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人（储安平）、一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一本周刊（《观察》）切入知识分子研究的谢泳于2007年任教厦门大学，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议论。到厦大教书后，谢泳的研究对象有何变化呢？这本《现代文学的细节》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可以说，此书展示了作者最近10年研究趣味与研究对象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对现代文学史料方面的论述，二是近身之学的关注，三是对旧体诗尤其是陈寅恪旧体诗的研究。
先说现代文学史料方面的研究。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写道：“我在厦门主要教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方面的课，所写文章也多是这个方向的。”在这方面，前几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其实就是根据这门课的课堂讲义整理出版的。本书中《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这篇论文即这方面的力作。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主张在研究现代文学时，应该重点关注大学校友通信录、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运动后的批判集、域外逸文等方面，主张学者应该尽可能地拓展史料的范围与广度，提高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门槛，进而为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为了呈现史料的重要性，作者还举了刘盛亚《再生记》事件。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在讲述批判运动时，绝大多数文学史都会涉及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的历史事实。不过，在萧也牧遭到批判之前，重庆作家刘盛亚其实就已经遭到了批判。对这一点，绝大多数文学史都未涉及。而在作者看来，刘盛亚和《再生记》的命运更为典型，更值得进入文学史的视野。原因有二：第一，刘盛亚曾留学欧美，思想倾向偏于自由主义一面，由此可见建国初期左翼作家对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而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只是左翼作家内部的斗争。第二，《再生记》中，小说涉及国民党的军队时，还曾将其称为“我们的军队”，这就涉及时代变迁下称谓的转换，当然也涉及作家在新时代下的转换与调适。
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之外，作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还明显表现出对近身之学的偏好。广东学者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评价方豪的治学时曾言：其治学尚有一特色，即随自身所处环境而就近取题，所谓“近身之学”。谢泳在这方面似乎也非常自觉。在去厦门之前，谢泳是地地道道的山西人，对山西籍的学者作家关注多年，这本论文集中有五篇论文是研究王瑶的，此外还有一篇研究赵树理的。
在《王瑶学术转向的学术史意义》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王瑶学术之所以转向，除了时代的迫切性逼迫王瑶不得不转向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王瑶早年的左翼理论家色彩。作者在论文中指出，王瑶早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在思想倾向上就青睐左翼作家，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理论著作，在当时就有“小胡风”的说法，这是王瑶后来从一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转变为现代文学开创者的内在动因。第二，王瑶的出身也是他能完成学术转向的一大原因。王瑶早年求学于清华大学，而清华大学是最早开设现代文学作品选读的大学。王瑶的导师朱自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设了这门课，王瑶转向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对其导师朱自清、闻一多学术道路的追随，其学术转变，也具有学术合理性。第三，从代际传承的角度来讲，作者指出，虽然王瑶比钱锺书、费孝通等清华出身的学者仅仅小四岁，但是，在建国之前，钱锺书与费孝通早已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王瑶却没有。因此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具有强烈的通过学术研究奠定自己学术地位的心理动因，现代文学方面恰恰给了王瑶施展自己学术抱负的广阔空间。最后，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看法，作者认为王瑶的学术转向，虽然使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缺少了一位一流的学者，但是却开启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其影响更为久远。
