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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全名为铃木传三郎，原日本水户高校毕业，任骏河台昌平学校的教授。１９３９年，他被“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委以“事务嘱托”之职，来中国后又出任伪山西省政府的顾问。可以说，他是一位在日军里担任高级军职、在伪政权中掌握实际行政高权的日本人。那么，他又为何成了中共抗日军队的朋友，居然在延安八路军总部成为座上宾呢?芽这一切，诚然曲折跌宕，需细细道来。
从派往中国的视察员到出任伪山西省政府顾问，他曾为中华大地之广袤、物藏之丰盛而怦然心动；但他也曾竭力办教育，果断抵制“日语作中国国语”的军部训令
１９３８年９月，３３岁的铃木传三郎被日本国派往朝鲜和中国视察所谓日侨子弟教育现状。他在朝鲜经釜山、汉城，小作停留，便很快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他一路先去奉天（沈阳），后到齐齐哈尔、佳木斯、长春、哈尔滨，又折回辽宁。不久，又经山海关进入华北，先去天津，后到北平，而后又折回天津，渡渤海到达大连，乘船出黄海回到日本。
铃木传三郎曾自述：“从此，我沉醉于这块大陆?选”因为他访问生活在沈阳的日人中学校长寺田喜治郎时，发现这个校长室的面积足足有他任职的日本东京昌平学校校长办公室的１０倍?选他从校长室看到中国疆域之辽阔，感受到“大陆之气派”，不禁为中日两国国土不啻天地的差别而怦然心动，以致后来人虽回水岛去了，心却丢在了中国。
翌年，铃木受日本军部之命折回中国，赴华北山西就任“顾问”之职。历劳顿之苦一个月后到达太原，在西缉虎营５号伪省府大院走马上任。
铃木传三郎不负日本军部交给他在山西建立日化教育之重任，不久便弄清了中国的时局。他曾这样写道：中国目下一国政府分为两方，一方是和日军亲善合作的，另一方则反对日军进入。凡日军被击溃的地方，曾亲日的一方马上陷入悲惨的境地，这样的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泰国、越南，甚至中近东、欧洲也是如此。①他还知道，华北日军势如破竹地攻克河南省府开封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郑州。此时中国军队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滚滚黄河之水在宽绰的河床谷川里奔流，使日军在长时间里无法向前推进。他说中国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之说，北方来洪流，哪里去找南方的船帆?的确，日军曾惧怕中国的洪水，但更怕浩荡而起的人民洪流组成反日的千军万马。因而，中国虽大虽好，仅靠东洋人吞不下嚼不碎，亟需使华人亲日化，这就需要日本的“教书先生”来中国办教育，尽快实施它罪恶的靖夷他邦之政策。
于是，铃木冒着硝烟炮火，在满目狼藉的三晋大地行使着他特殊的使命。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旬太原失陷，阎锡山溃逃陕西宜川，日军顷刻占领了山西大部。日军派军用飞机先把铃木接送于晋南的运城和临汾。他在临汾召见了占领军的参谋长，要日军拨出房屋恢复原有的山西省立师范学校。在深夜与参谋长品酒叙事中，铃木劝说道：“全省的教堂成了兵营，这怎么能行？老百姓文盲如此之多，连我军飞机撒下的传单也看不懂。要使人家明白皇军的道理，就要普及小学教育；要大办小学，没有教员不行，恢复省立师范学校是急需办理的事务！否则，有文化的青年和教员都跑到八路军那里去了，你们白天用大炮把八路轰跑，一到黑夜，八路的宣传员又偷偷过来，把人都争取走了，这算获得什么战果！”没料到，这位起初硬说“打仗顾不上办学”的参谋长，第二天便准许了把日军某部宿舍腾出，交给省府办学。此后，太原、运城、代县、潞安等四地的师范学校，也均是由军营变校舍，迅速恢复起来。
在恢复运城师范学校时，铃木到现场选择了一处最大，同时损坏程度很小的校舍，让日军搬往它处。回太原的时候，双螺旋桨的飞机出了故障，响声异常，越飞越低，甚至可以看到老乡打谷扬场的情景了。日军少佐将随身带的文件和军事地图取出烧了。铃木也觉得完了，掉在山圪里恐怕没人来拯救了。直到飞机歪斜着在太原上空绕了三圈，“咚”一声降落机坪，他悬着的心才放松下来。
１９４２年，铃木以日方身份陪同北京伪政府代表团一行经代县赴五台山，在繁峙曾险遭八路军埋伏，但他因急于办理代县师范恢复事宜，还是不顾随同的伪省府许多要员“打道回府”的劝说，硬是让大家继续前进。
１９４３年，山西日军司令部换来了一个由关东军派遣的少将，其作风以凶狠而著称。他竟当面训示铃木：“让山西在华北带个头，在学校里把日语作为国语！”铃木虽有军事之职，但为空衔，面对蛮横的日军将官，如若他明言反对，则有可能弄僵被遣返回国，如若顺从应充，又明知无法兑现。所以，他灵机一动，回应道：“将军阁下，日语不能作为中国国语，而可以作为学校第一外语！”而后，他解释说：“大部分中国人，学日语不仅像我们日本人学英语一样很吃力，而且由于对日军的占领很反感，硬要把日语变成他们的国语，岂不大大伤害人家的自尊心?效果令人担忧！”那位少将听此也凶狠不起来了，只好顺口说：“那就当作第一外语吧！”
居住太原６年无闪失，转任北京途中却遭袭；本是侵华日军高官，瞬间变为八路军的“座上宾”
铃木效忠天皇可谓忠贞不二，在他赴任中国之初，便带着妻子儿女同行，先将家眷安排在早已在青岛工作的老岳父处，不久，便又把她们接往太原。５个孩子中３个大一点的都在太原上学。其妻名曰春子，长女宽子、次女聪子、三女儿文子，长子男裕、次子男毅。
１９４５年元旦刚过，铃木被调任北京。他本计划于元月１４日出发，但美军飞机多次来太原空袭，托运行李几次受阻。好不容易他们全家七口才坐上了挂在列车上的头等厢。到了寿阳车站，已是凌晨两点，妻春子醒来带着二女儿聪子一同去车厢前上厕所。劳累数天的铃木抽了一支烟又倒头昏沉沉地睡去。突然，“轰隆隆”一声巨响，列车遇袭急刹车停了下来，夜幕里枪声大作，车厢里乱作一团。紧接着手榴弹在车厢爆炸，一大群八路军官兵拥上车厢，把尚未穿鞋的铃木及其身边的４个孩子带出了车外。铃木一下子当了八路军的俘虏。当时他还想，妻子和次女可能上厕所巧妙藏匿起来了，可以躲过这一劫，他们五人倒完全有被杀之虞!
