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想了解世界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最好方法是去考察一下那些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者都在读什么书。而在过去的一两年中，有关论述中国大陆商业环境的图书列在“畅销排行榜”前四位的是：《中国热》(The China Dream)，作者Joe Studwell：《中国通》(M r．China)，作者Tim CIiissold；《中国企业无限公司》(China Inc)，作者Ted Fishman；《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作者Jarues Kynge。
如果把这四本书都阅读一遍，可能会被其中的观点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
但这四本书依然贯穿着同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也几乎贯穿着当今所有对中国经济的评论，那就是：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繁荣还是萧条，中国都是一个传奇。中国的崛起是本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规模和影响力上与以往任何的经济实体相比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不同于任何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
中国充满生机的经济增长既不是一些热情的支持者所形容的那样，是史无前例、足以改变世界的事件；也不是一些悲观的反对者所说的严重失衡或不稳定的那种现象。事实上，研究经济史的专家们会把中国视为一个增长链上相当普通的一个环节，这条增长链条始于日本，成型于亚洲被誉为“小龙”的各个国家，其后又延伸到印度次大陆。
亚洲高速增长的秘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还从未见证过类似亚洲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发展速度。1950年至1980年期间，日本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8％，是其它工业化国家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实际上，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日本的经济规模每隔6年到7年就会翻一番，用任何标准来进行衡量，这个增长都是令人惊讶的。几年之后，其它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以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进入了人们的视线。1960年至1995年期间，香港地区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了77％，韩国的年均实际增长率8．1％，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为8.4％，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8.6％。东南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快速发展的区域，经济增长率也并不逊色多少。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比工业化国家超出几个数量级，比起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要快许多。到20世纪80年代，当世界上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时候，亚洲经济仍在以接近历史最高记录的速度增长，人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惑，难道亚洲发现了被其他国家忽略的经济发展发展秘诀?还是亚洲找到了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方式?
突然之间，“亚洲增长模式”的说法开始涌现在各类商学院的学术报告厅以及学术研讨会上，大众媒体上也频繁出现类似话题的文章。“亚洲增长模式”究竟是什么模式?观察家们对此问题各持己见，但人们普遍认为，无论亚洲正在采用什么方式，某种程度上都要比西方国家以消费驱动为核心、自由主义的经济强得多。环环相扣的企业不必去讨好外部股东，能够取得更好的业绩。而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和社会凝聚力与西方强调竞争以及“自我为中心”的理念相比，更有利于营造理想化的社会气氛。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们才开始运用正规的经济学工具来分析亚洲增长模式。
经济学家们是从每个大学经济学的课本里都会提及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开始进行分析的。除去那些华而不实的外在因素，最基础的经济学模型提供了3种经济增长模式：第一种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第二种是投入更多的资本；第三种是通过新的更有效的方式将劳动力和资本结合起来，可以使每一个基本单位的物质投入都能够产生更多的增长。而经济增长最根本的要素就是劳动生产率，或者用一个恰当的术语，就是总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增长。
令人惊讶的是，用这些增长模式的理念可以轻而易举地检验出“亚洲模式”的本质。如果亚洲真在创造奇迹，找到了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这一地区8％以上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很大一部分应来自于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换言之，如果这一高经济增长率是通过政府实施高压的扭曲政策来实现的，那么总要素生产力应当呈负增长，也就意味着亚洲的经济实际上是在不断地破坏价值。
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监测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而监控和测算了长达30年的统计数字之后，他们终于有机会在整个亚洲地区检验研究所谓“亚洲增长模式”了。Alwyn Young是最早一批对亚洲“小龙”经济模式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士之一。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通过研究得出了两个非常有趣的论点：
