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今天的正体书法不仅包括楷书，而且还包括篆书和隶书。这三种书体不仅勾勒出文字演进的主体线索，而且还是书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体书法对书法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拟从正书与正体书法的界定入手，进而探讨正体书法与书法艺术传统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正字 正体 正体书法 传统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一 正体，还是正体书法？
中国书协已举办了四次正体书法展览，这四次展览中均标有“第Х届正书大展”的字样。笔者对“正书大展”这一提法存有疑虑。
“正书”一词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十安慧则》云：“少无恒性，卓越异人，而工正书，善谈吐。”此当指楷书。北宋时候的《宣和书谱》列“正书”四卷，云：“在汉初有王次仲，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字石刻间夹为正体。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晋王羲之作《乐毅论》、《黄庭经》，一出于世，虽为今昔不皆之宝。”王次仲饰隶为八分，此之楷谓八分隶书，言有楷模，非今楷之谓也。至钟繇、王羲之改变古形，始有正书，为今楷式样。表明宋人承袭唐人之弊，常有呼楷为隶，楷、隶不分之现象。后又有人云楷为真书者亦大有人在。可见楷书在古代有隶书、正书、真书之不同，而用正书指代今之楷书者相沿至今。上海书画出版社于1982年12月出版了《书法自学从帖系列》，有《篆隶》上、中、下三册，《正书》上、中、下三册，《行草》上、中、下三册共九本，又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正书大字典》其中“正书”均指今天的楷书，表明今人对这种历史传统的认同。而翻开《全国第Х届正书大展作品集》时，我们看到里面的“正书”不仅包含楷书，还包括篆书、隶书。“正书展”如何能涵盖篆、隶两种书体呢？
就汉字而论字体，一是指文字的形体；二是指书写的字体（如真行草隶篆之类）；三是指书法家的字体（如颜柳欧赵之类）。三者互有关联但又各有分别。而就文字的形体讲，只需分正、草二体。按照郭绍虞先生的观点，文字的应用，一个是要求辨认清楚；一个是要求书写便利。由此便产生了正体和草体的矛盾，正体要求统一，要求固定，而草体引发书写性简化降低最初的象形程度，集腋成裘，成为推动书体演进的决定性因素；削弱线条的仿形特征，强化书写因素，使文字向实用这一方面靠拢；当潦草发展到一定程度、危及文字通畅使用的时候，就会提醒人们进行规范整饰，从而导致正、草二体的分途发展并互为依存。“潦草逐渐使文字脱离原始的神圣地位，在心理上，给人一种亲和感，成为最初由少数人（贞人集团）掌握的宗教工具向文字的社会性转化的催化剂，其结果使更多的人参与使用和创造，这在书法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就此而言，早期古文字中的草体，比之正体大篆更富于人文精神。”文字的书写之美体现了日益增长的人文精神。同时正体时刻要求我们不能任其发展，这种矛盾运动导致了像张怀 在其《文字论》中所言“……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产生了最初的矛盾统一体（以适用为基础的艺术追求）——中国书法。
故正体的“正”首先有规范、整饰、纠正之意，它来源于统治阶级的正字活动，形成正体，以区别于俗体、杂体。我们通常认为，正体的自觉，古文以西周大篆为始，小篆为其终结；今文以东汉八分隶书为始，晋唐楷书为其余绪。此后书体不再演进，遂成今天篆书、隶书、楷书为内容以区别于行、草书的正体书法。故今天的“正书展”理应命名为“正体书法大展”。“正书展”、“正体书展”、“楷书等正体书”已经充分暴露了对正体书法概念不清的困惑。
概念不清甚至错误是书法学术研究的桎梏，这从古代书论之于今人的学术研究可见一斑。在书法研究刚有起色的今天，要尽量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混乱，这不仅有益于今人，也是泽被后世的大事。
二 由正体书法导引的书法传统
在古人的心目中，中国文字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上垂天象，下浮河洛，“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由四只眼睛的圣人仓颉通过“仰观”、“俯察”所得所造。有了文字，即可以“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开篇顽古，则千载共明；削简传令，则万里对面。积善则恶自削，书贤则恶必改，玉历颁正而化俗，帝载陈言而社教。变通不极，日用无穷，与圣同功，参神并运”；有了文字，可以贯幽经远，事简应博：“范围宇宙，分别阴阳，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肥瘠之可植，是以八荒籍焉。纲纪人伦，显明君父，尊严分明而爱敬尽礼，长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行焉。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正是文字承载语言的功能，是统治国家须臾不能离开的重要工具，为文明所必备，其形体之规范化的书写意义才会被突现出来，尤其正体兼有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美学的多重色彩，对中国书法传统影响至深。