原来，这次正太线袭击战，是由八路军太行军区二分区平西武工队队长赵亨德指挥的。他们不仅消灭了护车的日本大佐，缴获了大量物资，更重要的是抓住了这位携家带口、身穿皮衣、头戴皮帽、鼻梁上架着眼镜的日本人。
被俘之初，两个最小的孩子——６岁的文子及４岁的男毅被八路军战士背着走，铃木光着脚和两个大孩子跟着队伍跑。第二天，赵亨德不仅把缴获的手表还给了铃木，还让他及男裕和宽子骑毛驴上了路。快离开山西境界时，山路更加陡峭，毛驴都无法骑了，铃木一家又分别被抬上了担架，由八路军战士在肩上扛着攀登跋涉。就这样，他们走走停停，迂徊穿插，从１７日一直走到２８日，整整１２天。究竟走过多少山山峁峁、农舍村庄，他也记不清了。他只知道已从山西走到了河南，来到了涉县王堡村的八路军太行军区政治部所在地。
早在２６日当他们坐着担架进入八路军太行军区三分区司令部所在的那个村庄时，一名军医给铃木打泡化脓的双脚清洗、上药、包扎。这个分区的朝鲜解放联盟的负责人还详细询问了铃木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被俘情形以及对八路军的看法等。问话的人心平气和，回话的人也是有问必答，没有隐藏什么。因此，铃木到达王堡村后，大家都知道他是“省一级”的日本大官儿。
王堡村是位于豫西北山洼里的一个大村庄，相对路经的游击区更为安全和美丽。这里是八路军太行军区和边区政府首脑所在地，军队和民兵早晚操练不停，歌声不绝于耳。到这个村庄的第一天，刚好是铃木的４０岁生日。他们一家被分配在一幢三间大的房子里，两边是热炕，中间房里铺有木床，生着木炭火盆，很是宽敞暖和。
随后，铃木一家人被带到距王堡村４公里外的河南店澡堂子洗浴。理发换衣后，他们坐在席子上喝茶、剥花生、吃柿饼，好不舒畅。
一星期后，太行军区的日人解放联盟支部还专门为他们举办了一个晚宴欢迎会。除了中式肉菜老米酒，还有日本素烧和会餐食物，每人还有３０个热腾腾的水饺。宴后还举行了文艺晚会，顺次演出了秋田曲艺、会津梯山、浪花节等日本节目。经过被俘这一段的辗转经历，铃木才知道早有不少日本官兵在华北各地组织觉醒联盟、反战同盟、解放同盟等组织，帮助八路军打日军。由于自１９４４年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及中国抗战组织空前发展壮大，在华日人反战组织不仅在人员上猛增，而且从过去的反战要求提升到将被压迫日本人民解放出来的更高政治要求上来了。因此，１９４４年元月１５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在中共首脑所在地延安召开，宣布成立了日人解放联盟总部，并发出了给各地的指示电。②铃木还知道了这些日人反战组织的总领导人就是日本共产党的书记处书记、现在延安办“日本工农学校”的野坂参三。起初，铃木对这里的日人解放联盟盟员告诉他柏林攻克了、希特勒完蛋了、美军对东京实施大空袭等消息时那种兴高采烈的架式很是反感，但久而久之，他倒对这个日人组织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看法：所谓解放联盟，是以从军阀和特权阶级压迫之下把日本人民解放出来为目的。从他们反战的理论来认识，这些盟员高呼“把东京炸得七零八落，真痛快”的话语，反映出只有把东京炸垮，才会削弱日本力量，加快日本军阀倒台的步伐之意。
不久，太行山上空有一架美军Ｂ—２９轰炸机执行任务时出现机械故障而自行爆炸，１１位美机机组人员跳伞降落，被当地八路军和民兵救获并也带到王堡村。
当他们知道王堡村有这么一位被俘的日本高官时特别感兴趣，非见不可。于是由张秀山带队、张克威（太行军区生产部部长，曾留学美国，精通英语）作翻译让他们见了面。美国兵见铃木等被俘日本兵在这里受到如此好的待遇，便当面举出１９４２年４月，他们执行任务空袭东京时被俘的美国兵曾受到日军虐待的例子，斥责铃木说：“日本人从不遵守国际公约!”铃木见这些大鼻子美国兵凶声恶气的样子，也来了气，他引用日本报刊上刊登的优待俘虏的新闻予以反驳。美国兵齐而攻之：“骗人的鬼话！”进而声讨日军进行的袭击珍珠港事件，说美日之战完全是日方挑起的，日本必败无疑。铃木坚持说：“日本精神力量强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整个世界大战的战局已经发生了逆转，轴心国已成强弩之末，自己也成了俘虏。
在太行山里，铃木成了八路军的座上宾，司令员李达，还有政委、副政委、边区政府主席、对敌工作部部长、生产部部长等，均陪他吃过饭，谈过话，开过会。他也带着孩子在这近似阿拉伯式的古城堡里游山玩水，逛集市，买玩具，在交流中逐步得到感化。但她的４个孩子却时刻想念离别的妈妈和二姐。
其实，铃木的妻子和二女儿，早被炸起的烈火烧死在车厢接口处了。
太原、北京的日军和伪政府不断来函要八路军将铃木放回，而在延安的野坂参三倒一再让把铃木送到延安。最后，太行军区司令部根据上级的指示，用一辆牛车，由５个骑兵护送，于４月２８日送他们踏上了西去延安之路。
延河之滨，铃木与野坂参三的交谈使他体会到反战日人的领导人也在为国担忧；延安窑洞里，他在与毛泽东、朱德握手言谈中，更感到一旦中共成立独立政府，军队和老百姓就会像铁一般团结
铃木一行从太行出发到延安历时３３天。５月３０日，他们终于走进延安，望见了山梁梁上立体的窑洞景观、唐代的九级宝塔、街道上川流不息的干部及军人备有皮鞍的马队、随时而过的美国制吉普车，看见延河岸边不少男女老少在石头上搓洗衣服，在拐弯的深水潭里游泳……这俨然是一个全新的和平世界！
铃木一家人当晚被安排在位于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的招待所里。翌日，他们便被接往山坡上温馨的窑洞里。相邻的是八路军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李初梨夫妇。窑洞碦畔不远便是叶剑英总参谋长一家的住所，碦畔下有一院落，那里住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野坂参三的住地也在朱德院落的旁边。铃木一家用餐就与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在一个食堂里，早餐小米稀饭、馒头、小菜，午饭是四菜一汤，晚上小米干饭三个菜，丰富可口，不予限量，每顿就像上中国集镇的饭馆似的，孩子们一听到吃饭的哨声响起，就高兴地跑下了山坡。铃木感到，延安正如一个巨人展开博大的胸怀，容纳四方的来客，包括像他这样一个曾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充满敌意的人。
