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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研究与哲学
本书主要涉及哲学领域，同时它又隶属动物研究这一新兴跨学科领域。在动物研究之确切构成的定义方面，人们还没有达成广泛一致的意见。但是，很显然，该领域内的大多数作者和积极分子已经在某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动物问题应该成为当代批评话语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然而，科学和人文领域内的大多数学科对动物问题的反应与这一观点截然相反。例如，就我所处的哲学学科而言，英美哲学家通常将动物问题贬低为环境伦理学领域内的某一亚学科：而环境伦理学只是应用伦理学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领域：相应地，应用伦理学又是哲学的一个次要领域。人们轻蔑地认为，它偏离了更为严肃、更具实质性的哲学追求(即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有鉴于此，很多对动物和动物性颇感兴趣的哲学家都选择在动物研究的半自律领域中来探讨相关问题。本书主要讨论的哲学家包括：海德格尔、列维纳斯、阿甘本和德里达。他们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该分支有时被称为“大陆”哲学或者“现代欧洲”哲学。它十分关注存在、伦理和社会政治等问题，这成为该哲学的典型特征，成为区别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一个途径(不管精确与否)。由此可见，动物问题有可能会在大陆哲学那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但是，从历史角度看，事实远非如此。
我认为，对哲学尤其是大陆哲学家而言，动物研究相关问题十分重要，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这一观点是本书所要达成的一个目标，我会在适当时机对此做相关论证。另外，大陆哲学的一些方法概念和理论框架究其根源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依然可以为动物研究作出其独特贡献，对此观点我同样有很多话要说。然而，此处我要首先详尽地解释一下在动物研究领域我所认为的重大问题；其次，我要解释将“动物问题”这一措词作为本书副标题和切入点的原因。
动物研究，有时也被称作“人一动物研究”，由人文、社会科学、生物和认知科学等众多学科组成。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在动物研究领域并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普遍可接受的定义，它的主要术语和理论聚焦仍然是开放的。就此，我认为应该努力将动物问题推至批判性探讨的核心，这一点对该领域来说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这些动物问题中形成体系、进行争论并给予回应。当然，这一准确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独特领域的源头。在动物研究领域中，学科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相关理论方法也丰富多样。尽管如此，在该领域中至少有两个结构性问题反复出现：1、动物存在或者动物性问题；2、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问题。
就“动物性”或动物的属性这一概念而言，许多理论家都在质疑，是否真正存在一个或一组共同的本质特征将所有的动物紧密联结在一起。他们像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和种族研究对本质主义的批评那样，力图去发现“动物性”这一概念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运作过程，探究它又是怎样把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动物生命形式同质化的。他们这样做是想揭示，在动物的话语中，“动物性”这一概念并非是奠本义所示，而是更多地在发挥构成性作用。人们经常负面地将这种分析方式和后现代的“语言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它也常常运用于非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在一些生物学论争方面，如物种属性和生物分类系统的结构等。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即：广泛多样的动物存在不能简化为任何一组简单(或相对复杂)的共有属性。
有关“动物性”的争论给该概念造成了威胁，而有关人与动物之间界线的争论则将之推至毁灭的深渊。传统人与动物界线的划分都假定人与动物之间有着根本的不连续性。但是，近年来，这种传统的划分方式受到了多种理论、政治以及学科方面的持续抨击。在实证科学领域，达尔文主义凭借渐进式的连续主义削弱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在人文社科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偏转。会说话、死亡的知识、意识等是人类的传统特征，然而，这些特征或者以一种类似的形式存在于非人类的动物身上，或者并非如传统话语所预设的那样在人类身上显现。
动物性的概念历来被看作是人性概念的对立面。因此，当人性概念被摧毁，动物性的概念也会面临相似的命运。现今，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发生了偏转，这使得思想在困境中迷失，它不知应如何在该领域前行。人们应该沿着某些不同的路线重新划分两者的界线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应该确切按照哪些路线来划分呢?抑或是这一界线应该被彻底抹杀?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批判地审视本书所涉及的理论家们，因为他们都试图建立或者取代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我认为，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可以并且应该被抹去，这是整本书所要捍卫的观点。因此，我会罗列出一些政治、伦理和本体论方面的论据，希望读者会觉得这些论据是可以信服的。我并不认为单靠相关的哲学论据就可以改变我们对所谓“动物”的看法。要在思想和生活上公正地对待动物，这于人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而哲学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十分微弱，尽管如此，我认为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抹去动物性以及人与动物的差异等传统概念，我们或许能够另辟蹊径来思考动物。在这一点上，或许只有哲学能够实现这一可能性。抛弃这些概念范畴后思想会遭遇什么，我们不能预知。但我们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与动物真诚邂逅。哲学在动物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为动物事件扫除障碍、腾出空间。
