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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津参战，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广泛关注，事实上在日本起到了非常不好的负面示范作用：小津是红人啊，他都参军，而且直接去前线拼命，你们有什么理由不参军？田中真澄在《小津安二郎的周游》中写，小津宣布参军后，东京举办了盛大的告别宴会，各路明星都被动员起来，稻垣浩（《宫本武藏》和《无法松的一生》的导演）专程从京都赶来，为他们送行。
冷血的二战日本军人
在战争中，很多日本名人主动参军报效国家，像菊池宽、林芙美子（成濑巳喜男《浮云》的原作者）、梅原龙太郎等等，都受到天皇恩典，知道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之辈，所以在战场上晃一圈，回去写两篇文章交差就好。小津不一样，作为基层士兵，小津直接参与了与中国军民面对面的厮杀。在战前，小津在日本已经颇有名气，昭和五年（1930年12月），27岁的小津拍摄了《大小姐》，被选为《电影旬报》十大佳片第三名，翌年8月，他的《东京合唱》继续这样的成绩，1932年他的《我出生了，但……》、1933年《心血来潮》和《浮草物语》都被选为《电影旬报》十大佳片第一名，连续三年蝉联冠军，小津的声望达到顶峰，被认为是日本影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完全可以走走过场就是了，或者像林芙美子一样，认同日本侵略就鼓吹一下，但是不，因为是在瓦斯毒气部队，他不可能没有放过毒气，不可能没有杀过中国人。
“第一次体验敌人的子弹是在滁县，无情地愕然射来，但渐渐习惯了。刚开始不自觉地拼命喝酒，借几分酒意行事。到最后就不在乎了。砍人时也像古装片一样。抡刀砍下时，会暂时一动不动。呀！倒下了。戏剧果然很写实。我居然还有心情注意这种事情。”——《小津安二郎全发言》
废话，当然写实了，你在亲手杀中国人啊！“抡刀砍下时，会暂时一动不动。”怎么会“一动不动”？因为日本刀砍在中国人的身体里啊。你看他有多冷血！
1937年9月22日的日记中，他还写到毒气：“是‘伊佩里特’吗？就是撒粉呀，就请这样放心地说”。同年9月27日的日记中，小津又说：“今天检阅了这个集合，我穿着橡胶的防毒衣担任撒毒气的班长任务”。“伊佩里特”，也就是芥子气，因为气味像芥子油，故称，为糜烂性毒气之一。熟悉一战的人应该不会陌生，当时德国陆军首次在比利时的伊普雷斯（Ypres）地区撒布，据地名也被命名为“伊佩里特”（Ypèrite）。日本陆军从1927年开始就能大量生产这种毒气。
我们注意到，小津参加侵华日军并不是他第一次入伍，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小津就曾经多次入伍。大正十三年（1924年12月），21岁的小津作为现役志愿兵，入近卫步兵第四联队，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装病，并于第二年11月以少士军衔退役。
第二次入伍是在1927年9月15日，此时小津已经拍电影，他居然放下了即将完成的《忏悔之刃》应招入伍，入伊势久居步兵33联队第七中队。未完的摄制工作，由斋藤寅次郎继续完成。
第三次就是1937年他参加侵华战争。但1939年7月16日，他就从中国返回日本，退役了。可是1943年6月，小津以陆军报导部电影班成员的身份第四次参加，开往南方战线，同去的还有同为电影同行的山本浩三等人。参军的目的，居然是拍摄一部电影，叫《遥远的父母之邦》，但实际上，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根本无法拍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逗留在新加坡。就是在新加坡，小津观看了当地没收的大量美国电影，包括弗莱明的《乱世佳人》和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此时，他还构思“印度独立运动”的纪录片，这个所谓的日本独立运动，其实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權，他还专门去印度会见了印度傀儡政权的领袖钱德拉·鲍斯。日本战败后，小津烧毁了此前拍好的不少胶片，被关入英军的日本战俘营。12月，小津作为一批战俘被遣返，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
