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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中国备受列强的欺凌与压迫，国内的经济基础相当的脆弱。在近代发生的几次金融危机，使国内脆弱的经济系统崩塌。
1883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胡雪岩与洋商对抗失败，胡雪岩破产，“抑郁而死”。他的棺木被老仆埋于乱石堆中，一直到整整1 00年后，才被人偶然发现。随着胡雪岩的死亡，晚清民族产业被扼杀，传统商人阶层集体陨落，民族资本倒下……
1910年上海爆发了橡胶股票风潮，橡胶股票风潮是一场受国际金融形势影响，被某些外国冒险家恶意操控导致的悲剧。暴利让上海的投资者失去理智，中了圈套。国际投机商、外国银行联合国际金融巨鳄从中获利，让中国百姓损失惨重。巨款的外流，使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清政府于次年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以路权为抵押向列强借款，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橡胶股票风潮演变为撼动清朝统治的股灾……
每一次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都会造成股市暴跌、企业倒闭、财富缩水、资本外流、官方储备大量减少、政局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和通胀，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会面临巨大压力，而大量的中小型企业的倒闭，也加剧了失业的严峻形势，经济形势恶化，百姓生活困苦……
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细数一下中国近代史上的金融危机，提醒我们记住过去的教训，警惕地面对现在与未来。
[关键词]金融危机 历史 民族资本 融资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09.195
中国近代史上的五次金融危机——赖辰
1864年6月1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上海的难民大批还乡，上海租界人口迅速回跌，原先兴盛一时的房地产受到很大冲击，大批房屋空置，出现大批烂尾楼，地价暴跌，房租下降，许多开发商破产了；与房地产配套的相关产业：船坞、煤气厂、砖窑以及锯木厂等纷纷倒闭。
金融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缺乏监管的金融市场危机四伏。对外资开放的清末，就因对金融市场没有任何监管，曾发生5次波及经济全局的金融危机——1866年因两场战争引起的风潮、1883年的倒账风潮、1897年的贴票风潮、1910年的橡胶股票风潮和191 1年革命时期的钱庄倒闭风潮。
1866年：两场战争带来的风潮
1866年，因为美国南北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导致上海金融动荡。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世界棉花供小于求，每磅棉花由2便士飙升到7便士，棉业投机成风，华北棉花也成为外国商人追逐的对象。这期间就有4家英国银行的分行在上海和香港设立分行，它们分别是：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升银行和利生银行。这些银行在经营国际汇兑业务和外汇投机中，斩获颇丰，股票市价大幅上涨。利华银行面值10镑的股票，市价就高达25镑。但是随着美国内战结束，棉花供应趋于正常，棉价猛跌；除了国际棉价走低之外，一些中国奸商总在棉花中掺水后再打包，借此增重牟利，英商船上的棉花过了赤道之后全部腐朽发霉，于是汉口、上海棉花滞销，棉价进一步下跌。
1864年6月1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上海的难民大批还乡，上海租界人口迅速回跌，原先兴盛一时的房地产受到很大冲击，大批房屋空置，出现大批烂尾楼，地价暴跌，房租下降，许多开发商破产了；与房地产配套的相关产业：船坞、煤气厂、砖窑以及锯木厂等纷纷倒闭。
最终，在沪外商银行遭受灾难性打击，11家银行中6家倒闭，许多棉花商、地产商、建筑商也一蹶不振，有的甚至自杀。
1883年：倒账风潮
“倒账”是中国传统金融用语，指的是钱庄、票号、银号等金融机构放出去的账（贷款）收不回来。因“倒账”而蒙受损失，俗话说“吃倒账”。
1880年至1883年，上海掀起投资工业的高潮，工矿企业股票高涨，吸引了大批投机资金，1882年9月，股市很牛，熊市也在酝酿之中。投资者把炒高的股票相互抵押，各商家、钱庄都收人大批股票。1883年年初，临近年关，银根趋紧，众多丝商被困。这时，中法战争就要爆发，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从钱庄收回短期钱款，个人储户也纷纷提现，钱庄逼账犹如倒账，许多人乘机抛售股票，股价无资金承接而大跌，引发了新的倒账和抛售，股市崩盘了，1883年年初，著名的金嘉记丝栈倒闭，亏欠40家钱庄合计56万元之巨，牵连这40家钱庄倒闭；胡雪岩的阜康雪记银号破产，亏损了1000万两银子，最后也倒闭；上海滩最大的地产商徐润，因法国军队威胁进攻上海，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而破产，损失340万两白银，波及22家钱庄倒闭。
1883年年初，上海有78家钱庄，到了年底只剩下了10家。一般商品无不跌价30%至50%，所有房子都难脱手，贸易全面停顿。
1897年：贴票风潮
“贴票”是中国近代钱庄发行的一种凭证，类似于今天的“定期存折”。其首创者是潮州商帮在上海开设的“协和”钱庄，它的规定是：凡以现金98元存入者，付给庄票一张，半月后可收现金百元，这是中国最早的贴票。贴票初期的利率在20%左右，以后高至50%、60%。
1897年，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当时贩卖鸦片获利丰厚，市面缺乏白银。鸦片商便以高利息向钱庄借款，钱庄生意一时间红红火火，白银供不应求。有些钱庄不按常规经营，利用“贴票”办法，出高利息吸收社会存款，再以高利息放贷给商人。不少奸商乘机浑水摸鱼，开设假钱庄吸收存款，滥发贴票，其实他们的钱庄毫无资金，滥发贷款，其贴票到期又无法兑现支付现银，而且其他钱庄也因为高息揽存，无法持久，最终导致一个月中数十家钱庄倒闭。
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
20世纪初，随着欧美汽车业的发展，国际橡胶市场十分红火，橡胶供不应求，国际橡胶价格大涨。不少人看到投资橡胶有利，纷纷在南洋成立橡胶种植公司。此时，上海也出现了许多真真假假的橡胶公司，它們在上海积极发行股票。如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组建了一家蓝格志拓殖公司，说该公司在南洋种橡胶树、采石油、伐部既将铁路收归国有，又夺走股款，四川人民誓不同意，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掀起了保路运动，四川大乱。湖北新军调入四川镇压，武昌空虚，武昌起义爆发，大清帝国土崩瓦解。 1911年：钱庄倒闭风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政局动荡，银根紧缺。结交官吏、与清政府关系密切的山西票号，存款被大量提取，放款却无法收回，进而发生严重的支付危机，14家信誉卓著的票号在几年内全部停业清理。
在辛亥年，上海一共有42家钱庄倒闭，晋商、徽商的钱庄、票号也在此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这些金融灾难打击了一批充满活力、对近代企业怀有兴趣的民族资本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民族工业屡遭挫折。上述金融风潮的发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对金融市场缺乏监管，社会信用机制的缺失，外国资本的贪婪与阴险，民间金融组织的赢弱与幼稚，国人的急功近利与跟风等等。
188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机——华声博客
近现代商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发生在1884年。但是倘若没有1883？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历史也许将被改写。
清光绪年间，湖州南浔民间及江浙一带曾出现以湖丝发家的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的巨商。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曰“狗”。南浔“四象八牛”之说，属于民间说法，并无正规的统计和详细记载，七十二墩狗仅仅是泛指。
19世纪60年代之后，江南丝商面临重大危机。洋商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江南纺织业迅速没落，昔日富可敌国的丝商们顿时都成了“病象瘦牛丧家狗”。
（一）第一场中外商战
1882年5月，后世被誉为商圣的红顶商人当时的中国首富胡雪岩出手，高调坐庄，第一场中外大商战爆发了。
胡雪岩大量购进生丝，见丝就收。新丝一出，胡雪岩即派人大量收购。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1000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1200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商战进入决战时刻，胡雪岩前后已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继续坚壁清野，囤货坚挺，大部分上海丝商停止营业，屏气而作壁上观。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
变数之一，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顿时缓解，消息传回中国，商心开始动摇。更大的变数是，中法爆发战争。市民提款迁避，市面骤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11月，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易烂，不能久储，胡雪岩不得不开始抛售，价格一路狂泄，损失以千万两计。
另一变数是中法战争中国失败后，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
（二）惨烈的商战中，民族资本倒下
1883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史上第一次金融风暴，“我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胡雪岩与洋商对抗失败，晚清民族产业被扼杀了，传统商人阶层集体陨落。“三大商帮”中的两枝，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萌芽于晚明的纺织业彻底崩盘。不仅如此，胡雪岩的破产同时也是脆弱的中国新兴经济体系的一次灾难。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机。