动物问题
“动物问题”这一措词既是本书的书名，又是该导言的题目。这样的做法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一措词引自德里达，我从他庞大的哲学工程尤其从他有关动物方面的著作中受益良多，而这一措词即是我受惠于他的标志。德里达经常在其有关动物的著作中使用它，而在批判海德格尔时使用得尤其多。我对德里达措词的引用其实是在表明我的立场——赞同他对传统“动物”哲学话语的批评。
德里达的“动物问题”首先涉及到哲学家如何传统地以简化的和本质的方式来书写动物。多数的哲学家并不承认动物中存在迥异的生存方式、关系以及语言。相反，他们以一种总体的复数形式来理解和确定动物性的构成，或动物的存在。由此，动物问题的提出是对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传统的回应。前面所提到的理论家们对本质主义的动物性说法提出了质疑，德里达也是其中一位。针对这一问题，德里达指出，动物的本质主义话语都试图去构建同质性，但人们发现的却只有彻底的异质性而已。德里达的话语是否成功地表明其观点?他是否提供了思考动物异质性的一种不同方式?我将专列一章来分析德里达的著作，以便详尽地探讨这些问题。就总体而言，我认同德里达对哲学传统的本质主义批判，且这一批判是与动物问题的提出相关联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知道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观念，他者之脸对人之存在提出了质疑。相应地，在德里达的书中，动物问题亦有伦理方面的维度。他的相关著作建立在一个假定的 基础上，即他者之脸不能先验地局限在人类的领域。从肯定层面来说，就是各种种类的动物都可能有“脸”。动物有可能以我不能预料的方式拜访我、要求我。在本书中，我亦遵循并捍卫这一假定。“动物问题”源自和我照面的那个动物，那单数的动物，不经意地闯入我的世界。我注视着它，一如它注视着我。它对我的存在方式提出了质疑。
“动物问题”这一措词体现了德里达的观点主张。除此之外，在本书中，它还承载了另外的含义。它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该如何思考动物吗?我们现存的话语，有的源自于科学，有的源自于哲学，有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有的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而上述这些话语是否可以充分描绘出“动物”中生命形式以及视角的多样性呢?人们往往在动物权利的话语中发现，动物伦理基础的建构会依赖相关科学的叙述。例如，为了改善动物的主体性和伦理地位，人们会经常援用一些科学论据来证明某些物种的头脑(或者相反，用某些科学论据来否定动物的伦理地位)。我总体上认同这些科学和伦理话语，因此，我也会在下述章节中使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话语。虽说如此，我并不认为科学和哲学能够详尽地描述动物生命。这是因为它们受制于其人类中心主义的起源，根本就不能完成其语言和思维方面的变革。而我们需要这场变革来应对动物生命等诸多相关问题。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对动物展开前所未有的思索，需要创造新的语言、艺术、历史，甚至是科学和哲学。动物研究的领域是跨学科的，准确来讲，它寻求一切可供利用的资源来解决动物问题。诚然，现存的话语多种多样，但如果不对其本体论基础作相应转换的话，它们是否还能够解决动物问题?这是贯穿本书的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动物问题”还意味着，在这一标题下提出的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悬而未决的，它们向相关的哲学和政治开放。本书主要集中在动物的伦理学、政治学和本体论层面。但随着观点的深入展开，动物问题将向一些更大、更丰富的议题敞开，而这更广泛地触及到了人类的极限。有鉴于此，我将动物问题以及动物的伦理政治视为最近兴起的新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这一社会运动旨在使左翼政治激进化，并保持其自由的、人道主义的传统形式。亲动物性的话语往往被视为自由人道主义的延展和深化。我将重塑这一话语，从而对自由人道主义以及其根基——形而上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出直接挑战。我会和从事相似工作的动物研究理论家们一样，与新社会运动保持一致的步伐，从而探索出一条后自由主义、后人道主义的政治途径。
人类中心主义的政治学
近来，在激进政治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之间引发了一些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如何应对左翼的分裂及其这一分裂带来的政治混乱问题，这些争论令人深思。我即是在这一政治语境下提出的动物问题。人们或许会认为，我这样做只会加深左翼的分裂，是在建构身份政治的另一种形式。对此疑问，我会作简短的解释。我确实想达成某一目标，但这一目标绝非是加深左翼的分裂。在此之前，我想表明我对此的看法。我认为，当代很多的动物权利话语和政治只是身份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不管结果好坏，它们的确加深了左翼的分裂。很多动物权利理论家和积极分子认为他们揭示了动物所共有的一些基本特性，如感觉和主体性(更确切来说，他们认为动物应该拥有伦理和政治身份)，从而能够在政治和法律的舞台代表这一身份。正是在这些争论中，动物的利益和个体的利益(在其他一些以身份为基础的运动中得以表达)相互竞争，争取获得人们的关注。在当前的政治和法律争论中，动物的生命和死亡问题极少被人提及。而动物权利理论家和积极分子代表动物的“利益”，为动物发出“声音”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赞成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然而，这种动物伦理政治在理论上和伦理上有相当大的困难。它宣称动物权利话语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与激进、左翼问题毫无瓜葛。它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动物性”领域的构成包括什么?动物的“利益”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具有非常大的争议性。而且，许多动物权利话语都被一个不证自明的(具有争议的)假设所误导，即人们要在现有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中寻找改善动物权利的根本途径。
动物权利话语被两个根本难题所困扰。一方面，为了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动物权利话语不得不采纳身份政治的语言策略。但这又反过来妨碍它建构动物性的概念，阐释动物的利益。它与其他身份政治所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而这造成了左翼的分裂，导致了动物权利政治的孤立主义。孤立主义者认为，动物权利如悬于虚空，它与政治所关注的焦点(如妇女权利、环境公正、工人权利等)有所不同。就我对动物问题的理解来看，政治所关注的这些焦点与动物权利紧密相关，虽然有的仅出于某些历史的偶然原因。不管在动物权利领域的内部还是外部，人们都已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孤立主义的后果。因此，与其他身份政治的方式相比，动物权利大多被左翼人士抛弃。他们或将之看成是政治的次要(或者是第三位的)问题，或看作是资产阶级积极分子的奢华情调。与此同时，动物权利的积极分子认为动物权利问题远比其他政治问题重要。他们经常持这样一种立场，并以改善动物权利的名义采取一些策略。而这些策略具有相当大的争议性，有时在政治上还是退化保守的。
