那个揭发，没有必要停止工作，让黄华继续在他那里好好工作。
朱总司令在生活上也十分照顾黄华。比如，我和黄华就是通过朱总司令和康大姐介绍，并由他们夫妇主持结婚的。此前，康大姐找我谈话，说找对象就得找黄华这样的，是知识分子，有才华，待人又诚恳，其实就是在给我们牵线搭桥。听说当时有些干部向朱总司令建议，帮我介绍对象，朱总司令说你们不要管她了。很明显，他希望撮合我和黄华，多次向我介绍黄华是个老实可靠的人。1944年我和黄华决定结婚时，朱总司令和康大姐特别高兴，亲自为我们主婚，衷心祝福我们。他们还请了我的父母以及叶剑英参谋长等军委的几位同事和俄文学校的代表何方同志参加那仅有一桌的晚餐。
1947年4月中旬，黄华接到命令，再次担任朱总司令秘书，随中央工作委员会从晋西北的兴县转赴晋察冀军区阜平城南庄。黄华这次担任朱总司令秘书的时间不长，陪同朱总司令到达晋察冀。那时国共的军事较量激烈。朱总司令特别关注冀中的攻城战略战术问题。在他的指导下，我晋察冀军民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攻下了石家庄等一些城市。
黄华对朱总司令感情很深，常说：朱总司令“对下属和士兵非常和蔼，像慈祥的父亲。在他身边工作，我受到丰富的教益和温暖的关怀，他在我心中烙下的印象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因为朱总司令从来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有些红军战士甚至说总司令是他们的妈妈。大家都习惯叫他朱老总。但是，有一次，当我用了朱老总一词 时，小平同志纠正我说，你应说朱总司令，以示对这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领导人的崇敬。黄华也经常纠正一些同志不分场合地称朱总司令为朱老总。黄华一直十分感激老首长的照顾、教育和帮助，与朱总司令、康大姐感情一直很深。
毛主席评价朱总司令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黄华在朱总司令身边的那些日子，深切领会到什么是度量如海、长者风范。
外交风格受周总理影响最大
黄华对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印象很深，70年后回忆起1936年7月的事情还是那么清楚：我见到早就心怀崇敬的周恩来同志，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和苏区人民都称呼他周副主席。他蓄着黑里透亮的浓密的络腮胡子，穿着灰布衣，笑着迎向我们。
在外交工作中，黄华往往都是由周总理亲自点兵参加。解放前，黄华担任了三次半官方外交的工作。第一次是延安时期，黄华作为军委外事组成员，参加了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第二次是参与美国“斡旋”国共军事冲突的军事调处的执行工作，任执行总部中共方面的新闻处处长。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叶剑英带着黄华等人回到延安，没多久胡宗南准备攻打延安。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在王家坪召集从南京、重庆、北平撤回来的外事干部开会，安排撤退事宜，决定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带领外事人员40多人，东渡黄河到晋绥军区。1949年1月中旬，黄华奉中央命令离开西柏坡，在天津市解放后两天进入该市，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的第三次半官方外交是奉中央命令到南京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1949年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任弼时同志要黄华到团中央工作，调他到北平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周总理见到了黄华，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这样黄华在南京解放后两天就进入该市。在同司徒雷登的接触中，黄华了解到，美国政府看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会战后，国民党已无力组织战略性攻势，再用多少美元和军援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故采取脱身政策。司徒雷登告诉黄华，解放军打到青岛、上海之前几个小时，美军即会撤走。这一战略性情报使我中央了解到，美国不会对我进行像十月革命后十四国对苏俄的军事干涉。
解放后，黄华于1954年春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日内瓦高层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任代表团新闻宣传组组长，随同周总理参加了这次会议。1955年2月，中央决定派周总理率团参加万隆会议，黄华是代表团的顾问，又任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原本要同新闻界的同志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去印尼，在临上飞机前接到周总理的通知，和全体代表一道乘“空中霸王号”，途经缅甸去雅加达。不幸，他的许多战友，如沈建图、李肇基等在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中牺牲了。黄华时常痛心地追念他们。