首先，亚洲地区TFP的平均增长速度实际上处在非常一般的水平。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的发展途径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其TFP在年度经济增长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1．5％左右。其中有些亚洲国家做得好些，有的国家差一些，但总的结论非常清晰，那就是亚洲并没有发现什么神奇的经济增长的新“秘诀”，其生产力水平也不比发达国家差。
那么该如何解释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呢?在这方面Alwyn Young阐述了他的第二个重要发现：亚洲经济增长的出色表现几乎全部以其高速运转的资本创造，要比美国或欧洲国家的速度超出3倍多。简而言之，亚洲经济高速增长来自于它大量的投入。
结论就是亚洲的高速增长背后并不存在可以震惊世界的发展新模式，而是因为它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此经济学家Paul Krugman有句非常著名的评论，那就是亚洲地区的成功源自“勤奋，而不是天才”。
紧接着出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亚洲从哪里获得如此庞大的资金呢?而且各个不同的国家都如出一辙?毕竟亚洲地区国家的经济情况各式各样，既有幅员辽阔的大国，也有一个城市规模大小的小国；有些国家很富，有些很穷。日本和韩国主要对国有银行的依赖程度很高，并通过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将国民储蓄引向生产性投资领域；台湾和香港地区拥有更自由的经济环境。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结构上也存在很大差异。然而各经济体却呈现出基本一致的增长速率。
亚洲之所以拥有大量投资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储蓄率居高不下。高增长的国家都非常关注出口市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国国内的高储蓄率。据相关统计资料，从1965年到1995年的30年间，美国的国内储蓄相对于GDP的比率是18％，同期的投资率是17％：而亚洲地区这一时期的储蓄相对于GDP的比率却高达32％，其投资率也因此达到31％ 的水平，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两倍。
这个最终的发现相当具有说服力。不论是制度、组织形式还是具体的商业模式，对经济增长速度都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终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储蓄，亚洲地区带给全世界的启示就是：当国内的储蓄率能达到GDP的30％甚至更高，那么想让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都将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不是例外
过去25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年均增幅超过了9．5％，成为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是否中国因此而与众不同?是否中国有什么独特的路径成为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的领先者?或者中国只是亚洲高增长模式中的又一个相似案例?
大多数不求甚解的观察家可能会说，中国确实与众不同。但是，针对中国经济所进行的广泛而严谨的研究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尽管中国呈现了足以让世界震惊的增长态势，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也的确让人兴奋，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亚洲其他高增长国家基本上是相同的。
中国的增长模式对任何一位曾经对亚洲前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进行过研究的人来说都会感到非常熟悉：合理而且相当可观的TFP值、劳动力增长对经济的适度贡献，还有就是资本投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比其他亚洲国家增幅更猛的唯一原因就是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比它的邻国都要高。
与此同时，投资者们总喜欢提及的所谓“中国特色”，在亚洲地区实际上是很平常的现象。中国是否存在着人为压低成本的资本?这种说法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亚洲地区的国内储蓄总额占到GDP比例高达35％-40％，而低利率则是这种普遍居高的国民储蓄率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考虑到这些储蓄资金大都是通过这个区域过度发展的银行系统慢慢聚集起来的，就更容易理解低利率的产生。从新兴市场过往历史发展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实际利率可能确实非常低，但如果用亚洲的标准来衡量，实际上中国的平均利率与亚洲“四小龙”过去几十年的所呈现的水平并无明显差距，甚至还高于日本高增长时期的利率。
人民币是否被低估?实际上，经常账户和收支盈余平衡是高储蓄率所导致的又一个必然结果。亚洲国家不进口资本，而是输出资本，这使它们的汇率即使是在最好的经济环境下，看上去也是被长期低估的。即使是中国近年不断上升的经常账户盈余，用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也是低于亚洲“四小龙”曾经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熟悉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的人都会发现，目前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与当年日圆、韩元和新台币曾经出现的情况是何等惊人地相似。
中国的计划经济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一点的确是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重要区别之一。中国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模式，迫使大量资本被投入低效率的生产活动，这种模式是否会在高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带来很低的社会效益？
