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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整个目的就是，有所批判，这是人的主体性的问题，
一方面接受日常生活的声音，另一方面，总是在追求一种向往的声音。
李欧梵最近提出一个话题—生活中的慢板，“慢板”这个词，其实是个音乐术语—Adagio，用于交响曲中调节动态波动的一个乐句，在他最钟爱的作曲家马勒的作品中，慢板的意义可谓淋漓尽致地得到展现。
生活中要有慢板，是针对全球化下人类社会的畸形发展，人们对传统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产生了困顿和疑惑。于是就得说点人文的东西，用较为古朴和经典的作品，结合现代的包装，摒弃各种学派理论及信仰的牵绊，向人们说点做人和活在当下的小道理。
前两年，李欧梵曾在港大做过六场公开英文演讲。在这六讲中，他概述了自己最为关心的课题—文学、电影、音乐和建筑，并将这些话题与日常生活连在了一起。有人说，听完之后，心像是被电熨斗烫过一般，异常挺括舒适。
在李欧梵看来，人文确实存在危机，并且需要被重构，但人文的组成部分，包括文学、音乐、电影、美术和建筑等，并没有走向消亡，反而越来越多元化发展。在全球化形势影响下，如何重寻人文精神，并且抛却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对人文精神形而上的崇拜式认知，跟上全球化、通俗化的步伐，这是李欧梵所做的实验。
麦兜小猪里也有卡夫卡
记者：现在说人文主义，好像已经是圈子词汇，退守到学院和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小圈子内了。如何理解普罗大众生活中的人文主义？
李欧梵：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人文从精英、学院小圈子带出来，普及化。不要用主义，人文主义这说法太复杂了，在中国和西方都太复杂了。过去对人文精神讨论，我的批评就是这个—太过精英式，太过自以为是。学院里讲人文精神的东西，总是很焦虑，永远有危机。这种感觉中国人不大有，西洋人却很强烈，总是争辩不休。
讲人文学科如何重建，目的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人文学科现在太专业化，自我靠边站，不和其他学科对话，不愿意了解其他学科，总觉得人文被科学、商业边缘化了。你不和人家对话，自以为是地讲，会越来越边缘。
记者：当下通识教育越来越被重视并提及，人文学科某种程度来说会被放进通识教育，增加个人知识建构，你怎么看两者关系？
李欧梵：通识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基础，人文学科作为学科是在此基础之上做的，应该稍微专门一些，更贯通一点。通识教育是最基本的，大学一年级一定要有，现在争辩的问题是怎么教，教什么。在香港，现在是普通知识的教育，那就没有意义了。我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训练人的思考判断的能力，怎样从人文基本立场出发？应该以阅读经典读物为主—这个想法可能有点保守，可是阅读经典一定要活学活用地教，不能死板。
不久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四个演讲，讲中国传统，每个演讲根据一个文本，一篇文章，从中给学生们灌输中国传统究竟是什么。这很难，花了很多时间准备，成功与否不知道，这四堂课分别是：《史记》的《项羽本纪》、韩愈的《原道》—讲儒家传统怎么出来的、苏轼的《赤壁赋》以及鲁迅的《阿Q正传》。从古至今，然后衍生到其他文本，这是我的方法，从一个文本进入另一个文本，一系列连贯的。
记者：除了用四本经典来建构人文学科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针对当下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经典文本如何再阅读、细读、精读，你还有什么高招？
李欧梵：我的方法是老方法，把书买下来先，经典普及版便宜，英文经典再版很便宜，买了再说。每个人有自己需要，比如说，伍尔夫，我教的时候学生不爱读，当时正好有个电影，就是《The hours》，我说赶快去看吧，学生们一下子就进去了，我又说，宫崎骏的电影里边有卡夫卡，香港那个麦兜小猪里也有卡夫卡的故事，他们一下子就进去了。不同的渠道去找寻经典，经典是个原型。例如三角恋，经典很多，丈夫太太情人，原来同样的东西有不同的写法，故事可以不管，爱情和死亡，抓到那个高潮和精髓，细读，最好老师教，没有老师就自己磨。我不是搞西方文学的，全都是自己发现的，是所谓偶合的方式，从这里跳那里，抓住就不放了。人们如果把各种欲望转变成一种求知的欲望，总能找到感觉。读书只好由小入大，听别人说哪个故事有意思，就去看一看，看出门道了，再去找其他的，没有固定的读法。