铃木到延安的第一天，便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看到了野坂参三在中共“七大”上发表的长篇演说，整整有３个多版面，题目是《建设民主的新日本》。③文章把日本天皇既看作日本政府的统治者，又看作是一尊迷信的偶像，对这种具有两性的天皇制或存或废，要由日本公民选举定夺。野坂参三还指出，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各民族展开解放运动的指南针，等等。第二天一大早，野坂参三就步行到铃木的住所，握住铃木的手说：“啊，我昨天参加‘七大’会议，没有来得及迎接你，对不起！一路辛苦吧，孩子们都好吧？”此后，野坂参三经常把铃木接到他的办公室谈话，铃木也了解了这位日共领导人非凡的历史。野坂参三，１９２０年前就留学英国，加入英共组织，１９２２年７月又加入日共组织。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９年，作为日共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长达９个年头。１９４０年春随周恩来、任弼时乘飞机离开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他曾用过林皙、岗野进等化名，一直领导着在华日人反战斗争，在这山圪里一干就又是５个年头。
铃木说：“我于昭和初年(１９２６）就在国内发行的《无产阶级运动战士传》这本书上看到过你的名字，那时你叫野坂铁。昨天看你在中共‘七大’上的讲演，我对照报纸上你的木刻肖像，才肯定你就是当年的野坂铁！”。
野坂参三作为一个政治家，国际共产主义的斗士，现在在延安山沟里办起了不同寻常的教育事业，开办了日本工农学校，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此开始了艰难的改造工作，即把过去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信徒，改造成未来的，为民主和平而奋斗的革命家的工作。”④他对铃木风趣地说：“你恐怕在太行也听说过我，而我的名字在延安更是无人不晓，住一段你就会更加清楚地了解我们了！”
野坂参三书屋里，里里外外堆满了马列和日本国情的书籍，以及前后方各地的报刊，还有一台短波收音机。他时刻掌握着国际国内的重大动态。他还给铃木介绍时局的变化。他说：“苏联参战仅是时间问题，美军对日作战还有可能升级，日本军阀战败已成为历史的定局。”他还送给铃木许多毛泽东、朱德的著作及他所著的、延安印刷的《告日本国民书》、《日本士兵要求书》，以及《日本再建的道路》等文章和书籍，希望铃木变为和他一样充实生活和工作的人。
从此，到野坂参三创建的位于宝塔山上的“日本工农学校”去听课、座谈，成了铃木的必修课。他站在教育同行的角度听野坂参三的一次次授课，不仅在教学方法上受到了启迪，而且从思想上得到了升华。
铃木结合自己亲历的生活，对学校的教育方针谈出了自己中肯的建议，受到了校方的重视。
铃木的４个孩子一时间在八路军总部成了小明星。政治部给他家拿来许多日本的教科书，或从各图书馆借来日语课本和地图，作为孩子们的教材。这个时候，大儿子正是中学一年级学生，大女儿小学五年级，上小学一年级的三女儿经常爬在小圆桌上练习写日语生字，４岁的男毅围在哥、姐身旁玩积木。孩子们同许多八路军高级干部的子女们一同玩耍和学习，叶剑英１０岁的女儿叶向真就成了她们的好朋友。
最使铃木终生难忘的是，他对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印象。他与毛泽东相见，是在纪念中共建党２４周年的联欢会上。毛泽东在王家坪桃园里慢条斯理地邀年轻的女同志跳舞，那宽大裤腿像两根延河边的粗大树干来回移动，与其说是跳舞，不如称其为壮观的漫步了。他不时地扭头向铃木及其身边的孩子们微笑着。朱德总司令在赵安博翻译的介绍下，笑容满面地握住了铃木的手，问铃木在延安生活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等。铃木还同叶剑英总参谋长多次见面交谈。一次活动，叶将军乘车前往，还让铃木一家５口人量身定做了衣服。虽然铃木的确在延安的各类图书馆里浏览了诸如《中央公论》、《改造》、《朝日新闻》、《文艺春秋》等中外杂志，并更多地阅读了毛泽东博大精深的不少政治和军事著作，但他认为自己对这些的认识还是有些浮皮潦草，直到在延安亲见中共领袖人物与老百姓亲若一家，他们的每句话都能即刻变为民众的实际行动，民主领导人自身的表率作用已刻在民众的心里；延安城乡四处一队队普通民众赶着毛驴，抬着担架，轰隆隆地跑步奔向前线，拼死支前卫边……于是，他不禁感叹：如若原本中国就是毛泽东管辖的这样一个军民一心的政府，那他们早会“曲突徒薪广恩泽，愿亟靖海安天骄”，日本侵华的野心哪有可乘的机会？如若未来由中共建立起一个独立的中央政府，那这个国家就是一块金革之声变莺语，屹立在世界东方的铜墙铁壁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投降。此时，延安已是糜谷穗儿压弯枝头，满山川瓜果飘香的季节。３０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总部及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人员排队前往王家坪，在八路军总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赴前线告别大会。野坂参三和铃木一家子出席了这个辞行大会。野坂参三深情地说：“离别延安，向前线，向日本进发之际，没有一个日本同志不回想到数年来受到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各种援助和无限友情。你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叶剑英总参谋长在讲话中感谢日本同志对中国人民抗战队伍和争取民族解放事业所作出的援助。他希望日本同志在回国后，为创造一个和平的东亚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而继续奋斗。会毕，他们一同在院外合影留念，铃木一家子被安排在第一排。