菊与刀的两面
热衷于军队的小津和电影中那个平淡空无的小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觉得没有必要为这一时期的小津辩护，当时他和林芙美子一样认同于日本侵华，是毫无疑义的。这是不是小津的叛逆期在作怪？因为我们知道，青春期时的小津根本不是一个乖孩子，他在三重县第四中学读书时，是个“问题学生”，不守纪律，还染上了酒瘾。17岁时，由于“操行不良”，小津受到停学处分，并被校方赶出宿舍，从此开始走读。因为部分教师对待“不良少年”的态度小津，遭到他的坚决反抗。18岁他中学毕业后报考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未被录取，在山区名宫一个小乡镇当了一名小学代课教师。
这样的人居然能够进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在现在看来真是有点匪夷所思，就跟我们中国退役后优先安排工作差不多，小津在退役后能够从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助理一跃升为可以独立拍片的导演，可能有这方面的优待。这是不是他热衷于参军的又一个因素？
打了那么多仗，小津也不是没想过要拍战争片。他说：“体验战争以后，才有制作真正的战争片的自信。从现实的战争来看，过去那段通过导演的扩音器描绘未知世界的经历，有种不值一提、不痛不痒的感觉。实际参加战争，得到了珍贵的体验。如有生还之时，我想以这体验为基础，制作写实的电影。”
可是他拍了吗？一部也没有。1948年他被遣返后拍的第二部电影《风中的母鸡》能算吗？它讲的是什么？一直等待着参战丈夫归来的妻子独力支撑生计，生活困苦。为了支付儿子的医药费，妻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干了一次卖淫的勾当。丈夫归来之后，妻子坦然地如实相告，却令丈夫非常生气，大感羞辱气愤之余，更大打出手，将妻子强暴了。主演是小津的爱将笠智众和田中娟代（《望乡》里的阿崎婆，日本最伟大的女演员，11月28日是她的诞辰日）。 有那么点意思，但这不能说就是战争片吧？说他认真反思战争也很牵强。
除此之外，那就是在《秋刀鱼之味》里，非常短的一段，笠智众（饰演的角色以前在军队里是舰长）在小酒馆里关于战争的对话。
胖子问：“可是舰长，如果日本战胜了又如何？”
笠智众：“嗯，很难说……”
胖子说：“战胜的话，舰长，我和你现在就在纽约耶，纽约。就因为战败，现在的年轻人都崇洋。听着唱片，摇着屁股。想想战胜的话，那些蓝眼珠子的家伙们，变成武士头，边嚼口香糖，边弹三味线，那副狼狈相。”
虽然笠智众也说不同意胖子的话，但非常空洞，轻描淡写，自始至终，笠智众的脸上都挂着笑容，胖子在谈到“战胜在纽约”时，露出得意的神色，好像这不是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大悲剧，而是他们的光荣一样。最后说到兴高采烈处，胖子起身致军礼，音乐响起，就是我们在姜文的《鬼子来了》中熟悉的鬼子军乐。
在《酒与战败》中，小津写：“那些叫嚣要切腹的军人认输姿态实在太鲜明，那么干脆地轻易认输。看到这个，我心想日本人一定有战败的传统。虽说日本历史上不曾输过，但是我们的血液中一定流传着战败的经验。”
还有吗？他有拍过冈本喜八的《肉弹》、今村昌平的《黑雨》、黑泽明的《我的青春无悔》这样旗帜鲜明的反战电影？一部都没有。
有的是什么？是怀念。1941年，他写了篇文章，叫《怀念跳蚤》，那时，他已经从中国退役两年，半夜被跳蚤咬醒，他居然说：“无端怀念起当时的美丽风景和感到爱恋的跳蚤。”说他在战时，在一大片油菜花田里，“澄蓝的天空、蜿蜒前进的部队。这是一幅美丽的风景”，“在美丽的人流中，也有我一个。”这时，他被一只跳蚤咬了，他的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爱恋，他想，这只跳蚤一定是在某处目睹了他的战友的阵亡而来，所以他一定要竭尽全力，用尽耐性，努力把这只跳蚤从油菜花田里带到南昌，而不是拍死它。
是不是有点变态？跟我们在阿汤哥《生逢七月四日》里看到的，想起越战就做恶梦完全不同，战争对于小津来说居然是美好的回忆！
在他的日记中，关于战争的部分，他曾经写上“禁公开”字样，显然，他清楚知道自己政治不正确。不过这些日记后来还是以“全日记·小津安二郎”的标题出版了，田中真澄1993年编辑，收录了小津保留的自1933年至1963年小津去世前四个月三十二册日记本中的内容。
