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金森综合征

　　我的朋友Y，刚过四十，家族遗传的帕金森综合征就在他的体内抬头，并露出狰狞的面目。开始时，他的右手发抖。当右手抖得像发动机上运转的皮带时，就带动了整个右边身躯，给行走带来极大的不便。他只好终日杜门不出，羞于见人。
　　前阵子，Y赴首都某医院，在头上安装了一种特制的芯片，再辅之以西药。这次见到他，手脚不抖，身体基本能保持平衡，走路健步如飞。他一天要走6公里，以蓄积体能，对抗疾病。
　　Y的光头上因安置芯片，出现两处凸突，看上去很适合扮演牛魔王一类的角色。我祝贺他说，你又是一条好汉了。他平静地回答，好汉不是我，是那两块芯片，它暂时控制住了疾病，从此，我的身体就成了它们的战斗场所。我说，出现制衡总比一家独大要好。他说，疾病是我体内的暴君，芯片是外来的一种反抗它的武器。这种制衡只是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对我体内那个民不聊生的王国并没有实质性影响。我问，你能否将那块芯片的战斗力转化为自己的精神力量，或者，让你的精神和信念化作一块芯片，那胜算不是更大了吗？Y看着我，诚恳地说，我现在想的不是转化，转化近似于乌托邦。我致力的是清空，把体内和心里堆积的那些东西，比如焦虑、羞辱、渴望甚至包括各种病理知识，统统搬走抛弃，然后安安静静做一名旁观者，观看一场高科技与遗传病的大战。它们大战结束，我也可安然而卧了。我继续问道，要是那大战总不结束呢？他笑着说，如果它们没有新花样，而我又实在累了，那还管它干什么！
　　对于Y来说，疾病是天赐的，唯一回报是他比别人多了一份对这种疾病的感受——作为“他”的旁观者，我们无法替他去感受这种疾病。所以，他要成为“高科技与遗传病大战”的旁观者，其志可嘉也欤！当然，像我们这样看上去身体健康的旁观者并不轻松，我们也在感受上帝赐予我们的独一份的东西：厌倦、颓废、欲望、虚荣、暴戾……我们能置入什么样的芯片，来对抗这些潜隐于基因中的疾病？我们能做一个平静的旁观者吗？

灵魂的实体

　　半年没摸过球拍，恶补了一下午，球技仿佛出了一趟远差，一直在回来的路上。变形的姿势和动作里，有一种搅拌着游戏心理与竞技心态的“乡愁”。
　　打完球，那张球台也嵌进了我的肌肉，横亘于我的体内，走到哪，就把它带到哪。酸疼，像长在全身的植物，叶片修长而尖锐，枝桠繁茂，开着铜钱那般大小的白瓣黄蕊的花。那是一种庸常的，让人怠惰的美。
　　要多久，我的体内才能彻底消化那张球台？可以肯定的是，比恢复球技的时间要短得多，或许一天，或许两三天。狠狠地折磨一次身体，其实是在召唤远方的“我”——那个在球台边游刃有余、威风八面的“我”。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虽然只有一个肉身，却有无数个不同的“我”在路上。我们喜欢的、厌弃的、怀想的、不堪回首的、不得不依附的……我们会在某个时候与其中一个不期而遇，在另外的时候和另外一个撞个满怀；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和很多的“我”失之交臂。
　　而无论何时，只要我们能涌起一种感觉，哪怕是屈辱的、恐惧的、绝望的，当然也包括快乐的、轻松的、欣慰的……我们身边都会站着另一个“我”——它不是影子，不是意念，而是一个灵魂的实体。