胡雪岩虽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下，但却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遗产，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今天的我们，都应该向胡雪岩学习，让我们知道是什么让我们的先辈倒下，耽搁了发展的道路。
金庸先生曾为胡雪岩题词：富国裕民，东南阜康，振兴经济，昌盛吾杭。
（三）商机还是危机
185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股市，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从事外企的股票投机，后来一些中方买办看到有利可图，也加入进来。洋务运动兴起后，很多近代意义的中国企业开始出现，为了融资的需要，这些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进入股票市场。经过20多年的培育，中国股市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从1870年代开始，上海股市开始疯涨。许多商人和投机者大肆追捧新上市的中方企业股票。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企业多半是官督商办，有着很强的官方背景，经营上也少有竞争对手。在投机者的追捧下，这些企业的股票开始疯涨，当时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一开始一股只有几十两，短短几个月便上涨到近300两，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也在短时间内从不足十两涨到百余两。
受股市疯涨的刺激，不仅普通投机者开始大量涌入，一些钱庄也不甘人后，开始将钱庄资金投入股市。钱庄逐渐成为股市中的主力军，其用于拉升股价的资金几乎全为钱庄的流通资金，而在这些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后，由流通资金变成企业的生产资金，也就意味着市场流通货币开始减少，这离股灾的爆发就不远了。
事情的是这样发生的：1882年前后，当时中国兴起了一股造铁路、开煤矿、兴轮船的热潮，相关的股份公司纷纷建立。大量资金从钱庄、商号流向股市。更要命的是：许多人都把买卖股票当作了赚钱的正当生意，所以向钱庄贷款用于炒卖股票的现象也很普遍。
恶果随之而来，《申报》说：从1882年开始，“买卖股份之旺，几于举国若狂，不及一年，而情弊显露，股票万千直如废纸。”（见1884年1月23日《申报》）从钱庄、商号流出的大量资金就此在股市中蒸发。坏账、呆账由此而大量出现，经济形势就此恶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胡雪岩将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用在了囤积物资（生丝）上，应该说在当时是明智之举。毕竟在面临资金困难时，生丝还能够及时变成现银的。但是，胡雪岩钱庄的资金远不止这囤积生丝的480万两白银？，更多的资金当时都放贷在外。当猛烈的金融风暴降临后，这些放贷在外的大量资金往往就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呆账。一旦遭遇擠兑风潮，自然就难以招架。
胡雪岩是一个传奇。他是安徽绩溪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徒步百里到杭州，进了一家钱肆当学徒。他头脑活络，善于经营，很得于姓主人的信赖，主人竟在临终前将钱肆都赠给了胡雪岩。不过，胡雪岩真正发迹却是从结识了左宗棠才开始的。 1862年，胡雪岩因机缘结识了任浙江巡抚、正在跟太平军作战的左宗棠，此后20年里一直当他的采运官，为之筹措钱粮、军饷，成了后者的“钱袋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胡雪岩的财富惊人地暴增。他依仗左帅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成为信用最好、实力最强的徽商钱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拥有土地万亩，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他深得朝廷信赖，被授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从二品顶戴，还是清朝300年唯一一个被赐穿黄马褂的商人。
在1882年，早已名满天下的胡雪岩面临着事业上的一次重大抉择。他手握1000万两以上的巨额现银，是去办洋务，还是倒卖生丝，竟一时踌躇。胡雪岩对洋务并不陌生。可是，左宗棠与李鸿章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当时主管洋务的却是李鸿章，这让深谙官场门道的胡雪岩十分迟疑。第二条路就是倒卖生丝。
19世纪60年代之后，江南丝商面临重大危机。当时，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创设机械缫丝厂。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所以，中国传统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根本无法与机械缫丝竞争。洋商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白银？517两，到1875年，每担价格已下跌至285两，再过8年，更暴跌至200两。兴旺百年的江南纺织业迅速没落。
目睹此景，胡雪岩认为商机浮现。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作为原材料的生丝却价格日跌，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据他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因此，他决定靠自己的财力，与之一搏。另外，还有消息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里，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减产。
正是基于这些判断，首富胡雪岩出手了。
（四）胡雪岩因放贷无力收回而破产
1882年5月，胡雪岩大量购进生丝8000包，到10月达1.4万包，见丝就收，近乎疯狂。与胡雪岩同时代的晚清學者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详细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景象：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1000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1200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商战进入决战时刻，胡雪岩前后已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继续坚壁清野，囤货坚挺，大部分上海丝商停止营业，屏气而作壁上观。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
变数之一，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顿时缓解，消息传回中国，商心开始动摇。更大的变数是，中法因越南问题交恶，爆发战争。市民提款迁避，市面骤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纷纷收回短期贷款，个人储户也紧急提现。一般商品无不跌价30%至50%，所有的房地产都难以脱手，贸易全面停顿。
世事如此，胡雪岩已无力回天。11月，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易烂，不能久储，胡雪岩不得不开始抛售，价格一路狂泄，损失以千万两计。生丝对搏失利，很快影响到“坚如磐石”的钱庄生意。民众排队提款，一些与胡雪岩不和的官员乘机逼催官饷，可怕的挤兑风潮出现了。先是杭州总舵关门，继而波及北京、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个字号，到12月5日，阜康钱庄宣告破产。中法战争中国失败后，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11月，朝廷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严加治罪。他遣散姬妾仆从，在圣旨到来之前，就非常“及时”地郁郁而死了。他的棺木被一老仆埋于杭州西郊鸬鹚岭下的乱石堆中，一直到整整100年后，才被人偶然发现。
因中法战争而诱发的上海金融危机，不仅是胡雪岩失利的直接原因，更是脆弱的中国新兴经济体系的一次灾难。
胡雪岩在短短几十年间，依靠灵活的手腕在官场和商场长袖善舞，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他所掌握的阜康钱庄营业区域遍布大江南北。在这次股市繁荣之中，阜康将掌握的大量流通资金投入股市。正当阜康大肆牟利时，作为阜康的老板胡雪岩突然垮台，这使得阜康发生挤兑风潮，由于无力应对，阜康只得宣布倒闭。阜康的倒闭令早就岌岌可危的股市终于崩盘，股价一泻千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1883年5月还是每股210两以上，并且很难买到，到了8月，其股价已跌至120两，而有人则“愿意以115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到了10月，开平股票每股只值70两，到1884年则跌落到29两。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也从1882年9月的253两跌至1884年的34两。与1882年9月的股价相比，这两种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亦莫不如是，从高价位跌到“简直一文不值。”这场股灾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大灾难，股灾之后，投机者的信心10年都没有恢复。
正当胡雪岩因囤积生丝占用了大笔资金，而显得捉襟见肘的时候，阜康号遭到了挤兑。挤兑首先发生在杭州，虽经浙江布政使德馨协助料理，暂时无事，但上海阜康则因存户闻讯争来提款，一时无法应对，而于1883年12月1日闭歇，上海关道立即派谢湛卿去封闭胡雪岩在浙江的四个当铺。同一天，杭州分号也关闭了。
（五）官府行为加重挤兑风潮