几乎所有学术研究都表明，中国的TFP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略高于亚洲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实际上要高于邻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私营经济迅速增长的一种反应；15年前，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比重，但今天已下降到三分之一。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政府在执行核心的市场经济政策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实际上，日本和韩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奉行将社会凝聚力置于经济规律合理化之上的原则(日本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中，出现大量的“僵尸公司”)，但中国并不是完全如此。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曾经出现了经济急剧下滑的局面，但中国采取的措施是立刻让数万家的企业破产，有接近3000万的国有企业职工因此下岗。日本和韩国在发展历程中都曾经极力反对外国企业参与其国内的竞争，中国却不是这样的。仅在2005年一年，中国所吸引的外国投资总额就已经超过了日本在过去整整十年的总量。
当中国企业一向背负着“不赚钱”的坏名声时，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就是：这才是真正的“神话”——在典型的商业循环中，中国的企业是盈利的，而且盈利相当可观。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对较低，但是在普遍高储蓄率的亚洲经济体中，这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研究过去10到20年间亚洲地区企业的股权回报率或投资回报率的统计数据，就会发现市场表现最好的企业都在印度和印尼等储蓄率偏低的国家，而日本和四小龙的回报率都比较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储蓄率高意味着利率及资本成本会比较低，投资率由此被推高，资本回报率被拉低。中国的平均回报率与其他亚洲高增长的国家是基本相当的。
规模效应产生影响
中国最让人吃惊的并不是它巨大的增长潜力，而是它的规模：比起其他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领军国家，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大陆所产生的冲击力，是否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7答案当然是中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世界其它地方对国际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力同样巨大。即便按规模的绝对数值来计算，也会发现中国大陆的迅速崛起对发达国家所产生的影响，跟几十年前中国的邻国所产生的影响力相比，并没有特别之处。
下列一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为4％，预计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1％。与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历史对比：1965年，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占全球GDP的比例为4％，而20年后的1985年，它们所占的比例已经增加到1 3％，而在1990年则超过了16％。
在贸易方面，预计中国到2025年在全球贸易总额所占的比例将从目前的4％增加到12％；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增长的数据为：1960年占全球贸易总额的6％，这个比例1990年增长到15％，与这组数据相比，中国的表现也没有很大的差异。
在竞争力方面，中国是否比亚洲其他经济体更快地转向那些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了呢?韩国和台湾地区用了1 0年时间占据全球轻工业制造市场的主导地位，又用了10年时间发展它们的电子工业，第三个10年用来从低端出口转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中国的情况如何?中国大陆在1990年至2000年用了10年时间抢占了全球低端制造业市场的主导，在过去的5年里则迅速扩大了电子产品市场的占有率。
最终的结果就是，尽管中国的增长势头让人印象深刻，但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史无前例。与之相反，无论是从GDP、贸易还是工业化的进度，中国大陆都在沿着其它亚洲经济体曾经走过的道路前行，发展得最好的时候达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曾经创下的速度。显然，目前世界所面临的来自中国崛 起的挑战，并不是头一遭。
印度，潜藏的猛虎
中国并不是亚洲经济增长奇迹的最后一个成员。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只是亚洲众多成功故事中最新发生的一个，那顺理成章的可以推测还有更多国家正行进在成功的过程中。印度很快也将成为其中一员。
印度的经济发展现状似乎跟中国正好相反；高度的政治化、到处都是职能欠缺的官僚机构、各个领域存在着过度监管或者走向过于松散的另一个极端，基础设施非常落后。而各项经济指标也让人失望：预算存在长期的巨额赤字，贸易支付差额还很脆弱，资本成本比其它东亚地区都高出很多。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目前IT外包服务业的繁荣发展似乎只是荒漠中的一小片绿洲。印度在制造业方面从未实现过大幅增长，而获得的海外直接投资也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
从关注宏观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正如以上分析的，真正产生作用的因素是储蓄。印度在这方面表现如何呢?20年前，印度国内总储蓄率远低于GDP的20％，同拉丁美洲的经济模式接近，落后于亚洲四小龙。而印度的实际GDP年增幅近年来也徘徊在4．5％左右。但是，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印度的储蓄率已经升至接近GDP的30％，这一趋势还保持着强劲上升的势头。而经济增长率也似乎突然间提高到7％的水平，甚至更高，这个事实与东亚各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也越来越相近了。