落雨与下雪

　　早晨起来，外面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儿子站在窗前，兴奋地喊道：“下雪啦，下雪啦！”这可是五月天哩，雨再大，怎么会下起雪来？难道真有什么冤魂不成？
　　我跑到窗前一看，那不是雪，依然是雨——因为风太大，本来垂直落下的雨线被吹成了一面横披，但即使从33楼的窗台看过去，那也不像是下雪，更像是一片片青白色的碎绸布，或者是在水中疾驰的鲫鱼肚皮。
　　但年仅10岁的儿子，压根儿没有绸布的概念，在城里长大的他，也从没见过过江之鲫的场面。如此声势浩大的情景，唯一能勾起他想象的，就是冬天的漫天飛雪了。打雪仗，一直是他最为盼望的娱乐项目之一。
　　可见，比喻的精准，不在于形似，甚至也不在于神似，而在于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内心需要。意象，除了美感，还有它与生俱来的实用主义——没有这种实用主义，美感也就不存在了。
　　儿子高呼“下雪啦”的同时，脑海里一定也在模拟一场激烈的雪仗。这时，如果不明就里的大人咋呼一句：“这哪是下雪？明明是雨！”那场模拟的雪仗便会戛然而止，岂不是大煞风景！而我们，往往就是这样一群大煞风景的大人。

上帝的分寸

　　我的后脑轻轻触着了那根比人腰身还粗的石廊柱。
　　如果再重一点点，我的头上肯定会隆起一个包；如果再重一点，则无疑会流血，造成程度不一的脑震荡；如果再重多一点，则可能导致昏迷；如果再重多一点点……一连串不堪的设想，将以现实的形式，噩梦般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把它拦腰斩断。
　　石廊柱的位置是固定的，它的硬度是已知的。残疾之魔和死亡之神在不远处窥伺着，它们任何时候都是一对同谋。唯一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是我后脑碰撞上来的速度，并由此决定这一碰撞的全部后果——在无数选项中，择其一，不是幸运，就是不幸。
　　我们一家三口在小区前坪玩“斗牛”的游戏。我在儿子的进攻面前，半开玩笑地步步后退。突然，我的身体失去重心，像架失事飞机那样向后面跌落——后面就是那尊庞大而坚硬的石廊柱。
　　我跌落的地点与石廊柱之间的距离，身体跌落以及向后滑行的速度，身体与磁砖地面之间的摩擦力……各种因素组合在一起，有如一个复杂无比的方程式，通过电光石火却又是很多步的解答，最后得出唯一的答案：我的头轻触在廊柱上。
　　在家人和旁人的惊呼声中，我的脸上露出近乎甜美而羞涩的笑容。因为，我感知到了上帝的分寸。此刻，我眼前只有天使的面孔，耳里响起天使的歌声。

首发式

　　我主编的一本书印出来了，在一个颇为高档的宾馆举行首发式。
　　很多与会的朋友，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为能进入那本书感到高兴。奇怪的是，我手里拿着那本书，却感到异常陌生——我似乎和它毫无关系。 　　我握着入选作者们伸过来的手，像摸着一张渔网收拢来时从水里打捞上来的木棍，此前它长在哪棵树上我一概不知。那些表示感谢的话语都很诚恳，但它们有如过江之鲫地涌来，让我不停地触摸到一种肥美的滑腻。
　　眼前立马浮现被鱼刺卡住的往事。但我认为，由于所有剑一般的鱼刺，都拥有鱼身这样肥美的“鞘”，那人类吃鱼算不上一个多么荒谬的错误，被刺卡住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报应。当初，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刺赶进书里，让它们都还原成肥美之鱼，并尽量游荡在较为宽敞的水域。
　　然而，一本书毕竟不是大海，它再努力也仅仅是一口池塘。不能进入这口池塘的鱼，只能去寻找另外的水域；一旦找不到，它们就会烂掉自己的身子，露出一把峥嵘的刺来，即便不能伤人，也让人心疼。
　　我爱所有的鱼。但注定会为一部分付出，而为一部分所刺伤。
　　我之所以对手里的书异常陌生，是因为我企图撇清与它的社会关系——书成之日，即是编选者与入选者断绝关系之时。