传，本意为转授、流布；统，本意指蚕茧抽丝的头绪，抽绎统纪而后丝系乃成，引申为事物世代承继的系统。以传统两字连言，是以持续的转授承继关系来明确系统的形成，为晚出词语，与统字古意大体相近。就传统绵延久远的特征而言可以名之为“传承大统”；就其内在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而言，可称之为“传承道统”；就其具体的表现形式而言可视之为“传承系统”；就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而言，可以释之为“传承正统”；浑言之，均可以名为“传统”。
古人对传统书法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张怀 《书断上》云：“夫道之将兴，自然玄应，前圣后圣，合矩同规，虽千万年，至理斯会，天或垂范，必然而出，不在考其甲之与乙耶。”这里说到了楷模的传承和系统的传承。虞和《论书表》称钟、张、二王“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又有《书断》附评杜度、张芝、钟繇、二王“同为终古独绝，百代之楷模。高步于人伦之表，栖迟于墨妙之门……其或继书者，虽百代可知”除艺术以外，“人伦之表”的政治、伦理教化的意义也尤为重要。还有郑杓《衍极·至朴篇》评云：“颜真卿含弘光大，为书统宗，其气象足以仪表衰俗”，把书法传统植于深厚的文化沃壤之中，暗示出书法发展的某种必然。明人项穆著《书法雅言》，首列《书统》提纲全篇。项氏认为：“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钟、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历史借项氏之口道出书统。纵观书法史，其前期有书统之实而无发现，发现并深入理解传统是我们理解书法史尤其是正体书法的关键。
周秦汉唐一脉传承演进的常用字正体有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历宋元明清而沿用至今。正体书法的正统和规范，是明确书法之书写艺术的典型式样。根据《周礼?保氏》的记载，古人八岁入小学，先从“六书”开始；汉代《尉律》中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移郡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唐代以“身、言、书、判”为导向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一直影响到清代。统治阶级的这种影响和干预书法活动，形成了历代连续一贯的文字政策、教育、取士和监察制度，制定政策、明确教育和考课措施的基础，如《史籀篇》、《苍颉篇》、《说文解字》、《字林》、《干禄字书》、《九经字样》等。功利在前，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进仕）自觉接受规范的检验，在颇为狭小的空间之内进行着有限的调节变化，用以容纳书法的个性。艺术的追求完全成为实用的附属。之后形成名家楷模，藉以引导时尚。每一个读书人都毫不犹豫的投入到正体典范美的学习和创造当中。至此，正体书法的学习已经形成传统。古代书论中的“工”、“能”、“善”、“楷法”、“楷则”、“楷模”等术语和批评标准，均由隶、楷的正体化转化而来。正体书法典范的深入人心，不仅为了使用，同时具有通俗性的优美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正体书写具有较高的技术性，楷模正可以从法度方面总结经验便于效仿和推广，因此学书也须由楷模名家的楷法筑基，形成先正书而后是能行草书的千载戒律。苏轼《书唐氏六家书》有“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的话;黄庭坚《跋与张熙载书卷尾》有“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草书不难工矣”句；文征明《跋祝枝山赤壁赋》认为“盖楷法既工，则藁草自然合作。若不工楷法，而徒以草圣名世，所谓无本之学也”等均其意。虽有“官楷”、“台阁”、“馆阁”之讥，但士人都乐此不疲。正体书法的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国书法金字塔塔基——强大的群众基础。由名家楷模导引的学书热潮，诸如项穆引米芾的“书不入晋，徒成下品”，赵 光的“学篆，必籀《鼓》斯碑，博之以《坛山》、《诅楚》诸金石。唐、宋而下一字不得入吾肺腑，学隶，必钟传汉碑，博之以蔡邕而上诸碑碣，六代而下不得窥也。学正书，必欧、虞、颜、褚，博之以钟、王，钟、王非得唐迹非显其妙；宋人而下，不得习也。学行书，必二王，博之以诸家法帖，诸帖非二王不能淘汰入正途；宋人书不得习也。学稿草，必颠。素，博之以张、索，张、索非颠、素不成文也；宋人而下亦不得习。”这些尊古心理和取法乎上的理念，实在是源于正体书法的传统使然。