这些储蓄存款会流向何方呢？最终会进入出口外向型制造业。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人口仍在快速增长，另一不同之处是，印度一直被难以提高的农业产量和生产率的情况所困扰，它没有类似中国平均分配土地的农业政策。印度必须在农业之外的领域快速提高就业率，尽管印度的外包服务业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显著成功，但这些服务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不能满足印度国内庞大的就业需求。亚洲的经验表明，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向型制造业始终是储蓄存款的主要流向，并对新收入增长产生强有力的推动。
这一切对印度而言，似乎很难说就是合理的推断。但要知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时，那时的情况远比今天的印度糟糕。那时中国大陆大多数非农领域的就业机会都只存在于国有企业，对劳动力的流通限制非常严格：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企业，私有资产也根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流入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每年仅有20亿美元，大大低于目前印度的水平。从理论上讲，那时中国的经济几乎是完全封闭的，而且政府对市场化的改革兴趣不大。
而且，当中国的出口经济开始发展时，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的政策决定所引导，也不是因为正式放宽了对经济的控制或限制，出口经济发展没有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出现，而只出现在中国的一个省份，那就是广东。香港制造商逐步开始在广东开设工厂，目的是为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而当地政府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选择突破一些政策性的限制，为港商推出鼓励性的措施。由于这些行业具有劳动力密集的特性，最初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投资金额相对来讲还比较低。
广东的成功经验向中国的其它省市推广开来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更重大的经济市场化举措，允许海外直接投资更自由地进入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出口型制造业。
有趣的是，现在的印度同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非常相像，出口占GDP的比例约为15％，并在快速增长中。印度应当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的职能很健全，而印度却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印度较高的储蓄率已经为高速增长的经济做好了准备。推动出口型经济的发展不见得要采取革命性的手段，有时只需要轻轻推动一下就可以了。
目前外部环境已经给了印度发展出口型经济的催化剂，随着中国大陆非技术工人的T资上涨，已经开始给低端出口型行业带来压力。由于中国的成本上升，印度可能变得更具吸引力。我们不妨关注印度今后5年的出口行业，这可能将最终推动印度成为迅猛发展的经济猛虎。
(作者为瑞银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根据2006年9月号《远东经济评论》文章China's True Growth：No Myth or Miracle编译)
如果把这四本书都阅读一遍，可能会被其中的观点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
但这四本书依然贯穿着同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也几乎贯穿着当今所有对中国经济的评论，那就是：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繁荣还是萧条，中国都是一个传奇。中国的崛起是本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规模和影响力上与以往任何的经济实体相比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不同于任何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
中国充满生机的经济增长既不是一些热情的支持者所形容的那样，是史无前例、足以改变世界的事件；也不是一些悲观的反对者所说的严重失衡或不稳定的那种现象。事实上，研究经济史的专家们会把中国视为一个增长链上相当普通的一个环节，这条增长链条始于日本，成型于亚洲被誉为“小龙”的各个国家，其后又延伸到印度次大陆。
亚洲高速增长的秘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还从未见证过类似亚洲在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发展速度。1950年至1980年期间，日本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8％，是其它工业化国家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实际上，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日本的经济规模每隔6年到7年就会翻一番，用任何标准来进行衡量，这个增长都是令人惊讶的。几年之后，其它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以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进入了人们的视线。1960年至1995年期间，香港地区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了77％，韩国的年均实际增长率8．1％，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为8.4％，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8.6％。东南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快速发展的区域，经济增长率也并不逊色多少。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比工业化国家超出几个数量级，比起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要快许多。到20世纪80年代，当世界上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时候，亚洲经济仍在以接近历史最高记录的速度增长，人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惑，难道亚洲发现了被其他国家忽略的经济发展发展秘诀?还是亚洲找到了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方式?