“文化大革命”期间，黄华多次受到周总理保护。“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黄华正担任中国驻埃及大使。由于黄华在外交业务工作、批判陈毅等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遭到造反派忌恨。1967年6月间，已回到北京的驻埃及大使馆战斗队要求把黄华揪回国内。他们的要求被周总理拒绝了。周总理表示，我们至少要留一个大使在外面嘛，否则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动都没有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这样行吗?外交是讲究身份的嘛!直到1969年7月，黄华才被调回国，免受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巨大冲击。回国后，黄华首先被安排参加“文革学习班”。不久，黄华的自我批评获得通过，终于得到“解放”。外交部军代表认为大使养尊处优，应该进行劳动改造。于是，黄华被下放到湖北钟祥的干校劳动锻炼。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斯诺夫妇访华，周总理借机调黄华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黄华成为第一个从湖北干校调回北京的外交部干部。
作为周总理的老部下，黄华在外交工作上受周总理影响是全方位的、十分深刻的，他的整套政策思想乃至个人作风都是周总理一步一步教出来的：一是风格上的不卑不亢，时刻铭记国家的利益、自己的立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的指针，广交朋友，争取支持。二是随时准备请示汇报，外交工作无小事，做过的事要如实汇报，主动请领导给予指示。三是作风上要特别严谨，细节应该特别注意。有一次，周总理因为着装批评了黄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时候，黄华的中山装有点不太好了，而且他觉得穿中山装进入有些场合显得过于庄重，正好有两件料子，就做了很讲究的西装。他曾穿这件西装。结果，黄华受到周总理的批评，说必须穿中山装，这是代表中国。当然，后来无所谓了，大家也可以穿西装，但是黄华出席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等正式场合的时候都穿中山装。
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打开外交新局面
黄华认识小平同志也是很早的。1936年10月，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肃将台堡会师期间，黄华就见到了小平同志。1974年，小平同志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当时，黄华是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小平同志朝夕相处。为了工作上方便，小平同志住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楼内。有一次大家围着圆桌吃饭，黄华问小平同志打算怎样花公家发给每位临时出国同志的30元人民币(折合20美元)零用费。小平同志说，他也不知这些钱能买什么。这时，黄华说，您不是认为牛角油酥面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吗?20美元可以买许多个，回国可以送送人。小平同志说，好啊。黄华立即电告驻法国大使曾涛代买100个油酥面包，回程经过巴黎时交小平同志带回去，既新鲜，又易带。听说小平同志到了北京，周总理到机场迎接，小平同志说，总理，我给你带来牛角面包了。周总理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谢。之后，许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和留学德国的同志，如朱总司令、聂荣臻、李富春、蔡畅，都吃到了可口的牛角油酥面包。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消息一公布，举国欢庆。12月1日，黄华接到中央的调令，要他在10天内完成辞行拜会并回国，但未说明回去干什么。回国后才知道，中央决定让他担任外交部部长。此后，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我国领导人的外交活动十分频繁，外交部工作千头万绪。这段时间，黄华作为外交部部长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完成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开创但未及完全实现的对日对美关系正常化和深化的任务。黄华也深得小平同志的信任和重用，无论是访问日本还是访问美国，小平同志都请他随行。黄华1980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体现了小平同志对黄华外交工作的认可和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几个重要事情上，小平同志都替黄华说话，不仅表明他对下属的 关心爱护，更体现出他在长期工作接触中形成的对黄华的深切信任。
1982年冬，有人写工作总结报告给中央，其中说，我国对美工作存在路线错误。黄华不同意这个观点，就给小平同志写信说明。小平同志不久就在他的信上批示，大意是：对美工作主要由我(即小平同志自己)主持，如果有问题，由我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黄华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黄华差点背上一个“黑锅”。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的问题。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让香港记者围住，脱口而出说“可以考虑不派军队进驻香港”。这是违背当时中央口径的。那天小平同志正在会见香港各界代表人士，有人向邓小平报告了这件事。小平同志一听就火了，把正在散去的香港人士和香港记者请回厅内，大声地说：某某说可以考虑不派驻军队，那是胡说八道!旁边主管香港事务的副总理插话说，还有黄华。邓小平说这都是胡说八道。香港记者在报纸、电视上大肆炒作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黄华上述情况。黄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票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1982年9月24日，黄华陪同小平同志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见证了小平同志与撒切尔夫人寸步不让、针锋相对的谈话场面。对小平同志在香港问题上的坚决态度，黄华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怎么可能作出那样的表态呢?小平同志很快知道其中有不实之处。次日，小平同志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黄华甚为熟悉，他亲自向黄华说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