此外，从汉代“善史书”风气开始，古今书体并行和书家兼善诸体即成为传统，历代相沿不变。在文字使用上，善书必须明字，书家兼善诸体，喜新而不厌旧，古今并行，时刻在提醒人们纵观数千年的书法，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共存共荣的整体来审视，引导人们去认识正统和典范，在实践中体味文字所具有的秩序感和伦理、教化涵义；书法上诸体兼善，书家以此自矜，论者以之为能，这一风气至今不易。“善史书”还引导以书干禄、书法观念等书法大统一系列现象，足见其影响之深。其他如“人品即书品”、“人正则书正”的伦理推阐标准也源发于此，此不赘言。
由正体书法导引的书法传统提倡实用和艺术的共性美，即由技术、功力所致具有较多的审美价值之效仿楷模而来的客观艺术成分，代表全社会之共同时尚的通俗美，不含艺术和创造。书论中“工”、“能”、“善”、“楷则”均如此。在进身仕途的人群中，通过各级考试，书法均能具备楷式。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进入更高的艺术层面。在艺术层面中，一种是超出社会接受能力而被淘汰的；另一种是可供欣赏但不能被人效仿的；还有一种是美善兼具，成为楷模而被效仿的。
总之，正体书法以文字的规范之美筑基，以艺术的个性美为动力，正体书法的泛化推而广之，用以解决适用与艺术矛盾的最好标准就是儒家的“中和”思想，可以看到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互相渗透。
正体书法及其导引的书法传统，虽不是书法发展的全部，但由其产生的书法现象、书法问题都能反映历史的某种规律，都能代表主流倾向，也是可以反映并藉以解释书法史的活灵魂，所以把握并认真理解这一问题就等于把握到了书法史的钥匙。这也是我们阐释这一问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学术月刊》，1961年第9期。
[2] 丛文俊：《〈中国书法全集·春秋战国金文〉编后余论》，《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3] 谢云：《正书艺术丰碑长存》，《全国第一届正书大展作品集》，中国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4]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5] 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店，1993年版。
[6] 丛文俊：《论“善史书”及其文化涵义》，《书法研究》，1998年第2期。
作者简介：赵彦辉，男，1974—，吉林榆树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书法文献、书法史、艺术评论，工作单位：北华大学美术学院。
关键词：正字 正体 正体书法 传统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一 正体，还是正体书法？
中国书协已举办了四次正体书法展览，这四次展览中均标有“第Х届正书大展”的字样。笔者对“正书大展”这一提法存有疑虑。
“正书”一词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十安慧则》云：“少无恒性，卓越异人，而工正书，善谈吐。”此当指楷书。北宋时候的《宣和书谱》列“正书”四卷，云：“在汉初有王次仲，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于是西汉之末，隶字石刻间夹为正体。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晋王羲之作《乐毅论》、《黄庭经》，一出于世，虽为今昔不皆之宝。”王次仲饰隶为八分，此之楷谓八分隶书，言有楷模，非今楷之谓也。至钟繇、王羲之改变古形，始有正书，为今楷式样。表明宋人承袭唐人之弊，常有呼楷为隶，楷、隶不分之现象。后又有人云楷为真书者亦大有人在。可见楷书在古代有隶书、正书、真书之不同，而用正书指代今之楷书者相沿至今。上海书画出版社于1982年12月出版了《书法自学从帖系列》，有《篆隶》上、中、下三册，《正书》上、中、下三册，《行草》上、中、下三册共九本，又于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正书大字典》其中“正书”均指今天的楷书，表明今人对这种历史传统的认同。而翻开《全国第Х届正书大展作品集》时，我们看到里面的“正书”不仅包含楷书，还包括篆书、隶书。“正书展”如何能涵盖篆、隶两种书体呢？