本来杭州平日交易使用银钱票居多，但由于“各行栈店铺往来皆须现银，概不用票，致各行业交易大受影响”。12月3日，京师阜康分号关闭。接着，镇江、宁波、杭州、福州、南京、汉口、长沙等分号亦相继闭歇，市面大为恐慌。此时官府若能出面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或者给予阜康票号以信用支持，危机或许可以避免，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反腐调查却最终将阜康票号及胡雪岩推上了败落之路。光绪九年十一月，有人举报刑部尚书文煜在阜康号中所存银两来历不明。后经查实其中有十万两是为前江西布政使文辉代存的，文煜也辩称其“由道员升至督抚，屡管税务，所得廉俸历年积至三十六万两，陆续交阜康号存放”，最后朝廷下令“即由顺天府向该号商按照定款如数追出，以充公用”，责承文煜捐银十万两了事。除了这十万两充公银外，遭挤兑后，阜康号倒欠的官私款项约1200万两，其中尤以官款为重。比如，阜康及其分号裕成倒闭时，福建“省司道府库及税、厘、善后局汇兑京、协各饷，或购军火，或地方善举，由该商经手共计存银二十三万一千两”。由浙江著追的有1613900余两，另有亏欠江海关、江汉关及两江采办军火、电线等银786800余两，两项共2400700余两，占倒欠官私各款的20%。阜康倒闭后，朝廷发布上谕，称： 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项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该号商江西候补道胡光墉著先革职，即著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处公私等款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不完缴，即行从重治罪。并闻胡光墉有典当二十余处分设各省，买丝若干包，值银数百万两，存置浙省。著该督咨行各该省督抚，查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次年闰五月初五的上谕中再次提到阜康银号：“现在顺天（府）办理赈务。所有阜康银号应交充公银十万两，著拨给顺天（府）以充赈需，即由刘秉璋严行催追，如数解交顺天府，毋稍迟延。”
转瞬之间，官员个人的债权就变成了官府的债权，阜康票号必须立即清偿。至1885年12月17日，除缴还者外，尚欠公款208000余两。胡雪岩名下的当铺、药店？等财产亦被拿来充抵债务。
可以设想，如果在阜康号面临挤兑风潮时，政府不是急于主张自己的债权“优先受偿权”，不是忙着催逼官款，而是设法维系金融市场的信用基础，提供信贷支持的话，或许阜康票号就不会倒闭，胡雪岩就不会一败涂地，其他票号也不会受到殃及。
然而，如同希冀19世纪的中国法律能为商人提供有限责任是种奢望一样，要当时的官府出面挽救濒临破产的商人也无异于一种苛求。试想，若官府能积极制定法律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那么它也就能够对进出口贸易施加有效的影响，抑制外商的倾销与过度压价。如是，胡雪岩也就不必凭个人的力量去同整个西方丝茧行业斗法了。
（六）票号广受官款逼提而倒闭
光绪十年冬户部的一份奏议生动地勾画出倒闭了的阜康号、胡雪岩们在当时官府心目中的形象：“上年胡光墉所开阜康及胡通裕票号，倒欠公私款项极多，尤为可恶！”——在官府看来，他们无异于讨厌的多事之徒和麻烦制造者，应受到反复的诅咒。除了关注自己的债权之外，官府很少考虑其维護市场秩序的职责，也不理会由挤兑引发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动荡，至多只是防止那些钱铺卷款逃跑。
耐人寻味的是，后来很多南帮票号都重蹈阜康的覆辙：源丰润票号因经营源通官银号而与上海江海关历任观察过往较多，在橡皮风潮中靠江海关借款维持了3个月，最后因江海关观察蔡乃煌被革职催要借款而倒闭；李鸿章之侄李经楚开办义善源票号，同时还出任交通银行总办，遂从银行借人大量款项，后因不能及时偿还而破产。究其原因，在于南帮票号与政府官员过从紧密、过多地利用官款，因而一旦遭遇官款逼提就难逃倒闭的命运。
在前现代的法律框架中，原本就缺乏公域和私域、（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法律界分，因而作为公权代表的官府可以很轻松、毫无顾忌地跨入当下人们认为属于私法的领域。在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时，政府（官府）总是倾向于积极主张自己的债权优先于私人债权人受偿，甚至还将债务人名下的全部财产都延揽来担保自己债权的实现。至于股东有限责任，在公权力毫无限制的情况下，完全不存在由当事人通过契约方式约定设立的可能。再退一步，即使当事人真这样做了，在官府处于强势地位、公权力无限扩张的背景下，面对政府的债权优先权，该制度也未必能发挥什么作用。
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撼动清王朝统治的股灾——季我努：范裴裴
1910年7月，上海股市因橡胶股票狂泻而濒临毁灭。此次风潮迅速波及富庶的江浙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中国工商业遭受重创，清末新政的成果毁于一旦。粗略统计，华商在上海和伦敦两地股市损失的资金在4000万至4500万两白银之间，而当时清政府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左右。如此巨款的外流，让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清政府于次年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以路权为抵押向列强借款，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而橡胶股票风潮则为清政府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一）橡胶股票行情上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汽车业的大发展，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同时橡胶也成为众多工业产品的新兴材料，十分热门。汽车、三轮车、人力车都换上了橡胶轮胎，上海人在布鞋、皮鞋外套一双胶鞋，称“套鞋”，再穿上橡皮雨衣，暴雨天也可照常出门。其它各种橡胶（当时上海人称橡胶为橡皮）制品更是不计其数。1908年，英国进口橡胶总额达84万英镑，次年增加到141万英镑，美国1908年进口橡胶5700万美元，次年增加到7000万美元。受到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约，橡胶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无法扩大，注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橡胶价格将持续走高。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1908年每磅2先令，1909年底猛涨到每磅10先令，1910年4月达到最高峰，每磅12先令5便士。伦敦的橡胶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另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10镑，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
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而总部则设在上海，便于从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资。据《泰晤士报》估计，从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些刚刚买地，有些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也有很多是皮包公司。
总部设立在上海的橡胶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招徕资金。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大受欢迎。一家叫做“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一个多月后涨至50两白银。
上海富有的华人和外国人，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大审官关絅之先生说：“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皮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实收银8两，市价66两。牌子老、名声大的公司随心所欲地哄抬股价。蓝格志公司的股价竟然超过票面二十七八倍，高达1500余两，票面仅100两银的汇通洋行薛纳王股票涨到一千五六百两。
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华人大约买了80%，在上海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华人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结果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经无资可融，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二）无所不用其极的欺诈手段
橡胶股票风潮是一场受国际金融形势影响，被某些外国冒险家恶意操控导致的悲剧。暴利让上海的投资者失去理智，中了圈套，外国银行和投机家则从中获利。
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设立蓝格志拓植公司，蓝格志是一个橡胶产地的名字。麦边号称他的公司经营橡胶种植园，开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折腾了好几年都不见起色，因为他的公司纯粹是一个皮包公司。国际橡胶价格上涨之后，麦边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个家伙发动了广告攻势，花钱连篇累牍地请人在上海的中时代”的到来。这些文章极具煽动性一个劲地向人们灌输，橡胶在今后的生活中必不可少。蓝格志公司的商标长时间地占据了很多有影响的中外大报的头版。他的宣传攻势收到奇效，蓝格志公司的名气打出去了。为了进一步吸引上海的有钱人购买蓝格志股票，麦边人为地操纵股票的价格。他罗织同伙，抢购股票，等价格上涨之后，大笔抛出，再次以更高价格抢购，几个来回下来。蓝格志股票被越炒越高，一票难求。
这时麦边又像模像样地每周召开一次董事会，装模作样地拿出“从产地拍来的电报”，向董事们报告近期的橡胶产量。由于担心虚头太大，会被人识破，他又耍起了新花招，每3个月，就给购买蓝格志股票的“股东们”发一次红利，每股可拿到12两5钱银子。这样的红利，让购买者顾不上冷静地思考。于是面值约60两银子的股票很快突破1000两一股的大关，麦边迅速聚敛了大笔钱财。
其余橡胶公司也如法炮制，汇通洋行的韦推和嘉道理照法每个季度给股东发放红利，一股7两5钱银子。他们吹嘘的本领更高，声称自己经营的薛纳王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蓝格志公司更好，吹到最后，竟然后来者居上，股价超过了蓝格志。