哥伦布本来要去找中国的
记者：在你的处世和研究学问过程中，经常会提到“偶合”这一词，在此次内地演讲时也几次三番地提到。按照你的解释，可能横向是跨学科，纵向是接古吧？
李欧梵：“偶合”这个词，来自意大利作家艾柯的一本书，英文叫做serendipity，也可以翻译成“缘分”，但我觉得“偶合”更贴切。艾柯在书中讲了个例子，中国的《易经》传到欧洲后，被笛卡尔用到了他的数学原理里，完全是误打误中。艾柯还有一个例子更浅，哥伦布当年本来要去找中国的，结果找到新大陆了。科学发明有这个原理，想要证实研究一个现象，结果在过程中弄错了，于是中间发现其他东西。
人文研究有时候也这样，现在每个人都有专业，论文就是目标。我就鼓励大家开放心灵，在研究过程中碰到另一个问题了，发现新的东西了，最好两边都继续下去。音乐家马勒就是这样，《第五交响曲》中前面是葬礼进行曲，可后面还有东西呢，还有一条线，居然最后一乐章“慢板”就变成主流了。
记者：你也一直强调“此时此刻”的概念，是来自本雅明的说法“一瞬间的认识”，如何更进一步认识到自己一瞬间的认识与过去及将来的神会？
李欧梵：我的观点是从本雅明那儿来的，本雅明那个理论很吊诡。我认为，“此时此刻”一方面包括了波德莱尔的说法——瞬间即逝，另一方面是包罗了所有以前的东西，甚至说将来的东西。此时此刻就是过去与将来作一种吊诡式的存在。
另外有一个是列维·施特劳斯关于历史规律的说法，什么是历史？有时候历史不是从古至今的，而是从今至古的。我从那儿得到一个启示，如果从今到古的话，今人此时此刻如何追寻古代的灵魂或者古代的时代，哪来的延续感？对现在的“此时此刻”来说，最大的影响是从古至今没有持续感了，就只是跳跃式的时间和对位。 1999年大家都在讲世纪末，我就想，上一次世纪末清朝在说什么？于是我就找到1905，或者1899，1899和1999有什么区别？我好像把那个魂自己招回来了，我去看1899年发生什么事情，偶然发现梁启超的日记，他说要用西历了—我是这么发现的。这是典型的偶合。那时梁启超认为中国式的时间走到尽头，他要走向新的时间，要拥抱世界。新旧如何融合？他没有解决。到了“五四”就更简单了。1916、1917那会儿，一股脑都用世纪观念，这是进步的，包括陈独秀那些新文化运动。梁启超、严复那代比较复杂点，旧东西还在。这个吊诡好有意思，我现在还在搞，晚清的阴魂不散。
记者：最近几年中国内地几个大城市，兴起音乐家马勒的风潮，有炒作成分，但肯定有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李欧梵：有位英国乐评家写道，马勒音乐直接可以进到二十一世纪现代人的心灵。例如，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听马勒，就问—这音乐是不是在讲国际政治？心理学方面的人说，是不是背后有种心理的煎熬？马勒说，我的音乐就是整个世界，我要拥抱整个宇宙，我不是仅仅写音符的，是把爱憎生命都放进去的。经过伯恩斯坦等指挥家的提倡，马勒音乐越来越普及，香港有一大批年轻马勒迷，组织了马勒协会，广东话马勒仔，一有马勒肯定聚会，还要合影聊天，演完大家评论。这就是马勒现象，他曾经说过“我的时代一定到来”，现在到临了。他进入中国内地，我不觉得稀奇，觉得是很大的进步。
记者：你提出慢板理论，慢板是马勒最优美的东西，怎么来理解你的慢板论？对大都市精英阶层来说，面对这么多可能性，人们该如何选择？
李欧梵：要把各种刺激过滤掉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训练自己有所分辨。怎么分辨经典和噪音，什么是马勒什么是流行音乐呢？有种办法，就是节奏，用Allegro（快板），四拍，慢慢把它变成两拍，就会知道什么是快和慢了。还有一个办法是做运动，慢慢自己训练出一个节奏来。另外就是旋律，那些好听的段落都是从古典音乐而来，都是很简单的和弦，主和弦什么的，慢慢就知道“对位”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一些入门唱片，每个人都喜欢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里一定有喜欢听的，《蓝色多瑙河》之类，从那里进去，很快能够见到马勒，不需要什么大学问的。
现在人的刺激太多了，我的整个目的就是，有所批判，这是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一方面接受日常生活的声音，另一方面，总是在追求一种向往的声音，也许是大自然的声音，现在大自然声音鸟叫已经听不到了，蓝天很少看到了，如果真的看到了，把那一刹那记在心里。我觉得生活中什么都是节奏，演讲也是，越讲越快，讲着讲着自己太Allegro了，太兴奋了。把生活节奏化，区别就开始了。
媒体要告诉人们怎么去生活