与此文相比，《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则重点指出了陈寅恪对王瑶的学术影响。此前的学者，在论述王瑶学术道路时，重点指出了鲁迅、闻一多、朱自清三位学者对他的影响。此文在此基础上，认为陈寅恪对王瑶的影响甚大。作者指出，晚年的王瑶一直说自己是清华人，属于清华学派，背后蕴含着陈寅恪对王瑶的学术影响。
而在《王瑶学术道路中的“林庚记忆”》中，作者通过梳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各个版本中对林庚的评价，发现版本越靠后，王瑶对林庚的评价越来越低。原因何在？作者认为这可能与林庚对王瑶的伤害有关。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后，林庚在此书座谈会上对此书评价甚低，这可能伤害了王瑶的学术自尊。因此，后来在修订《中国新文学史稿》时，王瑶对林庚的评价也越来越低。
王瑶之外，赵树理也是谢泳重点关注的作家。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一文中，作者重点剖析了赵树理的小说作品与其悲剧命运的关系。在赵树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中，作者试图表达的是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反对的是包办婚姻。小说中，小二黑与小芹的自由恋爱遭到了金旺、金旺老婆、兴旺等人的阻挠。他们阻挠的方式就是给小二黑和小芹两人开斗争会，通过斗争的方式来迫使两人屈服。两位年轻人眼看免不了斗争会的时候，村长站出来保护了两人。不过，即便如此，作家赵树理在写到斗争会的时候，确是充满肯定的。小说最后，作为坏人的金旺等人，也是通过斗争会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也就是说，在赵树理看来，通过斗争会的方式来惩罚坏人是不错的，虽然斗争会差点斗错了好人，不过幸好有村长及时纠偏，好人免去了被斗争的命运。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假如没有村长及时站出来辨别好坏，万一好人被斗争怎么办呢？这是赵树理没有意识到的，也就是说，作为作家，他对发动群众去批斗别人的斗争会缺乏某种理性的认知，最终，赵树理本人恰恰死于斗争会。谢泳将赵树理的作品与赵树理后来的悲剧命运联系在一起，发现了赵树理作为启蒙者的局限。
赵树理也好，王瑶也好，都是山西人，谢泳对两人的关注，都是对山西学者与作家的关注。2007年到厦门后，谢泳还曾给学生开设过钱锺书的相关课程。此书中《钱锺书与周氏兄弟》《〈围城〉的五个索隐问题》《细读钱锺书九题》等论文都是他进入厦大后的研究成果。这也是近身之学的一个例证。厦门大学是国内比较早的开展钱锺书研究的高校。20世纪80年代，郑朝宗作为钱锺书的同学，较早地提出了研究钱锺书的主张，成为“钱学”的奠基人。后来，郑朝宗培养的学生陆文虎、陈子谦也写了不少关于钱锺书的研究论文。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大学一度是研究钱锺书的重镇。不过，这一传统随着郑朝宗的逝世，并未延续下来。谢泳来到厦大后，因早年对钱锺书有浓厚兴趣，再加上厦大以前研究钱锺书的传统，曾给研究生开设关于钱锺书的相关课程，并主持了关于钱锺书的学术研讨会。此书中涉及钱锺书的研究論文多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钱锺书与周氏兄弟》一文中，作者通过层层索隐，发现钱锺书与周氏兄弟的隐形交锋，并发现钱锺书对周氏兄弟的评价并不甚高，即便是肯定，也多是抽象方面肯定具体方面否定。《围城的五个索隐问题》则从《围城》中涉及徐志摩、郭沫若、曹禺、拉斯基、小老婆五个问题入手，具体探讨了钱锺书对前四个人的看法。总体而言，钱锺书对上面提到的四个作家，评价都不甚高，以至于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来映射并讽刺了这些人物。至于小老婆，在笔者看来，未免有映射林徽因的嫌疑。《细读钱锺书九题》则通过梳理钱锺书的人际交往，重点考察了钱锺书与陈衍、陈寅恪、毕树棠、卢弼等人的交往。九题中，最有趣味的应该是《陈寅恪钱锺书诗同用一典八例》，陈寅恪与钱锺书都不约而同地擅写旧体诗，而两人的旧体诗中，都擅长用典。此文细致梳理了两人不约而同运用同一典故的八个事例，由此展示的同类联想能力，恰恰是学术研究中必须具备的能力。 研究王瑶、赵树理，体现的是作家的家乡之情，研究钱锺书，则表明作者有意继续厦门大学“錢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两者都可谓“近身之学”的例证。其实，谢泳在刚任教厦大的时候，还曾写过《胡适与厦门大学》《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等论文。假设作者不去厦大教书，这类的论文可能就写不出来吧！