白克尔父子开设的祥茂洋行在股票发行前夕，先购买报纸版面，大肆吹嘘股票价廉利厚，开市当天，收买大批流氓到汇丰银行门口冒充顾客，抢购股票，“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为了抢购股票，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汇丰银行被迫关门，叫来巡捕，暂停营业。”祥茂洋行宣称，认股者意外踊跃，额定股本严重不足，只能酌情减少，认购不足百股者，可保留20%的股票，认购100至500股者，可保留10%的股票，余款退还。这样一来，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1910年3、4月间，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不过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大多是空盘交易。麦边见股市泡沫即将破灭，就在7月间，卷起全部款项，人间蒸发了。
（三）连锁危机
如果没有钱庄的介入，股票投机的失败，至多让部分上海富人破点财而已，不至于演化成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
20世纪初的上海，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银号、票号（以下统一称为钱庄）在上海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数量众多，其中以源丰润和义善源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上海银钱业的领袖，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不过相对于财大气粗的外国银行而言，起初本土钱庄的资本额相当有限，注册资本“无过五万，少则二万余”。本土钱庄主要是为中国企业和商人提供汇兑业务，并发行庄票，接收存款，发放贷款。上海钱庄发展之快，主要表现在业务量的增大上。1858年，上海只有8-10家規模稍大的钱庄，账面资金不过3万-5万两，可是到了1907年，单单福康钱庄吸纳的存款就有817069两。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情况比较普遍，钱庄向投机者提供贷款，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获得新的贷款去购买新股票，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的升值。因此钱庄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外国银行乐享其成。在外国银行和上海钱庄强大的资金支持下，上海橡胶股票投机风潮愈演愈烈。
第二种情况是钱庄直接参与炒股。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最著名的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他们纠集在一起，先后发出庄票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万两巨款，存放于三家钱庄。他们仍嫌不够，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森源是一家小钱庄，陈逸卿调走20880两庄票。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1910年6月，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狂跌。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万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外国银行当即停止对正元集团拆款，并催要还款。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倒闭；23日，元丰倒闭；24日，会大、协丰、晋大倒闭。
（四）功败垂成的救市
正当正元集团倒闭之时，上海道台蔡乃煌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紧急赴宁，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张人骏转奏朝廷后，宣统皇帝于7月27日，批准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 20世纪初的上海，外国银行已呈现列强纷争的局面，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控制了上海金融业。它们资本雄厚，吸纳了大批外国工厂、洋行的大宗存款，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入外国银行，虽然外国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
8月4日，蔡乃煌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80万两、麦加里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与此同时，他还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助其稳定市面。经过蔡乃煌的紧急处置，上海市面趋于平静。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巨大。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挺过了第一次冲击波。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不过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虚弱不堪。
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惜清政府官员的昏庸和内斗，葬送了来之不易的成功救市。到了9月份，清政府要偿还庚子赔款，按照惯例，上海应承担190万两。可是蔡乃煌把官银拿去救市，银库空了。鉴于上海市面仍未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
与蔡乃煌有隙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联合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立即将蔡乃煌革职，并限令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结清。由于其经手的款项有625万两白银之多，大都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他再次致电军机处，要求宽限时日，再次申明万不可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不依靠外国银行的拆款，它们获得了上海道官银的支持，上海官银约有十分之六存于源丰润系，十分之四存于义善源系。
军机处依然视为恫吓，严加申斥之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乃煌羞愤交加，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无法周转，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分设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也都同时告歇。源丰润倒台，导致上海大批钱庄倒闭，金融危机开始向全国蔓延。这是橡胶股票风潮的第二波。
源丰润倒台之后，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至上海。12月11日，清政府再次救市，由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并且要以江苏盐厘担保。
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鸿章的侄子，当时还担任邮传部右侍郎、交通银行总理（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他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资金，弥补了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可是，1911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打击袁世凯安插在交通银行的梁士诒系的势力，他开始核查交通银行的账目。
李经楚见状，赶紧将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款项归还，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下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试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借款10万两，被回绝。次日，义善源宣布倒闭，负债1400万两。维持上海市面的最后一根柱子垮了，上海金融業顿时崩溃，全国大恐慌随之发生，北至北京、营口，南至广州，西至汉口、重庆，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第三波袭来，江浙地区所受冲击最大，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倒闭了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被冲垮。
仅以镇江为例，受正元风潮影响，8月间，镇江四家大商号大生恒木行、镇源祥丝行、瑞和北货行、马振记绸号均被冲垮。四大商号“开设有年”，经营生意在镇江均属大宗。大生恒木行欠镇和钱庄8600两、福袒钱庄4000两、源长钱庄4000两、永源钱庄3000两、永裕钱庄700两。马振记绸号欠元丰钱庄3600两、益源钱庄1400两。四大商号，虽未倒闭，但是已经步履维艰，反过来拖垮了大批钱庄。
结语
金融危机的爆发会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的冲击和伤害。中国近代以来备受列强的欺凌和压迫。庞大的国土、人力物力资源和相对落后的统治，使近代中国成为列强眼中的大蛋糕，列强们不但从领土上对近代中国进行侵略，也曾经企图从经济方面击垮中国。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对爆发的金融危机无能为力，致使本已经萌芽的民族资本被活生生扼杀。
然而究其根源其一是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其二是外国资本的联手，虚拟出市场过热的现象，吸引大量中国投资者的资本后，卷款而去。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经济上的稳定。