比如，顾铮在《侵华战争中的军曹小津安二郎》中引用过他日记中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中国老太来到部队长面前，说‘我女儿被你的部下强奸了’。部队长：‘拿证据来’，老太拿出一块布来。（全体集合）部队长把全体集合起来，拿出这块布来，说：‘有谁记得这块布吗？’‘没有’，下一个，‘没有’，他一个一个问下去。问完最后一个后，静静地走向老太，说‘你已经看到，这个部队里没有’，老太点头。突然，（部队长）拔刀砍死了老太。平静地擦刀后把刀收入刀鞘。全体解散。”
在收录小津部分战时日记的《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中，我没有看到这一段，取而代之的是“仁慈”：“在追击破坏桥梁的中国军队时，一名中国老兵逃逸不及，干脆坐在地上低头认命。队长虽然拿手枪指着他，但没开枪，只是叫他快走快走，让我看到他仁慈的另一面。”
在电影中，小津刻意回避战争，光看他的电影，给人一种印象，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参与到战争之中似的。战争被小津从记忆中抹去了。而事实上，他随部队一直转战中国的华中各地（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参加过包括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在内的各种战斗。他在长江撒过毒气，1939年3月，日军以迫击炮的方式集中发射化学兵器，炮弹里填的是二苯氰胂，向着修水河南岸的二公里處的陈庄、王谷岭、刘庄、高岭山等重要场所发射了三千多发毒气弹，造成中国军队大量伤亡，阵地失守。
顾铮都写到了，对于战争，他没有反省。回国后，他接受媒体采访，他用《秋刀鱼之味》中那位胖子那样兴奋的语调讲述自己的战争体验。
最不能接受的是小津说出这样的话：“看到这种中国兵，一点不会想到那是人。就像什么地方都能看到的虫子。从他们身上无法承认人的价值，只不过是狂妄地反抗的敌人，不，看上去就像是个什么东西，再怎么扫射，也心平气和。”（《小津安二郎战场谈》，《大陆》杂志1939年9月号）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小津吗？怎么完全变了一个人？你能用汉娜·阿伦特“恶之平庸”的理论解释他吗？他是被洗脑，是这个军国主义战车上的一颗螺丝钉？他为什么那么麻木？1938年，他的好友、电影导演山中贞雄在战斗中病死，他没有震惊；1939年，他回到日本，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居然是《茶泡饭之味》，最最恬淡，最能代表小津和日本精神的电影。
真是，菊与刀的两面，在小津身上体现得最为分明。
冷血的二战日本军人
在战争中，很多日本名人主动参军报效国家，像菊池宽、林芙美子（成濑巳喜男《浮云》的原作者）、梅原龙太郎等等，都受到天皇恩典，知道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之辈，所以在战场上晃一圈，回去写两篇文章交差就好。小津不一样，作为基层士兵，小津直接参与了与中国军民面对面的厮杀。在战前，小津在日本已经颇有名气，昭和五年（1930年12月），27岁的小津拍摄了《大小姐》，被选为《电影旬报》十大佳片第三名，翌年8月，他的《东京合唱》继续这样的成绩，1932年他的《我出生了，但……》、1933年《心血来潮》和《浮草物语》都被选为《电影旬报》十大佳片第一名，连续三年蝉联冠军，小津的声望达到顶峰，被认为是日本影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完全可以走走过场就是了，或者像林芙美子一样，认同日本侵略就鼓吹一下，但是不，因为是在瓦斯毒气部队，他不可能没有放过毒气，不可能没有杀过中国人。
“第一次体验敌人的子弹是在滁县，无情地愕然射来，但渐渐习惯了。刚开始不自觉地拼命喝酒，借几分酒意行事。到最后就不在乎了。砍人时也像古装片一样。抡刀砍下时，会暂时一动不动。呀！倒下了。戏剧果然很写实。我居然还有心情注意这种事情。”——《小津安二郎全发言》
废话，当然写实了，你在亲手杀中国人啊！“抡刀砍下时，会暂时一动不动。”怎么会“一动不动”？因为日本刀砍在中国人的身体里啊。你看他有多冷血！
1937年9月22日的日记中，他还写到毒气：“是‘伊佩里特’吗？就是撒粉呀，就请这样放心地说”。同年9月27日的日记中，小津又说：“今天检阅了这个集合，我穿着橡胶的防毒衣担任撒毒气的班长任务”。“伊佩里特”，也就是芥子气，因为气味像芥子油，故称，为糜烂性毒气之一。熟悉一战的人应该不会陌生，当时德国陆军首次在比利时的伊普雷斯（Ypres）地区撒布，据地名也被命名为“伊佩里特”（Ypèrite）。日本陆军从1927年开始就能大量生产这种毒气。
