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氛围，与现在传说的理想描述并不一样，也是什么都有的。虽然写诗读诗在不少人那里受到了尊重，但是在更多人那里还是会受到讽刺甚至打击的，否则就不会有流产的诗歌朗诵会以及种种打压的事了。
　　在学校和中文系，写诗其实是不怎么受到鼓励的。不过写诗的人并不在乎这个。
　　考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之后，我很快就和寫诗的同学走到了一起，主要人物就是伊沙和徐江。侯马虽然是后来才写诗的，但是也经常和我们在一起谈诗。到了一九八八年的时候，写诗的同学还组织过一个感悟诗派，其中宣言的语言部分是我执笔的。
　　任洪渊先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诗人。这是我一辈子的幸运。
　　任先生是直接给我授课的老师，用东北话说就是亲老师。在见到他之前，我就从蓝棣之先生的课上知道了他的名字。蓝先生把任先生的诗打印成一本十六开本的大册子发给每一个学生。这本大册子我至今保留着。任先生的诗让我大开眼界，无论写作技术还是写作意识乃至诗歌美感，都让人向往流连。
　　后来轮到任先生给我们上课了，那是更让人开心的事了。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读诗、谈诗，而不必顾及一些人的冷眼。任先生性情率真，经常谈论他在诗中描述的妻子FF，以至于八五级的同学们相聚的时候说起任先生，都会想起他满怀爱意谈论妻子的场景。这对一个人的心灵是有滋养的，何况是一个年轻诗人呢！
　　有这么多喜欢写诗又喜欢任先生的同学，任先生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美学观念强硬地灌输给我们，但是事实却是我们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这和任先生的宽容胸襟有关。他的放养方式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独立的自己。我是很多年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所以我在内心里非常感激任先生给了我自由选择的机会。这个事当时我还和伊沙交流过，他也有同感。
　　有一次上课，任先生把诗人顾城请来给我们谈诗，当时顾城好像没工作，穿的风衣也是脏勒吧唧的，但是说话很美，像做梦一样，这让我们了解到诗人也是有不同类型的。还有一次上课，任先生干脆把课堂让给当时还没有出名的歌手张楚，让他一首一首地唱歌。如果说八十年代还有不错的东西，那么这些肯定是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开放性，它的包容性，现在既让人怀念，也让人感伤。
　　任先生境界宽广。有一阵子我和侯马还讨论过，还动过写任先生诗学思想的文章的念头，结果是越读越觉得任先生的广阔，宇宙万象哲学百科文理科技……很难把握。我发现任先生是昌耀先生之后最难描述的诗人。有的诗人是因为无话可说而令人失语，而任先生却是因为他的内涵过于丰厚而令人觉得怎么说都难以企及他的本相之万一。
　　当年，洛夫先生主编的《创世纪》刊登我的作品，并且给了我不低的评价，可能也是看在我是任先生学生的面子上。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
　　有一年筹备一个诗歌活动，准备请邵燕祥先生和任先生参加。我打电话给任先生，问他的身体状况如何，能不能参加需要体力的活动，他在电话里高兴地说他的身体非常好，完全没问题。活动后来没搞成，弄得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这么多年，我见任先生的次数并不算多，但是每次见到，都会抓住机会请益，谈诗谈政治，谈各种人与事。在许多事情上，我们都会达成一致，而没有任何年龄的隔膜。
　　毕业那年夏天，我和几个同学被任先生临时收留在家里，外面是雨声似的恐怖声音。任先生管我们吃，管我们住。任先生的家当时非常小，大概只有十几平方米吧。他的妻子带着女儿在厨房里睡觉，我们几个男的就横在床上睡，一有风吹草动就紧张得不行。粮食也比较紧张，有几顿我们都是吃切面。有一天江枫先生来访，我们几个还一起交谈。
　　任先生的真与直，都是让人非常钦佩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无论是从诗艺还是从做人。我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位诗人老师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