９月１０日，野坂参三带领工农学校森健、梅田、山田三人，与赶往东北前线的聂荣臻、刘澜涛、罗瑞卿、肖克同志，搭乘美Ｃ—４６飞机，先行离开了延安。临行前，铃木前往话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人物还专门设宴欢送。铃木清清楚楚地听见周恩来席间讲道：“在各位回国之际，请原谅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我们是把许多愿为建设新日本而发挥作用的日本青年送回日本的，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礼物！”他坚定地说：“今后的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经济上也一定能够得到发展。”“日中两国的合作是亚洲和平的基础，让我们为此而共同努力吧！”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４日，铃木偕同４个子女，在延安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欢悦声浪里，与工农学校离延的第二批人员一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铃木东渡黄河，又路经太原。在山西的不少熟悉和不熟悉的官员们设法留他参加反共队伍。日军驻守太原的派遣军司令部也用汽车接他到司令部去“讲话”。那天，在一座三层楼的建筑里，在约５０名将校军官的注视下，铃木走上讲台，敞开嗓子，实事求是地讲道：“我曾到过延安，那里官兵平等，军民协力。像太原这样的城市，中共军队五天即可攻下，但他们却一直向东北进军，要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大东北。阎锡山与八路军谁胜谁负实难预测，但我奉劝日军各位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尽快回国乃为上策！”
铃木很快离开阎日合流、企图反共多事的太原，经北京、天津，在塘沽码头乘船离开了中国，平安地归去了。
３５年弹指一挥间，叶剑英元帅向铃木先生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叶向真女士亲自到机场迎接；旧地重游，长城内外已换了人间，中日关系也早已破冰解冻了
３５年后，铃木已是７６岁高龄。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的一天，他从家中突然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来电：中国的中日友好协会正式向铃木及其大女儿宽子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由于日本日中友好协会的委员长宇都宫德马，是铃木上水户高校的文科同学，铃木老先生马上知道了此次邀请乃是中共军队的老元帅，他在延安时的老邻居、老朋友叶剑英发出的。叶剑英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曾在不久前看到了铃木在日本《每日东北》上连载的《新中国的发祥地——延安》的著述，引起了老帅的思念和许多联想，于是便促成了铃木此次出访之行。铃木把此喜讯马上告知在东京的大女儿宽子，翌日便回电中国大使馆：非常高兴前往中国。
１１月１３日，铃木及宽子小姐在东京成田机场搭乘中国民航飞机，翘首向西飞去，富士山、名古屋、大阪、福冈先后从他们的眼帘中消逝。
４个小时后，飞机便平稳地降落在北京机场。当铃木和女儿走下舷梯，叶帅的女儿叶向真马上和宽子拥抱在一起。许久，她对铃木先生说：“我爸爸身体欠佳，特派我来迎接你们！”当天，他们下榻北京饭店的豪华房间，宽子高兴地说：“爸爸，这不是国宾级的待遇吗？”
在铃木一行参观游览了万里长城及颐和园等景点后，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亲自设宴，款待他们父女俩。廖承志在１９５７年与李德全一同访问日本时，曾和铃木谋面相识。他站立起来热情地举杯说道：“我代表叶剑英委员长，特向你到中国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陪同的还有在延安时就担任过３５９旅对敌工作部部长、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时任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的赵安博及工作人员朱平平小姐等。席间，他们谈到延安时代及不久前审判“四人帮”一系列内容，更谈到两国历史上友好的交往。议题广泛，笑语风生，使铃木及女儿深为感动。
第三天，朱平平小姐陪他们乘飞机从北京来到了铃木一家曾居住过６年之久的山西省首府所在地太原市。铃木不恋宴会晚会，带着宽子穿街过巷，逛了昔日著名的西缉虎营，繁华无比的上马街、柳巷。特别是，他还带宽子赶到了１９４５年遇袭被俘的寿阳火车站附近。没想到，当地老百姓至今仍皆知此事，一直带他们走到了当年的现场。他想起了春子、聪子可爱可亲的面容，在此插上了一柱燃旺的高香，瞑目合掌，祭供良久。他想告诉已经逝去３５年的亲人们：他永远希望战争的列车像当年在这里猛然急刹，使它变为过眼的烟云。他想告诉依稀尚在怀中的亲人们，昔日曾有扩张之心的自己，已成为日本侵华的见证人和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铃木和女儿不久便回国而去，从此他们一家人时常奔走在日本各地和中日两国友好团体组织的活动场所，用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呼号着和平，迎接着崭新的时代。