突然之间，“亚洲增长模式”的说法开始涌现在各类商学院的学术报告厅以及学术研讨会上，大众媒体上也频繁出现类似话题的文章。“亚洲增长模式”究竟是什么模式?观察家们对此问题各持己见，但人们普遍认为，无论亚洲正在采用什么方式，某种程度上都要比西方国家以消费驱动为核心、自由主义的经济强得多。环环相扣的企业不必去讨好外部股东，能够取得更好的业绩。而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和社会凝聚力与西方强调竞争以及“自我为中心”的理念相比，更有利于营造理想化的社会气氛。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们才开始运用正规的经济学工具来分析亚洲增长模式。
经济学家们是从每个大学经济学的课本里都会提及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开始进行分析的。除去那些华而不实的外在因素，最基础的经济学模型提供了3种经济增长模式：第一种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第二种是投入更多的资本；第三种是通过新的更有效的方式将劳动力和资本结合起来，可以使每一个基本单位的物质投入都能够产生更多的增长。而经济增长最根本的要素就是劳动生产率，或者用一个恰当的术语，就是总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增长。
令人惊讶的是，用这些增长模式的理念可以轻而易举地检验出“亚洲模式”的本质。如果亚洲真在创造奇迹，找到了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这一地区8％以上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很大一部分应来自于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换言之，如果这一高经济增长率是通过政府实施高压的扭曲政策来实现的，那么总要素生产力应当呈负增长，也就意味着亚洲的经济实际上是在不断地破坏价值。
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监测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而监控和测算了长达30年的统计数字之后，他们终于有机会在整个亚洲地区检验研究所谓“亚洲增长模式”了。Alwyn Young是最早一批对亚洲“小龙”经济模式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士之一。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通过研究得出了两个非常有趣的论点：
首先，亚洲地区TFP的平均增长速度实际上处在非常一般的水平。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亚洲国家和欧美国家的发展途径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其TFP在年度经济增长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1．5％左右。其中有些亚洲国家做得好些，有的国家差一些，但总的结论非常清晰，那就是亚洲并没有发现什么神奇的经济增长的新“秘诀”，其生产力水平也不比发达国家差。
那么该如何解释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呢?在这方面Alwyn Young阐述了他的第二个重要发现：亚洲经济增长的出色表现几乎全部以其高速运转的资本创造，要比美国或欧洲国家的速度超出3倍多。简而言之，亚洲经济高速增长来自于它大量的投入。
结论就是亚洲的高速增长背后并不存在可以震惊世界的发展新模式，而是因为它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此经济学家Paul Krugman有句非常著名的评论，那就是亚洲地区的成功源自“勤奋，而不是天才”。
紧接着出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亚洲从哪里获得如此庞大的资金呢?而且各个不同的国家都如出一辙?毕竟亚洲地区国家的经济情况各式各样，既有幅员辽阔的大国，也有一个城市规模大小的小国；有些国家很富，有些很穷。日本和韩国主要对国有银行的依赖程度很高，并通过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将国民储蓄引向生产性投资领域；台湾和香港地区拥有更自由的经济环境。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结构上也存在很大差异。然而各经济体却呈现出基本一致的增长速率。
亚洲之所以拥有大量投资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储蓄率居高不下。高增长的国家都非常关注出口市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各国国内的高储蓄率。据相关统计资料，从1965年到1995年的30年间，美国的国内储蓄相对于GDP的比率是18％，同期的投资率是17％：而亚洲地区这一时期的储蓄相对于GDP的比率却高达32％，其投资率也因此达到31％ 的水平，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两倍。
这个最终的发现相当具有说服力。不论是制度、组织形式还是具体的商业模式，对经济增长速度都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终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储蓄，亚洲地区带给全世界的启示就是：当国内的储蓄率能达到GDP的30％甚至更高，那么想让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都将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不是例外
过去25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年均增幅超过了9．5％，成为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和保持者。是否中国因此而与众不同?是否中国有什么独特的路径成为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的领先者?或者中国只是亚洲高增长模式中的又一个相似案例?