小平同志也有指出黄华问题的时候。有一次，黄华穿着中山装，但是因为他脖子粗，没能系好风纪扣，小平同志见了就说，黄华同志你的扣子没有扣好。
在黄华和小平同志交往的过程中，有些小事情体现了小平同志特有的外交风格和个人刚毅的作风。1980年10月，黄华陪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圆满结束在北京的正式访问日程后到西藏访问。回到北京后，黄华去向小平同志汇报情况。小平同志听说黄华去了西藏后，十分羡慕地说：“我真想去西藏啊!哪怕仅仅到拉萨机场用脚踏一下西藏的土地即返航也好哇。但是医生们和中央坚决不让我去，说对我是很危险的，我只好认命。”小平同志还说：“我还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我个人生活中就这么两个愿望。”黄华说：“第二个愿望总没有问题吧。”他说：“谁晓得。”小平同志当年7月份曾到峨眉山参观考察。一次，黄华到小平同志家里汇报工作。小平同志撩开裤管对黄华说：“你看，我的腿肿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完全消退，我坚持自己走上峨眉山，爬到山顶。他们要我坐滑竿，我坚决不干，下山也是自己走的。”在很多外交场合，黄华都见识到了小平同志的这种刚毅精神。如1978年11月黄华陪同小平同志访问泰国期间，小平同志被邀请观看泰国武装部队的军事表演。表演时，枪声密集，炮声轰鸣。主人为客人准备了耳塞，其他人都戴上了，只有小平同志不戴，说：我不怕，淮海战役时几百门大炮同时发射，我们都没有戴什么耳塞。
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是黄华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黄华的感受最深，感悟也最多。因此，在回忆录中，黄华就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专门作了论述。他认为，小平同志身上兼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主要优点，既是战略家，善于抓大事，深刻而扼要地认识和阐明问题的本质，果断明快地作出判断和决策，又善于在策略上细致地指导具体工作的实施。
(责任编辑 汪文庆 文世芳)
最佩服毛主席的外交战略思想
黄华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党员，很早就对毛主席十分敬慕。1936年7月，黄华和斯诺相约去陕北后，途经西安逛书店时买了本刚出版的进步杂志，里面有鲁迅先生1936年6月9日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赞扬毛主席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7月中下旬，黄华到达陕甘宁苏区的前沿白家坪，见到周总理后，请他将刊有鲁迅文章的杂志转交给毛主席。不久，黄华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说，收到了转给他的那本杂志，很高兴鲁迅先生如此高度评价红军的斗争。毛主席又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详情。北平的年轻人干得好哇。毛主席当即指示黄华：陪同斯诺到前线采访的同时，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地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这就是黄华第一次和毛主席的见面。之后，黄华留在红军和八路军，同毛主席见面和聆听教益的机会就更多了。
1961年8月14日至19日，黄华作为中国驻加纳大使，陪同加纳恩克鲁玛总统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8月17日，他陪同恩克鲁玛飞抵杭州，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黄华得知毛主席有空闲时常常写作诗词，并刚创作了一首《登庐山》。他便在陪同恩克鲁玛结束杭州之行专门向毛主席告辞时提出，希望毛主席能够给他写几个字学习，毛主席欣然同意。回到北京后不久的一天，黄华在外交部见到黄镇副部长。黄镇脸带笑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走过来对他说，这封信你要不要，若要就要请吃饭。黄华说让我看看是什么信吧。黄华接过一看，大喜过望，是毛主席用苍劲挺秀的笔锋为他书写的《登庐山》一诗。他便马上对黄镇说，好!我一定请客。更让黄华感慨不已的是，毛主席在诗后以他的原名王汝梅相称，这个名字还是他1936年夏刚到陕北见到毛主席时用的，在经历一、二、四方面军长征会师后就一直改用黄华了。想不到，毛主席的记忆力如此好，而且这样念旧。毛主席还十分细心，在诗后特别写了对黄华和我的几句鼓励和祝愿的话：“右诗一首，为王汝梅、何理良二同志书，并祝你们两位身心健康，工作顺利。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这些话令黄华感到十分亲切和感动，他急忙将毛主席的墨宝和信封一起拿到北京琉璃厂荣宝斋，请老师傅用图案最好的绫子精心装裱，视为至宝。
