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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英国中产阶级定义的历史发展出发，在肯定文化与阶级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基础上，分析阿诺德中产阶级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一种开放有序的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统一体。在进一步分析阿诺德文化认同的涵义与功能关系的基础上，阐释阿诺德所推行的文化教育观的实质是为了通过文化形式建构其阶级地位，最终获得社会认同。
关键词：文化；认同；中产阶级；教育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174-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44
1 . 英国中产阶级定义的历史发展
英国的等级制度由来已久。1688年的乔治王朝统治下的英国社会就有26种等级。直至18世纪的英国，森严壁垒的等级社会开始被商业化时代的新兴阶层所冲击，社会各层级之间不断分化整合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力量。按照《社会学词典》解释，“阶层”（Rank）是指从横的方面把社会划分为完全固定的和同等的许多层次，而“阶级”（Class）本身只是表示个人和其他无数人处于相同的或相似的利益状态的事实，甚至还包括他们对这些事实的认同（舒小昀，2003： 40）。“阶级”（Class）这一术语在工业革命兴起后才开始使用，带有社会意义的“阶级”一词的现代结构在18世纪末才开始确立。名词术语的出现是从“下层阶级”（Lower Classes）开始，到18世纪90年代的“高等阶级”（Higher Classes），而“中层阶级”（Middle Classes）出现最晚。
“阶级”的产生源于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均等。然而，如果由于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只是程度的差别，并非有与无的绝然对立，那么就很难区分出界限分明的阶层来。在这点上，比较注重客观分层的传统社会分层方法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社会的主观分层提供了另一种分析社会各阶层的思路。
本文所指的主观分层主要是从阶级意识的角度展开的。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概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阶级意识指的是一个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的觉悟；另一方面，阶级意识指的是一个阶级的成员所具有的相似的情感、幻想、思想方法等（刘欣，2004： 209）。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阶级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一个阶级的成员会通过传统和教育不自觉地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马克思，1972： 629）。而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成员认同的形成过程。由此可见，人们的阶级认同是社会主观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认同通过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将情感、态度、认识等不断进行“内化”，从而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与凝聚力，最终促进了阶级的形成。
2 . 文化与阶级认同
文化是指某一特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综合，包括价值观、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习惯、风尚、生活态度及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物质表现形式（周晓红，1997： 132）。工业革命的大潮推动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大发展，改变了英国的社会和文化。英国中产阶级通过自我奋斗来寻求比较理想的社会地位，成为英国最富创造性、最有生命力、最能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作为不同于传统等级制社会中的新型力量，中产阶级日益朝着自我阶级和文化认同迈进。中产阶级的那种“向上流社会看齐”的自我奋斗精神深深影响着社会其他阶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贵族精神和绅士文化注入了活力。中产阶级精英认为理想社会应是个人才能充分发挥的社会，对此中产阶级对自己的使命十分自信，宣称“在阳光普照下的国度，没有哪一个阶层的人比英国社会的中等阶层更有价值、更值得尊重和赞扬”（钱乘旦、陈晓律，2006）。“认同”（identi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认同一词具有两个方面含义：第一，同一性，即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第二，独特性，它表现在时间跨度上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Jenkins， 1996）。“认同”揭示了“相似”与“差别”的关系。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其他人的差别。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构成的连续统一。所谓自我认同，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Jackman， Mary & Robert， 1973）。而社会认同则是指有关某个群体的共同认知。它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及群体成员对他们之间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征的共同感知。某一群体的相似性总是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相伴而存在的。只有通过界定这种差别，相似性才能被识别。英国中产阶级通过文化形式来建构阶级地位，来获得阶级认同。