动物权利理论家和积极分子面临着另外一个更加重要且十分微妙的难题：人类中心主义在政治和法律机制中运作着，成为一种限制约束；它是不言自明的，建构并捍卫着这一机制；而动物权利话语如何才能停止对它的复现呢?如上所述，动物权利话语不仅被迫采纳身份政治的诸多策略，还十分微妙地根据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准则来确定动物性和动物身份。我们明显可以在动物权利理论和激进主义的诸多方面看到这一问题。以此领域的哲学为例，汤姆·雷根(Tom Regan)拥护的动物权利哲学是该领域的主导模式。它试图说明，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动物都与人类相同。雷根认为，从根本上讲，动物和人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生命的主体，有其各自的偏好和欲望。同时他指出，主体性这一概念或许适用于某些动物物种，但动物主体性的范围十分狭窄，有可能在许多动物中无法发现它。严格说来，里根争取的并非是动物的权利，而是主体的权利——主体中的经典范例即是人类。正是因为动物在伦理上与人类密切相关，体现了类主体性，呈现出入的品质特征，它们才被纳入伦理思考的范围。很显然，里根所描绘的动物显示了基本的主体性，这远超出动物伦理思考的范围。可人们为何还要认同采纳他的观点呢?这是伦理哲学运作的结果。总体说来，这一哲学暗含着人类中心主义、主体中心论的范式。为了在这一范式中占有一席之地，人们不得不使用它的语言，响应它的需求。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用这一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范式、语 言以及需求来否定动物，按照其尺度标准将动物排除在伦理关怀之外。吊诡的是，现在的动物权利理论家们却在使用这一标准将某些动物纳入到伦理关怀之中。其实，他们仅仅描绘出一个略带修改的排他性边界。动物权利貌似可以从根本上替代人类中心主义，建构出一种别开生面的伦理框架。而实际上，它往往成为与以往大同小异的、另一版本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主体中心论。为了将动物纳入法律和政治思考的范围，人们做过很多种尝试，但其结果也往往如此。简而言之，当今的人类中心主义话语和机制很难被取代。
尽管我们在挑战并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方面一直缺乏有效的尝试，但是在克服左翼分裂方面却不乏一些创新性尝试。(如上所述，随着新社会运动的迅速扩展，左翼力量内部产生了分裂。)一大批带有普遍主义倾向的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差异的扩大与个性的繁衍并不会产生一个激进的政治纲领。因此，人们需要弥补缝合身份政治的裂隙之处，使之与那些低下卑微、空虚无效、被排除在普遍性之外的东西融为一体。准确来说，这一观点是在拯救普遍性的名义下提出的。解放的政治学即是对普遍性的追求，它在原则上反对排除主义。它认为，认同被普遍性排除在外的东西即是在代表普遍性而斗争，即是在揭露那种虚假的普遍性(它并没有包含一切在内)。
实际上，解决身份政治运动扩散与左翼领导权分裂等问题的这一“方案”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在这些争论中，不论是普遍性还是被普遍性抛弃的东西都以人类为中心。此处，“被抛弃的东西”是指那些被人们颇有成见地排除在普遍性之外的东西。人们对它以及普遍性的思考和关切从来不会超越这种简单的、不加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些与这一普遍性的标准不相符的人类以及“非人”的动物都被排除在外。这一普遍性是如何在其中运作(虚假地)的呢?这些争论并没有对此作相应的分析。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政治、伦理上捍卫普遍性，使其处于一种真正的空白状态中，是应对这一困境的途径——我将在随后的章节中陈述这一观点。然而，从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虚假空白的普遍性跳跃至真正空白、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普遍性并非一蹴而就。要理解这一转换的必要性，体会其中的利害关系，首先应知晓，我们看待动物以及其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方式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它植根干我们心中，如此根深蒂固。此外，我们还应知道，不管是对以差异为基础的身份政治的讨论，还是对普遍主义的讨论，都局限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围之内，而激进思想家们希望改变的即是以之为根基的机制。我认为，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当今激进的思想和政治所应真正批判的对象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总是人类的某一版本虚假地借用了普遍性的名义，在伦理和政治上将所谓的非人排除在外(无疑，这里的非人还包括绝大多数人类本身)。后人道主义理论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或者自我)，他们试图探索出一种前主体、后形而上学的政治和关系思想。从这一角度出发，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彻底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重塑前主体的关系场域。主体不只是现代性不可动摇的基础(fundamentum inconcussum)，而且很显然它也是这一基础中的人之所在——这一观点需要被明确承认和验证。只有转变思想，后人道主义才不会侵蚀其自身的基础，才不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主体主义。
人道主义的主体性以及人类中心主义
