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李佩甫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3月版。
　　1918年8月15日，出身农村的湖南韶山冲青年毛泽东离开长沙奔赴北京。他先在其师杨昌济家暂住，然后又租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在杨昌济的推荐下，他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差事，领着每月8块大洋的薪水。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并不愉快。时隔多年他还记得“张申府老爷脸色很难看”，五四运动的头面人物傅斯年、罗家伦忙得很，没有时间听他说南方话。1949年3月底，毛泽东从西柏坡再次进入北京城，几个月后，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1991年，生于农村的江西青年熊培云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他后来留学法国巴黎，并任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江西农村到天津这样的大都市，他成功地进入了城市。2011年，他以《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对于乡村史、城乡差距等问题进行了思索。
　　1993年6月底，出身农村的湖南邵阳青年李勇（十年砍柴）从兰州坐火车奔赴北京，花了18年时间。四年大学生活，他被分配到国企“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户口落在了北京。从此，他才算真正地进了城。去年，他以《进城走了十八年》追溯了自己艰难的进城之旅。
　　在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各种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进城。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中，农民的自由流动和进城，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追求更美好富足的生活，是人的本能欲望。在城市或农村谋生活，本为个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在中国，统治者要维护其皇权宗法专制和所谓的社会稳定，对于人口流动历来多有限制。除非统治者出于垦荒等需要，实施强制移民之外，农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迁徙异地或进城生活，历来并非易事。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向来重农抑商。按照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古代人口记录出现于土地记录之先；“士农工商”四民等级这一体系，可以说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士虽为四民之一，但属于统治和领导阶层，可享受优免赋役的特殊待遇。历代对于官工、官商都规定了一定的名额，以保证官营事业得到充分的人力供应，对于私工、私商则加以种种取缔。但实际上是“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重农抑商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持续的政策被世代相袭，其原因首先在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以及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但是，在皇权宗法专制之下，“重农”的结果并非让农民真正得到好处，或在政治待遇、经济利益上有所善待，而是为了保证获取稳定的赋税徭役。不仅如此，历代统治者对于农民的行动范围，一直进行严密的控制。在唐朝，公验、过所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唐六典》规定“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凡无过所者将被拘留判刑。唐过所在中央由尚书省颁发，在地方由都督府或州颁发。其上注明本人身份、同行家口、奴婢、牲畜及来路去处，以供沿途勘验。通常一式两份，正本由官方加盖官印，发给请过所者使用；副本则经判官、通判官签名，作为刑部司门司或州户曹档案保存。凡丢失者，扣留问罪。
　　《隋书·高祖纪下》：“庚寅，敕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 宋代王溥 《唐会要·逃户》：“见在桑产如无近亲承佃，委本道观察使于官健中取无庄田有人丁者，据多少给付，便与公验，任充永业。” 宋代吴曾 《能改斋漫录·事始二》：“唐宣宗时，中书门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公验。’乃知本朝僧尼出游给公验，自唐已然矣。”《元典章·户部八·市舶》：“并依在先旧行关防体例填付舶商。大船请公验，柴水小船请公凭。”
　　到了明朝，朱元璋认为乡人应该在20里范围内活动，一个人要走出100里范围，必须要有“路引”。路引需要向县衙申请，而申请路引还得交一笔钱。《大明律例》十五：“凡不应给路引之人而给路引；或军诈为民、民诈为军，若冒名告给引及以所给引转与他人者，并杖八十。”
　　在皇权宗法专制制度之下，统治者对农民最严厉的控制来自乡村户口的保甲制、株连制。商鞅最早在秦国实行编户制，并制定了连坐法：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让老百姓互相监督。在明代，朱元璋用里甲和保甲法，强迫人们互相监视。如果有人逃走，里甲邻居连坐；村里如果来了没有路引的陌生人，人们没有捉拿报官，那么也将被问罪。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商鞅，“作法自毙”的成语，正好为此提供佐证。《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鞅后来被车裂而死。
　　限制农民流动，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并没有为统治者带来千秋万代不朽之功业。专制制度下无法克服的痼疾——吏治腐败，造就了几千年来屡见不鲜的官民矛盾。其常见形态是，地方官吏出于上级下达的任务或自肥而鱼肉农民，农民不堪忍受，逃走或落草为寇，剿匪又促使官吏加大吸取财政资源的力度，这进一步加大了农民的负担。一旦矛盾积压过深，导致官逼民反，再难转圜，王朝即面临政息人亡之虞。
　　清末民初之后，王朝的皇权体制逐渐解体，工商业的发展，导致人口的流动，农民进城务工等成为常态。无论是户籍制度还是流动控制，都较以前大为松动。显然，毛泽东1918年到北京后，既没办暂住证交流动人口管理费，也无被收容审查、强制劳动之忧。在当时，考大学也不存在异地高考的问题——各大学自主招生，只需通过考试即可。
　　上世纪80年代，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不仅在文坛产生过巨大影响，改编成电影后，更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主人公“农业户口”的高加林进城之后，抛弃农村姑娘巧珍的故事曾引发激烈的价值观争论。以作家的写作意图，以及作品所导向而论，人们倾向于对高加林进行见异思迁的道德谴责，甚至喻其为当代陈世美。但是，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户籍制度在现实层面所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隔离，却被人们所忽视。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路遥本人以生命为代价，成为了一名成功的进城者，并将自己的名字刻进了中国文学的神圣殿堂。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之后，农民进城的大潮已经势不可挡。一开始，他们从事的都是城市人不愿担当的职业，以及一些小本钱的买卖，出卖自己的劳力。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涵盖了大多数农民的进城方式。小说主人公吴志鹏通过考大学进城（这也是李勇和熊培云的进城方式）；他的老乡吴才有通过出卖自己的苦力（在建筑工地打工）进城；老姑父的女儿苇香，以出卖自己的身体进城；老杜平反后重新进城，欺骗文盲妻子办离婚手续，希望和农村斩断关系；他的文盲妻子刘玉翠不依不饶，跟着老杜进城后创业买房……
　　自辛亥革命之后，农民的进城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近三十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农民进城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中国的城市，不仅也不应当只属于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同样也属于为城市发展流血流汗的农民。如果千万个孙少平（路遥著《平凡的世界》一书主人公）能够自由地在城市安家落户，幸福生活，路遥也当含笑九泉。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