3 . 阿诺德的中产阶级文化精神
文化理论批评家阿诺德身处在工业化大革命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迅速转型时期，他的文化理论和策略自然离不开这个大的时代背景：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于1831年发现：“人类进步得太快了，以致旧体制和旧学说遭到了废弃，可是人类又还没有来得及掌握新体制和新学说”（Houghton & Walter， 1957： 1）。
社会转型期新旧社会衔接难免会出现问题。不同的社会必然有不同的运行历史法则，从而产生特有的文化观念。处在社会里的诸多人物“如同力量场中的粒子，其轨迹由场的力量和自身的惯性决定。这个惯性一方面存在于出身和轨迹得来的配置中，配置则包含了一种存在方式中保存可能轨迹的趋向，惯性又存在于所继承的资本中，资本有助于确定场分派给他们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布迪厄，2001： 6）。 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雏形于《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文化的定义由于其精神属性的内在而决定了丰富的内涵，即文化总是与思想中最光明、最美好、最善的相结合，没有功利的追逐。文化总是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追求新知、完善人格、赢得大同是文化的主要功用。文化被推上了类似于宗教圣殿与政治论坛的地位：
文化即对完美的追求（韩敏中，2002： 8）。
文化在寻求完美的内涵时，要参考人类经验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全部见解，不仅倾听宗教的声音，还要听艺术、科学、诗歌、哲学和历史的声音，如此才能使结论更充实、更明确。宗教说：神的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同样，文化认为人的完美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是指区别于我们的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得到了发扬光大。人具有思索和感情的天赋，文化认为人的完美就是这些天赋秉性得以更加有效、更加和谐地发展，如此人性才获得特有的尊严、丰富和愉悦。“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地扩充自身、扩展能力、增长智慧、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帮手，这就是文化的真正价值”（韩敏中，2002：10）。文化所构想的完美不只是拥有，原地踏步，而是不断成长、不断转化，而这一点它也同宗教不谋而合。
阿诺德的中产阶级文化精神实质为一种开放有序的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统一体。
在希腊和希伯来观念的背后都是人生就有的追随天道和神的意旨、追求普遍秩序的欲望，总之，是对上帝的热爱。但不同的是，希伯来精神一旦抓住了某些有关普遍秩序的朴素的、基本的默示，便以无比的认真和十足的干劲去领悟并遵循其中的道理，而希腊精神的特点则是以灵活的方式密切关注普遍秩序的整体运行，生怕疏漏了任何局部，生怕为了某一局部而不顾另一局部，它不会在有关普遍秩序的某种默示上驻足不前，哪怕是根本性的默示。澄澈的头脑，自由的思维，这便是希腊式的追求。希腊精神的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发性，希伯来精神的主导则是严正的良知。（韩敏中，2002： 113）
因这两种精神都是人性所需要的，两种精神的互补性使得人类的理想臻于完美。
希腊精神追求纯朴而迷人的理想。其朴素和魅力，使希腊文化精神及其影响下的人生获得了一种飘逸、澄澈和光彩，使之充满了我们所说的美好与光明。困难被排除在视线之外，理想之美与合理性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思想（韩敏中，2002： 115）。
希伯来精神完全浸透在严厉的思虑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令人生畏的意识，即在锡安山不可能感到安逸无虑；始终感知到阻碍人们去追求或达到苏格拉底所说的完美境界的重重困难。（韩敏中，2002： 115-116）
希腊精神倡导自由思想和快乐，而希伯来精神所提倡的伟大基业，则是对罪恶的清醒意识，是觉悟到人皆有罪。（韩敏中，2002： 116）
4 . 阿诺德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涵义与功能