注 释：
①铃木《延安捕虏日记》，日本国书刊行会，１９８３年７月版。
②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９月版。
③１９４５年５月３０日《解放日报》。
④《野坂参三选集》，新日本出版社，１９６７年８月版。（责编韵心）
从派往中国的视察员到出任伪山西省政府顾问，他曾为中华大地之广袤、物藏之丰盛而怦然心动；但他也曾竭力办教育，果断抵制“日语作中国国语”的军部训令
１９３８年９月，３３岁的铃木传三郎被日本国派往朝鲜和中国视察所谓日侨子弟教育现状。他在朝鲜经釜山、汉城，小作停留，便很快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他一路先去奉天（沈阳），后到齐齐哈尔、佳木斯、长春、哈尔滨，又折回辽宁。不久，又经山海关进入华北，先去天津，后到北平，而后又折回天津，渡渤海到达大连，乘船出黄海回到日本。
铃木传三郎曾自述：“从此，我沉醉于这块大陆?选”因为他访问生活在沈阳的日人中学校长寺田喜治郎时，发现这个校长室的面积足足有他任职的日本东京昌平学校校长办公室的１０倍?选他从校长室看到中国疆域之辽阔，感受到“大陆之气派”，不禁为中日两国国土不啻天地的差别而怦然心动，以致后来人虽回水岛去了，心却丢在了中国。
翌年，铃木受日本军部之命折回中国，赴华北山西就任“顾问”之职。历劳顿之苦一个月后到达太原，在西缉虎营５号伪省府大院走马上任。
铃木传三郎不负日本军部交给他在山西建立日化教育之重任，不久便弄清了中国的时局。他曾这样写道：中国目下一国政府分为两方，一方是和日军亲善合作的，另一方则反对日军进入。凡日军被击溃的地方，曾亲日的一方马上陷入悲惨的境地，这样的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泰国、越南，甚至中近东、欧洲也是如此。①他还知道，华北日军势如破竹地攻克河南省府开封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郑州。此时中国军队竟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滚滚黄河之水在宽绰的河床谷川里奔流，使日军在长时间里无法向前推进。他说中国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之说，北方来洪流，哪里去找南方的船帆?的确，日军曾惧怕中国的洪水，但更怕浩荡而起的人民洪流组成反日的千军万马。因而，中国虽大虽好，仅靠东洋人吞不下嚼不碎，亟需使华人亲日化，这就需要日本的“教书先生”来中国办教育，尽快实施它罪恶的靖夷他邦之政策。
于是，铃木冒着硝烟炮火，在满目狼藉的三晋大地行使着他特殊的使命。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旬太原失陷，阎锡山溃逃陕西宜川，日军顷刻占领了山西大部。日军派军用飞机先把铃木接送于晋南的运城和临汾。他在临汾召见了占领军的参谋长，要日军拨出房屋恢复原有的山西省立师范学校。在深夜与参谋长品酒叙事中，铃木劝说道：“全省的教堂成了兵营，这怎么能行？老百姓文盲如此之多，连我军飞机撒下的传单也看不懂。要使人家明白皇军的道理，就要普及小学教育；要大办小学，没有教员不行，恢复省立师范学校是急需办理的事务！否则，有文化的青年和教员都跑到八路军那里去了，你们白天用大炮把八路轰跑，一到黑夜，八路的宣传员又偷偷过来，把人都争取走了，这算获得什么战果！”没料到，这位起初硬说“打仗顾不上办学”的参谋长，第二天便准许了把日军某部宿舍腾出，交给省府办学。此后，太原、运城、代县、潞安等四地的师范学校，也均是由军营变校舍，迅速恢复起来。
在恢复运城师范学校时，铃木到现场选择了一处最大，同时损坏程度很小的校舍，让日军搬往它处。回太原的时候，双螺旋桨的飞机出了故障，响声异常，越飞越低，甚至可以看到老乡打谷扬场的情景了。日军少佐将随身带的文件和军事地图取出烧了。铃木也觉得完了，掉在山圪里恐怕没人来拯救了。直到飞机歪斜着在太原上空绕了三圈，“咚”一声降落机坪，他悬着的心才放松下来。
１９４２年，铃木以日方身份陪同北京伪政府代表团一行经代县赴五台山，在繁峙曾险遭八路军埋伏，但他因急于办理代县师范恢复事宜，还是不顾随同的伪省府许多要员“打道回府”的劝说，硬是让大家继续前进。
１９４３年，山西日军司令部换来了一个由关东军派遣的少将，其作风以凶狠而著称。他竟当面训示铃木：“让山西在华北带个头，在学校里把日语作为国语！”铃木虽有军事之职，但为空衔，面对蛮横的日军将官，如若他明言反对，则有可能弄僵被遣返回国，如若顺从应充，又明知无法兑现。所以，他灵机一动，回应道：“将军阁下，日语不能作为中国国语，而可以作为学校第一外语！”而后，他解释说：“大部分中国人，学日语不仅像我们日本人学英语一样很吃力，而且由于对日军的占领很反感，硬要把日语变成他们的国语，岂不大大伤害人家的自尊心?效果令人担忧！”那位少将听此也凶狠不起来了，只好顺口说：“那就当作第一外语吧！”
居住太原６年无闪失，转任北京途中却遭袭；本是侵华日军高官，瞬间变为八路军的“座上宾”
铃木效忠天皇可谓忠贞不二，在他赴任中国之初，便带着妻子儿女同行，先将家眷安排在早已在青岛工作的老岳父处，不久，便又把她们接往太原。５个孩子中３个大一点的都在太原上学。其妻名曰春子，长女宽子、次女聪子、三女儿文子，长子男裕、次子男毅。
１９４５年元旦刚过，铃木被调任北京。他本计划于元月１４日出发，但美军飞机多次来太原空袭，托运行李几次受阻。好不容易他们全家七口才坐上了挂在列车上的头等厢。到了寿阳车站，已是凌晨两点，妻春子醒来带着二女儿聪子一同去车厢前上厕所。劳累数天的铃木抽了一支烟又倒头昏沉沉地睡去。突然，“轰隆隆”一声巨响，列车遇袭急刹车停了下来，夜幕里枪声大作，车厢里乱作一团。紧接着手榴弹在车厢爆炸，一大群八路军官兵拥上车厢，把尚未穿鞋的铃木及其身边的４个孩子带出了车外。铃木一下子当了八路军的俘虏。当时他还想，妻子和次女可能上厕所巧妙藏匿起来了，可以躲过这一劫，他们五人倒完全有被杀之虞!