就汉字而论字体，一是指文字的形体；二是指书写的字体（如真行草隶篆之类）；三是指书法家的字体（如颜柳欧赵之类）。三者互有关联但又各有分别。而就文字的形体讲，只需分正、草二体。按照郭绍虞先生的观点，文字的应用，一个是要求辨认清楚；一个是要求书写便利。由此便产生了正体和草体的矛盾，正体要求统一，要求固定，而草体引发书写性简化降低最初的象形程度，集腋成裘，成为推动书体演进的决定性因素；削弱线条的仿形特征，强化书写因素，使文字向实用这一方面靠拢；当潦草发展到一定程度、危及文字通畅使用的时候，就会提醒人们进行规范整饰，从而导致正、草二体的分途发展并互为依存。“潦草逐渐使文字脱离原始的神圣地位，在心理上，给人一种亲和感，成为最初由少数人（贞人集团）掌握的宗教工具向文字的社会性转化的催化剂，其结果使更多的人参与使用和创造，这在书法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就此而言，早期古文字中的草体，比之正体大篆更富于人文精神。”文字的书写之美体现了日益增长的人文精神。同时正体时刻要求我们不能任其发展，这种矛盾运动导致了像张怀 在其《文字论》中所言“……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产生了最初的矛盾统一体（以适用为基础的艺术追求）——中国书法。
故正体的“正”首先有规范、整饰、纠正之意，它来源于统治阶级的正字活动，形成正体，以区别于俗体、杂体。我们通常认为，正体的自觉，古文以西周大篆为始，小篆为其终结；今文以东汉八分隶书为始，晋唐楷书为其余绪。此后书体不再演进，遂成今天篆书、隶书、楷书为内容以区别于行、草书的正体书法。故今天的“正书展”理应命名为“正体书法大展”。“正书展”、“正体书展”、“楷书等正体书”已经充分暴露了对正体书法概念不清的困惑。
概念不清甚至错误是书法学术研究的桎梏，这从古代书论之于今人的学术研究可见一斑。在书法研究刚有起色的今天，要尽量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混乱，这不仅有益于今人，也是泽被后世的大事。
二 由正体书法导引的书法传统
在古人的心目中，中国文字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上垂天象，下浮河洛，“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由四只眼睛的圣人仓颉通过“仰观”、“俯察”所得所造。有了文字，即可以“纪纲万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质文著世”；“开篇顽古，则千载共明；削简传令，则万里对面。积善则恶自削，书贤则恶必改，玉历颁正而化俗，帝载陈言而社教。变通不极，日用无穷，与圣同功，参神并运”；有了文字，可以贯幽经远，事简应博：“范围宇宙，分别阴阳，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肥瘠之可植，是以八荒籍焉。纲纪人伦，显明君父，尊严分明而爱敬尽礼，长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行焉。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正是文字承载语言的功能，是统治国家须臾不能离开的重要工具，为文明所必备，其形体之规范化的书写意义才会被突现出来，尤其正体兼有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美学的多重色彩，对中国书法传统影响至深。
传，本意为转授、流布；统，本意指蚕茧抽丝的头绪，抽绎统纪而后丝系乃成，引申为事物世代承继的系统。以传统两字连言，是以持续的转授承继关系来明确系统的形成，为晚出词语，与统字古意大体相近。就传统绵延久远的特征而言可以名之为“传承大统”；就其内在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而言，可称之为“传承道统”；就其具体的表现形式而言可视之为“传承系统”；就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而言，可以释之为“传承正统”；浑言之，均可以名为“传统”。
古人对传统书法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张怀 《书断上》云：“夫道之将兴，自然玄应，前圣后圣，合矩同规，虽千万年，至理斯会，天或垂范，必然而出，不在考其甲之与乙耶。”这里说到了楷模的传承和系统的传承。虞和《论书表》称钟、张、二王“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又有《书断》附评杜度、张芝、钟繇、二王“同为终古独绝，百代之楷模。高步于人伦之表，栖迟于墨妙之门……其或继书者，虽百代可知”除艺术以外，“人伦之表”的政治、伦理教化的意义也尤为重要。还有郑杓《衍极·至朴篇》评云：“颜真卿含弘光大，为书统宗，其气象足以仪表衰俗”，把书法传统植于深厚的文化沃壤之中，暗示出书法发展的某种必然。明人项穆著《书法雅言》，首列《书统》提纲全篇。项氏认为：“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钟、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历史借项氏之口道出书统。纵观书法史，其前期有书统之实而无发现，发现并深入理解传统是我们理解书法史尤其是正体书法的关键。