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彼此间的影响也在加深，2015年曾经出现股票短暂过热的现象，但并未演变成金融危机，但对这样的情况需要我们以史为鉴，时刻警醒着，避免历史的重演。
1883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危机中，“我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胡雪岩与洋商对抗失败，胡雪岩破产，“抑郁而死”。他的棺木被老仆埋于乱石堆中，一直到整整1 00年后，才被人偶然发现。随着胡雪岩的死亡，晚清民族产业被扼杀，传统商人阶层集体陨落，民族资本倒下……
1910年上海爆发了橡胶股票风潮，橡胶股票风潮是一场受国际金融形势影响，被某些外国冒险家恶意操控导致的悲剧。暴利让上海的投资者失去理智，中了圈套。国际投机商、外国银行联合国际金融巨鳄从中获利，让中国百姓损失惨重。巨款的外流，使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清政府于次年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以路权为抵押向列强借款，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橡胶股票风潮演变为撼动清朝统治的股灾……
每一次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都会造成股市暴跌、企业倒闭、财富缩水、资本外流、官方储备大量减少、政局动荡，货币大幅度贬值和通胀，实体经济尤其是工业会面临巨大压力，而大量的中小型企业的倒闭，也加剧了失业的严峻形势，经济形势恶化，百姓生活困苦……
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细数一下中国近代史上的金融危机，提醒我们记住过去的教训，警惕地面对现在与未来。
[关键词]金融危机 历史 民族资本 融资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6.09.195
中国近代史上的五次金融危机——赖辰
1864年6月1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上海的难民大批还乡，上海租界人口迅速回跌，原先兴盛一时的房地产受到很大冲击，大批房屋空置，出现大批烂尾楼，地价暴跌，房租下降，许多开发商破产了；与房地产配套的相关产业：船坞、煤气厂、砖窑以及锯木厂等纷纷倒闭。
金融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缺乏监管的金融市场危机四伏。对外资开放的清末，就因对金融市场没有任何监管，曾发生5次波及经济全局的金融危机——1866年因两场战争引起的风潮、1883年的倒账风潮、1897年的贴票风潮、1910年的橡胶股票风潮和191 1年革命时期的钱庄倒闭风潮。
1866年：两场战争带来的风潮
1866年，因为美国南北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导致上海金融动荡。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世界棉花供小于求，每磅棉花由2便士飙升到7便士，棉业投机成风，华北棉花也成为外国商人追逐的对象。这期间就有4家英国银行的分行在上海和香港设立分行，它们分别是：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升银行和利生银行。这些银行在经营国际汇兑业务和外汇投机中，斩获颇丰，股票市价大幅上涨。利华银行面值10镑的股票，市价就高达25镑。但是随着美国内战结束，棉花供应趋于正常，棉价猛跌；除了国际棉价走低之外，一些中国奸商总在棉花中掺水后再打包，借此增重牟利，英商船上的棉花过了赤道之后全部腐朽发霉，于是汉口、上海棉花滞销，棉价进一步下跌。
1864年6月1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上海的难民大批还乡，上海租界人口迅速回跌，原先兴盛一时的房地产受到很大冲击，大批房屋空置，出现大批烂尾楼，地价暴跌，房租下降，许多开发商破产了；与房地产配套的相关产业：船坞、煤气厂、砖窑以及锯木厂等纷纷倒闭。
最终，在沪外商银行遭受灾难性打击，11家银行中6家倒闭，许多棉花商、地产商、建筑商也一蹶不振，有的甚至自杀。
1883年：倒账风潮
“倒账”是中国传统金融用语，指的是钱庄、票号、银号等金融机构放出去的账（贷款）收不回来。因“倒账”而蒙受损失，俗话说“吃倒账”。
1880年至1883年，上海掀起投资工业的高潮，工矿企业股票高涨，吸引了大批投机资金，1882年9月，股市很牛，熊市也在酝酿之中。投资者把炒高的股票相互抵押，各商家、钱庄都收人大批股票。1883年年初，临近年关，银根趋紧，众多丝商被困。这时，中法战争就要爆发，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从钱庄收回短期钱款，个人储户也纷纷提现，钱庄逼账犹如倒账，许多人乘机抛售股票，股价无资金承接而大跌，引发了新的倒账和抛售，股市崩盘了，1883年年初，著名的金嘉记丝栈倒闭，亏欠40家钱庄合计56万元之巨，牵连这40家钱庄倒闭；胡雪岩的阜康雪记银号破产，亏损了1000万两银子，最后也倒闭；上海滩最大的地产商徐润，因法国军队威胁进攻上海，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而破产，损失340万两白银，波及22家钱庄倒闭。
1883年年初，上海有78家钱庄，到了年底只剩下了10家。一般商品无不跌价30%至50%，所有房子都难脱手，贸易全面停顿。
1897年：贴票风潮
“贴票”是中国近代钱庄发行的一种凭证，类似于今天的“定期存折”。其首创者是潮州商帮在上海开设的“协和”钱庄，它的规定是：凡以现金98元存入者，付给庄票一张，半月后可收现金百元，这是中国最早的贴票。贴票初期的利率在20%左右，以后高至50%、60%。
1897年，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当时贩卖鸦片获利丰厚，市面缺乏白银。鸦片商便以高利息向钱庄借款，钱庄生意一时间红红火火，白银供不应求。有些钱庄不按常规经营，利用“贴票”办法，出高利息吸收社会存款，再以高利息放贷给商人。不少奸商乘机浑水摸鱼，开设假钱庄吸收存款，滥发贴票，其实他们的钱庄毫无资金，滥发贷款，其贴票到期又无法兑现支付现银，而且其他钱庄也因为高息揽存，无法持久，最终导致一个月中数十家钱庄倒闭。
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
20世纪初，随着欧美汽车业的发展，国际橡胶市场十分红火，橡胶供不应求，国际橡胶价格大涨。不少人看到投资橡胶有利，纷纷在南洋成立橡胶种植公司。此时，上海也出现了许多真真假假的橡胶公司，它們在上海积极发行股票。如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组建了一家蓝格志拓殖公司，说该公司在南洋种橡胶树、采石油、伐部既将铁路收归国有，又夺走股款，四川人民誓不同意，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掀起了保路运动，四川大乱。湖北新军调入四川镇压，武昌空虚，武昌起义爆发，大清帝国土崩瓦解。 1911年：钱庄倒闭风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政局动荡，银根紧缺。结交官吏、与清政府关系密切的山西票号，存款被大量提取，放款却无法收回，进而发生严重的支付危机，14家信誉卓著的票号在几年内全部停业清理。
在辛亥年，上海一共有42家钱庄倒闭，晋商、徽商的钱庄、票号也在此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这些金融灾难打击了一批充满活力、对近代企业怀有兴趣的民族资本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民族工业屡遭挫折。上述金融风潮的发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对金融市场缺乏监管，社会信用机制的缺失，外国资本的贪婪与阴险，民间金融组织的赢弱与幼稚，国人的急功近利与跟风等等。
1883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机——华声博客
近现代商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发生在1884年。但是倘若没有1883？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历史也许将被改写。
清光绪年间，湖州南浔民间及江浙一带曾出现以湖丝发家的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的巨商。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曰“狗”。南浔“四象八牛”之说，属于民间说法，并无正规的统计和详细记载，七十二墩狗仅仅是泛指。
19世纪60年代之后，江南丝商面临重大危机。洋商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江南纺织业迅速没落，昔日富可敌国的丝商们顿时都成了“病象瘦牛丧家狗”。
（一）第一场中外商战
1882年5月，后世被誉为商圣的红顶商人当时的中国首富胡雪岩出手，高调坐庄，第一场中外大商战爆发了。
胡雪岩大量购进生丝，见丝就收。新丝一出，胡雪岩即派人大量收购。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1000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1200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商战进入决战时刻，胡雪岩前后已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继续坚壁清野，囤货坚挺，大部分上海丝商停止营业，屏气而作壁上观。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
变数之一，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顿时缓解，消息传回中国，商心开始动摇。更大的变数是，中法爆发战争。市民提款迁避，市面骤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11月，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易烂，不能久储，胡雪岩不得不开始抛售，价格一路狂泄，损失以千万两计。
另一变数是中法战争中国失败后，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
（二）惨烈的商战中，民族资本倒下
1883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史上第一次金融风暴，“我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胡雪岩与洋商对抗失败，晚清民族产业被扼杀了，传统商人阶层集体陨落。“三大商帮”中的两枝，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萌芽于晚明的纺织业彻底崩盘。不仅如此，胡雪岩的破产同时也是脆弱的中国新兴经济体系的一次灾难。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危机。
