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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的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大红大紫、万众瞩目，旋即又声名狼藉、千夫所指；他曾是民国首批留洋博士、北大名牌教授，是颇有建树的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曾是南北议和的首席秘书，是与孙中山、汪精卫、陈铭枢、蔡元培、张静江等要人密切往返的政治红人。
五十多年后，当另一场革命席卷九州之际，在粤东一个僻远小山村的一座小平房里，一位落拓多年、孤苦老农模样的人，斜倚床边，遽然远行。这位饱受摧残，孤苦伶仃孑然远逝的老头，其实就是当年南北议和中地位显赫的首席秘书。历史本不该如此，然而，历史又确曾如此。
以上所有角色，都指向同一个人——张竞生。
在革命风云中崭露头角
张竞生原名张公室，1888年生于广东饶平。他天资聪颖，1906年考入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法文班。在这里，他认识了鼎鼎大名的赵声和陈铭枢，并结为莫逆。
在校期间，张竞生极为活跃，学习成绩优异，却因带头剪辫子和学潮问题被学校借机开除。1908年3月，张竞生与友人云水迢迢地来到了新加坡，投奔孙中山。他满怀热望地向孙中山倾诉种种遭际和期待，孙听后却蔼然道：以我现有的财力，无法帮助你们到外国去留学，养成深造的革命人物……张竞生此番去国千里，面谒先生，满以为从此可追随中山先生左右，或远适他国成就一番事业，不承想孙中山的一席话，使他懵懵然从云端栽下来。
铩羽归国后，张竞生决意北上赴京投考京师大学堂法文系，结果过关斩将，一举中榜。通过同学孙炳文，张竞生接触了不少革命党人。1910年4月，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被捕后，张假扮成汪的亲戚，在革命党人和监狱中来回传递信息，为营救汪反复奔走。这给汪精卫留下了深刻印象，亦使他与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风雨飘摇，南北双方遂酝酿和谈。张竞生一直陪伴在汪精卫左右，他们朝夕相处，奔走国事，虽险象环生，却意气风发，汪精卫对这位小青年的真情、才干和胆略多了许多认识，十分赏识。稍后，南北代表在上海正式议和，双方均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北方的全权代表是唐绍仪；南方的全权代表是伍廷芳，谈判代表暨参赞还有汪精卫、王宠惠、王正廷等大人物。办事处职员中人才济济，皆青年才俊一时之选。其中，经汪精卫专函举荐，孙中山亲自确定张竞生以首席秘书的身份，全程参与南北议和的各项工作（一同位列秘书的还有宋子文、杨杏佛、谭熙鸿等）。他明里辅佐伍廷芳，暗中协助汪精卫，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南北双方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后，最后达成了协议。
参与南北议和的人物，当年谁个不是功劳赫赫的风云人物，日后哪个不是名重当世或权倾一时的政要名流。这首席秘书才二十出头，就担任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其资历不言而喻，其才华非同寻常，其前途自然无可限量。
这之后，一批对辛亥革命有功之士，“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希望出国深造，为“将来国家储才备用”。经袁世凯批准，经临时稽勋局严格考选，选派了第一期稽勋留学生25名，内有日后大名鼎鼎的杨杏佛、谭熙鸿，也有鼎鼎大名的萧友梅、任鸿隽等，其中，雄踞榜首的就是张竞生。1912年10月，这批青年终于成行。张竞生在沪启程去法国时毅然改名“明志”，后又从严译《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中得到启发，从中各取一字，易名“竞生”。
风浪四十余日，三万里云和月。1912年12月初，张竞生在马赛登陆后直奔巴黎，随后入巴黎大学攻读哲学。他是革命党人，也是读书人，故既能潜心向学，又时刻难以忘情于天下苍生，在苦读与游学的间隙，还以自己官费公派生的诸多便利，心忧在法的学子与华工，共度时艰。是时，国内的“二次革命”流产，同盟会元老蔡元培、吴敬恒全家，汪精卫、陈璧君与曾仲鸣、方君璧夫妇先后辗转来到法国，住在巴黎郊外蒙达尼。这一批昔日豪气干云的革命闯将，此番却过着心境迷茫的乡间寓居生活。
大家穷极无聊，张竞生则召集留法的中国学生，与这批元老畅谈国事，探讨学术，极一时之盛。1914年春，在出席蒙达尼城俭学会团讲习会上，张竞生第一次真正见识了蔡元培。双方相谈甚欢。蔡元培遂鼓励他利用中国留法学生会会长的身份，多为华工做实事、谋出路，张竞生自然极为热心。1915年6月，李石曾在巴黎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会。在李石曾、吴稚晖、张竞生等人的持续推动下，勤工俭学运动迅速走向高潮。这场长达十余年的运动，造就了日后中国政治、科技、文教和艺术等领域的大批栋梁之才。
张竞生在法国的另一大收获，是极为丰富的罗曼史。这甚至影响到他日后的思想乃至整个人生轨迹。张竞生虽习哲学，但本质上还是个诗人，自然也就富有罗曼蒂克和怜香惜玉的情怀。从封建保守的故国到这浪漫之都，他在读书之外，自然难免“入乡随俗”，游弋于莺歌燕舞之中。在经历了丰富多彩的浪漫史后，张竞生在感情之路上日臻老练，情事、性事也日益成熟。这些情场历练，为他日后推动“性育”打下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爱情四定则”促成的姻缘