记者：在知识之外，你更看重人文的思考，培养一套思维的模式，思维模式一定程度上要人文积累和修炼，你如何看待这种修炼？
李欧梵：中国人从自修到互修，互修，大家要交流讨论交朋友。我鼓励用微博讨论学问，讨论哪本书，哪部电影。我当大学生时就这样，看完电影在咖啡馆互相讨论吵来吵去，好舒服。从讨论中互相激励，知道怎样表达，讲自己意见，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个很重要。目前大家似乎过于忙着做专业的事情，而在生活上的对话较少。
记者：自修是个人修炼，当整个社会需要素养提升时，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了，如何由己推人？
李欧梵：要靠媒体，媒体有最重要的地位，是教育一方的代表。我的回答很容易指向教育，现在教育很大的问题是，专业化、职业化，对通识教育总是找最坏的老师或年轻的老师，大家都是填鸭式的为了考试，原来人文教育的精神很难保持。我在国外很幸运，教的都是好大学，好大学为什么好？就是有这个东西，人文科目受重视。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都有这个方式，就是小班讨论课，讨论的话题由教授定。比如讨论话题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我就找一系列的书，包括艺术家、文学家、政治家，甚至把斯诺的《西行散记》放进去，用这种方法让他们知道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误解是什么。
广义地说，视觉媒体在台湾一团糟，在香港更差，不过在法国到了晚上，电视上都请最好的知识分子来辩论，讲德里达等等。中国内地的电视媒体，电视剧拍得不错，我看三国、清史剧都蛮花心思，访问报道类节目也可以。中国内地媒体有限制，可是这样也有好处，不能完全用消极的方式做。中国文化有长处，目前为止，看印刷媒体的还不少，在美国，只有住在大城市的人，才依赖印刷媒体，但到了中西部很多人都不看报纸，报纸都是地方性新闻。香港台湾现在大都是地方性新闻，社区报什么的，无法起到媒体的真正作用。
大家生活太广了，报纸是要告诉人们怎么去生活的。中国以前梁启超办报纸，是要有新的知识带给读者的，作为社会启蒙和生活启蒙。现在这种生活知识的启蒙传统没有了，报纸上边是如何消费，或者是政治的喉舌，再来就是炒作—炒作是直接受到资本主义销售书的影响，不炒唯恐天下不乱，一炒就卖出去了。
记者：关于修炼人文素质，你给大家的启示是什么？
李欧梵：首先，是聆听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每天抽一点时间出来“面壁”，打坐也好，练功也好，思考也好，就是进到自己的心灵世界，心中的另一个“自我”和此时此刻的我对话，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日三省吾身”，或者是王阳明的那种静修，又像是禅宗那种一坐就七天七夜。这时候可以放一些莫扎特弦乐四重奏的音乐，一定得是第一和第二乐章。但到了晚上，我自己就听属于自己的音乐，如果心情烦躁，那就听更为沉闷的音乐，像是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一下子像是到了宗教的殿堂。
第二，有快有慢，一起床要慢慢苏醒，如果你一睁开眼睛就开微博，那这一天也就完蛋了。中午餐慢慢吃，完了之后做一些不太动脑子的事情，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来个下午茶时间，但在临近下班前，就要快节奏了。科技便利我们的生活，但我们要学会甄别何时值得做什么事情。
第三，能读能写。读不必多说，当然这种阅读是一种“解读”、积累和思考的过程。写是一种文字表达的能力，我觉得用文字表达更重要，这种写并不是为了当作家，而是能够用准确具体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和思想。我的太太有一阵子得了抑郁症，我就开导她，让她写下一些事情，居然成功治愈，因为她原本就有很多阅读经历，包括清代的古书，有人性和人文的积累，只是没有出口，有了这个意识之后，她就如鱼得水了。苏珊·桑塔格说的，你的读者可能是在另一个角落和你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就是写给他看的，也是种偶合吧。
第四，什么都可以变成“文本”，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文本去解读。解读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任何商品都没什么了不起了，这样消费就有了节制。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就是频频出招，鼓励人们不断地以旧换新，这样欲望就无止境了。