原来，这次正太线袭击战，是由八路军太行军区二分区平西武工队队长赵亨德指挥的。他们不仅消灭了护车的日本大佐，缴获了大量物资，更重要的是抓住了这位携家带口、身穿皮衣、头戴皮帽、鼻梁上架着眼镜的日本人。
被俘之初，两个最小的孩子——６岁的文子及４岁的男毅被八路军战士背着走，铃木光着脚和两个大孩子跟着队伍跑。第二天，赵亨德不仅把缴获的手表还给了铃木，还让他及男裕和宽子骑毛驴上了路。快离开山西境界时，山路更加陡峭，毛驴都无法骑了，铃木一家又分别被抬上了担架，由八路军战士在肩上扛着攀登跋涉。就这样，他们走走停停，迂徊穿插，从１７日一直走到２８日，整整１２天。究竟走过多少山山峁峁、农舍村庄，他也记不清了。他只知道已从山西走到了河南，来到了涉县王堡村的八路军太行军区政治部所在地。
早在２６日当他们坐着担架进入八路军太行军区三分区司令部所在的那个村庄时，一名军医给铃木打泡化脓的双脚清洗、上药、包扎。这个分区的朝鲜解放联盟的负责人还详细询问了铃木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被俘情形以及对八路军的看法等。问话的人心平气和，回话的人也是有问必答，没有隐藏什么。因此，铃木到达王堡村后，大家都知道他是“省一级”的日本大官儿。
王堡村是位于豫西北山洼里的一个大村庄，相对路经的游击区更为安全和美丽。这里是八路军太行军区和边区政府首脑所在地，军队和民兵早晚操练不停，歌声不绝于耳。到这个村庄的第一天，刚好是铃木的４０岁生日。他们一家被分配在一幢三间大的房子里，两边是热炕，中间房里铺有木床，生着木炭火盆，很是宽敞暖和。
随后，铃木一家人被带到距王堡村４公里外的河南店澡堂子洗浴。理发换衣后，他们坐在席子上喝茶、剥花生、吃柿饼，好不舒畅。
一星期后，太行军区的日人解放联盟支部还专门为他们举办了一个晚宴欢迎会。除了中式肉菜老米酒，还有日本素烧和会餐食物，每人还有３０个热腾腾的水饺。宴后还举行了文艺晚会，顺次演出了秋田曲艺、会津梯山、浪花节等日本节目。经过被俘这一段的辗转经历，铃木才知道早有不少日本官兵在华北各地组织觉醒联盟、反战同盟、解放同盟等组织，帮助八路军打日军。由于自１９４４年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及中国抗战组织空前发展壮大，在华日人反战组织不仅在人员上猛增，而且从过去的反战要求提升到将被压迫日本人民解放出来的更高政治要求上来了。因此，１９４４年元月１５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在中共首脑所在地延安召开，宣布成立了日人解放联盟总部，并发出了给各地的指示电。②铃木还知道了这些日人反战组织的总领导人就是日本共产党的书记处书记、现在延安办“日本工农学校”的野坂参三。起初，铃木对这里的日人解放联盟盟员告诉他柏林攻克了、希特勒完蛋了、美军对东京实施大空袭等消息时那种兴高采烈的架式很是反感，但久而久之，他倒对这个日人组织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看法：所谓解放联盟，是以从军阀和特权阶级压迫之下把日本人民解放出来为目的。从他们反战的理论来认识，这些盟员高呼“把东京炸得七零八落，真痛快”的话语，反映出只有把东京炸垮，才会削弱日本力量，加快日本军阀倒台的步伐之意。
不久，太行山上空有一架美军Ｂ—２９轰炸机执行任务时出现机械故障而自行爆炸，１１位美机机组人员跳伞降落，被当地八路军和民兵救获并也带到王堡村。
当他们知道王堡村有这么一位被俘的日本高官时特别感兴趣，非见不可。于是由张秀山带队、张克威（太行军区生产部部长，曾留学美国，精通英语）作翻译让他们见了面。美国兵见铃木等被俘日本兵在这里受到如此好的待遇，便当面举出１９４２年４月，他们执行任务空袭东京时被俘的美国兵曾受到日军虐待的例子，斥责铃木说：“日本人从不遵守国际公约!”铃木见这些大鼻子美国兵凶声恶气的样子，也来了气，他引用日本报刊上刊登的优待俘虏的新闻予以反驳。美国兵齐而攻之：“骗人的鬼话！”进而声讨日军进行的袭击珍珠港事件，说美日之战完全是日方挑起的，日本必败无疑。铃木坚持说：“日本精神力量强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整个世界大战的战局已经发生了逆转，轴心国已成强弩之末，自己也成了俘虏。
在太行山里，铃木成了八路军的座上宾，司令员李达，还有政委、副政委、边区政府主席、对敌工作部部长、生产部部长等，均陪他吃过饭，谈过话，开过会。他也带着孩子在这近似阿拉伯式的古城堡里游山玩水，逛集市，买玩具，在交流中逐步得到感化。但她的４个孩子却时刻想念离别的妈妈和二姐。
其实，铃木的妻子和二女儿，早被炸起的烈火烧死在车厢接口处了。
太原、北京的日军和伪政府不断来函要八路军将铃木放回，而在延安的野坂参三倒一再让把铃木送到延安。最后，太行军区司令部根据上级的指示，用一辆牛车，由５个骑兵护送，于４月２８日送他们踏上了西去延安之路。
延河之滨，铃木与野坂参三的交谈使他体会到反战日人的领导人也在为国担忧；延安窑洞里，他在与毛泽东、朱德握手言谈中，更感到一旦中共成立独立政府，军队和老百姓就会像铁一般团结
铃木一行从太行出发到延安历时３３天。５月３０日，他们终于走进延安，望见了山梁梁上立体的窑洞景观、唐代的九级宝塔、街道上川流不息的干部及军人备有皮鞍的马队、随时而过的美国制吉普车，看见延河岸边不少男女老少在石头上搓洗衣服，在拐弯的深水潭里游泳……这俨然是一个全新的和平世界！
铃木一家人当晚被安排在位于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的招待所里。翌日，他们便被接往山坡上温馨的窑洞里。相邻的是八路军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李初梨夫妇。窑洞碦畔不远便是叶剑英总参谋长一家的住所，碦畔下有一院落，那里住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野坂参三的住地也在朱德院落的旁边。铃木一家用餐就与八路军的高级干部在一个食堂里，早餐小米稀饭、馒头、小菜，午饭是四菜一汤，晚上小米干饭三个菜，丰富可口，不予限量，每顿就像上中国集镇的饭馆似的，孩子们一听到吃饭的哨声响起，就高兴地跑下了山坡。铃木感到，延安正如一个巨人展开博大的胸怀，容纳四方的来客，包括像他这样一个曾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充满敌意的人。