近身之学之外，谢泳还致力于陈寅恪研究。尤其是陈寅恪的旧体诗研究。这源于作者对当代旧体诗问题的关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四个前沿方向》一文中，谢泳认为：
“中国现代文学目前有四大前沿学术方向，一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关系的重新发现；二是域外史料的大量始用；三是旧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四是地方文献获得重要史料地位。”
之所以研究陈寅恪，作者在此书自序中写道：
“因为上课时间少，看闲书时候多，这期间我主要看了一些中国的旧书，也读了陈寅恪的全部著作，特别是他的旧诗，还写了一册小书。本集中有两篇陈寅恪与中国小说的论文，即是这期间读书的感想。”
书中关于陈寅恪的两篇论文，分别是《陈寅恪与〈儿女英雄传〉》和《陈寅恪与中国小说》。此外，书中还谈到了陈寅恪与钱锺书诗歌用典方面的趋同性。在《陈寅恪与〈儿女英雄传〉》一文中，作者着重分析了陈寅恪喜欢《儿女英雄传》的原因，大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儿女英雄传》中门生对座主充满感恩之情。这与当时时代影响下学生背叛老师的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二，《儿女英雄传》中的女性形象个个都是“温柔儿女家风”，这与陈寅恪推崇的“家风之优美”非常契合。此外，1950年前后的陈寅恪，因为去留问题曾跟自己的妻子唐！有过意见分歧。后来，陈寅恪认为还是唐！的意见是对的。因此，“晚年唯剩颂红妆”，陈寅恪对女性的推崇，与《儿女英雄传》所表达的有契合之处。第三，当时受时代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全盘否定的思想倾向，对此，陈寅恪不以为然。而《儿女英雄传》则将传统旧家庭优美的一面呈现了出来。此外，谢泳还根据对《儿女英雄传》的理解，解读了陈寅恪的一首旧体诗。1952年，陈寅恪有《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一首，原诗如下：
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
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秋带雨。
红柳村中怪事多，闲人燕北费描摹；
周三狡计原因尔，邓九甘心可奈何。
根据谢泳的解读，此诗描写的是思想改造运动中翁文灏被迫写检讨的事情。衰翁中的翁，即翁文灏。由此可见，通过解读陈寅恪喜欢的小说，谢泳其实还是在解读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这与他以往的知识分子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这本《现代文学的细节》通过史料的拓展与延伸来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虽然研究的对象与以往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在探究20世纪知识分子心灵史这一层面上，作者的学术兴趣还是前后一致的。
先说现代文学史料方面的研究。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作者写道：“我在厦门主要教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方面的课，所写文章也多是这个方向的。”在这方面，前几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其实就是根据这门课的课堂讲义整理出版的。本书中《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这篇论文即这方面的力作。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主张在研究现代文学时，应该重点关注大学校友通信录、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运动后的批判集、域外逸文等方面，主张学者应该尽可能地拓展史料的范围与广度，提高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门槛，进而为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为了呈现史料的重要性，作者还举了刘盛亚《再生记》事件。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在讲述批判运动时，绝大多数文学史都会涉及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遭到批判的历史事实。不过，在萧也牧遭到批判之前，重庆作家刘盛亚其实就已经遭到了批判。对这一点，绝大多数文学史都未涉及。而在作者看来，刘盛亚和《再生记》的命运更为典型，更值得进入文学史的视野。原因有二：第一，刘盛亚曾留学欧美，思想倾向偏于自由主义一面，由此可见建国初期左翼作家对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而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只是左翼作家内部的斗争。第二，《再生记》中，小说涉及国民党的军队时，还曾将其称为“我们的军队”，这就涉及时代变迁下称谓的转换，当然也涉及作家在新时代下的转换与调适。