1971年5月下旬，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总理、叶剑英元帅、黄华组成的中央外事小组。有一天晚上，周总理带着黄华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说到基辛格将在巴基斯坦山区“失踪”时，毛主席说：“黄华同志，你也‘失踪’嘛!”此前黄华已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北欧四国驻华大使都已经设宴为他饯行。从中央的决定和关于“失踪”的提醒，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黄华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的认可，也可见毛主席对基辛格访问的高度保密十分关注。
毛主席是党的最高领袖，是重大问题的最主要决策者。黄华在外事工作中，对毛主席在外交方面的大战略、大手笔、大气魄印象最深，特别佩服毛主席在处理与美国、日本等大国关系以及联合国问题上的果断、智慧和游刃有余。
两任朱总司令秘书
1936年10月9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黄华当晚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对此，黄华印象深刻：“被胜利会师的喜悦环绕的朱总司令，心情开朗舒畅，目光炯炯有神。看见我们，微笑着同我们握手，饶有兴趣地听我们俩简单介绍自己的经历和革命志愿。总司令说话和蔼，表示欢迎我们参加革命。张国焘也在屋子里坐着，似乎在看一份电报，对我们不大注意。”
1941年5月，朱总司令回到延安。不到两个月后，黄华被调到中央军委，任朱总司令的秘书，开始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朱总司令到延安后，看到许多机关学校物质生活困难，几乎断炊，即组织力量，发展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其中包括开垦南泥湾。不到两年，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经济情况大为好转。延安人吃饱穿暖，劲头也更足了。这一点使黄华记忆尤深。
朱总司令不仅在各方面帮助黄华提高，而且在政治风浪中保护黄华。1943年，在康生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和大搞逼供信后，延安刮起了一股极左的黑风，搞得人心惶惶。这股黑风差点就刮到黄华身上。一天，朱总司令对黄华说，有人揭发他擅自用朱总司令的印章办事。黄华立刻说，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总司令的印章也从来不放在他那里。随后，黄华写了一封信给军委领导，请求组织上停止他的工作，对他进行审查。朱总司令见到信后，对黄华说，他不相信那个揭发，没有必要停止工作，让黄华继续在他那里好好工作。
朱总司令在生活上也十分照顾黄华。比如，我和黄华就是通过朱总司令和康大姐介绍，并由他们夫妇主持结婚的。此前，康大姐找我谈话，说找对象就得找黄华这样的，是知识分子，有才华，待人又诚恳，其实就是在给我们牵线搭桥。听说当时有些干部向朱总司令建议，帮我介绍对象，朱总司令说你们不要管她了。很明显，他希望撮合我和黄华，多次向我介绍黄华是个老实可靠的人。1944年我和黄华决定结婚时，朱总司令和康大姐特别高兴，亲自为我们主婚，衷心祝福我们。他们还请了我的父母以及叶剑英参谋长等军委的几位同事和俄文学校的代表何方同志参加那仅有一桌的晚餐。
1947年4月中旬，黄华接到命令，再次担任朱总司令秘书，随中央工作委员会从晋西北的兴县转赴晋察冀军区阜平城南庄。黄华这次担任朱总司令秘书的时间不长，陪同朱总司令到达晋察冀。那时国共的军事较量激烈。朱总司令特别关注冀中的攻城战略战术问题。在他的指导下，我晋察冀军民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攻下了石家庄等一些城市。
黄华对朱总司令感情很深，常说：朱总司令“对下属和士兵非常和蔼，像慈祥的父亲。在他身边工作，我受到丰富的教益和温暖的关怀，他在我心中烙下的印象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因为朱总司令从来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有些红军战士甚至说总司令是他们的妈妈。大家都习惯叫他朱老总。但是，有一次，当我用了朱老总一词 时，小平同志纠正我说，你应说朱总司令，以示对这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领导人的崇敬。黄华也经常纠正一些同志不分场合地称朱总司令为朱老总。黄华一直十分感激老首长的照顾、教育和帮助，与朱总司令、康大姐感情一直很深。
毛主席评价朱总司令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黄华在朱总司令身边的那些日子，深切领会到什么是度量如海、长者风范。
外交风格受周总理影响最大
黄华对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印象很深，70年后回忆起1936年7月的事情还是那么清楚：我见到早就心怀崇敬的周恩来同志，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和苏区人民都称呼他周副主席。他蓄着黑里透亮的浓密的络腮胡子，穿着灰布衣，笑着迎向我们。
在外交工作中，黄华往往都是由周总理亲自点兵参加。解放前，黄华担任了三次半官方外交的工作。第一次是延安时期，黄华作为军委外事组成员，参加了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第二次是参与美国“斡旋”国共军事冲突的军事调处的执行工作，任执行总部中共方面的新闻处处长。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叶剑英带着黄华等人回到延安，没多久胡宗南准备攻打延安。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在王家坪召集从南京、重庆、北平撤回来的外事干部开会，安排撤退事宜，决定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带领外事人员40多人，东渡黄河到晋绥军区。