胡雪岩虽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下，但却为后人留下很多宝贵遗产，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今天的我们，都应该向胡雪岩学习，让我们知道是什么让我们的先辈倒下，耽搁了发展的道路。
金庸先生曾为胡雪岩题词：富国裕民，东南阜康，振兴经济，昌盛吾杭。
（三）商机还是危机
185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股市，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从事外企的股票投机，后来一些中方买办看到有利可图，也加入进来。洋务运动兴起后，很多近代意义的中国企业开始出现，为了融资的需要，这些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进入股票市场。经过20多年的培育，中国股市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从1870年代开始，上海股市开始疯涨。许多商人和投机者大肆追捧新上市的中方企业股票。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企业多半是官督商办，有着很强的官方背景，经营上也少有竞争对手。在投机者的追捧下，这些企业的股票开始疯涨，当时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一开始一股只有几十两，短短几个月便上涨到近300两，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也在短时间内从不足十两涨到百余两。
受股市疯涨的刺激，不仅普通投机者开始大量涌入，一些钱庄也不甘人后，开始将钱庄资金投入股市。钱庄逐渐成为股市中的主力军，其用于拉升股价的资金几乎全为钱庄的流通资金，而在这些资金大量进入股市后，由流通资金变成企业的生产资金，也就意味着市场流通货币开始减少，这离股灾的爆发就不远了。
事情的是这样发生的：1882年前后，当时中国兴起了一股造铁路、开煤矿、兴轮船的热潮，相关的股份公司纷纷建立。大量资金从钱庄、商号流向股市。更要命的是：许多人都把买卖股票当作了赚钱的正当生意，所以向钱庄贷款用于炒卖股票的现象也很普遍。
恶果随之而来，《申报》说：从1882年开始，“买卖股份之旺，几于举国若狂，不及一年，而情弊显露，股票万千直如废纸。”（见1884年1月23日《申报》）从钱庄、商号流出的大量资金就此在股市中蒸发。坏账、呆账由此而大量出现，经济形势就此恶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胡雪岩将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用在了囤积物资（生丝）上，应该说在当时是明智之举。毕竟在面临资金困难时，生丝还能够及时变成现银的。但是，胡雪岩钱庄的资金远不止这囤积生丝的480万两白银？，更多的资金当时都放贷在外。当猛烈的金融风暴降临后，这些放贷在外的大量资金往往就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呆账。一旦遭遇擠兑风潮，自然就难以招架。
胡雪岩是一个传奇。他是安徽绩溪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徒步百里到杭州，进了一家钱肆当学徒。他头脑活络，善于经营，很得于姓主人的信赖，主人竟在临终前将钱肆都赠给了胡雪岩。不过，胡雪岩真正发迹却是从结识了左宗棠才开始的。 1862年，胡雪岩因机缘结识了任浙江巡抚、正在跟太平军作战的左宗棠，此后20年里一直当他的采运官，为之筹措钱粮、军饷，成了后者的“钱袋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胡雪岩的财富惊人地暴增。他依仗左帅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成为信用最好、实力最强的徽商钱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以上，拥有土地万亩，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他深得朝廷信赖，被授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从二品顶戴，还是清朝300年唯一一个被赐穿黄马褂的商人。
在1882年，早已名满天下的胡雪岩面临着事业上的一次重大抉择。他手握1000万两以上的巨额现银，是去办洋务，还是倒卖生丝，竟一时踌躇。胡雪岩对洋务并不陌生。可是，左宗棠与李鸿章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当时主管洋务的却是李鸿章，这让深谙官场门道的胡雪岩十分迟疑。第二条路就是倒卖生丝。
19世纪60年代之后，江南丝商面临重大危机。当时，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创设机械缫丝厂。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所以，中国传统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根本无法与机械缫丝竞争。洋商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白银？517两，到1875年，每担价格已下跌至285两，再过8年，更暴跌至200两。兴旺百年的江南纺织业迅速没落。
目睹此景，胡雪岩认为商机浮现。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作为原材料的生丝却价格日跌，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据他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因此，他决定靠自己的财力，与之一搏。另外，还有消息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里，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减产。
正是基于这些判断，首富胡雪岩出手了。
（四）胡雪岩因放贷无力收回而破产
1882年5月，胡雪岩大量购进生丝8000包，到10月达1.4万包，见丝就收，近乎疯狂。与胡雪岩同时代的晚清學者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详细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景象：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1000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1200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商战进入决战时刻，胡雪岩前后已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继续坚壁清野，囤货坚挺，大部分上海丝商停止营业，屏气而作壁上观。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
变数之一，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顿时缓解，消息传回中国，商心开始动摇。更大的变数是，中法因越南问题交恶，爆发战争。市民提款迁避，市面骤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纷纷收回短期贷款，个人储户也紧急提现。一般商品无不跌价30%至50%，所有的房地产都难以脱手，贸易全面停顿。
世事如此，胡雪岩已无力回天。11月，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易烂，不能久储，胡雪岩不得不开始抛售，价格一路狂泄，损失以千万两计。生丝对搏失利，很快影响到“坚如磐石”的钱庄生意。民众排队提款，一些与胡雪岩不和的官员乘机逼催官饷，可怕的挤兑风潮出现了。先是杭州总舵关门，继而波及北京、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个字号，到12月5日，阜康钱庄宣告破产。中法战争中国失败后，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11月，朝廷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严加治罪。他遣散姬妾仆从，在圣旨到来之前，就非常“及时”地郁郁而死了。他的棺木被一老仆埋于杭州西郊鸬鹚岭下的乱石堆中，一直到整整100年后，才被人偶然发现。
因中法战争而诱发的上海金融危机，不仅是胡雪岩失利的直接原因，更是脆弱的中国新兴经济体系的一次灾难。
胡雪岩在短短几十年间，依靠灵活的手腕在官场和商场长袖善舞，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他所掌握的阜康钱庄营业区域遍布大江南北。在这次股市繁荣之中，阜康将掌握的大量流通资金投入股市。正当阜康大肆牟利时，作为阜康的老板胡雪岩突然垮台，这使得阜康发生挤兑风潮，由于无力应对，阜康只得宣布倒闭。阜康的倒闭令早就岌岌可危的股市终于崩盘，股价一泻千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1883年5月还是每股210两以上，并且很难买到，到了8月，其股价已跌至120两，而有人则“愿意以115两或更低的价格随意出让”。到了10月，开平股票每股只值70两，到1884年则跌落到29两。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也从1882年9月的253两跌至1884年的34两。与1882年9月的股价相比，这两种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余公司的股票亦莫不如是，从高价位跌到“简直一文不值。”这场股灾是中国股市第一次大灾难，股灾之后，投机者的信心10年都没有恢复。
正当胡雪岩因囤积生丝占用了大笔资金，而显得捉襟见肘的时候，阜康号遭到了挤兑。挤兑首先发生在杭州，虽经浙江布政使德馨协助料理，暂时无事，但上海阜康则因存户闻讯争来提款，一时无法应对，而于1883年12月1日闭歇，上海关道立即派谢湛卿去封闭胡雪岩在浙江的四个当铺。同一天，杭州分号也关闭了。
（五）官府行为加重挤兑风潮