我刚刚提到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通常与海德格尔对西方思想史的解读有关。在海德格尔看来，“主体性的形而上学”这一措词是重复的冗言，因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只不过展现了主体性的相关概念。确切来说，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根据人类主体范式的变化才得以确立、展现和完善。这些人类的主体向自身显现，向在世界中遭遇的存在显现。然而，比主体／客体在场的范式更为根本的是主体和世界原初的共同揭露(co-exposure)。它要早于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得以创建的原因是人们遗忘了这一原初的共同揭露，遗忘了从这一原初之地产生的思想。为了揭示在形而上学传统建构过程中被人们忽视的东西，海德格尔回溯了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展开了对主体的“批判”。德里达对主体性的批判也往往与“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存在的形而上学”等措词相关。他的很多基本假设都来源于海德格尔主体批判的思想。同海德格尔一样，德里达也认为主体性概念是形而上学的，与在场、自我认同相关。对两位思想家而言，思想的首要任务应是质疑主体这一概念，思考被它排除在外的他异性(不管是从“书写”角度、“本有”(Ereignis)角度，还是从别的角度来理解。)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在对形而上学的分析中都批判了概念的本质主义，我认同他们的观点，亦对此持怀疑态度——“主体”的概念是一种不可简化的形而上学。的确，主体这一概念承载了相当多形而上学的重负。它将他异性遗忘，而这一遗忘建构了主体，同时也使之混乱。总体而言，我认同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然而，沿着这一方向继续思考，我另有原因——即便人们超越了在场和自我认同的形而上学以及主体性形而上学等概念，几乎也总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阐释主体性概念。主体从来不是一个中性的体验主体，它总是一个人类的主体。正是对特定的人类主体性范式的沉思默想，形而上学才得以创建。
实际上，这种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使得我与目前备受追捧的多数政治理论家保持一种批判的距离。这包括：后现象学理论家如列维纳斯，新马克思主义和新拉康主义者如齐泽克、阿兰·巴丢。他们都力图摆脱对主体性概念的批评，恢复其原貌。这两种哲学传统认为，对主体性概念的批评或主体“之死”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在理论上毫无进步可言。齐泽克、列维纳斯和巴丢等思想家认为，主体性这一概念不能完全简化为现代性的自律主体，它是思想的根基，任何抛弃它的思想倾向对于伦理学(列维纳斯)和政治学(齐泽克、巴丢)的激进化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可以肯定一点，他们并没有试图回到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在这一传统中的其他理论家所质疑的主体性范式之中。相反，他们认为，“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理解它的另一种方式。因为要成为主体也就意味着成为“处于底下者”(sub-ject)，它从字面上抛出异于自身的东西作为支撑。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一概念的效能而言，它有潜力成为一个激进的伦理政治概念。这一语境中的主体不再是现代性中自律、权威、原子论的主体，它成为事件的目击者和承担者，超越了单个主体的界线，并召唤其进入存在之中。此时，主体承担着事件，并为之负责。它是超越了其自身的他者，而远非是完全自我在场和自我认同的主体——这一主体的兴衰史在关于人道 主义和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讨论中得到呈现。
在后现象学、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新拉康主义的话语中，主体性概念超越了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的束缚，通向了一片崭新天地。但是，它是否超越了形而上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呢?这点不甚明了。在他们看来，主体由于对某一事件作出回应而被召唤入存在中，它往往被描绘成一个人类的主体，而且总是一个人类的事件导致了人类主体的产生。在这些文本中从来就没有任何动物或非人的主体，也没有源自非人生命的主体建构事件。动物和其他非人的生命形式顶多被描绘成使我们“好奇和着迷的存在”。他们从来不是事件的主体本身，也不能为一个可能产生的主体建构一个事件并回应它。
这种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今欧洲大陆哲学中的一个主要盲点。这是我在本书中所要陈述的一个观点，我希望它可以令人信服。人们可以利用德里达、德勒兹等思想家们的理论成果来揭露、挑战并超越这些盲点。当前欧洲大陆哲学正在进行的一个主要争论是，德里达、德勒兹等思想家在激进政治方面的潜在局限性，以及他们对主体性的批判到底怎样导致了所谓政治的终结。此处我想说明一点，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也会有所论述，即：人们彻底误解了德勒兹、德里达(较小程度上说，阿甘本)等思想家对主体性批判的根本要点。对主体性形而上学批判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笛卡尔式主体性的某些遗留之物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所造成的后果。如果我们严谨地审视这一问题，就会更为全面地看到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与形而上学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当今激进的政治和理论中，人类中心主义不受质疑，这使得它保守过时。德里达、德勒兹等思想家盲目地恢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这使得激进政治走到了尽头。但他们设立了一个通向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路标，这一路标不会因此而消匿不见，这一点至关重要。
章节概要
请允许我在文章结尾简要总结各章要点。第一章“形而上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探讨的是海德格尔有关动物和动物性的话语。我认为，海德格尔批判了人类沙文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呈示了一些有前景的思想，但他的理论最终仍是教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第二章“面对动物他者”，我审视了列维纳斯有关动物的零散评论，评估了他的思想是否与激进动物伦理政治相协调一致。我认为，列维纳斯的理论有时会沾染偏执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然而，如果我们将其与之剥离开来，谨慎理解其思想，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对建构新型的动物伦理和政治颇有助益。第三章“对人类学机器的干扰”专注于阿甘本的理论成果。我深入其作品，在其中追溯动物问题的形成，以便说明其近期的动物著作构成了他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断裂。本章中，我集中探讨了阿甘本的一个观点，即：我们应该从政治和本体论层面抛弃人与动物的区分。这是一个巨大的哲学工程，我们应该探讨与之相关的重要前景和重重困境。最后一章“动物的激情”，我转向德里达的理论。如前所述，他充分详尽地阐述了动物问题。我认为动物问题对于理解德里达庞大的哲学工程来说至关重要。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是贯穿全书的线索，在本章中，我将论证德里达的理论如何深化了这一批评，同时又是如何束缚了它。