铃木到延安的第一天，便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看到了野坂参三在中共“七大”上发表的长篇演说，整整有３个多版面，题目是《建设民主的新日本》。③文章把日本天皇既看作日本政府的统治者，又看作是一尊迷信的偶像，对这种具有两性的天皇制或存或废，要由日本公民选举定夺。野坂参三还指出，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各民族展开解放运动的指南针，等等。第二天一大早，野坂参三就步行到铃木的住所，握住铃木的手说：“啊，我昨天参加‘七大’会议，没有来得及迎接你，对不起！一路辛苦吧，孩子们都好吧？”此后，野坂参三经常把铃木接到他的办公室谈话，铃木也了解了这位日共领导人非凡的历史。野坂参三，１９２０年前就留学英国，加入英共组织，１９２２年７月又加入日共组织。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９年，作为日共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长达９个年头。１９４０年春随周恩来、任弼时乘飞机离开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他曾用过林皙、岗野进等化名，一直领导着在华日人反战斗争，在这山圪里一干就又是５个年头。
铃木说：“我于昭和初年(１９２６）就在国内发行的《无产阶级运动战士传》这本书上看到过你的名字，那时你叫野坂铁。昨天看你在中共‘七大’上的讲演，我对照报纸上你的木刻肖像，才肯定你就是当年的野坂铁！”。
野坂参三作为一个政治家，国际共产主义的斗士，现在在延安山沟里办起了不同寻常的教育事业，开办了日本工农学校，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此开始了艰难的改造工作，即把过去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信徒，改造成未来的，为民主和平而奋斗的革命家的工作。”④他对铃木风趣地说：“你恐怕在太行也听说过我，而我的名字在延安更是无人不晓，住一段你就会更加清楚地了解我们了！”
野坂参三书屋里，里里外外堆满了马列和日本国情的书籍，以及前后方各地的报刊，还有一台短波收音机。他时刻掌握着国际国内的重大动态。他还给铃木介绍时局的变化。他说：“苏联参战仅是时间问题，美军对日作战还有可能升级，日本军阀战败已成为历史的定局。”他还送给铃木许多毛泽东、朱德的著作及他所著的、延安印刷的《告日本国民书》、《日本士兵要求书》，以及《日本再建的道路》等文章和书籍，希望铃木变为和他一样充实生活和工作的人。
从此，到野坂参三创建的位于宝塔山上的“日本工农学校”去听课、座谈，成了铃木的必修课。他站在教育同行的角度听野坂参三的一次次授课，不仅在教学方法上受到了启迪，而且从思想上得到了升华。
铃木结合自己亲历的生活，对学校的教育方针谈出了自己中肯的建议，受到了校方的重视。
铃木的４个孩子一时间在八路军总部成了小明星。政治部给他家拿来许多日本的教科书，或从各图书馆借来日语课本和地图，作为孩子们的教材。这个时候，大儿子正是中学一年级学生，大女儿小学五年级，上小学一年级的三女儿经常爬在小圆桌上练习写日语生字，４岁的男毅围在哥、姐身旁玩积木。孩子们同许多八路军高级干部的子女们一同玩耍和学习，叶剑英１０岁的女儿叶向真就成了她们的好朋友。
最使铃木终生难忘的是，他对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印象。他与毛泽东相见，是在纪念中共建党２４周年的联欢会上。毛泽东在王家坪桃园里慢条斯理地邀年轻的女同志跳舞，那宽大裤腿像两根延河边的粗大树干来回移动，与其说是跳舞，不如称其为壮观的漫步了。他不时地扭头向铃木及其身边的孩子们微笑着。朱德总司令在赵安博翻译的介绍下，笑容满面地握住了铃木的手，问铃木在延安生活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等。铃木还同叶剑英总参谋长多次见面交谈。一次活动，叶将军乘车前往，还让铃木一家５口人量身定做了衣服。虽然铃木的确在延安的各类图书馆里浏览了诸如《中央公论》、《改造》、《朝日新闻》、《文艺春秋》等中外杂志，并更多地阅读了毛泽东博大精深的不少政治和军事著作，但他认为自己对这些的认识还是有些浮皮潦草，直到在延安亲见中共领袖人物与老百姓亲若一家，他们的每句话都能即刻变为民众的实际行动，民主领导人自身的表率作用已刻在民众的心里；延安城乡四处一队队普通民众赶着毛驴，抬着担架，轰隆隆地跑步奔向前线，拼死支前卫边……于是，他不禁感叹：如若原本中国就是毛泽东管辖的这样一个军民一心的政府，那他们早会“曲突徒薪广恩泽，愿亟靖海安天骄”，日本侵华的野心哪有可乘的机会？如若未来由中共建立起一个独立的中央政府，那这个国家就是一块金革之声变莺语，屹立在世界东方的铜墙铁壁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投降。此时，延安已是糜谷穗儿压弯枝头，满山川瓜果飘香的季节。３０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总部及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人员排队前往王家坪，在八路军总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赴前线告别大会。野坂参三和铃木一家子出席了这个辞行大会。野坂参三深情地说：“离别延安，向前线，向日本进发之际，没有一个日本同志不回想到数年来受到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各种援助和无限友情。你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叶剑英总参谋长在讲话中感谢日本同志对中国人民抗战队伍和争取民族解放事业所作出的援助。他希望日本同志在回国后，为创造一个和平的东亚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而继续奋斗。会毕，他们一同在院外合影留念，铃木一家子被安排在第一排。