大多数不求甚解的观察家可能会说，中国确实与众不同。但是，针对中国经济所进行的广泛而严谨的研究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尽管中国呈现了足以让世界震惊的增长态势，中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也的确让人兴奋，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亚洲其他高增长国家基本上是相同的。
中国的增长模式对任何一位曾经对亚洲前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进行过研究的人来说都会感到非常熟悉：合理而且相当可观的TFP值、劳动力增长对经济的适度贡献，还有就是资本投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比其他亚洲国家增幅更猛的唯一原因就是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比它的邻国都要高。
与此同时，投资者们总喜欢提及的所谓“中国特色”，在亚洲地区实际上是很平常的现象。中国是否存在着人为压低成本的资本?这种说法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亚洲地区的国内储蓄总额占到GDP比例高达35％-40％，而低利率则是这种普遍居高的国民储蓄率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考虑到这些储蓄资金大都是通过这个区域过度发展的银行系统慢慢聚集起来的，就更容易理解低利率的产生。从新兴市场过往历史发展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实际利率可能确实非常低，但如果用亚洲的标准来衡量，实际上中国的平均利率与亚洲“四小龙”过去几十年的所呈现的水平并无明显差距，甚至还高于日本高增长时期的利率。
人民币是否被低估?实际上，经常账户和收支盈余平衡是高储蓄率所导致的又一个必然结果。亚洲国家不进口资本，而是输出资本，这使它们的汇率即使是在最好的经济环境下，看上去也是被长期低估的。即使是中国近年不断上升的经常账户盈余，用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也是低于亚洲“四小龙”曾经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熟悉20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的人都会发现，目前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与当年日圆、韩元和新台币曾经出现的情况是何等惊人地相似。
中国的计划经济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一点的确是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重要区别之一。中国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模式，迫使大量资本被投入低效率的生产活动，这种模式是否会在高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带来很低的社会效益？
几乎所有学术研究都表明，中国的TFP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略高于亚洲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实际上要高于邻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私营经济迅速增长的一种反应；15年前，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到三分之二以上的比重，但今天已下降到三分之一。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政府在执行核心的市场经济政策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实际上，日本和韩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奉行将社会凝聚力置于经济规律合理化之上的原则(日本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中，出现大量的“僵尸公司”)，但中国并不是完全如此。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曾经出现了经济急剧下滑的局面，但中国采取的措施是立刻让数万家的企业破产，有接近3000万的国有企业职工因此下岗。日本和韩国在发展历程中都曾经极力反对外国企业参与其国内的竞争，中国却不是这样的。仅在2005年一年，中国所吸引的外国投资总额就已经超过了日本在过去整整十年的总量。
当中国企业一向背负着“不赚钱”的坏名声时，这一切都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就是：这才是真正的“神话”——在典型的商业循环中，中国的企业是盈利的，而且盈利相当可观。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对较低，但是在普遍高储蓄率的亚洲经济体中，这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研究过去10到20年间亚洲地区企业的股权回报率或投资回报率的统计数据，就会发现市场表现最好的企业都在印度和印尼等储蓄率偏低的国家，而日本和四小龙的回报率都比较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储蓄率高意味着利率及资本成本会比较低，投资率由此被推高，资本回报率被拉低。中国的平均回报率与其他亚洲高增长的国家是基本相当的。
规模效应产生影响
中国最让人吃惊的并不是它巨大的增长潜力，而是它的规模：比起其他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领军国家，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大陆所产生的冲击力，是否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7答案当然是中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世界其它地方对国际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力同样巨大。即便按规模的绝对数值来计算，也会发现中国大陆的迅速崛起对发达国家所产生的影响，跟几十年前中国的邻国所产生的影响力相比，并没有特别之处。