在伊格尔顿眼里，阿诺德的“文化”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药剂的文学糖衣”（Eagleton & Terry， 1983： 26-27）。“中产阶级自己无法炮制出一套丰富而精致的意识形态，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因此在阿诺德看来，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用‘希腊精神’来教化粗俗的中产阶级，而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只需要向后者灌输带有贵族传统风格的东西就行”（韩敏中，2002： 24）。程巍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谈不上是资产阶级征用了没落贵族阶级的意识库存来统治工人阶级，而是没落贵族以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来夺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文化指导权”（程巍，2006： 191）。文化成为了阶级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阿诺德的文化认同，就是建立一个完美的普世英国中产阶级体系。
文化心目中的完美，不可能是独善其身。个人必须携带他人共同走向完美，必须坚持不懈，竭尽所能，使奔向完美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如若不这样做，他自身必将发育不良，疲软无力。（韩敏中，2002： 10）
完美是这种文化的基本特点，并且最终以完善人性为自己的最终目的。
完美最终应是构成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这是文化以完全不带偏见的态度研究人性和人类经验后所构想的完美；某一种能力过度发展，而其他能力则停滞不前的状况，不符合文化所构想的完美。在这一点上，文化超越了人们通常所认识的宗教。（韩敏中，2002： 11）
只有当这种完美的人性获得全民性的生命，整个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好与光明。
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命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是一个民族生命中的标志性时代，是文学艺术繁荣发达、天才的创造力流光溢彩的时代。只是必须有真正的思想，真正的美，真正的美好与光明。（韩敏中，2002： 31）
这种完美光明的文化只能在希腊主义与希伯来主义的统一体中存在。因为这两种文化正是基于“天道和神的意旨的行动，是有益而持久的”。它们都以人类的完美或救赎为目标，追求思维灵活性的同时不忘追随一定的秩序。国家的和谐发展依赖于希腊主义和希伯来主义的平衡。文化在一个需要权威的世界里承担起它应有的作用。因为“我们需要权威”，“文化则提出了国家的概念”（韩敏中，2002： 62）。阿诺德认为国家在维护稳定的公共秩序的至高无上性，文化为维护这种至上性保驾护航。阿诺德的文化观念从本质上来说是以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为基石的道德乌托邦，让少数精英文化分子统领大众，让少数人担当振兴文化的大任，而对这少数精英如何组织起来却没有拿出一个方案。他的少数知识阶级代表的并不是普遍的人类精神，而是他作为一个中产的经世治国之策。
阿诺德本人也不回避自己的中产阶级的身份。“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我所归属的中产阶级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我同中产阶级休戚相关，此外，它也是当今的伟大力量，始终受到所有的演讲和报纸的盛赞”（ibid.， 2002： 77）。而中产阶级的普遍心态就是力求维护和加强现存的社会秩序，要求稳定，这是中产阶级的一种普遍心态。“中产阶级视为在适中和过分的特点之间摇摆的整体，而且从人性构成来说，它大体上更倾向于无度而非适中”（ibid.， 2002：58）。他们只是要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某些领域进行改革，强调建设与发展。他们不是一股极端势力，而是一种多元的、颇具建设性的群体。中产阶级希望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化，而不是去激化社会矛盾，强调社会理性发展，防止社会走向极端。 雷蒙·威廉斯指出“阿诺德明确地提出了‘文化’是作为‘无政府’之外的另一条途径”（雷蒙，1991： 14）。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状态》这本书中创作的简单背景。1867年英国议会的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时隔两年《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出版了。社会公民选举权是否应当普及到工人阶级成为了当时大家议论的焦点。1866年海德公园事件，“阿诺德目睹此情此景，心中升起的却不是他的最佳自我。当然，他害怕全面崩溃会造成暴力与无政府。”（ibid.， 1991： 173）
阿诺德认为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我们需要权威”（韩敏中，2002： 62）。“国家最能代表国民健全理智的力量，因而也最具统治资格，在形式需要时，最能当之无愧地对我们全体行使权威。（ibid.， 2002： 51）”阿诺德的“权威中心”观念就具有新的色彩：
我们认为，社会的基础架构是上演人类走向完美之壮举的大舞台，因而是神圣的。不论是谁在治理这个社会，不论我们多想赶走他们，不让他们继续治理下去，但只要他们继续治理下去，但只要他们还在任期内，我们就要坚定地、一心不二地支持他们、制止他们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和混乱的局面。这是因为没有秩序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也就谈不上人类的完美。无政府状态不能容忍……（韩敏中，2002： 195）