在一个105岁的老人面前

　　一个105岁的老人去世了。这些天，对她的悼念、争议以及对她文章的评价，在微信上刷屏。
　　老人生前保持着宁静，没多少人去打扰她。不料，死后却惹来热闹，好在这热闹侵袭不到她。所有热闹都只属于这尘世，仅此而已。对于任何一名写作者而言，读者无疑只是人群中最小的部分，然后是知道她故事或新闻（包括去世的新闻）的人，然后是听说过她名字的人。当然，最大的部分永远是对她闻所未闻的那些人，哪怕你是响彻寰宇的大作家。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在这个功利当道的社會，一个老人为什么会拼命地让自己隐没，直至消失。她几乎就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最后一步她无法控制。她去世的消息甫一传出，人们便以深情的方式，将她无情地推出来“示众”。就像“文革”时，她被迫低头、弯腰，甚至下跪，在那个革命和批判的舞台上一样。
　　有人将她供之若神，说她结束了一个时代，恨不得跪在她面前，祈望她能睁开困倦的双眼，抬起苍白无力的手，从而让他们获得梦寐以求的签名。有的人则翻出不知从哪个角落搬出来的腌菜坛子，说她也没什么了不起，还生性刻薄，骨子里记人家的仇，干过写信告密之类的小人勾当……
　　其实，在一个105岁的老人面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一个105岁老人的遗体面前，这些崇拜和鄙视皆如云烟，不能增损其一毫。她不可能终结一个时代。她的去世，只是一个期颐老人的寿终正寝，与不管不顾的时代毫无关系。她才貌俱佳，嫁得不错，一生多难也多福，但她无法因此而免除一个女性的妒嫉、任性与脆弱，她不可能是一个一辈子不发脾气、不犯错误、不得罪人的雕塑女神。
　　她用超过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证明了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中，人性那恒久不变的尊容。所有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都从这“不变”的源头涌出——这就是她，也将会成为我们，热爱这个人世，并最终将它遗弃的原因。

城管与妇人

　　那妇人紧紧攥住车门，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五六个身穿制服的城管队员围着她，有的拽着她的胳膊，有的在一旁给她讲道理，有的面露愠色，恨不得把她掀进车里去……
　　十分钟前，我和夫人才在她的流动三轮车上买了桃子。我们下班回来，看见她的三轮车停在路边的樟树下，车斗里摊放着数十个乡下桃树上结的土桃子。那些桃子看上去完全熟了，有几个微微绽裂，毛茸茸的、粗糙的皮下露出深红色的诱人果肉。行人不多，妇人冲我们喊道：“10元4斤！”我们停下脚步，认真选的时候才发现，那些桃子要不长得丑，要不已开始腐烂，可供选择的并不多。我们逐一视察，最后买了6块钱的。
　　刚走进小区，还没到家，我折回去拿撂在车上的手机，就看到了妇人与城管僵持的一幕。她的三轮车呆呆地站在执法车的拖厢里，像一个在送进监狱之前游行示众的犯人。妇人哭叫着：“放我这一回吧，我保证再也不卖了！”但没有谁同意她。周边聚拢了越来越多的观众，他们像电视新闻一样，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我从车上拿了手机再过来，妇人和她的三轮车不见了，城管和他们的执法车也不见了，连观众们都散了。那棵樟树下空荡荡的，凝聚着大块阴影，宁静而清凉，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即使发生了，也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情。
　　我脑海里突然清晰地呈现出，妇人的流动三轮车上，我们挑选过的每一个桃子。它们无不像恐惧的小兽，跳进我们的手心，绝大部分却被我们不假思索地抛弃。原来，它们早已预知到了即将来临的灾难，“我们”是它们唯一的获救机会，而我们浑然不知。

徒劳有益

　　似乎一切都是徒劳的。在生活中，我们不知要做多少徒劳无益的事情。这或许是时间交给我们的任务，以此成就我们的人生之树——在这株有可能枝叶繁茂、遮天蔽日的树上，密密麻麻结着的，却是苦闷的果子。
　　这种果子有味，却无形。它有如一抹轻尘，消解掉任何意义；又有如一捧空气，具有自己微妙的重量。
　　一只蚂蚁爬到树上去有什么意义呢？它徒然消耗了时间，但有哪一种时间的消耗不是徒然的呢？“爬”本身或许就是不可取代的意义，因为它承载着时间的重量。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其无限，意义变得无足轻重了。
　　所谓价值高下，都是从人的功利视角而言。在广袤的生命世界中，在万能的造物主眼里，帝王的威仪、富豪的奢靡，和一只蚂蚁爬到树上，完全没有两样——它们都是徒劳的。
　　而徒劳，让万物成为轻尘，成为空气，也让万物在苦闷中生机勃发。这就是徒劳的益处。仅此一端，功莫大焉。说白了，造物主的一切劳作，同样是徒劳而又有益的。不然，蚂蚁怎么会爬树，我们怎么可以在这里自说自话？