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之外，作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还明显表现出对近身之学的偏好。广东学者胡文辉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中评价方豪的治学时曾言：其治学尚有一特色，即随自身所处环境而就近取题，所谓“近身之学”。谢泳在这方面似乎也非常自觉。在去厦门之前，谢泳是地地道道的山西人，对山西籍的学者作家关注多年，这本论文集中有五篇论文是研究王瑶的，此外还有一篇研究赵树理的。
在《王瑶学术转向的学术史意义》这篇论文中，作者认为王瑶学术之所以转向，除了时代的迫切性逼迫王瑶不得不转向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王瑶早年的左翼理论家色彩。作者在论文中指出，王瑶早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在思想倾向上就青睐左翼作家，阅读了大量的文学理论著作，在当时就有“小胡风”的说法，这是王瑶后来从一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转变为现代文学开创者的内在动因。第二，王瑶的出身也是他能完成学术转向的一大原因。王瑶早年求学于清华大学，而清华大学是最早开设现代文学作品选读的大学。王瑶的导师朱自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设了这门课，王瑶转向现代文学研究，也是对其导师朱自清、闻一多学术道路的追随，其学术转变，也具有学术合理性。第三，从代际传承的角度来讲，作者指出，虽然王瑶比钱锺书、费孝通等清华出身的学者仅仅小四岁，但是，在建国之前，钱锺书与费孝通早已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王瑶却没有。因此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具有强烈的通过学术研究奠定自己学术地位的心理动因，现代文学方面恰恰给了王瑶施展自己学术抱负的广阔空间。最后，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看法，作者认为王瑶的学术转向，虽然使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缺少了一位一流的学者，但是却开启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其影响更为久远。
与此文相比，《王瑶学术道路中的“陈寅恪影响”》则重点指出了陈寅恪对王瑶的学术影响。此前的学者，在论述王瑶学术道路时，重点指出了鲁迅、闻一多、朱自清三位学者对他的影响。此文在此基础上，认为陈寅恪对王瑶的影响甚大。作者指出，晚年的王瑶一直说自己是清华人，属于清华学派，背后蕴含着陈寅恪对王瑶的学术影响。
而在《王瑶学术道路中的“林庚记忆”》中，作者通过梳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各个版本中对林庚的评价，发现版本越靠后，王瑶对林庚的评价越来越低。原因何在？作者认为这可能与林庚对王瑶的伤害有关。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后，林庚在此书座谈会上对此书评价甚低，这可能伤害了王瑶的学术自尊。因此，后来在修订《中国新文学史稿》时，王瑶对林庚的评价也越来越低。
王瑶之外，赵树理也是谢泳重点关注的作家。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一文中，作者重点剖析了赵树理的小说作品与其悲剧命运的关系。在赵树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中，作者试图表达的是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反对的是包办婚姻。小说中，小二黑与小芹的自由恋爱遭到了金旺、金旺老婆、兴旺等人的阻挠。他们阻挠的方式就是给小二黑和小芹两人开斗争会，通过斗争的方式来迫使两人屈服。两位年轻人眼看免不了斗争会的时候，村长站出来保护了两人。不过，即便如此，作家赵树理在写到斗争会的时候，确是充满肯定的。小说最后，作为坏人的金旺等人，也是通过斗争会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也就是说，在赵树理看来，通过斗争会的方式来惩罚坏人是不错的，虽然斗争会差点斗错了好人，不过幸好有村长及时纠偏，好人免去了被斗争的命运。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假如没有村长及时站出来辨别好坏，万一好人被斗争怎么办呢？这是赵树理没有意识到的，也就是说，作为作家，他对发动群众去批斗别人的斗争会缺乏某种理性的认知，最终，赵树理本人恰恰死于斗争会。谢泳将赵树理的作品与赵树理后来的悲剧命运联系在一起，发现了赵树理作为启蒙者的局限。
