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德国统一的名将毛奇曾说过,德军的胜利当归功于学校教育和师生:“非吾侪之功,实彼等之力。”之所以如此立论,当然是因为看到了教育的意义。这很不容易,对于一个凯歌而还的军事领袖,他并未受过曾国藩的熏陶,就能够“功则归人”,这不能不承认也是德国教育成功的一个标志。再进一步追问则不得不归因于德国那代“大人物”的“远见卓识”。确实,德国教育的整体发展及其在现代世界长时段的领袖群伦,与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乃至经济精英的互动意识密切相关。
　　对于一国之长远发展而言,教育至关重要;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底气和国民人格养成而言,教育至关重要;对于个体之成长和事功而言,还是教育,至关重要。既然如此立说,则必然将问题逼进教育本身,如果世人都已理解了教育的重要,政府重视、国家拨款、社会尊重,那么,身处教育之中的人,该做些什么呢?
　　教育领域主要有三类人,一是官员,从教育部长到司处科员,他们既代表国家行使教育权力,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自己作为一定特殊社会集团的群体利益特征;还有一种人,是教育工作者,从大学校长到幼儿园教师都是,他们既起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用,也是市场经济里的利益群体;再有就是学生及其家长了,按照贸易原则来说,他们是消费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是未来国家的栋梁之材。官员负责制定政策、监督执行、实行国家教育战略;学生则接受教育,为未来发展积蓄知识与文化资本,同时在接受制度规训的过程中“茁壮成长”。这其中最具主体性和枢纽性的,是教师群体,因为即便强调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离开了教师的“循循善诱”,也是难以想象的。而在教师群体中,最为关键的,起到领头羊作用的,则是校长。故此,当校长不容易,当一个好校长更不容易。尤其是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校长由上任命,自然要对官员负责;学校又在某种程度上被推向市场,校长还得睁眼“看钱”;作为一个教育人,你说他一点没有思想和教育意识,那恐怕也多有冤枉。至于在教学和管理之间,在政府和学校之间,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去平衡、协调、博弈,恐怕确实是够校长困惑的。
　　难处,自然应当体谅。但毕竟,对于一校之发展,校长至关重要;对于国家的教育大计,校长至关重要;对于桃李芬芳之学生(未来之栋梁),校长更是至关重要。所以,不管校长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居其位,则当谋其政。梅贻琦校长强调教授的重要性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就职演说》,载黄延复、马相武编:《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我觉得还需要接着模仿下去:“所谓学校者,非谓有大楼与大师之谓也,更需有伦理自觉之校长之谓也。”校长有无上之荣誉,亦当坦然当起为校长之责任。那么,作为校长的基本责任是什么?其实也不复杂,就是应当具备教育伦理的自觉意识。谈起理论来复杂,不如举例。最佳的例子,自然是蔡元培。蔡元培就是一个标杆,他树立起的不是一种万世道德的垂范,而是简单的校长伦理的尺度。看看蔡校长,我们后世的校长,应该知道,至少需要去思考,“校长应该怎么做?”
　　说这是一本“为大、中、小学校长而写的书”或宜作为“校长培训之参考读物”(王森语),固然很是恰如其分;但如果仅这样看,就太过忽略了此书的学术史和社会史价值。在我看来,此书的成功操作给我们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即学术不但可以介入实践层面,而且颇富启迪意义。
　　此书最大的特色就是将蔡元培限定在北大校长这一固定的角色定位上,逐一探讨:接任校长的心路历程;对北大新发展方向的诠释;在北大既有校务脉络中孕育的新构想;蔡氏推动新北大构想的经过;北大变成怎样的新面貌。简言之,逐一分析其角色意义、角色愿景、角色策略、角色执行、角色成就。这虽然有些过于模式化的嫌疑,但却非常清晰地厘定出蔡元培的校长绩效。确实,虽然就任北大校长前蔡元培已经有过教育总长的经历,但处于其时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尤其是文化场域之中,如何能够别出手眼并推动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作者揭出的一条很关键,即大学转型的关键在于人,尤其是作为领头羊的校长是否得人,道理很简单,“事在人为”。而蔡元培能够在“艰困之处境中,却依然‘有智慧地’勇于任事,抓住相当于今日大学校长两个任期中可用的机会,将其新北大愿景,尽管是曲折的,但仍一贯地、执著地将‘研究学问型大学’该具备的制度性、组织性与精神性基础奠立”(XVI-XVII页)。说穿了很简单,一是有理念;二是敢任事。
