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更迭使现代战争正迎来范式转变。传统意义上通过控制信息流以辅助军事目标的信息战正转向以改变公众认知、追求持久效应的认知战。美西方认知战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以广播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宣传战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为夺取信息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的信息战阶段（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旨在改变受众思想、追求持久认知效应的认知战阶段（2020年及其后）。当前，美西方国家所开展的认知战呈现出战略叙事、多元主体参与、智能技术驱动三大特征。在战略叙事方面，美西方善用名词建构，扭曲事件性质；制造虚假信息，模糊受众认知；利用情感叙事，引起情绪爆发。在多元主体参与方面，美西方的官方、媒体、智库三者协同发力；个体参与传播，创造“个人叙事”。在智能技术驱动方面，美西方通过智能算法实现精准化传播，利用社交机器人达成高强度传播，并运用深度伪造技术完成虚假信息传播。对此，我国应从叙事、主体、技术和制度四个层面建立相应的认知战响应体系，通过增强叙事自主性、增强社会协同能力、增强认知作战技术优势以及共建全球性治理框架，沉着应对此类新型作战方式，提高我国认知作战的防御能力和反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