“阿诺德把国家设想为‘光明与权威的中心’或者‘最佳自我’的器官。（雷蒙，1991： 167）”“文化因教育我们对国家抱着美好的希望、为国家企划美好的未来，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死敌。我们信仰健全理智，对人类走向完美抱有信念，并为此目标而不辞劳苦。”（韩敏中，2002： 196）阿诺德认为：“文化，超越利害考虑，公正无私地追求完美，执着于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以期攫取精华，使之发扬光大。”（ibid.， 2002： 511）文化被视作一种共同的情感，它把整个社会团结在一起，把各种不同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文化本身就等同于多样性，各种文化情感来自于社会多样化的现实。“文化则提出了国家的概念”（ibid.， 2002： 62）。“文化成为机构的最终批评者，成为取代和改善的过程，然而在根本上又超乎机构之外”（雷蒙，1991： 176）。“文化也不再只是关系个人的活动，也不只是关系社会某一层面或部分的活动，而且必须在根本上是‘普遍的’活动”（ibid，1991： 161）。
5 . 阿诺德的文化教育观
为了推行他实为小众的“大众”文化，阿诺德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的公共教育制度，原因是工人阶级如果真的可以上升，却苦于没有一个更加文明开化的中产阶级作为上升的目标”（Arnold， 1912： 234）。教育可以成为各阶层衔接的一个重要渠道。他还倡导义务教育，希望通过普遍的大众教育消除工人阶级内部的大众通俗文化的消极影响，形成和谐完美的社会氛围，从而抵制无政府状态。这也是那个时代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方针。改革的突出特征是把受教育权从特权等级和少数富人那里向全社会普及，在国民中确立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以英国为例，1870年政府通过了初等教育法案，开始建立强制初等教育制度。1891年索尔兹伯里内阁时，在全国实行强制免费义务初等教育，从而使绝大多数适龄儿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大大提高了国民素质。除了普及初等教育之外，在高等教育方面也有很大变化。大多数高校逐步克服了传统古典学科的守旧主张，大胆采用自然科学方面的突出成就。还有越来越多的教师在学术上积极采取唯物主义的和世俗的态度，使高等教育与生产力的发展更加密切联系在一起，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教育的发展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更为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阿诺德在《法国的伊顿》中明确自己就是要“把一个心胸狭窄、不够友善的中产阶级”转化为“一个有教养、思想自由、高尚尊贵、改头换面的中产阶级”。他的文化观就是为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披上一件合适的意识形态外衣，开辟一条将“大众文化置于文化的综合场域中考察的特殊方式”，一种独特的阿诺德式视角。对此，雷蒙·威廉斯肯定了马修·阿诺德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运动中的突出地位，并将其拔擢为人文价值的捍卫者，体现了阿诺德的人文主义精神：
阿诺德对文化的强调，虽然是用他自己的强调方式，是对他那个时代社会危机的直接反映。他视之为文化对立面的“无政府状态”，某种意义上颇为相似。几年来公共描述中层出不穷的示威抗议运动，他没有将自己表述为一个反对派，而是自视为优雅和人文价值的护卫人。这便是他的魅力所在，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Williams， 2005： 3）
“教育，一般共同词义上的教育，在贫穷尚未在一个民族的人民中酿成大乱之前，在文明使它初次爆发，而且巨大的商业活动伴随而来的紧要关头，人民需要它。”①教育成了国家管理功能的代名词。“教育将以‘世人的思想和文字的精华’为基础，通过扩大并沟通人类‘最佳自我’这种记载”（雷蒙，1991： 168-169）。对阿诺德来说，人生的首要任务在于尽力通过各种手段使自己完美，其次是设法在世界上创造出一群具有才能和完美个性的人。而教育在他看来时是推行这一理念的最佳途径。
然而，“完美”、“文化”以及“健全理智”等观点本身缺乏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也增加了实际操作中的难度。雷蒙·威廉斯总结阿诺德“文化”观念，提出阿诺德的文化是“一种正确的理解和正确的行为（right knowing and right doing）；是一个过程（process），而不是一个绝对（absolute）。……但是他太多强调理解的重要而太少强调行为的重要，因而文化有时显得极像持异议者灵魂的拯救……完美是一种‘渐变’（becoming），文化是一个过程”（ibid， 1991： 173）。他的文化观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后来学者的争论与批驳。然而，这也是他学理的真知灼见所在，因为他理论的常青就在于总是留有对话和思考的余地，阿诺德通过文化这个窗口，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人类事务的自然趋势，以及引向这种趋势持续不断的作用；它使我们不但看到人类好的一面，而且也看到他有多少必然的局限性和短暂性。而这都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认识文化的基本视野，为后来的阐释对话提供了一个舞台。 参考文献
Arnold， M. Thoughts on Education： Chosen from the Writings of Marthew Arnold[M]. London： John Murray， 1912.
Eagleton， Terry.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Houghton & Walter E.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1830-1870[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Jackman， Mary R. & Robert J.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3（38）.
Jenkins R. Social Identity[M]. London： Routledge， 1996： 3-4.