一方面接受日常生活的声音，另一方面，总是在追求一种向往的声音。
李欧梵最近提出一个话题—生活中的慢板，“慢板”这个词，其实是个音乐术语—Adagio，用于交响曲中调节动态波动的一个乐句，在他最钟爱的作曲家马勒的作品中，慢板的意义可谓淋漓尽致地得到展现。
生活中要有慢板，是针对全球化下人类社会的畸形发展，人们对传统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产生了困顿和疑惑。于是就得说点人文的东西，用较为古朴和经典的作品，结合现代的包装，摒弃各种学派理论及信仰的牵绊，向人们说点做人和活在当下的小道理。
前两年，李欧梵曾在港大做过六场公开英文演讲。在这六讲中，他概述了自己最为关心的课题—文学、电影、音乐和建筑，并将这些话题与日常生活连在了一起。有人说，听完之后，心像是被电熨斗烫过一般，异常挺括舒适。
在李欧梵看来，人文确实存在危机，并且需要被重构，但人文的组成部分，包括文学、音乐、电影、美术和建筑等，并没有走向消亡，反而越来越多元化发展。在全球化形势影响下，如何重寻人文精神，并且抛却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对人文精神形而上的崇拜式认知，跟上全球化、通俗化的步伐，这是李欧梵所做的实验。
麦兜小猪里也有卡夫卡
记者：现在说人文主义，好像已经是圈子词汇，退守到学院和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小圈子内了。如何理解普罗大众生活中的人文主义？
李欧梵：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把人文从精英、学院小圈子带出来，普及化。不要用主义，人文主义这说法太复杂了，在中国和西方都太复杂了。过去对人文精神讨论，我的批评就是这个—太过精英式，太过自以为是。学院里讲人文精神的东西，总是很焦虑，永远有危机。这种感觉中国人不大有，西洋人却很强烈，总是争辩不休。
讲人文学科如何重建，目的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人文学科现在太专业化，自我靠边站，不和其他学科对话，不愿意了解其他学科，总觉得人文被科学、商业边缘化了。你不和人家对话，自以为是地讲，会越来越边缘。
记者：当下通识教育越来越被重视并提及，人文学科某种程度来说会被放进通识教育，增加个人知识建构，你怎么看两者关系？
李欧梵：通识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基础，人文学科作为学科是在此基础之上做的，应该稍微专门一些，更贯通一点。通识教育是最基本的，大学一年级一定要有，现在争辩的问题是怎么教，教什么。在香港，现在是普通知识的教育，那就没有意义了。我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训练人的思考判断的能力，怎样从人文基本立场出发？应该以阅读经典读物为主—这个想法可能有点保守，可是阅读经典一定要活学活用地教，不能死板。
不久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四个演讲，讲中国传统，每个演讲根据一个文本，一篇文章，从中给学生们灌输中国传统究竟是什么。这很难，花了很多时间准备，成功与否不知道，这四堂课分别是：《史记》的《项羽本纪》、韩愈的《原道》—讲儒家传统怎么出来的、苏轼的《赤壁赋》以及鲁迅的《阿Q正传》。从古至今，然后衍生到其他文本，这是我的方法，从一个文本进入另一个文本，一系列连贯的。
记者：除了用四本经典来建构人文学科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针对当下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经典文本如何再阅读、细读、精读，你还有什么高招？
李欧梵：我的方法是老方法，把书买下来先，经典普及版便宜，英文经典再版很便宜，买了再说。每个人有自己需要，比如说，伍尔夫，我教的时候学生不爱读，当时正好有个电影，就是《The hours》，我说赶快去看吧，学生们一下子就进去了，我又说，宫崎骏的电影里边有卡夫卡，香港那个麦兜小猪里也有卡夫卡的故事，他们一下子就进去了。不同的渠道去找寻经典，经典是个原型。例如三角恋，经典很多，丈夫太太情人，原来同样的东西有不同的写法，故事可以不管，爱情和死亡，抓到那个高潮和精髓，细读，最好老师教，没有老师就自己磨。我不是搞西方文学的，全都是自己发现的，是所谓偶合的方式，从这里跳那里，抓住就不放了。人们如果把各种欲望转变成一种求知的欲望，总能找到感觉。读书只好由小入大，听别人说哪个故事有意思，就去看一看，看出门道了，再去找其他的，没有固定的读法。
哥伦布本来要去找中国的