1949年1月中旬，黄华奉中央命令离开西柏坡，在天津市解放后两天进入该市，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的第三次半官方外交是奉中央命令到南京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1949年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任弼时同志要黄华到团中央工作，调他到北平参加成立大会。在会上，周总理见到了黄华，说：“这几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许多国家的使节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处工作吧。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你还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这样黄华在南京解放后两天就进入该市。在同司徒雷登的接触中，黄华了解到，美国政府看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会战后，国民党已无力组织战略性攻势，再用多少美元和军援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故采取脱身政策。司徒雷登告诉黄华，解放军打到青岛、上海之前几个小时，美军即会撤走。这一战略性情报使我中央了解到，美国不会对我进行像十月革命后十四国对苏俄的军事干涉。
解放后，黄华于1954年春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日内瓦高层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任代表团新闻宣传组组长，随同周总理参加了这次会议。1955年2月，中央决定派周总理率团参加万隆会议，黄华是代表团的顾问，又任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原本要同新闻界的同志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去印尼，在临上飞机前接到周总理的通知，和全体代表一道乘“空中霸王号”，途经缅甸去雅加达。不幸，他的许多战友，如沈建图、李肇基等在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中牺牲了。黄华时常痛心地追念他们。
“文化大革命”期间，黄华多次受到周总理保护。“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黄华正担任中国驻埃及大使。由于黄华在外交业务工作、批判陈毅等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遭到造反派忌恨。1967年6月间，已回到北京的驻埃及大使馆战斗队要求把黄华揪回国内。他们的要求被周总理拒绝了。周总理表示，我们至少要留一个大使在外面嘛，否则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动都没有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这样行吗?外交是讲究身份的嘛!直到1969年7月，黄华才被调回国，免受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巨大冲击。回国后，黄华首先被安排参加“文革学习班”。不久，黄华的自我批评获得通过，终于得到“解放”。外交部军代表认为大使养尊处优，应该进行劳动改造。于是，黄华被下放到湖北钟祥的干校劳动锻炼。1970年6月，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斯诺夫妇访华，周总理借机调黄华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黄华成为第一个从湖北干校调回北京的外交部干部。
作为周总理的老部下，黄华在外交工作上受周总理影响是全方位的、十分深刻的，他的整套政策思想乃至个人作风都是周总理一步一步教出来的：一是风格上的不卑不亢，时刻铭记国家的利益、自己的立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的指针，广交朋友，争取支持。二是随时准备请示汇报，外交工作无小事，做过的事要如实汇报，主动请领导给予指示。三是作风上要特别严谨，细节应该特别注意。有一次，周总理因为着装批评了黄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时候，黄华的中山装有点不太好了，而且他觉得穿中山装进入有些场合显得过于庄重，正好有两件料子，就做了很讲究的西装。他曾穿这件西装。结果，黄华受到周总理的批评，说必须穿中山装，这是代表中国。当然，后来无所谓了，大家也可以穿西装，但是黄华出席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等正式场合的时候都穿中山装。
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打开外交新局面
黄华认识小平同志也是很早的。1936年10月，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肃将台堡会师期间，黄华就见到了小平同志。1974年，小平同志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当时，黄华是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小平同志朝夕相处。为了工作上方便，小平同志住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楼内。有一次大家围着圆桌吃饭，黄华问小平同志打算怎样花公家发给每位临时出国同志的30元人民币(折合20美元)零用费。小平同志说，他也不知这些钱能买什么。这时，黄华说，您不是认为牛角油酥面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吗?20美元可以买许多个，回国可以送送人。小平同志说，好啊。黄华立即电告驻法国大使曾涛代买100个油酥面包，回程经过巴黎时交小平同志带回去，既新鲜，又易带。听说小平同志到了北京，周总理到机场迎接，小平同志说，总理，我给你带来牛角面包了。