Williams， R.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Selected Essay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程巍.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韩敏中.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刘欣.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A].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周晓红.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关键词：文化；认同；中产阶级；教育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174-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44
1 . 英国中产阶级定义的历史发展
英国的等级制度由来已久。1688年的乔治王朝统治下的英国社会就有26种等级。直至18世纪的英国，森严壁垒的等级社会开始被商业化时代的新兴阶层所冲击，社会各层级之间不断分化整合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力量。按照《社会学词典》解释，“阶层”（Rank）是指从横的方面把社会划分为完全固定的和同等的许多层次，而“阶级”（Class）本身只是表示个人和其他无数人处于相同的或相似的利益状态的事实，甚至还包括他们对这些事实的认同（舒小昀，2003： 40）。“阶级”（Class）这一术语在工业革命兴起后才开始使用，带有社会意义的“阶级”一词的现代结构在18世纪末才开始确立。名词术语的出现是从“下层阶级”（Lower Classes）开始，到18世纪90年代的“高等阶级”（Higher Classes），而“中层阶级”（Middle Classes）出现最晚。
“阶级”的产生源于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均等。然而，如果由于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只是程度的差别，并非有与无的绝然对立，那么就很难区分出界限分明的阶层来。在这点上，比较注重客观分层的传统社会分层方法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社会的主观分层提供了另一种分析社会各阶层的思路。
本文所指的主观分层主要是从阶级意识的角度展开的。马克思的阶级意识概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阶级意识指的是一个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对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的觉悟；另一方面，阶级意识指的是一个阶级的成员所具有的相似的情感、幻想、思想方法等（刘欣，2004： 209）。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阶级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一个阶级的成员会通过传统和教育不自觉地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马克思，1972： 629）。而承袭和接受这些情感和观点的过程，也就是社会成员认同的形成过程。由此可见，人们的阶级认同是社会主观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认同通过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将情感、态度、认识等不断进行“内化”，从而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与凝聚力，最终促进了阶级的形成。
2 . 文化与阶级认同
文化是指某一特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综合，包括价值观、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习惯、风尚、生活态度及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物质表现形式（周晓红，1997： 132）。工业革命的大潮推动了英国中产阶级的大发展，改变了英国的社会和文化。英国中产阶级通过自我奋斗来寻求比较理想的社会地位，成为英国最富创造性、最有生命力、最能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作为不同于传统等级制社会中的新型力量，中产阶级日益朝着自我阶级和文化认同迈进。中产阶级的那种“向上流社会看齐”的自我奋斗精神深深影响着社会其他阶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贵族精神和绅士文化注入了活力。中产阶级精英认为理想社会应是个人才能充分发挥的社会，对此中产阶级对自己的使命十分自信，宣称“在阳光普照下的国度，没有哪一个阶层的人比英国社会的中等阶层更有价值、更值得尊重和赞扬”（钱乘旦、陈晓律，2006）。“认同”（identi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idem（即相同，the same）。认同一词具有两个方面含义：第一，同一性，即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第二，独特性，它表现在时间跨度上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Jenkins， 1996）。“认同”揭示了“相似”与“差别”的关系。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其他人的差别。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构成的连续统一。所谓自我认同，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Jackman， Mary & Robert， 1973）。而社会认同则是指有关某个群体的共同认知。它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及群体成员对他们之间的某些共同性和相似特征的共同感知。某一群体的相似性总是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相伴而存在的。只有通过界定这种差别，相似性才能被识别。英国中产阶级通过文化形式来建构阶级地位，来获得阶级认同。