1920年，张竞生回到阔别八年的中国。为展示才华和抱负，他在船上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建设家乡广东的施政建议，其中大半篇幅是在论述人口问题。他认为，未来社会人口不加节制地膨胀是人类根本的冲突，尤其是中国存在的重大隐忧和突出问题。因此中国要限制人口发展，实行避孕节育，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而这就要从广东开始实行。但他刚登岸，这构想就碰壁了——他把这建议贡献给广东省省长兼督军陈炯明，岂料陈本人就是儿女满堂，自然闻之大怒，斥骂张竞生，惹得邹鲁出面打圆场。
1921年2月，张竞生到潮州金山中学上任。他到任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当地报纸上撰文提倡避孕节育，被某些保守派诬蔑为“卖春博士”。正当迷惘和彷徨之际，张竞生收到北大校长室谭熙鸿发来的加急电报，称受蔡元培委托，嘱他火速赴京，共襄盛举。张竞生在人生的低谷中，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他随即乘船远飚，奔赴京城。 当时的北大在蔡元培治下气象一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聘请了一大批优秀教授，新旧咸集，名家荟萃。然而，纵是在如此兼容并包的环境中，张竞生仍堪称异类。张竞生初登讲台，当然不敢怠慢，为了一炮打响，他特地租了安静的住所，闭门谢客，苦战半个月，编成了《普遍的逻辑》讲义，这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一样，成为我国逻辑学的开山之作。那时的北大极热闹，各式活动应接不暇；但大学毕竟首先还应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张竞生也打定主意一心一意著书——他想远离时髦，却不料时髦还是找上门来。1923年1月，他在《晨报》上无意间看到一则新闻《谭仲逵丧妻得妾，沈厚培有妇无妇》，把他卷入了舆论的漩涡。谭仲逵是张竞生的好友，张竞生在报上撰文公开为友人辩护，并提出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爱情四定则”一经刊出，舆论大哗。《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趁机策划了系列大讨论，其中多数人都撰文反驳张竞生。面对这纷扰的论战，张竞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长文《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虽然这次讨论在轰轰烈烈持续两个多月后偃旗息鼓，却无意间促成了两段姻缘：一段是鲁迅与许广平，一段是张竞生与褚松雪。
1923年5月，关于爱情的讨论正如火如荼时，张竞生在报上读到一篇署名“褚松雪”的文章，大意是她不接受包办婚姻，愤而脱离家庭关系，只身从遥远的南方到山西教书以避祸谋生。这一不幸遭遇，引起了张竞生的深切同情。他立即写信前去安慰，并略为介绍了自家身世。他很快收到回信，从此两人鱼雁传书不绝，张竞生对这位奇女子的兴趣亦日渐浓厚。在他的努力下，褚松雪终获机会入北大求学。她遂常到学校听讲座，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张的指导下读书作文。褚松雪对张竞生感激涕零，不仅把他视为学问上的导师，更视为生活上的导师。而此时，张竞生正专注于他的美学论著《美的人生观》的写作。
然而，大学终不是象牙塔，奇女子更非书斋中人。北京的革命气氛越来越浓厚，思想业已觉醒的褚松雪，再也难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张挹兰的鼓动下，褚松雪的思想迅速左倾，不久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成为重要干部。而对这一切，张竞生还蒙在鼓里。来京不到一年，褚松雪已由“山鸡”变“凤凰”，活跃于北京政学两界，她对张竞生的态度已不似往昔；而张则渐渐被她彻底迷倒，他多次求婚，褚始终不置可否。张对现实的政治已无兴趣，在学术上却有宏大抱负，他满以为褚松雪能成为他事业的得力助手，却万万没想到，理想中的伴侣并不满足于当贤妻良母，她只热衷于社会政治运动。
褚的遽然离去，使张竞生遭受致命一击。连续好几个月，张痛彻心扉，难以释怀。但数月后，褚从外面回来与张竞生重归于好，二人遂于1924年秋举行婚礼。
毁誉交加的“性学博士”
1923年9月，张竞生在北大课堂首次开讲性学第一课。此举使张竞生在上半年引发爱情大讨论后，再次成为媒体和学界争论的焦点。性的问题并不新鲜，在课堂上谈性论爱，也不奇怪，但在北大讲坛上，张竞生是第一位公然讲“性”的中国人。他公开宣称：“饮食是生命的起源，性欲是生命的发展。现在许多政治家专心去讨论经济，而世界的教育家却忘了这个比经济更重大的性欲问题。”他撕掉了“性”的神秘面纱，还“性”以本来面目，进而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从这年9月开始，张竞生以专题的形式，开始了性学的系列讲座，主题为“美的性育”。张竞生打破了禁忌，但偏见与诽谤却始终如影随形地笼罩着他，很多人认为他大肆传播性学是在毒害青年，是流氓教授，他因此收获了一个称号——“性学博士”。这一“雅称”就像阴魂一样罩在张竞生头上，改变了他整个人生。
然而，张竞生并未就此屈服。他仍若无其事地讲授性学，并于1924年5月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其中辟有专节探讨性学，把“美的性育”进一步理论化，以更方便切磋和传播。此后两三年，张竞生又陆续出版了《美的社会组织法》和《恋爱的卫生》等著作，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藉此，张竞生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他的性学思想，他将这些学说统称为“美的学说”。