我们注意到，小津参加侵华日军并不是他第一次入伍，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小津就曾经多次入伍。大正十三年（1924年12月），21岁的小津作为现役志愿兵，入近卫步兵第四联队，但是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装病，并于第二年11月以少士军衔退役。
第二次入伍是在1927年9月15日，此时小津已经拍电影，他居然放下了即将完成的《忏悔之刃》应招入伍，入伊势久居步兵33联队第七中队。未完的摄制工作，由斋藤寅次郎继续完成。
第三次就是1937年他参加侵华战争。但1939年7月16日，他就从中国返回日本，退役了。可是1943年6月，小津以陆军报导部电影班成员的身份第四次参加，开往南方战线，同去的还有同为电影同行的山本浩三等人。参军的目的，居然是拍摄一部电影，叫《遥远的父母之邦》，但实际上，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根本无法拍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逗留在新加坡。就是在新加坡，小津观看了当地没收的大量美国电影，包括弗莱明的《乱世佳人》和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此时，他还构思“印度独立运动”的纪录片，这个所谓的日本独立运动，其实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權，他还专门去印度会见了印度傀儡政权的领袖钱德拉·鲍斯。日本战败后，小津烧毁了此前拍好的不少胶片，被关入英军的日本战俘营。12月，小津作为一批战俘被遣返，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
菊与刀的两面
热衷于军队的小津和电影中那个平淡空无的小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觉得没有必要为这一时期的小津辩护，当时他和林芙美子一样认同于日本侵华，是毫无疑义的。这是不是小津的叛逆期在作怪？因为我们知道，青春期时的小津根本不是一个乖孩子，他在三重县第四中学读书时，是个“问题学生”，不守纪律，还染上了酒瘾。17岁时，由于“操行不良”，小津受到停学处分，并被校方赶出宿舍，从此开始走读。因为部分教师对待“不良少年”的态度小津，遭到他的坚决反抗。18岁他中学毕业后报考神户高等商业学校，未被录取，在山区名宫一个小乡镇当了一名小学代课教师。
这样的人居然能够进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在现在看来真是有点匪夷所思，就跟我们中国退役后优先安排工作差不多，小津在退役后能够从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助理一跃升为可以独立拍片的导演，可能有这方面的优待。这是不是他热衷于参军的又一个因素？
打了那么多仗，小津也不是没想过要拍战争片。他说：“体验战争以后，才有制作真正的战争片的自信。从现实的战争来看，过去那段通过导演的扩音器描绘未知世界的经历，有种不值一提、不痛不痒的感觉。实际参加战争，得到了珍贵的体验。如有生还之时，我想以这体验为基础，制作写实的电影。”
可是他拍了吗？一部也没有。1948年他被遣返后拍的第二部电影《风中的母鸡》能算吗？它讲的是什么？一直等待着参战丈夫归来的妻子独力支撑生计，生活困苦。为了支付儿子的医药费，妻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干了一次卖淫的勾当。丈夫归来之后，妻子坦然地如实相告，却令丈夫非常生气，大感羞辱气愤之余，更大打出手，将妻子强暴了。主演是小津的爱将笠智众和田中娟代（《望乡》里的阿崎婆，日本最伟大的女演员，11月28日是她的诞辰日）。 有那么点意思，但这不能说就是战争片吧？说他认真反思战争也很牵强。
除此之外，那就是在《秋刀鱼之味》里，非常短的一段，笠智众（饰演的角色以前在军队里是舰长）在小酒馆里关于战争的对话。
胖子问：“可是舰长，如果日本战胜了又如何？”
笠智众：“嗯，很难说……”
胖子说：“战胜的话，舰长，我和你现在就在纽约耶，纽约。就因为战败，现在的年轻人都崇洋。听着唱片，摇着屁股。想想战胜的话，那些蓝眼珠子的家伙们，变成武士头，边嚼口香糖，边弹三味线，那副狼狈相。”