本来杭州平日交易使用银钱票居多，但由于“各行栈店铺往来皆须现银，概不用票，致各行业交易大受影响”。12月3日，京师阜康分号关闭。接着，镇江、宁波、杭州、福州、南京、汉口、长沙等分号亦相继闭歇，市面大为恐慌。此时官府若能出面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或者给予阜康票号以信用支持，危机或许可以避免，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反腐调查却最终将阜康票号及胡雪岩推上了败落之路。光绪九年十一月，有人举报刑部尚书文煜在阜康号中所存银两来历不明。后经查实其中有十万两是为前江西布政使文辉代存的，文煜也辩称其“由道员升至督抚，屡管税务，所得廉俸历年积至三十六万两，陆续交阜康号存放”，最后朝廷下令“即由顺天府向该号商按照定款如数追出，以充公用”，责承文煜捐银十万两了事。除了这十万两充公银外，遭挤兑后，阜康号倒欠的官私款项约1200万两，其中尤以官款为重。比如，阜康及其分号裕成倒闭时，福建“省司道府库及税、厘、善后局汇兑京、协各饷，或购军火，或地方善举，由该商经手共计存银二十三万一千两”。由浙江著追的有1613900余两，另有亏欠江海关、江汉关及两江采办军火、电线等银786800余两，两项共2400700余两，占倒欠官私各款的20%。阜康倒闭后，朝廷发布上谕，称： 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项及各处存款为数甚巨，该号商江西候补道胡光墉著先革职，即著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处公私等款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不完缴，即行从重治罪。并闻胡光墉有典当二十余处分设各省，买丝若干包，值银数百万两，存置浙省。著该督咨行各该省督抚，查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
次年闰五月初五的上谕中再次提到阜康银号：“现在顺天（府）办理赈务。所有阜康银号应交充公银十万两，著拨给顺天（府）以充赈需，即由刘秉璋严行催追，如数解交顺天府，毋稍迟延。”
转瞬之间，官员个人的债权就变成了官府的债权，阜康票号必须立即清偿。至1885年12月17日，除缴还者外，尚欠公款208000余两。胡雪岩名下的当铺、药店？等财产亦被拿来充抵债务。
可以设想，如果在阜康号面临挤兑风潮时，政府不是急于主张自己的债权“优先受偿权”，不是忙着催逼官款，而是设法维系金融市场的信用基础，提供信贷支持的话，或许阜康票号就不会倒闭，胡雪岩就不会一败涂地，其他票号也不会受到殃及。
然而，如同希冀19世纪的中国法律能为商人提供有限责任是种奢望一样，要当时的官府出面挽救濒临破产的商人也无异于一种苛求。试想，若官府能积极制定法律保护本国商人的利益，那么它也就能够对进出口贸易施加有效的影响，抑制外商的倾销与过度压价。如是，胡雪岩也就不必凭个人的力量去同整个西方丝茧行业斗法了。
（六）票号广受官款逼提而倒闭
光绪十年冬户部的一份奏议生动地勾画出倒闭了的阜康号、胡雪岩们在当时官府心目中的形象：“上年胡光墉所开阜康及胡通裕票号，倒欠公私款项极多，尤为可恶！”——在官府看来，他们无异于讨厌的多事之徒和麻烦制造者，应受到反复的诅咒。除了关注自己的债权之外，官府很少考虑其维護市场秩序的职责，也不理会由挤兑引发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动荡，至多只是防止那些钱铺卷款逃跑。
耐人寻味的是，后来很多南帮票号都重蹈阜康的覆辙：源丰润票号因经营源通官银号而与上海江海关历任观察过往较多，在橡皮风潮中靠江海关借款维持了3个月，最后因江海关观察蔡乃煌被革职催要借款而倒闭；李鸿章之侄李经楚开办义善源票号，同时还出任交通银行总办，遂从银行借人大量款项，后因不能及时偿还而破产。究其原因，在于南帮票号与政府官员过从紧密、过多地利用官款，因而一旦遭遇官款逼提就难逃倒闭的命运。
在前现代的法律框架中，原本就缺乏公域和私域、（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法律界分，因而作为公权代表的官府可以很轻松、毫无顾忌地跨入当下人们认为属于私法的领域。在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时，政府（官府）总是倾向于积极主张自己的债权优先于私人债权人受偿，甚至还将债务人名下的全部财产都延揽来担保自己债权的实现。至于股东有限责任，在公权力毫无限制的情况下，完全不存在由当事人通过契约方式约定设立的可能。再退一步，即使当事人真这样做了，在官府处于强势地位、公权力无限扩张的背景下，面对政府的债权优先权，该制度也未必能发挥什么作用。
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撼动清王朝统治的股灾——季我努：范裴裴
1910年7月，上海股市因橡胶股票狂泻而濒临毁灭。此次风潮迅速波及富庶的江浙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中国工商业遭受重创，清末新政的成果毁于一旦。粗略统计，华商在上海和伦敦两地股市损失的资金在4000万至4500万两白银之间，而当时清政府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左右。如此巨款的外流，让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清政府于次年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以路权为抵押向列强借款，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而橡胶股票风潮则为清政府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一）橡胶股票行情上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汽车业的大发展，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同时橡胶也成为众多工业产品的新兴材料，十分热门。汽车、三轮车、人力车都换上了橡胶轮胎，上海人在布鞋、皮鞋外套一双胶鞋，称“套鞋”，再穿上橡皮雨衣，暴雨天也可照常出门。其它各种橡胶（当时上海人称橡胶为橡皮）制品更是不计其数。1908年，英国进口橡胶总额达84万英镑，次年增加到141万英镑，美国1908年进口橡胶5700万美元，次年增加到7000万美元。受到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约，橡胶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无法扩大，注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橡胶价格将持续走高。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1908年每磅2先令，1909年底猛涨到每磅10先令，1910年4月达到最高峰，每磅12先令5便士。伦敦的橡胶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另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10镑，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
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而总部则设在上海，便于从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资。据《泰晤士报》估计，从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些刚刚买地，有些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也有很多是皮包公司。
总部设立在上海的橡胶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招徕资金。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大受欢迎。一家叫做“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一个多月后涨至50两白银。
上海富有的华人和外国人，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大审官关絅之先生说：“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皮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实收银8两，市价66两。牌子老、名声大的公司随心所欲地哄抬股价。蓝格志公司的股价竟然超过票面二十七八倍，高达1500余两，票面仅100两银的汇通洋行薛纳王股票涨到一千五六百两。
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华人大约买了80%，在上海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华人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结果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经无资可融，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二）无所不用其极的欺诈手段
橡胶股票风潮是一场受国际金融形势影响，被某些外国冒险家恶意操控导致的悲剧。暴利让上海的投资者失去理智，中了圈套，外国银行和投机家则从中获利。
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设立蓝格志拓植公司，蓝格志是一个橡胶产地的名字。麦边号称他的公司经营橡胶种植园，开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折腾了好几年都不见起色，因为他的公司纯粹是一个皮包公司。国际橡胶价格上涨之后，麦边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个家伙发动了广告攻势，花钱连篇累牍地请人在上海的中时代”的到来。这些文章极具煽动性一个劲地向人们灌输，橡胶在今后的生活中必不可少。蓝格志公司的商标长时间地占据了很多有影响的中外大报的头版。他的宣传攻势收到奇效，蓝格志公司的名气打出去了。为了进一步吸引上海的有钱人购买蓝格志股票，麦边人为地操纵股票的价格。他罗织同伙，抢购股票，等价格上涨之后，大笔抛出，再次以更高价格抢购，几个来回下来。蓝格志股票被越炒越高，一票难求。
这时麦边又像模像样地每周召开一次董事会，装模作样地拿出“从产地拍来的电报”，向董事们报告近期的橡胶产量。由于担心虚头太大，会被人识破，他又耍起了新花招，每3个月，就给购买蓝格志股票的“股东们”发一次红利，每股可拿到12两5钱银子。这样的红利，让购买者顾不上冷静地思考。于是面值约60两银子的股票很快突破1000两一股的大关，麦边迅速聚敛了大笔钱财。
其余橡胶公司也如法炮制，汇通洋行的韦推和嘉道理照法每个季度给股东发放红利，一股7两5钱银子。他们吹嘘的本领更高，声称自己经营的薛纳王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蓝格志公司更好，吹到最后，竟然后来者居上，股价超过了蓝格志。