本书主要涉及哲学领域，同时它又隶属动物研究这一新兴跨学科领域。在动物研究之确切构成的定义方面，人们还没有达成广泛一致的意见。但是，很显然，该领域内的大多数作者和积极分子已经在某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动物问题应该成为当代批评话语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然而，科学和人文领域内的大多数学科对动物问题的反应与这一观点截然相反。例如，就我所处的哲学学科而言，英美哲学家通常将动物问题贬低为环境伦理学领域内的某一亚学科：而环境伦理学只是应用伦理学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领域：相应地，应用伦理学又是哲学的一个次要领域。人们轻蔑地认为，它偏离了更为严肃、更具实质性的哲学追求(即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有鉴于此，很多对动物和动物性颇感兴趣的哲学家都选择在动物研究的半自律领域中来探讨相关问题。本书主要讨论的哲学家包括：海德格尔、列维纳斯、阿甘本和德里达。他们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该分支有时被称为“大陆”哲学或者“现代欧洲”哲学。它十分关注存在、伦理和社会政治等问题，这成为该哲学的典型特征，成为区别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一个途径(不管精确与否)。由此可见，动物问题有可能会在大陆哲学那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但是，从历史角度看，事实远非如此。
我认为，对哲学尤其是大陆哲学家而言，动物研究相关问题十分重要，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这一观点是本书所要达成的一个目标，我会在适当时机对此做相关论证。另外，大陆哲学的一些方法概念和理论框架究其根源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依然可以为动物研究作出其独特贡献，对此观点我同样有很多话要说。然而，此处我要首先详尽地解释一下在动物研究领域我所认为的重大问题；其次，我要解释将“动物问题”这一措词作为本书副标题和切入点的原因。
动物研究，有时也被称作“人一动物研究”，由人文、社会科学、生物和认知科学等众多学科组成。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在动物研究领域并没有一个标准或者普遍可接受的定义，它的主要术语和理论聚焦仍然是开放的。就此，我认为应该努力将动物问题推至批判性探讨的核心，这一点对该领域来说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这些动物问题中形成体系、进行争论并给予回应。当然，这一准确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独特领域的源头。在动物研究领域中，学科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相关理论方法也丰富多样。尽管如此，在该领域中至少有两个结构性问题反复出现：1、动物存在或者动物性问题；2、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问题。
就“动物性”或动物的属性这一概念而言，许多理论家都在质疑，是否真正存在一个或一组共同的本质特征将所有的动物紧密联结在一起。他们像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和种族研究对本质主义的批评那样，力图去发现“动物性”这一概念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运作过程，探究它又是怎样把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动物生命形式同质化的。他们这样做是想揭示，在动物的话语中，“动物性”这一概念并非是奠本义所示，而是更多地在发挥构成性作用。人们经常负面地将这种分析方式和后现代的“语言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它也常常运用于非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在一些生物学论争方面，如物种属性和生物分类系统的结构等。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即：广泛多样的动物存在不能简化为任何一组简单(或相对复杂)的共有属性。
有关“动物性”的争论给该概念造成了威胁，而有关人与动物之间界线的争论则将之推至毁灭的深渊。传统人与动物界线的划分都假定人与动物之间有着根本的不连续性。但是，近年来，这种传统的划分方式受到了多种理论、政治以及学科方面的持续抨击。在实证科学领域，达尔文主义凭借渐进式的连续主义削弱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同时，在人文社科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偏转。会说话、死亡的知识、意识等是人类的传统特征，然而，这些特征或者以一种类似的形式存在于非人类的动物身上，或者并非如传统话语所预设的那样在人类身上显现。
动物性的概念历来被看作是人性概念的对立面。因此，当人性概念被摧毁，动物性的概念也会面临相似的命运。现今，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发生了偏转，这使得思想在困境中迷失，它不知应如何在该领域前行。人们应该沿着某些不同的路线重新划分两者的界线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应该确切按照哪些路线来划分呢?抑或是这一界线应该被彻底抹杀?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批判地审视本书所涉及的理论家们，因为他们都试图建立或者取代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我认为，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可以并且应该被抹去，这是整本书所要捍卫的观点。因此，我会罗列出一些政治、伦理和本体论方面的论据，希望读者会觉得这些论据是可以信服的。我并不认为单靠相关的哲学论据就可以改变我们对所谓“动物”的看法。要在思想和生活上公正地对待动物，这于人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而哲学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十分微弱，尽管如此，我认为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抹去动物性以及人与动物的差异等传统概念，我们或许能够另辟蹊径来思考动物。在这一点上，或许只有哲学能够实现这一可能性。抛弃这些概念范畴后思想会遭遇什么，我们不能预知。但我们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与动物真诚邂逅。哲学在动物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为动物事件扫除障碍、腾出空间。
动物问题