记者：在你的处世和研究学问过程中，经常会提到“偶合”这一词，在此次内地演讲时也几次三番地提到。按照你的解释，可能横向是跨学科，纵向是接古吧？
李欧梵：“偶合”这个词，来自意大利作家艾柯的一本书，英文叫做serendipity，也可以翻译成“缘分”，但我觉得“偶合”更贴切。艾柯在书中讲了个例子，中国的《易经》传到欧洲后，被笛卡尔用到了他的数学原理里，完全是误打误中。艾柯还有一个例子更浅，哥伦布当年本来要去找中国的，结果找到新大陆了。科学发明有这个原理，想要证实研究一个现象，结果在过程中弄错了，于是中间发现其他东西。
人文研究有时候也这样，现在每个人都有专业，论文就是目标。我就鼓励大家开放心灵，在研究过程中碰到另一个问题了，发现新的东西了，最好两边都继续下去。音乐家马勒就是这样，《第五交响曲》中前面是葬礼进行曲，可后面还有东西呢，还有一条线，居然最后一乐章“慢板”就变成主流了。
记者：你也一直强调“此时此刻”的概念，是来自本雅明的说法“一瞬间的认识”，如何更进一步认识到自己一瞬间的认识与过去及将来的神会？
李欧梵：我的观点是从本雅明那儿来的，本雅明那个理论很吊诡。我认为，“此时此刻”一方面包括了波德莱尔的说法——瞬间即逝，另一方面是包罗了所有以前的东西，甚至说将来的东西。此时此刻就是过去与将来作一种吊诡式的存在。
另外有一个是列维·施特劳斯关于历史规律的说法，什么是历史？有时候历史不是从古至今的，而是从今至古的。我从那儿得到一个启示，如果从今到古的话，今人此时此刻如何追寻古代的灵魂或者古代的时代，哪来的延续感？对现在的“此时此刻”来说，最大的影响是从古至今没有持续感了，就只是跳跃式的时间和对位。 1999年大家都在讲世纪末，我就想，上一次世纪末清朝在说什么？于是我就找到1905，或者1899，1899和1999有什么区别？我好像把那个魂自己招回来了，我去看1899年发生什么事情，偶然发现梁启超的日记，他说要用西历了—我是这么发现的。这是典型的偶合。那时梁启超认为中国式的时间走到尽头，他要走向新的时间，要拥抱世界。新旧如何融合？他没有解决。到了“五四”就更简单了。1916、1917那会儿，一股脑都用世纪观念，这是进步的，包括陈独秀那些新文化运动。梁启超、严复那代比较复杂点，旧东西还在。这个吊诡好有意思，我现在还在搞，晚清的阴魂不散。
记者：最近几年中国内地几个大城市，兴起音乐家马勒的风潮，有炒作成分，但肯定有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李欧梵：有位英国乐评家写道，马勒音乐直接可以进到二十一世纪现代人的心灵。例如，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听马勒，就问—这音乐是不是在讲国际政治？心理学方面的人说，是不是背后有种心理的煎熬？马勒说，我的音乐就是整个世界，我要拥抱整个宇宙，我不是仅仅写音符的，是把爱憎生命都放进去的。经过伯恩斯坦等指挥家的提倡，马勒音乐越来越普及，香港有一大批年轻马勒迷，组织了马勒协会，广东话马勒仔，一有马勒肯定聚会，还要合影聊天，演完大家评论。这就是马勒现象，他曾经说过“我的时代一定到来”，现在到临了。他进入中国内地，我不觉得稀奇，觉得是很大的进步。
记者：你提出慢板理论，慢板是马勒最优美的东西，怎么来理解你的慢板论？对大都市精英阶层来说，面对这么多可能性，人们该如何选择？
李欧梵：要把各种刺激过滤掉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训练自己有所分辨。怎么分辨经典和噪音，什么是马勒什么是流行音乐呢？有种办法，就是节奏，用Allegro（快板），四拍，慢慢把它变成两拍，就会知道什么是快和慢了。还有一个办法是做运动，慢慢自己训练出一个节奏来。另外就是旋律，那些好听的段落都是从古典音乐而来，都是很简单的和弦，主和弦什么的，慢慢就知道“对位”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一些入门唱片，每个人都喜欢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里一定有喜欢听的，《蓝色多瑙河》之类，从那里进去，很快能够见到马勒，不需要什么大学问的。
现在人的刺激太多了，我的整个目的就是，有所批判，这是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一方面接受日常生活的声音，另一方面，总是在追求一种向往的声音，也许是大自然的声音，现在大自然声音鸟叫已经听不到了，蓝天很少看到了，如果真的看到了，把那一刹那记在心里。我觉得生活中什么都是节奏，演讲也是，越讲越快，讲着讲着自己太Allegro了，太兴奋了。把生活节奏化，区别就开始了。
媒体要告诉人们怎么去生活
记者：在知识之外，你更看重人文的思考，培养一套思维的模式，思维模式一定程度上要人文积累和修炼，你如何看待这种修炼？