3 . 阿诺德的中产阶级文化精神
文化理论批评家阿诺德身处在工业化大革命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迅速转型时期，他的文化理论和策略自然离不开这个大的时代背景：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于1831年发现：“人类进步得太快了，以致旧体制和旧学说遭到了废弃，可是人类又还没有来得及掌握新体制和新学说”（Houghton & Walter， 1957： 1）。
社会转型期新旧社会衔接难免会出现问题。不同的社会必然有不同的运行历史法则，从而产生特有的文化观念。处在社会里的诸多人物“如同力量场中的粒子，其轨迹由场的力量和自身的惯性决定。这个惯性一方面存在于出身和轨迹得来的配置中，配置则包含了一种存在方式中保存可能轨迹的趋向，惯性又存在于所继承的资本中，资本有助于确定场分派给他们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布迪厄，2001： 6）。 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雏形于《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文化的定义由于其精神属性的内在而决定了丰富的内涵，即文化总是与思想中最光明、最美好、最善的相结合，没有功利的追逐。文化总是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追求新知、完善人格、赢得大同是文化的主要功用。文化被推上了类似于宗教圣殿与政治论坛的地位：
文化即对完美的追求（韩敏中，2002： 8）。
文化在寻求完美的内涵时，要参考人类经验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全部见解，不仅倾听宗教的声音，还要听艺术、科学、诗歌、哲学和历史的声音，如此才能使结论更充实、更明确。宗教说：神的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同样，文化认为人的完美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是指区别于我们的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得到了发扬光大。人具有思索和感情的天赋，文化认为人的完美就是这些天赋秉性得以更加有效、更加和谐地发展，如此人性才获得特有的尊严、丰富和愉悦。“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地扩充自身、扩展能力、增长智慧、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帮手，这就是文化的真正价值”（韩敏中，2002：10）。文化所构想的完美不只是拥有，原地踏步，而是不断成长、不断转化，而这一点它也同宗教不谋而合。
阿诺德的中产阶级文化精神实质为一种开放有序的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统一体。
在希腊和希伯来观念的背后都是人生就有的追随天道和神的意旨、追求普遍秩序的欲望，总之，是对上帝的热爱。但不同的是，希伯来精神一旦抓住了某些有关普遍秩序的朴素的、基本的默示，便以无比的认真和十足的干劲去领悟并遵循其中的道理，而希腊精神的特点则是以灵活的方式密切关注普遍秩序的整体运行，生怕疏漏了任何局部，生怕为了某一局部而不顾另一局部，它不会在有关普遍秩序的某种默示上驻足不前，哪怕是根本性的默示。澄澈的头脑，自由的思维，这便是希腊式的追求。希腊精神的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发性，希伯来精神的主导则是严正的良知。（韩敏中，2002： 113）
因这两种精神都是人性所需要的，两种精神的互补性使得人类的理想臻于完美。
希腊精神追求纯朴而迷人的理想。其朴素和魅力，使希腊文化精神及其影响下的人生获得了一种飘逸、澄澈和光彩，使之充满了我们所说的美好与光明。困难被排除在视线之外，理想之美与合理性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思想（韩敏中，2002： 115）。
希伯来精神完全浸透在严厉的思虑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令人生畏的意识，即在锡安山不可能感到安逸无虑；始终感知到阻碍人们去追求或达到苏格拉底所说的完美境界的重重困难。（韩敏中，2002： 115-116）
希腊精神倡导自由思想和快乐，而希伯来精神所提倡的伟大基业，则是对罪恶的清醒意识，是觉悟到人皆有罪。（韩敏中，2002： 116）
4 . 阿诺德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涵义与功能
在伊格尔顿眼里，阿诺德的“文化”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药剂的文学糖衣”（Eagleton & Terry， 1983： 26-27）。“中产阶级自己无法炮制出一套丰富而精致的意识形态，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因此在阿诺德看来，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用‘希腊精神’来教化粗俗的中产阶级，而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只需要向后者灌输带有贵族传统风格的东西就行”（韩敏中，2002： 24）。程巍从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谈不上是资产阶级征用了没落贵族阶级的意识库存来统治工人阶级，而是没落贵族以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来夺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文化指导权”（程巍，2006： 191）。文化成为了阶级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阿诺德的文化认同，就是建立一个完美的普世英国中产阶级体系。
文化心目中的完美，不可能是独善其身。个人必须携带他人共同走向完美，必须坚持不懈，竭尽所能，使奔向完美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如若不这样做，他自身必将发育不良，疲软无力。（韩敏中，2002： 10）
完美是这种文化的基本特点，并且最终以完善人性为自己的最终目的。