“动物问题”这一措词既是本书的书名，又是该导言的题目。这样的做法是有原因的。首先，这一措词引自德里达，我从他庞大的哲学工程尤其从他有关动物方面的著作中受益良多，而这一措词即是我受惠于他的标志。德里达经常在其有关动物的著作中使用它，而在批判海德格尔时使用得尤其多。我对德里达措词的引用其实是在表明我的立场——赞同他对传统“动物”哲学话语的批评。
德里达的“动物问题”首先涉及到哲学家如何传统地以简化的和本质的方式来书写动物。多数的哲学家并不承认动物中存在迥异的生存方式、关系以及语言。相反，他们以一种总体的复数形式来理解和确定动物性的构成，或动物的存在。由此，动物问题的提出是对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传统的回应。前面所提到的理论家们对本质主义的动物性说法提出了质疑，德里达也是其中一位。针对这一问题，德里达指出，动物的本质主义话语都试图去构建同质性，但人们发现的却只有彻底的异质性而已。德里达的话语是否成功地表明其观点?他是否提供了思考动物异质性的一种不同方式?我将专列一章来分析德里达的著作，以便详尽地探讨这些问题。就总体而言，我认同德里达对哲学传统的本质主义批判，且这一批判是与动物问题的提出相关联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知道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观念，他者之脸对人之存在提出了质疑。相应地，在德里达的书中，动物问题亦有伦理方面的维度。他的相关著作建立在一个假定的 基础上，即他者之脸不能先验地局限在人类的领域。从肯定层面来说，就是各种种类的动物都可能有“脸”。动物有可能以我不能预料的方式拜访我、要求我。在本书中，我亦遵循并捍卫这一假定。“动物问题”源自和我照面的那个动物，那单数的动物，不经意地闯入我的世界。我注视着它，一如它注视着我。它对我的存在方式提出了质疑。
“动物问题”这一措词体现了德里达的观点主张。除此之外，在本书中，它还承载了另外的含义。它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该如何思考动物吗?我们现存的话语，有的源自于科学，有的源自于哲学，有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有的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而上述这些话语是否可以充分描绘出“动物”中生命形式以及视角的多样性呢?人们往往在动物权利的话语中发现，动物伦理基础的建构会依赖相关科学的叙述。例如，为了改善动物的主体性和伦理地位，人们会经常援用一些科学论据来证明某些物种的头脑(或者相反，用某些科学论据来否定动物的伦理地位)。我总体上认同这些科学和伦理话语，因此，我也会在下述章节中使用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话语。虽说如此，我并不认为科学和哲学能够详尽地描述动物生命。这是因为它们受制于其人类中心主义的起源，根本就不能完成其语言和思维方面的变革。而我们需要这场变革来应对动物生命等诸多相关问题。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对动物展开前所未有的思索，需要创造新的语言、艺术、历史，甚至是科学和哲学。动物研究的领域是跨学科的，准确来讲，它寻求一切可供利用的资源来解决动物问题。诚然，现存的话语多种多样，但如果不对其本体论基础作相应转换的话，它们是否还能够解决动物问题?这是贯穿本书的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动物问题”还意味着，在这一标题下提出的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悬而未决的，它们向相关的哲学和政治开放。本书主要集中在动物的伦理学、政治学和本体论层面。但随着观点的深入展开，动物问题将向一些更大、更丰富的议题敞开，而这更广泛地触及到了人类的极限。有鉴于此，我将动物问题以及动物的伦理政治视为最近兴起的新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这一社会运动旨在使左翼政治激进化，并保持其自由的、人道主义的传统形式。亲动物性的话语往往被视为自由人道主义的延展和深化。我将重塑这一话语，从而对自由人道主义以及其根基——形而上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出直接挑战。我会和从事相似工作的动物研究理论家们一样，与新社会运动保持一致的步伐，从而探索出一条后自由主义、后人道主义的政治途径。
人类中心主义的政治学
近来，在激进政治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之间引发了一些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如何应对左翼的分裂及其这一分裂带来的政治混乱问题，这些争论令人深思。我即是在这一政治语境下提出的动物问题。人们或许会认为，我这样做只会加深左翼的分裂，是在建构身份政治的另一种形式。对此疑问，我会作简短的解释。我确实想达成某一目标，但这一目标绝非是加深左翼的分裂。在此之前，我想表明我对此的看法。我认为，当代很多的动物权利话语和政治只是身份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不管结果好坏，它们的确加深了左翼的分裂。很多动物权利理论家和积极分子认为他们揭示了动物所共有的一些基本特性，如感觉和主体性(更确切来说，他们认为动物应该拥有伦理和政治身份)，从而能够在政治和法律的舞台代表这一身份。正是在这些争论中，动物的利益和个体的利益(在其他一些以身份为基础的运动中得以表达)相互竞争，争取获得人们的关注。在当前的政治和法律争论中，动物的生命和死亡问题极少被人提及。而动物权利理论家和积极分子代表动物的“利益”，为动物发出“声音”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赞成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然而，这种动物伦理政治在理论上和伦理上有相当大的困难。它宣称动物权利话语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与激进、左翼问题毫无瓜葛。它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动物性”领域的构成包括什么?动物的“利益”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具有非常大的争议性。而且，许多动物权利话语都被一个不证自明的(具有争议的)假设所误导，即人们要在现有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中寻找改善动物权利的根本途径。
动物权利话语被两个根本难题所困扰。一方面，为了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动物权利话语不得不采纳身份政治的语言策略。但这又反过来妨碍它建构动物性的概念，阐释动物的利益。它与其他身份政治所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而这造成了左翼的分裂，导致了动物权利政治的孤立主义。孤立主义者认为，动物权利如悬于虚空，它与政治所关注的焦点(如妇女权利、环境公正、工人权利等)有所不同。就我对动物问题的理解来看，政治所关注的这些焦点与动物权利紧密相关，虽然有的仅出于某些历史的偶然原因。不管在动物权利领域的内部还是外部，人们都已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孤立主义的后果。因此，与其他身份政治的方式相比，动物权利大多被左翼人士抛弃。他们或将之看成是政治的次要(或者是第三位的)问题，或看作是资产阶级积极分子的奢华情调。与此同时，动物权利的积极分子认为动物权利问题远比其他政治问题重要。他们经常持这样一种立场，并以改善动物权利的名义采取一些策略。而这些策略具有相当大的争议性，有时在政治上还是退化保守的。