李欧梵：中国人从自修到互修，互修，大家要交流讨论交朋友。我鼓励用微博讨论学问，讨论哪本书，哪部电影。我当大学生时就这样，看完电影在咖啡馆互相讨论吵来吵去，好舒服。从讨论中互相激励，知道怎样表达，讲自己意见，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个很重要。目前大家似乎过于忙着做专业的事情，而在生活上的对话较少。
记者：自修是个人修炼，当整个社会需要素养提升时，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了，如何由己推人？
李欧梵：要靠媒体，媒体有最重要的地位，是教育一方的代表。我的回答很容易指向教育，现在教育很大的问题是，专业化、职业化，对通识教育总是找最坏的老师或年轻的老师，大家都是填鸭式的为了考试，原来人文教育的精神很难保持。我在国外很幸运，教的都是好大学，好大学为什么好？就是有这个东西，人文科目受重视。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都有这个方式，就是小班讨论课，讨论的话题由教授定。比如讨论话题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我就找一系列的书，包括艺术家、文学家、政治家，甚至把斯诺的《西行散记》放进去，用这种方法让他们知道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误解是什么。
广义地说，视觉媒体在台湾一团糟，在香港更差，不过在法国到了晚上，电视上都请最好的知识分子来辩论，讲德里达等等。中国内地的电视媒体，电视剧拍得不错，我看三国、清史剧都蛮花心思，访问报道类节目也可以。中国内地媒体有限制，可是这样也有好处，不能完全用消极的方式做。中国文化有长处，目前为止，看印刷媒体的还不少，在美国，只有住在大城市的人，才依赖印刷媒体，但到了中西部很多人都不看报纸，报纸都是地方性新闻。香港台湾现在大都是地方性新闻，社区报什么的，无法起到媒体的真正作用。
大家生活太广了，报纸是要告诉人们怎么去生活的。中国以前梁启超办报纸，是要有新的知识带给读者的，作为社会启蒙和生活启蒙。现在这种生活知识的启蒙传统没有了，报纸上边是如何消费，或者是政治的喉舌，再来就是炒作—炒作是直接受到资本主义销售书的影响，不炒唯恐天下不乱，一炒就卖出去了。
记者：关于修炼人文素质，你给大家的启示是什么？
李欧梵：首先，是聆听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每天抽一点时间出来“面壁”，打坐也好，练功也好，思考也好，就是进到自己的心灵世界，心中的另一个“自我”和此时此刻的我对话，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日三省吾身”，或者是王阳明的那种静修，又像是禅宗那种一坐就七天七夜。这时候可以放一些莫扎特弦乐四重奏的音乐，一定得是第一和第二乐章。但到了晚上，我自己就听属于自己的音乐，如果心情烦躁，那就听更为沉闷的音乐，像是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一下子像是到了宗教的殿堂。
第二，有快有慢，一起床要慢慢苏醒，如果你一睁开眼睛就开微博，那这一天也就完蛋了。中午餐慢慢吃，完了之后做一些不太动脑子的事情，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来个下午茶时间，但在临近下班前，就要快节奏了。科技便利我们的生活，但我们要学会甄别何时值得做什么事情。
第三，能读能写。读不必多说，当然这种阅读是一种“解读”、积累和思考的过程。写是一种文字表达的能力，我觉得用文字表达更重要，这种写并不是为了当作家，而是能够用准确具体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和思想。我的太太有一阵子得了抑郁症，我就开导她，让她写下一些事情，居然成功治愈，因为她原本就有很多阅读经历，包括清代的古书，有人性和人文的积累，只是没有出口，有了这个意识之后，她就如鱼得水了。苏珊·桑塔格说的，你的读者可能是在另一个角落和你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就是写给他看的，也是种偶合吧。
第四，什么都可以变成“文本”，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文本去解读。解读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任何商品都没什么了不起了，这样消费就有了节制。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就是频频出招，鼓励人们不断地以旧换新，这样欲望就无止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