1923年5月24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主持召开筹备会议，正式成立“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会议推举张竞生为主席。调查会正式成立后，张竞生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的风俗调查活动。1925年，风俗调查会在讨论工作计划时，张竞生提出：性是人类存在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对性史的调查理应作为一项内容，列入风俗调查会进行正式而全面的调查。参加讨论会的徐炳昶、陈大齐、董作宾等，也认为对性应进行公开的研究，但性史调查颇为敏感，易生误会。而张竞生则认为寒假在即，事不宜迟，须抓紧着手进行调查的准备。随后，他很快发出了征集性史的广告。
稿件如雪片般飞来，张喜不自胜。不足一月，他就收到了两百多篇稿件。周作人对张竞生的研究著述也颇感兴趣并表示支持。
1926年5月初，《性史》第一集由北京光华书局出版。此书一出版，就卷起阵阵狂澜。该书初版只印一千册，但新书上市，万人疯狂抢购，买书的、卖书的忙成一团，警察为维持秩序，甚至要用水管冲散人群。出版界不择手段地疯狂盗版盗印，舆论界则一派哗然，正人君子摇头叹息，却在暗中读得津津有味；封建卫道士气急败坏，活像掘了其祖坟。张竞生的“性学博士”、“卖春博士”的花名也被公众铺天盖地竞相传开。
即便是在相对开放的广州，仅1926年8月的《国民日报》上，不到半月内就连续刊登了五篇措辞严厉的批判文章。《性史》很快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天津南开学校最早查禁了该书，为防局面失控，校长张伯苓亲自向学生训话，重申凡读《性史》一类淫书者，将记大过或斥退，他还约见附近的书店老板，禁售此类书籍。学校当局还一纸公文告到京津警察厅，要求查禁《性史》等五种“淫书”。在各界鱼龙混杂的“合力”下，《性史》被查禁。 奇书一出，万劫不复。《性史》顿成“洛阳纸贵”的“淫书”，张竞生也成为千夫所指的“淫虫”。多少原与张竞生不无共识的同行，也开始避而远之。在此众口铄金之际，公开施以援手的名人，唯周作人而已。
张竞生编此书，原只为征集研究性学的资料，一集集地出下去，完成一宗名山事业，不意得到全然相反的结果。他只好紧急通知书局不可重印，原已发稿的《性史》第二集赶紧撤稿，书局预付的一千大洋也如数退回，第一集的二百余元版税，全数发给读者。张竞生忙乎半年，分文未取，反被污蔑从中牟利数千大洋；更重要的是，他由此招来一世恶名，人生道路从此逆转，终至万劫不复。
被“性学”改变的人生
是时，北大经费严重短缺，张竞生不得不于1926年6月离开北大只身南下，重又混迹于“十里洋场”。老友张继知道张竞生是教育专家，特地聘他为上海艺术大学教务长。后来，张竞生又离开了难以为继的上海艺术大学。进退两难中，他决定在法租界筹办《新文化》月刊，其创刊号于1927年元旦闪亮登场，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在张竞生的苦心经营下，《新文化》发行量迅速攀升，每月发行量很快达到两万份。但刊物一开始就麻烦不断。在吃了一场官司后，《新文化》被法租界视为眼中钉。当局经常横加干涉，严格限制刊物的内容。屋漏偏遭连夜雨，那些书商又见有利可图，在平、沪等地汇编出《文化史》或《新文化小史》，高价出售，败坏了张的名声，甚至捕风捉影说他有某种政治背景。1927年11月，在上海临时法院的干预下，《新文化》不得不关门大吉。
此后，张竞生只好由美的书店勉强支撑门面。美的书店开张那天，门庭若市。不仅店中很多性学书籍令人大开眼界，书店还雇佣了不少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在上海滩，这至少是首次商业雇佣女店员。张竞生为答谢读者，赠予每位读者一张大美女画作为开业纪念。多管齐下，书店的书籍当天就被抢购一空。上海书市竞争惨烈，草创时期的美的书店不得不另辟蹊径。张竞生决定出版系列丛书：其中有书店赖以起家的“性育小丛书”，翻译世界名著本；还有普通文艺类，此外则是浪漫派文学丛书。
但树大招风，张竞生还是几次因猥亵淫秽被告上法庭。不少市井流氓还不时到书店向女店员讨要“第三种水”。以后每月美的书店总有一次被告上法庭，张竞生的名声反而越来越大，几乎在上海滩家喻户晓，成为各大学争相邀请演讲的名流。1929年初夏，美的书店倒闭后，张竞生整天躲在法租界修订由美的书店初版的《卢骚忏悔录》。不日，张竞生举家赴杭避暑，又被浙江省政府扣留，罪名是“到杭州来宣传性学，蛊惑青年”。最后，他幸得友人相助保释出狱。返沪后，四壁萧然，三餐难继。
年过不惑的张竞生，不得不再次远渡重洋。南北议和时期的意气风发，留学法国时期的踔厉风流，执教北大时期的毁誉交加，都已成日渐遥远的过往。他所面临的是越发坎坷且略显黯淡的后半生。这一年，张竞生41岁，在他82年的人生旅途中，恰恰是他整个人生的转捩点。此前，他在中国学界大舞台的中心轰轰烈烈叱咤风云，而欧游归国后，他几乎从历史大舞台上全然消失，此后的多数时间都再未走出老家饶平县。
重返法国后，张竞生已然是个落魄的老留学生，只能租房住在巴黎近郊的一间旧式老屋。时光白驹过隙。接到褚松雪要和他离婚的信后，张竞生心急如焚，火速赶回上海。然而，家庭已分崩离析，无可挽回。
无奈间，张竞生只好带着儿子回到广州。此时，主政广东的是“南天王”陈济棠，是他黄埔陆军小学时的同学。陈当政后，亲自主持调研，制定“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并由省政府的名义颁布实施。陈十分爱才，听说张竞生回到广州后，亲自前来看望，并诚邀张参加家乡的经济建设。但张竞生谢绝了邀请，陈见他去意已决，就命他为省政府实业督办，只挂空衔，主要负责督导饶平地方的实业发展。张竞生回到阔别近三十年的饶平老家，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在之后的实际工作中，他受到当地官员的诸多掣肘，他对当地的吏治腐败义愤填膺，却也无可奈何。在情场和职场的双重挫折下，张竞生心灰意冷，只好避走香港。后因困居港岛无事可做，只得又重新飘回上海滩。