动物权利理论家和积极分子面临着另外一个更加重要且十分微妙的难题：人类中心主义在政治和法律机制中运作着，成为一种限制约束；它是不言自明的，建构并捍卫着这一机制；而动物权利话语如何才能停止对它的复现呢?如上所述，动物权利话语不仅被迫采纳身份政治的诸多策略，还十分微妙地根据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准则来确定动物性和动物身份。我们明显可以在动物权利理论和激进主义的诸多方面看到这一问题。以此领域的哲学为例，汤姆·雷根(Tom Regan)拥护的动物权利哲学是该领域的主导模式。它试图说明，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动物都与人类相同。雷根认为，从根本上讲，动物和人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生命的主体，有其各自的偏好和欲望。同时他指出，主体性这一概念或许适用于某些动物物种，但动物主体性的范围十分狭窄，有可能在许多动物中无法发现它。严格说来，里根争取的并非是动物的权利，而是主体的权利——主体中的经典范例即是人类。正是因为动物在伦理上与人类密切相关，体现了类主体性，呈现出入的品质特征，它们才被纳入伦理思考的范围。很显然，里根所描绘的动物显示了基本的主体性，这远超出动物伦理思考的范围。可人们为何还要认同采纳他的观点呢?这是伦理哲学运作的结果。总体说来，这一哲学暗含着人类中心主义、主体中心论的范式。为了在这一范式中占有一席之地，人们不得不使用它的语言，响应它的需求。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用这一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范式、语 言以及需求来否定动物，按照其尺度标准将动物排除在伦理关怀之外。吊诡的是，现在的动物权利理论家们却在使用这一标准将某些动物纳入到伦理关怀之中。其实，他们仅仅描绘出一个略带修改的排他性边界。动物权利貌似可以从根本上替代人类中心主义，建构出一种别开生面的伦理框架。而实际上，它往往成为与以往大同小异的、另一版本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主体中心论。为了将动物纳入法律和政治思考的范围，人们做过很多种尝试，但其结果也往往如此。简而言之，当今的人类中心主义话语和机制很难被取代。
尽管我们在挑战并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方面一直缺乏有效的尝试，但是在克服左翼分裂方面却不乏一些创新性尝试。(如上所述，随着新社会运动的迅速扩展，左翼力量内部产生了分裂。)一大批带有普遍主义倾向的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差异的扩大与个性的繁衍并不会产生一个激进的政治纲领。因此，人们需要弥补缝合身份政治的裂隙之处，使之与那些低下卑微、空虚无效、被排除在普遍性之外的东西融为一体。准确来说，这一观点是在拯救普遍性的名义下提出的。解放的政治学即是对普遍性的追求，它在原则上反对排除主义。它认为，认同被普遍性排除在外的东西即是在代表普遍性而斗争，即是在揭露那种虚假的普遍性(它并没有包含一切在内)。
实际上，解决身份政治运动扩散与左翼领导权分裂等问题的这一“方案”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在这些争论中，不论是普遍性还是被普遍性抛弃的东西都以人类为中心。此处，“被抛弃的东西”是指那些被人们颇有成见地排除在普遍性之外的东西。人们对它以及普遍性的思考和关切从来不会超越这种简单的、不加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些与这一普遍性的标准不相符的人类以及“非人”的动物都被排除在外。这一普遍性是如何在其中运作(虚假地)的呢?这些争论并没有对此作相应的分析。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政治、伦理上捍卫普遍性，使其处于一种真正的空白状态中，是应对这一困境的途径——我将在随后的章节中陈述这一观点。然而，从人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虚假空白的普遍性跳跃至真正空白、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普遍性并非一蹴而就。要理解这一转换的必要性，体会其中的利害关系，首先应知晓，我们看待动物以及其他非人类生命形式的方式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它植根干我们心中，如此根深蒂固。此外，我们还应知道，不管是对以差异为基础的身份政治的讨论，还是对普遍主义的讨论，都局限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范围之内，而激进思想家们希望改变的即是以之为根基的机制。我认为，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当今激进的思想和政治所应真正批判的对象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总是人类的某一版本虚假地借用了普遍性的名义，在伦理和政治上将所谓的非人排除在外(无疑，这里的非人还包括绝大多数人类本身)。后人道主义理论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或者自我)，他们试图探索出一种前主体、后形而上学的政治和关系思想。从这一角度出发，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彻底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重塑前主体的关系场域。主体不只是现代性不可动摇的基础(fundamentum inconcussum)，而且很显然它也是这一基础中的人之所在——这一观点需要被明确承认和验证。只有转变思想，后人道主义才不会侵蚀其自身的基础，才不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主体主义。
人道主义的主体性以及人类中心主义
我刚刚提到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通常与海德格尔对西方思想史的解读有关。在海德格尔看来，“主体性的形而上学”这一措词是重复的冗言，因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只不过展现了主体性的相关概念。确切来说，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根据人类主体范式的变化才得以确立、展现和完善。这些人类的主体向自身显现，向在世界中遭遇的存在显现。然而，比主体／客体在场的范式更为根本的是主体和世界原初的共同揭露(co-exposure)。它要早于二元对立的划分方式。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得以创建的原因是人们遗忘了这一原初的共同揭露，遗忘了从这一原初之地产生的思想。为了揭示在形而上学传统建构过程中被人们忽视的东西，海德格尔回溯了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展开了对主体的“批判”。