　　我曾说过,即便是在普鲁士国王专制的那种官僚制度下,居然也可以容得洪堡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挥洒拳脚,并成就了一代大业,可见制度可以是灵活的,个体的角色不应当过于轻忽之(参见拙文《以精神底气审视制度问题》,载《读书》二○○八年第十期)。而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校长是否得人,能否以一种学术伦理的观念来面对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则至关重要。作者讲得很清楚:“每位大学校长,无论目前在位或即将在位,应拨出点空闲孤寂之时刻,正视自己之办学,在深层动机点上是出自于为己之名利谋多呢?还是为学校长远发展之谋多呢?这种从内心正视自己角色抱负的切入点,将会使其更有机会与更有源自内在的动力将自己要扮演的大学校长角色演得更像个大学校长,而活出大学校长之荣耀形象。”(6页)善哉此言,对于寂寞(Einsamkeit)的要求,本是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核心规训之一,其实也是具有一定普遍价值的现代学术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
　　我以为,我们现在讲现代学术发展,首先该从现代学术的伦理观构建开始。如今所谓注释完备、数量达标之类的要求,其实都属于基本的伦理ABC,倒是学术伦理的若干核心要义,值得加以探讨,譬如说这里涉及的,就是学术领袖(领导)的伦理自觉问题。若能有此伦理自觉,则人自能振作精神、不入下流;若无此伦理自觉,则纵使客观条件再好,也是缘木求鱼。
　　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蔡元培的北大校长经历,其挂名虽达十年之久,但真正在校视事,不过五载。虽然后世多半称道其前清翰林、留德学人、党国元老等多重身份的社会资本,可就其就任北大校长的外围条件看,蔡元培有其有利的一面,但也有其相当不利的一面,当时无论是直系还是奉系的领袖,如曹锟、张作霖等对他都相当不满,所以他最后要借助李石曾的力量和长袖善舞来运动上层,一九二○年末远游欧美去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蔡元培:《自写年谱》,转自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的“任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纷纭的背景下,蔡元培还是坚持下来了,可他会有多次的辞职举动,这表明他是有自己坚定的一面,不完全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到处给人写推荐信的“好好先生”。但蔡元培最可贵的地方,是坚守自己的理念。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有困难,但并不是最难做到的。实际上,如果不是有利于公益,蔡元培不会选择去做校长,他昔日慨然入北大就是“以整理故都之学府,引为吾人共同之责任”的胸怀理想而自诩。不是吗?如果作为学者,作为知識精英,都不能够坚持这最后的底线的话,那么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千秋万代之下,青史自有评说。作为一个校长,就是要维护作为教育机构自身伦理的内在逻辑。对外要独立于政治干涉,无论是强权之横暴,还是金权之强势,乃至标榜着种种动人口号的诱惑与胁迫,都要能淡然处之,尽自己最大之努力使得学校得以常规发展、教师得以平常心待学生。
　　致宦为官,未必就是一条可耻之路,中国历史上素来也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为了追求某种功利的目的,而丧失自己的人格和学术伦理的底线,则是学人之大耻。
　　当代大学的问题,初看很复杂,但实质也有其简单的方面。关键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体身上,你有没有勇气去做?可以好好想一想,人生来这世上走一遭,为的究竟是什么?蔡元培也许有很多的弱点与问题,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彻悟的,他是想明白了的。就是始终要做自己,要做一个有担当有风骨的独立的知识者,这是现代知识精英与传统之士根本差别之一。既在其位,则谋其政;不谋其政,则逊其位。我们也可以将自己作为这个社会大实验场的一分子,从容地去尝试,去做,按照自己的本心去做,不求成天之功,但求无愧己心。说到底,学人要有风骨,更要有担当,未必就要如同胡适那样与蒋介石“关系亲密”,可如同陈寅恪那样既不趋时、亦不求闻达,而是以一个现代学人的伦理标准恪守自己的学人本位,这至少是可以勉力去做的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教授笔下的蔡校长给我们标立起一种尺度,让后来者知道当其位应谋其政,更重要的是,不能忘却当此位所应遵循的学术伦理价值!
　　(《校长如何实践其治校理念——蔡元培的经验》,吴家莹著,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二○○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