1935年春，在邹鲁大兴土木建设中山大学之际，张竞生应陈济棠之邀，从厦门回到广州。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参议员，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出力。在中大新校园内，经校长邹鲁介绍，张竞生认识了一位女子黄冠南。1935年8月，两人在广州结婚。此后十多年，张竞生夫妇接连不断地生了五个孩子——这对于提倡节育的张竞生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小的玩笑，也恰恰表明节育实践起来是多么困难。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归故园后的张竞生一直在粤东山区开公路、育苗圃、办农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立时声名鹊起，与北方的梁漱溟并称“南张北梁”。
最后的孤寂时光
1949年，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张竞生也以前清旧人、民国名士的身份，走进了新时代。1950年3月，饶平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张竞生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
然而在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张竞生作为旧社会的过来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他为人耿直，富有叛逆思想，决不随波逐流。各种运动接踵而至，为了保全他，时任广东省副主席的方方派人劝了他三次，最后其妻以死相迫，张竞生始同意离开饶平去广州就职。1953年春末，黄冠南不堪忍受现实的压力，抛夫弃子，决然自尽。同年8月，张竞生以其特殊的经历和贡献，被聘为刚刚成立的广东省文史馆首批馆员，由此，他亦举家来穗。
在文史馆，张竞生每月工资一百三十元，仅次于馆长和副馆长，但这仍显得十分拮据。他不得不卖文为生。蒙羞诟病大半生的张竞生，终于决定将自己的情史、性史公之于众，他为自传起名为《十年情场》，一边写一边在《南洋商报》副刊连载。文章连载后大受欢迎，这些不菲的稿费，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帮他渡过了生活难关。
张竞生虽是新时代的“老古董”，但他不能隔绝于这个时代，他仍忍不住对现实投以关怀。不久，他挑灯夜战，写下了一万三千字的“万言书”给毛主席，建议外交上不能向苏联“一边倒”；建议重视农业，开发山利；节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但这万言书没过多久，就被有关部门批示“退回，酌办”，最后回到了张竞生个人的档案袋。翌年，文化部专门下发文件，将张竞生的《性史》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列为中国十大禁书。霎时间，张竞生的名字在祖国大陆销声匿迹。 此时的张竞生，早已厌倦了城市，厌倦了政治，厌倦了人与人的算计与纠缠，而格外怀念家乡朴陋的旧寨园。春节刚过，张竞生就申请回饶平筹办华侨农场。但文史馆经斟酌，只批准他回饶平居住。张竞生重归故里，可昔日老屋只剩残垣断壁。故园无家可归，广州有家难回，饶平方面把他安置在黄冈镇华侨旅社三楼的两个大房间居住。
张竞生一门心思扑在哲学研究上，但此时，“文革”的狂飙已开始席卷边远小城，青年学生和红卫兵小将一夜之间变得蛮横而疯狂。他们以革命的名义，长驱直入张竞生的居所，气势汹汹地勒令他迁出旅社，自行寻找居所，不得再做劳动人民的“寄生虫”。张竞生无力反抗，只好带着两个小儿子，借住在一户侨眷家，后又租住进县人民医院旁一间狭小的平房。没想到这平房阴暗而潮湿，憋闷而局促，做饭时经常呛得张竞生咳嗽不止，涕泪交零。但他仍在研究哲学，以此为精神支柱。
张竞生终生奉行素食主义，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水果。他住处附近有许多水果摊，每逢他经过，就有许多档主主动向他推荐，有的投其所好说替他挑好了最“雅”的水果。他闻言大喜，不问价钱，要多少就给多少。他儿子来探视老父时，发现给张的水果比市面价高至二三倍，几近讹诈，乃力劝他不要受骗。开始时他还不哼不哈，儿子多说两遍，他反怒斥道：“你不要管，我花钱高兴就好，我这不是单纯买水果，而是买高兴！”
1968年7月，张竞生开始写最后一部著作——《记忆与意识》。蓦地，打砸抢运动升级，社会进一步陷入无序状态，他被当作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扣押于居委的“学习班”。一日，他被红卫兵押到中山公园接受群众的批斗。虽然名声已被作践得不成样子，但在普通百姓眼中，这“张博士”仍是位神奇而神秘的人物。听说要批斗他，四近的人们闻风而来，把公园挤得水泄不通。这八十高龄的老头站在戏台上，气定神闲地望着摩拳擦掌准备声讨他的人们。红卫兵轮流上台攻击张竞生，有人恶狠狠地说：“你出身地主，一贯反动，你知罪吗？”他答道：“我从年轻时就追随孙中山先生干革命，推翻封建王朝，我何罪之有？”红卫兵不依不饶：“你反对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毛主席！”张说：“我在北京大学当教授，跟李大钊是好朋友。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毛主席是图书馆管理员，我跟他们都是好朋友，毛主席不懂英文还来向我请教呢！我哪里会反对毛主席，绝无此事，不信，你去问毛主席。”台下又是哄然大笑。批斗会成了对老头的表功会，群众居然这么喜爱他，主持人见势不妙，只好草草收场。三个月后，张竞生获释离开“牛棚”。
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形势一触即发，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建立“战备疏散点”。八十多岁高龄的张竞生也被疏散遣送到樟溪公社永乐大队厂埔村进行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他孤身一人，被安排住在村里一间破旧的祠堂。村民们日日忙活，他则终日寂寞一人。每天饭后，除了到山前村后走走，他就在屋前小土台上读书写字。日上三竿时，他就跑到晒谷场上，对着太阳做自编的健身操，再到山溪洗澡，在沙滩上晒太阳。夕阳西斜时，他就向西散步。