一个人的理发师

　　我一贯不喜欢去美发店理发，因为那些理发师的样子我都不喜欢。他们把自己的头发折腾成那样，我就不相信还能在我头上展示什么“绝顶”功夫。我的判断不是没有来由的。我发现，绝大多数理发师细心、热情，虽然我不认同他们的时尚，不认可他们的技艺，但他们的服务态度都没得说。只不过，我几乎从没碰到过在理发上有心得的理发师。 　　每当我被迫坐在那面镜子前，理发师都会为我造出一个发型，然后得意地用推、剪、刀等工具对它进行打磨，他们一丝不苟，不会放过任何一根稍长或稍乱的头发。他们像解数学方程式那样，每一步都不允许自己出错，也基本上不会出错——然而，理发并不是解方程，每一步都不出错能得到标准答案，却不意味着能在头上取得良好的效果。
　　不，短暂的良好效果还是有的！那些聪明的理发师会利用水、摩丝和吹风机，制作出一个头发的工艺品来。你坐在那里，看着镜中焕然一新的自己，露出满意的微笑，然后付钱走人。不久你就会知道，那个“工艺品”极为脆弱，甚至经不起外面大风一吹；硬挺一点的，也受不了回家一洗、一睡，立马散架报废。而且最让人窝心的是，你明明告诉他要剪短，他偏留长；你说不想要刘海，那讨厌的刘海偏偏耷拉下来。
　　后来，我就力劝我夫人帮我理发。夫人虽然心灵手巧，但对理發这样专业性很强的项目，她还是心存敬畏，不敢造次。我对她有信心，执意要她理。她只好从网上购得各式工具，拍拍我的头，开剪了。
　　除了第一次，她因为手上生分出错，不得不将我剃成一个光头。我就顶着那个光头去深圳出了三天差，我觉得也比头上罩着个经不起洗、睡的拙劣工艺品要好。从第二次起，夫人就剪得像模像样了。尽管她自己总是不满意，由于缺乏专业训练以及工具不足，她无法将头理得那般精细、妥帖，时常出现长短不齐或剪过了的状况。
　　比较刚理过之后的效果，毫无疑问，专业理发师做出来的更具观赏性。但让我们没有料到的是，我夫人剪出来的头经得洗，经得睡，而且让头发自然生长几天后，整个发型显然比专业理发师的“工艺品”更适合我的头形，更适合我的身体和我内心的需要。很多朋友都不相信，它是出自一个从没学过理发的“理发师”之手。
　　这不是说，我夫人的水平就能抢掉那些专业理发师的饭碗。因为，她只是我一个人的理发师——基于我们内心的契合，和远远胜过主客关系的认同。

茶室消遣

　　赴某县城出差，朋友带我去一茶室消遣。茶室面积很大，有一家饭店的规模。室内亭台点缀，楼阁回环，墙上挂着名人字画，门、窗、栏杆均古色古香。朋友介绍，老板姓易，曾做过煤矿私营业主，去年开始投资这间茶室。接着，一白面书生与我握手，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身上衬衣洁净，出口斯文，讲起茶艺来头头是道，却又不显得卖弄，完全不像搞过煤矿的人。
　　我问他，做了多少年煤矿？他笑着说，20年。我又问，为什么想着要开一个茶室呢？他兴致盎然地说：“我以前的矿区旁边，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一片茶山，我经常去那里散步。因为开矿，茶山污染严重，长得也不好，荒废多年。后来，政府下令停办矿区，我就承包了那片茶山，重新让那里变得山清水秀。我的矿工们也大多转型，变成了茶农。你刚才喝的黑茶，就是我们自己制的，味道何如？”我端起小小的、薄薄的瓷质茶杯，抿一口，感觉不出那是茶味还是煤味。强迫自己喝下去，肚腹里即刻轰轰然，涌动着类似亿万年前地质变化般的反应。
　　参观那座宏大而曲折的茶室，我忽然觉得从那幽静之中，渗透出一股濒临死亡的恐怖，仿佛一座即将坍塌的煤窑……黑暗瞬间将我笼罩！
　　我赶紧拉着朋友的手告辞出来。走到外面，万家灯火，车水马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吐出来。回头看茶室的门楣上，写着四个字：天地人和。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