周总理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谢。之后，许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和留学德国的同志，如朱总司令、聂荣臻、李富春、蔡畅，都吃到了可口的牛角油酥面包。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逮捕，消息一公布，举国欢庆。12月1日，黄华接到中央的调令，要他在10天内完成辞行拜会并回国，但未说明回去干什么。回国后才知道，中央决定让他担任外交部部长。此后，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我国领导人的外交活动十分频繁，外交部工作千头万绪。这段时间，黄华作为外交部部长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完成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开创但未及完全实现的对日对美关系正常化和深化的任务。黄华也深得小平同志的信任和重用，无论是访问日本还是访问美国，小平同志都请他随行。黄华1980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体现了小平同志对黄华外交工作的认可和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几个重要事情上，小平同志都替黄华说话，不仅表明他对下属的 关心爱护，更体现出他在长期工作接触中形成的对黄华的深切信任。
1982年冬，有人写工作总结报告给中央，其中说，我国对美工作存在路线错误。黄华不同意这个观点，就给小平同志写信说明。小平同志不久就在他的信上批示，大意是：对美工作主要由我(即小平同志自己)主持，如果有问题，由我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黄华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黄华差点背上一个“黑锅”。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的问题。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让香港记者围住，脱口而出说“可以考虑不派军队进驻香港”。这是违背当时中央口径的。那天小平同志正在会见香港各界代表人士，有人向邓小平报告了这件事。小平同志一听就火了，把正在散去的香港人士和香港记者请回厅内，大声地说：某某说可以考虑不派驻军队，那是胡说八道!旁边主管香港事务的副总理插话说，还有黄华。邓小平说这都是胡说八道。香港记者在报纸、电视上大肆炒作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黄华上述情况。黄华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票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1982年9月24日，黄华陪同小平同志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见证了小平同志与撒切尔夫人寸步不让、针锋相对的谈话场面。对小平同志在香港问题上的坚决态度，黄华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怎么可能作出那样的表态呢?小平同志很快知道其中有不实之处。次日，小平同志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黄华甚为熟悉，他亲自向黄华说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
小平同志也有指出黄华问题的时候。有一次，黄华穿着中山装，但是因为他脖子粗，没能系好风纪扣，小平同志见了就说，黄华同志你的扣子没有扣好。
在黄华和小平同志交往的过程中，有些小事情体现了小平同志特有的外交风格和个人刚毅的作风。1980年10月，黄华陪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圆满结束在北京的正式访问日程后到西藏访问。回到北京后，黄华去向小平同志汇报情况。小平同志听说黄华去了西藏后，十分羡慕地说：“我真想去西藏啊!哪怕仅仅到拉萨机场用脚踏一下西藏的土地即返航也好哇。但是医生们和中央坚决不让我去，说对我是很危险的，我只好认命。”小平同志还说：“我还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我个人生活中就这么两个愿望。”黄华说：“第二个愿望总没有问题吧。”他说：“谁晓得。”小平同志当年7月份曾到峨眉山参观考察。一次，黄华到小平同志家里汇报工作。小平同志撩开裤管对黄华说：“你看，我的腿肿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完全消退，我坚持自己走上峨眉山，爬到山顶。他们要我坐滑竿，我坚决不干，下山也是自己走的。”在很多外交场合，黄华都见识到了小平同志的这种刚毅精神。如1978年11月黄华陪同小平同志访问泰国期间，小平同志被邀请观看泰国武装部队的军事表演。表演时，枪声密集，炮声轰鸣。主人为客人准备了耳塞，其他人都戴上了，只有小平同志不戴，说：我不怕，淮海战役时几百门大炮同时发射，我们都没有戴什么耳塞。
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是黄华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黄华的感受最深，感悟也最多。因此，在回忆录中，黄华就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专门作了论述。他认为，小平同志身上兼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主要优点，既是战略家，善于抓大事，深刻而扼要地认识和阐明问题的本质，果断明快地作出判断和决策，又善于在策略上细致地指导具体工作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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