1970年6月18日，在那所破旧的房子中，张竞生突发脑溢血遽然逝去。待人们发现时，他已斜倚床边，容色安详，面前摊着一本书。书桌上，油灯明亮依旧。此时，他的身边空无一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
五十多年后，当另一场革命席卷九州之际，在粤东一个僻远小山村的一座小平房里，一位落拓多年、孤苦老农模样的人，斜倚床边，遽然远行。这位饱受摧残，孤苦伶仃孑然远逝的老头，其实就是当年南北议和中地位显赫的首席秘书。历史本不该如此，然而，历史又确曾如此。
以上所有角色，都指向同一个人——张竞生。
在革命风云中崭露头角
张竞生原名张公室，1888年生于广东饶平。他天资聪颖，1906年考入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法文班。在这里，他认识了鼎鼎大名的赵声和陈铭枢，并结为莫逆。
在校期间，张竞生极为活跃，学习成绩优异，却因带头剪辫子和学潮问题被学校借机开除。1908年3月，张竞生与友人云水迢迢地来到了新加坡，投奔孙中山。他满怀热望地向孙中山倾诉种种遭际和期待，孙听后却蔼然道：以我现有的财力，无法帮助你们到外国去留学，养成深造的革命人物……张竞生此番去国千里，面谒先生，满以为从此可追随中山先生左右，或远适他国成就一番事业，不承想孙中山的一席话，使他懵懵然从云端栽下来。
铩羽归国后，张竞生决意北上赴京投考京师大学堂法文系，结果过关斩将，一举中榜。通过同学孙炳文，张竞生接触了不少革命党人。1910年4月，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被捕后，张假扮成汪的亲戚，在革命党人和监狱中来回传递信息，为营救汪反复奔走。这给汪精卫留下了深刻印象，亦使他与革命党人建立了密切联系。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风雨飘摇，南北双方遂酝酿和谈。张竞生一直陪伴在汪精卫左右，他们朝夕相处，奔走国事，虽险象环生，却意气风发，汪精卫对这位小青年的真情、才干和胆略多了许多认识，十分赏识。稍后，南北代表在上海正式议和，双方均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北方的全权代表是唐绍仪；南方的全权代表是伍廷芳，谈判代表暨参赞还有汪精卫、王宠惠、王正廷等大人物。办事处职员中人才济济，皆青年才俊一时之选。其中，经汪精卫专函举荐，孙中山亲自确定张竞生以首席秘书的身份，全程参与南北议和的各项工作（一同位列秘书的还有宋子文、杨杏佛、谭熙鸿等）。他明里辅佐伍廷芳，暗中协助汪精卫，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南北双方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后，最后达成了协议。
参与南北议和的人物，当年谁个不是功劳赫赫的风云人物，日后哪个不是名重当世或权倾一时的政要名流。这首席秘书才二十出头，就担任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其资历不言而喻，其才华非同寻常，其前途自然无可限量。
这之后，一批对辛亥革命有功之士，“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希望出国深造，为“将来国家储才备用”。经袁世凯批准，经临时稽勋局严格考选，选派了第一期稽勋留学生25名，内有日后大名鼎鼎的杨杏佛、谭熙鸿，也有鼎鼎大名的萧友梅、任鸿隽等，其中，雄踞榜首的就是张竞生。1912年10月，这批青年终于成行。张竞生在沪启程去法国时毅然改名“明志”，后又从严译《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中得到启发，从中各取一字，易名“竞生”。
风浪四十余日，三万里云和月。1912年12月初，张竞生在马赛登陆后直奔巴黎，随后入巴黎大学攻读哲学。他是革命党人，也是读书人，故既能潜心向学，又时刻难以忘情于天下苍生，在苦读与游学的间隙，还以自己官费公派生的诸多便利，心忧在法的学子与华工，共度时艰。是时，国内的“二次革命”流产，同盟会元老蔡元培、吴敬恒全家，汪精卫、陈璧君与曾仲鸣、方君璧夫妇先后辗转来到法国，住在巴黎郊外蒙达尼。这一批昔日豪气干云的革命闯将，此番却过着心境迷茫的乡间寓居生活。
大家穷极无聊，张竞生则召集留法的中国学生，与这批元老畅谈国事，探讨学术，极一时之盛。1914年春，在出席蒙达尼城俭学会团讲习会上，张竞生第一次真正见识了蔡元培。双方相谈甚欢。蔡元培遂鼓励他利用中国留法学生会会长的身份，多为华工做实事、谋出路，张竞生自然极为热心。1915年6月，李石曾在巴黎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会。在李石曾、吴稚晖、张竞生等人的持续推动下，勤工俭学运动迅速走向高潮。这场长达十余年的运动，造就了日后中国政治、科技、文教和艺术等领域的大批栋梁之才。
张竞生在法国的另一大收获，是极为丰富的罗曼史。这甚至影响到他日后的思想乃至整个人生轨迹。张竞生虽习哲学，但本质上还是个诗人，自然也就富有罗曼蒂克和怜香惜玉的情怀。从封建保守的故国到这浪漫之都，他在读书之外，自然难免“入乡随俗”，游弋于莺歌燕舞之中。在经历了丰富多彩的浪漫史后，张竞生在感情之路上日臻老练，情事、性事也日益成熟。这些情场历练，为他日后推动“性育”打下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爱情四定则”促成的姻缘
1920年，张竞生回到阔别八年的中国。为展示才华和抱负，他在船上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建设家乡广东的施政建议，其中大半篇幅是在论述人口问题。他认为，未来社会人口不加节制地膨胀是人类根本的冲突，尤其是中国存在的重大隐忧和突出问题。因此中国要限制人口发展，实行避孕节育，优生优育，提高人口素质，而这就要从广东开始实行。但他刚登岸，这构想就碰壁了——他把这建议贡献给广东省省长兼督军陈炯明，岂料陈本人就是儿女满堂，自然闻之大怒，斥骂张竞生，惹得邹鲁出面打圆场。