赵树理也好，王瑶也好，都是山西人，谢泳对两人的关注，都是对山西学者与作家的关注。2007年到厦门后，谢泳还曾给学生开设过钱锺书的相关课程。此书中《钱锺书与周氏兄弟》《〈围城〉的五个索隐问题》《细读钱锺书九题》等论文都是他进入厦大后的研究成果。这也是近身之学的一个例证。厦门大学是国内比较早的开展钱锺书研究的高校。20世纪80年代，郑朝宗作为钱锺书的同学，较早地提出了研究钱锺书的主张，成为“钱学”的奠基人。后来，郑朝宗培养的学生陆文虎、陈子谦也写了不少关于钱锺书的研究论文。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厦门大学一度是研究钱锺书的重镇。不过，这一传统随着郑朝宗的逝世，并未延续下来。谢泳来到厦大后，因早年对钱锺书有浓厚兴趣，再加上厦大以前研究钱锺书的传统，曾给研究生开设关于钱锺书的相关课程，并主持了关于钱锺书的学术研讨会。此书中涉及钱锺书的研究論文多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在《钱锺书与周氏兄弟》一文中，作者通过层层索隐，发现钱锺书与周氏兄弟的隐形交锋，并发现钱锺书对周氏兄弟的评价并不甚高，即便是肯定，也多是抽象方面肯定具体方面否定。《围城的五个索隐问题》则从《围城》中涉及徐志摩、郭沫若、曹禺、拉斯基、小老婆五个问题入手，具体探讨了钱锺书对前四个人的看法。总体而言，钱锺书对上面提到的四个作家，评价都不甚高，以至于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来映射并讽刺了这些人物。至于小老婆，在笔者看来，未免有映射林徽因的嫌疑。《细读钱锺书九题》则通过梳理钱锺书的人际交往，重点考察了钱锺书与陈衍、陈寅恪、毕树棠、卢弼等人的交往。九题中，最有趣味的应该是《陈寅恪钱锺书诗同用一典八例》，陈寅恪与钱锺书都不约而同地擅写旧体诗，而两人的旧体诗中，都擅长用典。此文细致梳理了两人不约而同运用同一典故的八个事例，由此展示的同类联想能力，恰恰是学术研究中必须具备的能力。 研究王瑶、赵树理，体现的是作家的家乡之情，研究钱锺书，则表明作者有意继续厦门大学“錢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两者都可谓“近身之学”的例证。其实，谢泳在刚任教厦大的时候，还曾写过《胡适与厦门大学》《鲁迅研究中的“厦门叙事难题”》等论文。假设作者不去厦大教书，这类的论文可能就写不出来吧！
近身之学之外，谢泳还致力于陈寅恪研究。尤其是陈寅恪的旧体诗研究。这源于作者对当代旧体诗问题的关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四个前沿方向》一文中，谢泳认为：
“中国现代文学目前有四大前沿学术方向，一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关系的重新发现；二是域外史料的大量始用；三是旧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四是地方文献获得重要史料地位。”
之所以研究陈寅恪，作者在此书自序中写道：
“因为上课时间少，看闲书时候多，这期间我主要看了一些中国的旧书，也读了陈寅恪的全部著作，特别是他的旧诗，还写了一册小书。本集中有两篇陈寅恪与中国小说的论文，即是这期间读书的感想。”
书中关于陈寅恪的两篇论文，分别是《陈寅恪与〈儿女英雄传〉》和《陈寅恪与中国小说》。此外，书中还谈到了陈寅恪与钱锺书诗歌用典方面的趋同性。在《陈寅恪与〈儿女英雄传〉》一文中，作者着重分析了陈寅恪喜欢《儿女英雄传》的原因，大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儿女英雄传》中门生对座主充满感恩之情。这与当时时代影响下学生背叛老师的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二，《儿女英雄传》中的女性形象个个都是“温柔儿女家风”，这与陈寅恪推崇的“家风之优美”非常契合。此外，1950年前后的陈寅恪，因为去留问题曾跟自己的妻子唐！有过意见分歧。后来，陈寅恪认为还是唐！的意见是对的。因此，“晚年唯剩颂红妆”，陈寅恪对女性的推崇，与《儿女英雄传》所表达的有契合之处。第三，当时受时代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全盘否定的思想倾向，对此，陈寅恪不以为然。而《儿女英雄传》则将传统旧家庭优美的一面呈现了出来。此外，谢泳还根据对《儿女英雄传》的理解，解读了陈寅恪的一首旧体诗。1952年，陈寅恪有《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一首，原诗如下：
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
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秋带雨。
红柳村中怪事多，闲人燕北费描摹；
周三狡计原因尔，邓九甘心可奈何。
根据谢泳的解读，此诗描写的是思想改造运动中翁文灏被迫写检讨的事情。衰翁中的翁，即翁文灏。由此可见，通过解读陈寅恪喜欢的小说，谢泳其实还是在解读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这与他以往的知识分子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这本《现代文学的细节》通过史料的拓展与延伸来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虽然研究的对象与以往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在探究20世纪知识分子心灵史这一层面上，作者的学术兴趣还是前后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