德里达对主体性的批判也往往与“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存在的形而上学”等措词相关。他的很多基本假设都来源于海德格尔主体批判的思想。同海德格尔一样，德里达也认为主体性概念是形而上学的，与在场、自我认同相关。对两位思想家而言，思想的首要任务应是质疑主体这一概念，思考被它排除在外的他异性(不管是从“书写”角度、“本有”(Ereignis)角度，还是从别的角度来理解。)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在对形而上学的分析中都批判了概念的本质主义，我认同他们的观点，亦对此持怀疑态度——“主体”的概念是一种不可简化的形而上学。的确，主体这一概念承载了相当多形而上学的重负。它将他异性遗忘，而这一遗忘建构了主体，同时也使之混乱。总体而言，我认同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然而，沿着这一方向继续思考，我另有原因——即便人们超越了在场和自我认同的形而上学以及主体性形而上学等概念，几乎也总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阐释主体性概念。主体从来不是一个中性的体验主体，它总是一个人类的主体。正是对特定的人类主体性范式的沉思默想，形而上学才得以创建。
实际上，这种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使得我与目前备受追捧的多数政治理论家保持一种批判的距离。这包括：后现象学理论家如列维纳斯，新马克思主义和新拉康主义者如齐泽克、阿兰·巴丢。他们都力图摆脱对主体性概念的批评，恢复其原貌。这两种哲学传统认为，对主体性概念的批评或主体“之死”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在理论上毫无进步可言。齐泽克、列维纳斯和巴丢等思想家认为，主体性这一概念不能完全简化为现代性的自律主体，它是思想的根基，任何抛弃它的思想倾向对于伦理学(列维纳斯)和政治学(齐泽克、巴丢)的激进化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可以肯定一点，他们并没有试图回到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在这一传统中的其他理论家所质疑的主体性范式之中。相反，他们认为，“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理解它的另一种方式。因为要成为主体也就意味着成为“处于底下者”(sub-ject)，它从字面上抛出异于自身的东西作为支撑。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一概念的效能而言，它有潜力成为一个激进的伦理政治概念。这一语境中的主体不再是现代性中自律、权威、原子论的主体，它成为事件的目击者和承担者，超越了单个主体的界线，并召唤其进入存在之中。此时，主体承担着事件，并为之负责。它是超越了其自身的他者，而远非是完全自我在场和自我认同的主体——这一主体的兴衰史在关于人道 主义和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讨论中得到呈现。
在后现象学、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新拉康主义的话语中，主体性概念超越了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的束缚，通向了一片崭新天地。但是，它是否超越了形而上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呢?这点不甚明了。在他们看来，主体由于对某一事件作出回应而被召唤入存在中，它往往被描绘成一个人类的主体，而且总是一个人类的事件导致了人类主体的产生。在这些文本中从来就没有任何动物或非人的主体，也没有源自非人生命的主体建构事件。动物和其他非人的生命形式顶多被描绘成使我们“好奇和着迷的存在”。他们从来不是事件的主体本身，也不能为一个可能产生的主体建构一个事件并回应它。
这种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今欧洲大陆哲学中的一个主要盲点。这是我在本书中所要陈述的一个观点，我希望它可以令人信服。人们可以利用德里达、德勒兹等思想家们的理论成果来揭露、挑战并超越这些盲点。当前欧洲大陆哲学正在进行的一个主要争论是，德里达、德勒兹等思想家在激进政治方面的潜在局限性，以及他们对主体性的批判到底怎样导致了所谓政治的终结。此处我想说明一点，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也会有所论述，即：人们彻底误解了德勒兹、德里达(较小程度上说，阿甘本)等思想家对主体性批判的根本要点。对主体性形而上学批判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笛卡尔式主体性的某些遗留之物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所造成的后果。如果我们严谨地审视这一问题，就会更为全面地看到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与形而上学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当今激进的政治和理论中，人类中心主义不受质疑，这使得它保守过时。德里达、德勒兹等思想家盲目地恢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这使得激进政治走到了尽头。但他们设立了一个通向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路标，这一路标不会因此而消匿不见，这一点至关重要。
章节概要
请允许我在文章结尾简要总结各章要点。第一章“形而上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探讨的是海德格尔有关动物和动物性的话语。我认为，海德格尔批判了人类沙文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呈示了一些有前景的思想，但他的理论最终仍是教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第二章“面对动物他者”，我审视了列维纳斯有关动物的零散评论，评估了他的思想是否与激进动物伦理政治相协调一致。我认为，列维纳斯的理论有时会沾染偏执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然而，如果我们将其与之剥离开来，谨慎理解其思想，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对建构新型的动物伦理和政治颇有助益。第三章“对人类学机器的干扰”专注于阿甘本的理论成果。我深入其作品，在其中追溯动物问题的形成，以便说明其近期的动物著作构成了他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断裂。本章中，我集中探讨了阿甘本的一个观点，即：我们应该从政治和本体论层面抛弃人与动物的区分。这是一个巨大的哲学工程，我们应该探讨与之相关的重要前景和重重困境。最后一章“动物的激情”，我转向德里达的理论。如前所述，他充分详尽地阐述了动物问题。我认为动物问题对于理解德里达庞大的哲学工程来说至关重要。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是贯穿全书的线索，在本章中，我将论证德里达的理论如何深化了这一批评，同时又是如何束缚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