白克尔父子开设的祥茂洋行在股票发行前夕，先购买报纸版面，大肆吹嘘股票价廉利厚，开市当天，收买大批流氓到汇丰银行门口冒充顾客，抢购股票，“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为了抢购股票，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汇丰银行被迫关门，叫来巡捕，暂停营业。”祥茂洋行宣称，认股者意外踊跃，额定股本严重不足，只能酌情减少，认购不足百股者，可保留20%的股票，认购100至500股者，可保留10%的股票，余款退还。这样一来，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1910年3、4月间，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不过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大多是空盘交易。麦边见股市泡沫即将破灭，就在7月间，卷起全部款项，人间蒸发了。
（三）连锁危机
如果没有钱庄的介入，股票投机的失败，至多让部分上海富人破点财而已，不至于演化成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
20世纪初的上海，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银号、票号（以下统一称为钱庄）在上海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数量众多，其中以源丰润和义善源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上海银钱业的领袖，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不过相对于财大气粗的外国银行而言，起初本土钱庄的资本额相当有限，注册资本“无过五万，少则二万余”。本土钱庄主要是为中国企业和商人提供汇兑业务，并发行庄票，接收存款，发放贷款。上海钱庄发展之快，主要表现在业务量的增大上。1858年，上海只有8-10家規模稍大的钱庄，账面资金不过3万-5万两，可是到了1907年，单单福康钱庄吸纳的存款就有817069两。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情况比较普遍，钱庄向投机者提供贷款，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获得新的贷款去购买新股票，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的升值。因此钱庄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外国银行乐享其成。在外国银行和上海钱庄强大的资金支持下，上海橡胶股票投机风潮愈演愈烈。
第二种情况是钱庄直接参与炒股。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最著名的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他们纠集在一起，先后发出庄票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万两巨款，存放于三家钱庄。他们仍嫌不够，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森源是一家小钱庄，陈逸卿调走20880两庄票。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1910年6月，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狂跌。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万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外国银行当即停止对正元集团拆款，并催要还款。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倒闭；23日，元丰倒闭；24日，会大、协丰、晋大倒闭。
（四）功败垂成的救市
正当正元集团倒闭之时，上海道台蔡乃煌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紧急赴宁，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张人骏转奏朝廷后，宣统皇帝于7月27日，批准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 20世纪初的上海，外国银行已呈现列强纷争的局面，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控制了上海金融业。它们资本雄厚，吸纳了大批外国工厂、洋行的大宗存款，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入外国银行，虽然外国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
8月4日，蔡乃煌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80万两、麦加里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与此同时，他还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助其稳定市面。经过蔡乃煌的紧急处置，上海市面趋于平静。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巨大。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挺过了第一次冲击波。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不过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虚弱不堪。
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惜清政府官员的昏庸和内斗，葬送了来之不易的成功救市。到了9月份，清政府要偿还庚子赔款，按照惯例，上海应承担190万两。可是蔡乃煌把官银拿去救市，银库空了。鉴于上海市面仍未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
与蔡乃煌有隙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联合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立即将蔡乃煌革职，并限令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结清。由于其经手的款项有625万两白银之多，大都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他再次致电军机处，要求宽限时日，再次申明万不可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不依靠外国银行的拆款，它们获得了上海道官银的支持，上海官银约有十分之六存于源丰润系，十分之四存于义善源系。
军机处依然视为恫吓，严加申斥之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乃煌羞愤交加，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无法周转，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分设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也都同时告歇。源丰润倒台，导致上海大批钱庄倒闭，金融危机开始向全国蔓延。这是橡胶股票风潮的第二波。
源丰润倒台之后，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至上海。12月11日，清政府再次救市，由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并且要以江苏盐厘担保。
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鸿章的侄子，当时还担任邮传部右侍郎、交通银行总理（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他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资金，弥补了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可是，1911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打击袁世凯安插在交通银行的梁士诒系的势力，他开始核查交通银行的账目。
李经楚见状，赶紧将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款项归还，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下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试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借款10万两，被回绝。次日，义善源宣布倒闭，负债1400万两。维持上海市面的最后一根柱子垮了，上海金融業顿时崩溃，全国大恐慌随之发生，北至北京、营口，南至广州，西至汉口、重庆，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第三波袭来，江浙地区所受冲击最大，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倒闭了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被冲垮。
仅以镇江为例，受正元风潮影响，8月间，镇江四家大商号大生恒木行、镇源祥丝行、瑞和北货行、马振记绸号均被冲垮。四大商号“开设有年”，经营生意在镇江均属大宗。大生恒木行欠镇和钱庄8600两、福袒钱庄4000两、源长钱庄4000两、永源钱庄3000两、永裕钱庄700两。马振记绸号欠元丰钱庄3600两、益源钱庄1400两。四大商号，虽未倒闭，但是已经步履维艰，反过来拖垮了大批钱庄。
结语
金融危机的爆发会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的冲击和伤害。中国近代以来备受列强的欺凌和压迫。庞大的国土、人力物力资源和相对落后的统治，使近代中国成为列强眼中的大蛋糕，列强们不但从领土上对近代中国进行侵略，也曾经企图从经济方面击垮中国。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对爆发的金融危机无能为力，致使本已经萌芽的民族资本被活生生扼杀。
然而究其根源其一是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其二是外国资本的联手，虚拟出市场过热的现象，吸引大量中国投资者的资本后，卷款而去。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经济上的稳定。
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彼此间的影响也在加深，2015年曾经出现股票短暂过热的现象，但并未演变成金融危机，但对这样的情况需要我们以史为鉴，时刻警醒着，避免历史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