周秦汉唐一脉传承演进的常用字正体有大篆、小篆、隶书、楷书，历宋元明清而沿用至今。正体书法的正统和规范，是明确书法之书写艺术的典型式样。根据《周礼?保氏》的记载，古人八岁入小学，先从“六书”开始；汉代《尉律》中规定：“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移郡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唐代以“身、言、书、判”为导向的科举制度及其影响一直影响到清代。统治阶级的这种影响和干预书法活动，形成了历代连续一贯的文字政策、教育、取士和监察制度，制定政策、明确教育和考课措施的基础，如《史籀篇》、《苍颉篇》、《说文解字》、《字林》、《干禄字书》、《九经字样》等。功利在前，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进仕）自觉接受规范的检验，在颇为狭小的空间之内进行着有限的调节变化，用以容纳书法的个性。艺术的追求完全成为实用的附属。之后形成名家楷模，藉以引导时尚。每一个读书人都毫不犹豫的投入到正体典范美的学习和创造当中。至此，正体书法的学习已经形成传统。古代书论中的“工”、“能”、“善”、“楷法”、“楷则”、“楷模”等术语和批评标准，均由隶、楷的正体化转化而来。正体书法典范的深入人心，不仅为了使用，同时具有通俗性的优美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正体书写具有较高的技术性，楷模正可以从法度方面总结经验便于效仿和推广，因此学书也须由楷模名家的楷法筑基，形成先正书而后是能行草书的千载戒律。苏轼《书唐氏六家书》有“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的话;黄庭坚《跋与张熙载书卷尾》有“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草书不难工矣”句；文征明《跋祝枝山赤壁赋》认为“盖楷法既工，则藁草自然合作。若不工楷法，而徒以草圣名世，所谓无本之学也”等均其意。虽有“官楷”、“台阁”、“馆阁”之讥，但士人都乐此不疲。正体书法的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国书法金字塔塔基——强大的群众基础。由名家楷模导引的学书热潮，诸如项穆引米芾的“书不入晋，徒成下品”，赵 光的“学篆，必籀《鼓》斯碑，博之以《坛山》、《诅楚》诸金石。唐、宋而下一字不得入吾肺腑，学隶，必钟传汉碑，博之以蔡邕而上诸碑碣，六代而下不得窥也。学正书，必欧、虞、颜、褚，博之以钟、王，钟、王非得唐迹非显其妙；宋人而下，不得习也。学行书，必二王，博之以诸家法帖，诸帖非二王不能淘汰入正途；宋人书不得习也。学稿草，必颠。素，博之以张、索，张、索非颠、素不成文也；宋人而下亦不得习。”这些尊古心理和取法乎上的理念，实在是源于正体书法的传统使然。
此外，从汉代“善史书”风气开始，古今书体并行和书家兼善诸体即成为传统，历代相沿不变。在文字使用上，善书必须明字，书家兼善诸体，喜新而不厌旧，古今并行，时刻在提醒人们纵观数千年的书法，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共存共荣的整体来审视，引导人们去认识正统和典范，在实践中体味文字所具有的秩序感和伦理、教化涵义；书法上诸体兼善，书家以此自矜，论者以之为能，这一风气至今不易。“善史书”还引导以书干禄、书法观念等书法大统一系列现象，足见其影响之深。其他如“人品即书品”、“人正则书正”的伦理推阐标准也源发于此，此不赘言。
由正体书法导引的书法传统提倡实用和艺术的共性美，即由技术、功力所致具有较多的审美价值之效仿楷模而来的客观艺术成分，代表全社会之共同时尚的通俗美，不含艺术和创造。书论中“工”、“能”、“善”、“楷则”均如此。在进身仕途的人群中，通过各级考试，书法均能具备楷式。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进入更高的艺术层面。在艺术层面中，一种是超出社会接受能力而被淘汰的；另一种是可供欣赏但不能被人效仿的；还有一种是美善兼具，成为楷模而被效仿的。
总之，正体书法以文字的规范之美筑基，以艺术的个性美为动力，正体书法的泛化推而广之，用以解决适用与艺术矛盾的最好标准就是儒家的“中和”思想，可以看到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互相渗透。
正体书法及其导引的书法传统，虽不是书法发展的全部，但由其产生的书法现象、书法问题都能反映历史的某种规律，都能代表主流倾向，也是可以反映并藉以解释书法史的活灵魂，所以把握并认真理解这一问题就等于把握到了书法史的钥匙。这也是我们阐释这一问题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学术月刊》，1961年第9期。
[2] 丛文俊：《〈中国书法全集·春秋战国金文〉编后余论》，《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3] 谢云：《正书艺术丰碑长存》，《全国第一届正书大展作品集》，中国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4]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5] 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店，1993年版。
[6] 丛文俊：《论“善史书”及其文化涵义》，《书法研究》，1998年第2期。
作者简介：赵彦辉，男，1974—，吉林榆树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书法文献、书法史、艺术评论，工作单位：北华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