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50、60后而言，《纪念白求恩》是曾经必背的“老三篇”之一，对于80、90后而言，白求恩是遥远历史在小学课本里的一抹投影，与之相伴的，则是那个在教材的版本更替中、由照片而速写最终变成卡通画式的，在阴暗交织的破庙前，弯着身子做手术的医生形象。在白求恩被塑造成一位国际主义战士，“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的过程中，他的视觉形象是如何一步一步传达出来的，又是如何交织为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战史诗中的一段重要插曲？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纪实摄影，又是如何在匮乏的物质条件与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在一贯关注于中国早期纪实摄影的泰康空间，举办了名为“白求恩：英雄与摄影的成长”的主题展览，便试国探索这个问题。
　　本次展览从三位著名的摄影艺术家沙飞、吴印成、罗光达拍摄的三张白求恩的照片考察开始，非常相似的构图、忘我的工作，三张照片均展示了一个勤恳敬业的医生的职业状态。其中，最为知名的是1939年10月由吴印咸拍摄的在河北涞源县孙家庄小庙进行战地手术的白求恩，这一形象1942年7月7日首次发表于沙飞创办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几乎与吴印成同期赶往涞源拍摄的罗光达也用相机记录了这个经典的时刻。而在稍早的1938年，沙飞更是拍摄记录了大量白求恩在山西五台活动的影像。三份影像档案忠实记录并部分还原了1938年到1939年白求恩在晋察冀活动的轨迹。
　　在白求恩的帮助下，晋察冀根据地逐步建立起基本的医疗秩序，开始推动对医护人员的教育与培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白求恩”三个字成为医疗事业特别是军队医疗的代名词。在白求恩为晋察冀边区的医疗事业鞠躬尽瘁的时候，根据地的摄影宣传事业也正经历从无到有的蜕变。沙飞，1937年12月成为共产党和军队的第一位职业摄影师；1938年8月，延安电影团成立，吴印威任技术与摄影负责人；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摄影科成立：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铅印出版吴印成的《摄影常识》……根据地摄影生产机制在有计划与步骤地推进的同时，与之伴随的独特的美学机制也逐步建构和确立起来。其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乃至之后的整个新中国的摄影宣传，都是以这里为起点并逐步确立其秩序。经历了铁血与硝烟的检验，以及随着对这一工具逐渐深入把握，摄影，作为不可或缺的战斗武器的地位，得到众多党及军队高层的一致认同与推崇。而白求恩形象（影像）的塑造与传播，一个完整的英雄影像档案的建构或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在宣传领域最成功的影像实践之一，并在之后逐渐形成的革命图像与国家叙事的谱系中占据要位，同时深刻影响其方法论。最初为了稳固统一战线，也即构筑抗日共同体的想象，后来成为训诫基层党员与官兵的象征，再变身为国际友谊的使者，对这个英雄的解读在不同的时代均连带不同的国家表述，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深耕的最经典案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