下列一组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为4％，预计到2025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1％。与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历史对比：1965年，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占全球GDP的比例为4％，而20年后的1985年，它们所占的比例已经增加到1 3％，而在1990年则超过了16％。
在贸易方面，预计中国到2025年在全球贸易总额所占的比例将从目前的4％增加到12％；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增长的数据为：1960年占全球贸易总额的6％，这个比例1990年增长到15％，与这组数据相比，中国的表现也没有很大的差异。
在竞争力方面，中国是否比亚洲其他经济体更快地转向那些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了呢?韩国和台湾地区用了1 0年时间占据全球轻工业制造市场的主导地位，又用了10年时间发展它们的电子工业，第三个10年用来从低端出口转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中国的情况如何?中国大陆在1990年至2000年用了10年时间抢占了全球低端制造业市场的主导，在过去的5年里则迅速扩大了电子产品市场的占有率。
最终的结果就是，尽管中国的增长势头让人印象深刻，但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史无前例。与之相反，无论是从GDP、贸易还是工业化的进度，中国大陆都在沿着其它亚洲经济体曾经走过的道路前行，发展得最好的时候达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曾经创下的速度。显然，目前世界所面临的来自中国崛 起的挑战，并不是头一遭。
印度，潜藏的猛虎
中国并不是亚洲经济增长奇迹的最后一个成员。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只是亚洲众多成功故事中最新发生的一个，那顺理成章的可以推测还有更多国家正行进在成功的过程中。印度很快也将成为其中一员。
印度的经济发展现状似乎跟中国正好相反；高度的政治化、到处都是职能欠缺的官僚机构、各个领域存在着过度监管或者走向过于松散的另一个极端，基础设施非常落后。而各项经济指标也让人失望：预算存在长期的巨额赤字，贸易支付差额还很脆弱，资本成本比其它东亚地区都高出很多。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目前IT外包服务业的繁荣发展似乎只是荒漠中的一小片绿洲。印度在制造业方面从未实现过大幅增长，而获得的海外直接投资也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
从关注宏观基本面的角度来看，正如以上分析的，真正产生作用的因素是储蓄。印度在这方面表现如何呢?20年前，印度国内总储蓄率远低于GDP的20％，同拉丁美洲的经济模式接近，落后于亚洲四小龙。而印度的实际GDP年增幅近年来也徘徊在4．5％左右。但是，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印度的储蓄率已经升至接近GDP的30％，这一趋势还保持着强劲上升的势头。而经济增长率也似乎突然间提高到7％的水平，甚至更高，这个事实与东亚各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也越来越相近了。
这些储蓄存款会流向何方呢？最终会进入出口外向型制造业。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的人口仍在快速增长，另一不同之处是，印度一直被难以提高的农业产量和生产率的情况所困扰，它没有类似中国平均分配土地的农业政策。印度必须在农业之外的领域快速提高就业率，尽管印度的外包服务业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显著成功，但这些服务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不能满足印度国内庞大的就业需求。亚洲的经验表明，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向型制造业始终是储蓄存款的主要流向，并对新收入增长产生强有力的推动。
这一切对印度而言，似乎很难说就是合理的推断。但要知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时，那时的情况远比今天的印度糟糕。那时中国大陆大多数非农领域的就业机会都只存在于国有企业，对劳动力的流通限制非常严格：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企业，私有资产也根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流入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每年仅有20亿美元，大大低于目前印度的水平。从理论上讲，那时中国的经济几乎是完全封闭的，而且政府对市场化的改革兴趣不大。
而且，当中国的出口经济开始发展时，并不是由中央政府的政策决定所引导，也不是因为正式放宽了对经济的控制或限制，出口经济发展没有在全中国的范围内出现，而只出现在中国的一个省份，那就是广东。香港制造商逐步开始在广东开设工厂，目的是为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而当地政府为了解决就业问题，选择突破一些政策性的限制，为港商推出鼓励性的措施。由于这些行业具有劳动力密集的特性，最初在广州开设工厂的投资金额相对来讲还比较低。
广东的成功经验向中国的其它省市推广开来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更重大的经济市场化举措，允许海外直接投资更自由地进入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出口型制造业。
有趣的是，现在的印度同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非常相像，出口占GDP的比例约为15％，并在快速增长中。印度应当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的职能很健全，而印度却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印度较高的储蓄率已经为高速增长的经济做好了准备。推动出口型经济的发展不见得要采取革命性的手段，有时只需要轻轻推动一下就可以了。
目前外部环境已经给了印度发展出口型经济的催化剂，随着中国大陆非技术工人的T资上涨，已经开始给低端出口型行业带来压力。由于中国的成本上升，印度可能变得更具吸引力。我们不妨关注印度今后5年的出口行业，这可能将最终推动印度成为迅猛发展的经济猛虎。
(作者为瑞银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根据2006年9月号《远东经济评论》文章China's True Growth：No Myth or Miracle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