1921年2月，张竞生到潮州金山中学上任。他到任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当地报纸上撰文提倡避孕节育，被某些保守派诬蔑为“卖春博士”。正当迷惘和彷徨之际，张竞生收到北大校长室谭熙鸿发来的加急电报，称受蔡元培委托，嘱他火速赴京，共襄盛举。张竞生在人生的低谷中，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他随即乘船远飚，奔赴京城。 当时的北大在蔡元培治下气象一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聘请了一大批优秀教授，新旧咸集，名家荟萃。然而，纵是在如此兼容并包的环境中，张竞生仍堪称异类。张竞生初登讲台，当然不敢怠慢，为了一炮打响，他特地租了安静的住所，闭门谢客，苦战半个月，编成了《普遍的逻辑》讲义，这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一样，成为我国逻辑学的开山之作。那时的北大极热闹，各式活动应接不暇；但大学毕竟首先还应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张竞生也打定主意一心一意著书——他想远离时髦，却不料时髦还是找上门来。1923年1月，他在《晨报》上无意间看到一则新闻《谭仲逵丧妻得妾，沈厚培有妇无妇》，把他卷入了舆论的漩涡。谭仲逵是张竞生的好友，张竞生在报上撰文公开为友人辩护，并提出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
“爱情四定则”一经刊出，舆论大哗。《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趁机策划了系列大讨论，其中多数人都撰文反驳张竞生。面对这纷扰的论战，张竞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长文《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虽然这次讨论在轰轰烈烈持续两个多月后偃旗息鼓，却无意间促成了两段姻缘：一段是鲁迅与许广平，一段是张竞生与褚松雪。
1923年5月，关于爱情的讨论正如火如荼时，张竞生在报上读到一篇署名“褚松雪”的文章，大意是她不接受包办婚姻，愤而脱离家庭关系，只身从遥远的南方到山西教书以避祸谋生。这一不幸遭遇，引起了张竞生的深切同情。他立即写信前去安慰，并略为介绍了自家身世。他很快收到回信，从此两人鱼雁传书不绝，张竞生对这位奇女子的兴趣亦日渐浓厚。在他的努力下，褚松雪终获机会入北大求学。她遂常到学校听讲座，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张的指导下读书作文。褚松雪对张竞生感激涕零，不仅把他视为学问上的导师，更视为生活上的导师。而此时，张竞生正专注于他的美学论著《美的人生观》的写作。
然而，大学终不是象牙塔，奇女子更非书斋中人。北京的革命气氛越来越浓厚，思想业已觉醒的褚松雪，再也难以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张挹兰的鼓动下，褚松雪的思想迅速左倾，不久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成为重要干部。而对这一切，张竞生还蒙在鼓里。来京不到一年，褚松雪已由“山鸡”变“凤凰”，活跃于北京政学两界，她对张竞生的态度已不似往昔；而张则渐渐被她彻底迷倒，他多次求婚，褚始终不置可否。张对现实的政治已无兴趣，在学术上却有宏大抱负，他满以为褚松雪能成为他事业的得力助手，却万万没想到，理想中的伴侣并不满足于当贤妻良母，她只热衷于社会政治运动。
褚的遽然离去，使张竞生遭受致命一击。连续好几个月，张痛彻心扉，难以释怀。但数月后，褚从外面回来与张竞生重归于好，二人遂于1924年秋举行婚礼。
毁誉交加的“性学博士”
1923年9月，张竞生在北大课堂首次开讲性学第一课。此举使张竞生在上半年引发爱情大讨论后，再次成为媒体和学界争论的焦点。性的问题并不新鲜，在课堂上谈性论爱，也不奇怪，但在北大讲坛上，张竞生是第一位公然讲“性”的中国人。他公开宣称：“饮食是生命的起源，性欲是生命的发展。现在许多政治家专心去讨论经济，而世界的教育家却忘了这个比经济更重大的性欲问题。”他撕掉了“性”的神秘面纱，还“性”以本来面目，进而把它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从这年9月开始，张竞生以专题的形式，开始了性学的系列讲座，主题为“美的性育”。张竞生打破了禁忌，但偏见与诽谤却始终如影随形地笼罩着他，很多人认为他大肆传播性学是在毒害青年，是流氓教授，他因此收获了一个称号——“性学博士”。这一“雅称”就像阴魂一样罩在张竞生头上，改变了他整个人生。
然而，张竞生并未就此屈服。他仍若无其事地讲授性学，并于1924年5月出版了《美的人生观》，其中辟有专节探讨性学，把“美的性育”进一步理论化，以更方便切磋和传播。此后两三年，张竞生又陆续出版了《美的社会组织法》和《恋爱的卫生》等著作，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藉此，张竞生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他的性学思想，他将这些学说统称为“美的学说”。
1923年5月24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主持召开筹备会议，正式成立“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会议推举张竞生为主席。调查会正式成立后，张竞生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大规模的风俗调查活动。1925年，风俗调查会在讨论工作计划时，张竞生提出：性是人类存在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对性史的调查理应作为一项内容，列入风俗调查会进行正式而全面的调查。参加讨论会的徐炳昶、陈大齐、董作宾等，也认为对性应进行公开的研究，但性史调查颇为敏感，易生误会。而张竞生则认为寒假在即，事不宜迟，须抓紧着手进行调查的准备。随后，他很快发出了征集性史的广告。