虽然笠智众也说不同意胖子的话，但非常空洞，轻描淡写，自始至终，笠智众的脸上都挂着笑容，胖子在谈到“战胜在纽约”时，露出得意的神色，好像这不是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大悲剧，而是他们的光荣一样。最后说到兴高采烈处，胖子起身致军礼，音乐响起，就是我们在姜文的《鬼子来了》中熟悉的鬼子军乐。
在《酒与战败》中，小津写：“那些叫嚣要切腹的军人认输姿态实在太鲜明，那么干脆地轻易认输。看到这个，我心想日本人一定有战败的传统。虽说日本历史上不曾输过，但是我们的血液中一定流传着战败的经验。”
还有吗？他有拍过冈本喜八的《肉弹》、今村昌平的《黑雨》、黑泽明的《我的青春无悔》这样旗帜鲜明的反战电影？一部都没有。
有的是什么？是怀念。1941年，他写了篇文章，叫《怀念跳蚤》，那时，他已经从中国退役两年，半夜被跳蚤咬醒，他居然说：“无端怀念起当时的美丽风景和感到爱恋的跳蚤。”说他在战时，在一大片油菜花田里，“澄蓝的天空、蜿蜒前进的部队。这是一幅美丽的风景”，“在美丽的人流中，也有我一个。”这时，他被一只跳蚤咬了，他的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爱恋，他想，这只跳蚤一定是在某处目睹了他的战友的阵亡而来，所以他一定要竭尽全力，用尽耐性，努力把这只跳蚤从油菜花田里带到南昌，而不是拍死它。
是不是有点变态？跟我们在阿汤哥《生逢七月四日》里看到的，想起越战就做恶梦完全不同，战争对于小津来说居然是美好的回忆！
在他的日记中，关于战争的部分，他曾经写上“禁公开”字样，显然，他清楚知道自己政治不正确。不过这些日记后来还是以“全日记·小津安二郎”的标题出版了，田中真澄1993年编辑，收录了小津保留的自1933年至1963年小津去世前四个月三十二册日记本中的内容。
比如，顾铮在《侵华战争中的军曹小津安二郎》中引用过他日记中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中国老太来到部队长面前，说‘我女儿被你的部下强奸了’。部队长：‘拿证据来’，老太拿出一块布来。（全体集合）部队长把全体集合起来，拿出这块布来，说：‘有谁记得这块布吗？’‘没有’，下一个，‘没有’，他一个一个问下去。问完最后一个后，静静地走向老太，说‘你已经看到，这个部队里没有’，老太点头。突然，（部队长）拔刀砍死了老太。平静地擦刀后把刀收入刀鞘。全体解散。”
在收录小津部分战时日记的《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中，我没有看到这一段，取而代之的是“仁慈”：“在追击破坏桥梁的中国军队时，一名中国老兵逃逸不及，干脆坐在地上低头认命。队长虽然拿手枪指着他，但没开枪，只是叫他快走快走，让我看到他仁慈的另一面。”
在电影中，小津刻意回避战争，光看他的电影，给人一种印象，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参与到战争之中似的。战争被小津从记忆中抹去了。而事实上，他随部队一直转战中国的华中各地（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参加过包括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在内的各种战斗。他在长江撒过毒气，1939年3月，日军以迫击炮的方式集中发射化学兵器，炮弹里填的是二苯氰胂，向着修水河南岸的二公里處的陈庄、王谷岭、刘庄、高岭山等重要场所发射了三千多发毒气弹，造成中国军队大量伤亡，阵地失守。
顾铮都写到了，对于战争，他没有反省。回国后，他接受媒体采访，他用《秋刀鱼之味》中那位胖子那样兴奋的语调讲述自己的战争体验。
最不能接受的是小津说出这样的话：“看到这种中国兵，一点不会想到那是人。就像什么地方都能看到的虫子。从他们身上无法承认人的价值，只不过是狂妄地反抗的敌人，不，看上去就像是个什么东西，再怎么扫射，也心平气和。”（《小津安二郎战场谈》，《大陆》杂志1939年9月号）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小津吗？怎么完全变了一个人？你能用汉娜·阿伦特“恶之平庸”的理论解释他吗？他是被洗脑，是这个军国主义战车上的一颗螺丝钉？他为什么那么麻木？1938年，他的好友、电影导演山中贞雄在战斗中病死，他没有震惊；1939年，他回到日本，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居然是《茶泡饭之味》，最最恬淡，最能代表小津和日本精神的电影。
真是，菊与刀的两面，在小津身上体现得最为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