９月１０日，野坂参三带领工农学校森健、梅田、山田三人，与赶往东北前线的聂荣臻、刘澜涛、罗瑞卿、肖克同志，搭乘美Ｃ—４６飞机，先行离开了延安。临行前，铃木前往话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袖人物还专门设宴欢送。铃木清清楚楚地听见周恩来席间讲道：“在各位回国之际，请原谅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我们是把许多愿为建设新日本而发挥作用的日本青年送回日本的，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礼物！”他坚定地说：“今后的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经济上也一定能够得到发展。”“日中两国的合作是亚洲和平的基础，让我们为此而共同努力吧！”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４日，铃木偕同４个子女，在延安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欢悦声浪里，与工农学校离延的第二批人员一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铃木东渡黄河，又路经太原。在山西的不少熟悉和不熟悉的官员们设法留他参加反共队伍。日军驻守太原的派遣军司令部也用汽车接他到司令部去“讲话”。那天，在一座三层楼的建筑里，在约５０名将校军官的注视下，铃木走上讲台，敞开嗓子，实事求是地讲道：“我曾到过延安，那里官兵平等，军民协力。像太原这样的城市，中共军队五天即可攻下，但他们却一直向东北进军，要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大东北。阎锡山与八路军谁胜谁负实难预测，但我奉劝日军各位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尽快回国乃为上策！”
铃木很快离开阎日合流、企图反共多事的太原，经北京、天津，在塘沽码头乘船离开了中国，平安地归去了。
３５年弹指一挥间，叶剑英元帅向铃木先生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叶向真女士亲自到机场迎接；旧地重游，长城内外已换了人间，中日关系也早已破冰解冻了
３５年后，铃木已是７６岁高龄。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的一天，他从家中突然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来电：中国的中日友好协会正式向铃木及其大女儿宽子发出访问中国的邀请。由于日本日中友好协会的委员长宇都宫德马，是铃木上水户高校的文科同学，铃木老先生马上知道了此次邀请乃是中共军队的老元帅，他在延安时的老邻居、老朋友叶剑英发出的。叶剑英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曾在不久前看到了铃木在日本《每日东北》上连载的《新中国的发祥地——延安》的著述，引起了老帅的思念和许多联想，于是便促成了铃木此次出访之行。铃木把此喜讯马上告知在东京的大女儿宽子，翌日便回电中国大使馆：非常高兴前往中国。
１１月１３日，铃木及宽子小姐在东京成田机场搭乘中国民航飞机，翘首向西飞去，富士山、名古屋、大阪、福冈先后从他们的眼帘中消逝。
４个小时后，飞机便平稳地降落在北京机场。当铃木和女儿走下舷梯，叶帅的女儿叶向真马上和宽子拥抱在一起。许久，她对铃木先生说：“我爸爸身体欠佳，特派我来迎接你们！”当天，他们下榻北京饭店的豪华房间，宽子高兴地说：“爸爸，这不是国宾级的待遇吗？”
在铃木一行参观游览了万里长城及颐和园等景点后，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亲自设宴，款待他们父女俩。廖承志在１９５７年与李德全一同访问日本时，曾和铃木谋面相识。他站立起来热情地举杯说道：“我代表叶剑英委员长，特向你到中国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陪同的还有在延安时就担任过３５９旅对敌工作部部长、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时任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的赵安博及工作人员朱平平小姐等。席间，他们谈到延安时代及不久前审判“四人帮”一系列内容，更谈到两国历史上友好的交往。议题广泛，笑语风生，使铃木及女儿深为感动。
第三天，朱平平小姐陪他们乘飞机从北京来到了铃木一家曾居住过６年之久的山西省首府所在地太原市。铃木不恋宴会晚会，带着宽子穿街过巷，逛了昔日著名的西缉虎营，繁华无比的上马街、柳巷。特别是，他还带宽子赶到了１９４５年遇袭被俘的寿阳火车站附近。没想到，当地老百姓至今仍皆知此事，一直带他们走到了当年的现场。他想起了春子、聪子可爱可亲的面容，在此插上了一柱燃旺的高香，瞑目合掌，祭供良久。他想告诉已经逝去３５年的亲人们：他永远希望战争的列车像当年在这里猛然急刹，使它变为过眼的烟云。他想告诉依稀尚在怀中的亲人们，昔日曾有扩张之心的自己，已成为日本侵华的见证人和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铃木和女儿不久便回国而去，从此他们一家人时常奔走在日本各地和中日两国友好团体组织的活动场所，用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呼号着和平，迎接着崭新的时代。
注 释：
①铃木《延安捕虏日记》，日本国书刊行会，１９８３年７月版。
②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９月版。
③１９４５年５月３０日《解放日报》。
④《野坂参三选集》，新日本出版社，１９６７年８月版。（责编韵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