稿件如雪片般飞来，张喜不自胜。不足一月，他就收到了两百多篇稿件。周作人对张竞生的研究著述也颇感兴趣并表示支持。
1926年5月初，《性史》第一集由北京光华书局出版。此书一出版，就卷起阵阵狂澜。该书初版只印一千册，但新书上市，万人疯狂抢购，买书的、卖书的忙成一团，警察为维持秩序，甚至要用水管冲散人群。出版界不择手段地疯狂盗版盗印，舆论界则一派哗然，正人君子摇头叹息，却在暗中读得津津有味；封建卫道士气急败坏，活像掘了其祖坟。张竞生的“性学博士”、“卖春博士”的花名也被公众铺天盖地竞相传开。
即便是在相对开放的广州，仅1926年8月的《国民日报》上，不到半月内就连续刊登了五篇措辞严厉的批判文章。《性史》很快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天津南开学校最早查禁了该书，为防局面失控，校长张伯苓亲自向学生训话，重申凡读《性史》一类淫书者，将记大过或斥退，他还约见附近的书店老板，禁售此类书籍。学校当局还一纸公文告到京津警察厅，要求查禁《性史》等五种“淫书”。在各界鱼龙混杂的“合力”下，《性史》被查禁。 奇书一出，万劫不复。《性史》顿成“洛阳纸贵”的“淫书”，张竞生也成为千夫所指的“淫虫”。多少原与张竞生不无共识的同行，也开始避而远之。在此众口铄金之际，公开施以援手的名人，唯周作人而已。
张竞生编此书，原只为征集研究性学的资料，一集集地出下去，完成一宗名山事业，不意得到全然相反的结果。他只好紧急通知书局不可重印，原已发稿的《性史》第二集赶紧撤稿，书局预付的一千大洋也如数退回，第一集的二百余元版税，全数发给读者。张竞生忙乎半年，分文未取，反被污蔑从中牟利数千大洋；更重要的是，他由此招来一世恶名，人生道路从此逆转，终至万劫不复。
被“性学”改变的人生
是时，北大经费严重短缺，张竞生不得不于1926年6月离开北大只身南下，重又混迹于“十里洋场”。老友张继知道张竞生是教育专家，特地聘他为上海艺术大学教务长。后来，张竞生又离开了难以为继的上海艺术大学。进退两难中，他决定在法租界筹办《新文化》月刊，其创刊号于1927年元旦闪亮登场，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在张竞生的苦心经营下，《新文化》发行量迅速攀升，每月发行量很快达到两万份。但刊物一开始就麻烦不断。在吃了一场官司后，《新文化》被法租界视为眼中钉。当局经常横加干涉，严格限制刊物的内容。屋漏偏遭连夜雨，那些书商又见有利可图，在平、沪等地汇编出《文化史》或《新文化小史》，高价出售，败坏了张的名声，甚至捕风捉影说他有某种政治背景。1927年11月，在上海临时法院的干预下，《新文化》不得不关门大吉。
此后，张竞生只好由美的书店勉强支撑门面。美的书店开张那天，门庭若市。不仅店中很多性学书籍令人大开眼界，书店还雇佣了不少年轻漂亮的女店员，在上海滩，这至少是首次商业雇佣女店员。张竞生为答谢读者，赠予每位读者一张大美女画作为开业纪念。多管齐下，书店的书籍当天就被抢购一空。上海书市竞争惨烈，草创时期的美的书店不得不另辟蹊径。张竞生决定出版系列丛书：其中有书店赖以起家的“性育小丛书”，翻译世界名著本；还有普通文艺类，此外则是浪漫派文学丛书。
但树大招风，张竞生还是几次因猥亵淫秽被告上法庭。不少市井流氓还不时到书店向女店员讨要“第三种水”。以后每月美的书店总有一次被告上法庭，张竞生的名声反而越来越大，几乎在上海滩家喻户晓，成为各大学争相邀请演讲的名流。1929年初夏，美的书店倒闭后，张竞生整天躲在法租界修订由美的书店初版的《卢骚忏悔录》。不日，张竞生举家赴杭避暑，又被浙江省政府扣留，罪名是“到杭州来宣传性学，蛊惑青年”。最后，他幸得友人相助保释出狱。返沪后，四壁萧然，三餐难继。
年过不惑的张竞生，不得不再次远渡重洋。南北议和时期的意气风发，留学法国时期的踔厉风流，执教北大时期的毁誉交加，都已成日渐遥远的过往。他所面临的是越发坎坷且略显黯淡的后半生。这一年，张竞生41岁，在他82年的人生旅途中，恰恰是他整个人生的转捩点。此前，他在中国学界大舞台的中心轰轰烈烈叱咤风云，而欧游归国后，他几乎从历史大舞台上全然消失，此后的多数时间都再未走出老家饶平县。
重返法国后，张竞生已然是个落魄的老留学生，只能租房住在巴黎近郊的一间旧式老屋。时光白驹过隙。接到褚松雪要和他离婚的信后，张竞生心急如焚，火速赶回上海。然而，家庭已分崩离析，无可挽回。
无奈间，张竞生只好带着儿子回到广州。此时，主政广东的是“南天王”陈济棠，是他黄埔陆军小学时的同学。陈当政后，亲自主持调研，制定“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并由省政府的名义颁布实施。陈十分爱才，听说张竞生回到广州后，亲自前来看望，并诚邀张参加家乡的经济建设。但张竞生谢绝了邀请，陈见他去意已决，就命他为省政府实业督办，只挂空衔，主要负责督导饶平地方的实业发展。张竞生回到阔别近三十年的饶平老家，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在之后的实际工作中，他受到当地官员的诸多掣肘，他对当地的吏治腐败义愤填膺，却也无可奈何。在情场和职场的双重挫折下，张竞生心灰意冷，只好避走香港。后因困居港岛无事可做，只得又重新飘回上海滩。
1935年春，在邹鲁大兴土木建设中山大学之际，张竞生应陈济棠之邀，从厦门回到广州。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参议员，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出力。在中大新校园内，经校长邹鲁介绍，张竞生认识了一位女子黄冠南。1935年8月，两人在广州结婚。此后十多年，张竞生夫妇接连不断地生了五个孩子——这对于提倡节育的张竞生来说，自然是一个不小的玩笑，也恰恰表明节育实践起来是多么困难。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回归故园后的张竞生一直在粤东山区开公路、育苗圃、办农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立时声名鹊起，与北方的梁漱溟并称“南张北梁”。
最后的孤寂时光
1949年，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张竞生也以前清旧人、民国名士的身份，走进了新时代。1950年3月，饶平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张竞生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
然而在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张竞生作为旧社会的过来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他为人耿直，富有叛逆思想，决不随波逐流。各种运动接踵而至，为了保全他，时任广东省副主席的方方派人劝了他三次，最后其妻以死相迫，张竞生始同意离开饶平去广州就职。1953年春末，黄冠南不堪忍受现实的压力，抛夫弃子，决然自尽。同年8月，张竞生以其特殊的经历和贡献，被聘为刚刚成立的广东省文史馆首批馆员，由此，他亦举家来穗。
在文史馆，张竞生每月工资一百三十元，仅次于馆长和副馆长，但这仍显得十分拮据。他不得不卖文为生。蒙羞诟病大半生的张竞生，终于决定将自己的情史、性史公之于众，他为自传起名为《十年情场》，一边写一边在《南洋商报》副刊连载。文章连载后大受欢迎，这些不菲的稿费，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帮他渡过了生活难关。
张竞生虽是新时代的“老古董”，但他不能隔绝于这个时代，他仍忍不住对现实投以关怀。不久，他挑灯夜战，写下了一万三千字的“万言书”给毛主席，建议外交上不能向苏联“一边倒”；建议重视农业，开发山利；节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但这万言书没过多久，就被有关部门批示“退回，酌办”，最后回到了张竞生个人的档案袋。翌年，文化部专门下发文件，将张竞生的《性史》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列为中国十大禁书。霎时间，张竞生的名字在祖国大陆销声匿迹。 此时的张竞生，早已厌倦了城市，厌倦了政治，厌倦了人与人的算计与纠缠，而格外怀念家乡朴陋的旧寨园。春节刚过，张竞生就申请回饶平筹办华侨农场。但文史馆经斟酌，只批准他回饶平居住。张竞生重归故里，可昔日老屋只剩残垣断壁。故园无家可归，广州有家难回，饶平方面把他安置在黄冈镇华侨旅社三楼的两个大房间居住。
张竞生一门心思扑在哲学研究上，但此时，“文革”的狂飙已开始席卷边远小城，青年学生和红卫兵小将一夜之间变得蛮横而疯狂。他们以革命的名义，长驱直入张竞生的居所，气势汹汹地勒令他迁出旅社，自行寻找居所，不得再做劳动人民的“寄生虫”。张竞生无力反抗，只好带着两个小儿子，借住在一户侨眷家，后又租住进县人民医院旁一间狭小的平房。没想到这平房阴暗而潮湿，憋闷而局促，做饭时经常呛得张竞生咳嗽不止，涕泪交零。但他仍在研究哲学，以此为精神支柱。
张竞生终生奉行素食主义，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水果。他住处附近有许多水果摊，每逢他经过，就有许多档主主动向他推荐，有的投其所好说替他挑好了最“雅”的水果。他闻言大喜，不问价钱，要多少就给多少。他儿子来探视老父时，发现给张的水果比市面价高至二三倍，几近讹诈，乃力劝他不要受骗。开始时他还不哼不哈，儿子多说两遍，他反怒斥道：“你不要管，我花钱高兴就好，我这不是单纯买水果，而是买高兴！”
1968年7月，张竞生开始写最后一部著作——《记忆与意识》。蓦地，打砸抢运动升级，社会进一步陷入无序状态，他被当作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扣押于居委的“学习班”。一日，他被红卫兵押到中山公园接受群众的批斗。虽然名声已被作践得不成样子，但在普通百姓眼中，这“张博士”仍是位神奇而神秘的人物。听说要批斗他，四近的人们闻风而来，把公园挤得水泄不通。这八十高龄的老头站在戏台上，气定神闲地望着摩拳擦掌准备声讨他的人们。红卫兵轮流上台攻击张竞生，有人恶狠狠地说：“你出身地主，一贯反动，你知罪吗？”他答道：“我从年轻时就追随孙中山先生干革命，推翻封建王朝，我何罪之有？”红卫兵不依不饶：“你反对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毛主席！”张说：“我在北京大学当教授，跟李大钊是好朋友。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毛主席是图书馆管理员，我跟他们都是好朋友，毛主席不懂英文还来向我请教呢！我哪里会反对毛主席，绝无此事，不信，你去问毛主席。”台下又是哄然大笑。批斗会成了对老头的表功会，群众居然这么喜爱他，主持人见势不妙，只好草草收场。三个月后，张竞生获释离开“牛棚”。
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形势一触即发，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建立“战备疏散点”。八十多岁高龄的张竞生也被疏散遣送到樟溪公社永乐大队厂埔村进行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他孤身一人，被安排住在村里一间破旧的祠堂。村民们日日忙活，他则终日寂寞一人。每天饭后，除了到山前村后走走，他就在屋前小土台上读书写字。日上三竿时，他就跑到晒谷场上，对着太阳做自编的健身操，再到山溪洗澡，在沙滩上晒太阳。夕阳西斜时，他就向西散步。
1970年6月18日，在那所破旧的房子中，张竞生突发脑溢血遽然逝去。待人们发现时，他已斜倚床边，容色安详，面前摊着一本书。书桌上，油灯明亮依旧。此时，他的身边空无一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