完美最终应是构成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这是文化以完全不带偏见的态度研究人性和人类经验后所构想的完美；某一种能力过度发展，而其他能力则停滞不前的状况，不符合文化所构想的完美。在这一点上，文化超越了人们通常所认识的宗教。（韩敏中，2002： 11）
只有当这种完美的人性获得全民性的生命，整个民族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好与光明。
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命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是一个民族生命中的标志性时代，是文学艺术繁荣发达、天才的创造力流光溢彩的时代。只是必须有真正的思想，真正的美，真正的美好与光明。（韩敏中，2002： 31）
这种完美光明的文化只能在希腊主义与希伯来主义的统一体中存在。因为这两种文化正是基于“天道和神的意旨的行动，是有益而持久的”。它们都以人类的完美或救赎为目标，追求思维灵活性的同时不忘追随一定的秩序。国家的和谐发展依赖于希腊主义和希伯来主义的平衡。文化在一个需要权威的世界里承担起它应有的作用。因为“我们需要权威”，“文化则提出了国家的概念”（韩敏中，2002： 62）。阿诺德认为国家在维护稳定的公共秩序的至高无上性，文化为维护这种至上性保驾护航。阿诺德的文化观念从本质上来说是以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为基石的道德乌托邦，让少数精英文化分子统领大众，让少数人担当振兴文化的大任，而对这少数精英如何组织起来却没有拿出一个方案。他的少数知识阶级代表的并不是普遍的人类精神，而是他作为一个中产的经世治国之策。
阿诺德本人也不回避自己的中产阶级的身份。“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我所归属的中产阶级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我同中产阶级休戚相关，此外，它也是当今的伟大力量，始终受到所有的演讲和报纸的盛赞”（ibid.， 2002： 77）。而中产阶级的普遍心态就是力求维护和加强现存的社会秩序，要求稳定，这是中产阶级的一种普遍心态。“中产阶级视为在适中和过分的特点之间摇摆的整体，而且从人性构成来说，它大体上更倾向于无度而非适中”（ibid.， 2002：58）。他们只是要求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某些领域进行改革，强调建设与发展。他们不是一股极端势力，而是一种多元的、颇具建设性的群体。中产阶级希望维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化，而不是去激化社会矛盾，强调社会理性发展，防止社会走向极端。 雷蒙·威廉斯指出“阿诺德明确地提出了‘文化’是作为‘无政府’之外的另一条途径”（雷蒙，1991： 14）。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状态》这本书中创作的简单背景。1867年英国议会的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时隔两年《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出版了。社会公民选举权是否应当普及到工人阶级成为了当时大家议论的焦点。1866年海德公园事件，“阿诺德目睹此情此景，心中升起的却不是他的最佳自我。当然，他害怕全面崩溃会造成暴力与无政府。”（ibid.， 1991： 173）
阿诺德认为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我们需要权威”（韩敏中，2002： 62）。“国家最能代表国民健全理智的力量，因而也最具统治资格，在形式需要时，最能当之无愧地对我们全体行使权威。（ibid.， 2002： 51）”阿诺德的“权威中心”观念就具有新的色彩：
我们认为，社会的基础架构是上演人类走向完美之壮举的大舞台，因而是神圣的。不论是谁在治理这个社会，不论我们多想赶走他们，不让他们继续治理下去，但只要他们继续治理下去，但只要他们还在任期内，我们就要坚定地、一心不二地支持他们、制止他们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和混乱的局面。这是因为没有秩序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也就谈不上人类的完美。无政府状态不能容忍……（韩敏中，2002： 195）
“阿诺德把国家设想为‘光明与权威的中心’或者‘最佳自我’的器官。（雷蒙，1991： 167）”“文化因教育我们对国家抱着美好的希望、为国家企划美好的未来，而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死敌。我们信仰健全理智，对人类走向完美抱有信念，并为此目标而不辞劳苦。”（韩敏中，2002： 196）阿诺德认为：“文化，超越利害考虑，公正无私地追求完美，执着于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以期攫取精华，使之发扬光大。”（ibid.， 2002： 511）文化被视作一种共同的情感，它把整个社会团结在一起，把各种不同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文化本身就等同于多样性，各种文化情感来自于社会多样化的现实。“文化则提出了国家的概念”（ibid.， 2002： 62）。“文化成为机构的最终批评者，成为取代和改善的过程，然而在根本上又超乎机构之外”（雷蒙，1991： 176）。“文化也不再只是关系个人的活动，也不只是关系社会某一层面或部分的活动，而且必须在根本上是‘普遍的’活动”（ibid，1991： 161）。
5 . 阿诺德的文化教育观
为了推行他实为小众的“大众”文化，阿诺德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中产阶级的公共教育制度，原因是工人阶级如果真的可以上升，却苦于没有一个更加文明开化的中产阶级作为上升的目标”（Arnold， 1912： 234）。教育可以成为各阶层衔接的一个重要渠道。他还倡导义务教育，希望通过普遍的大众教育消除工人阶级内部的大众通俗文化的消极影响，形成和谐完美的社会氛围，从而抵制无政府状态。这也是那个时代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方针。改革的突出特征是把受教育权从特权等级和少数富人那里向全社会普及，在国民中确立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以英国为例，1870年政府通过了初等教育法案，开始建立强制初等教育制度。1891年索尔兹伯里内阁时，在全国实行强制免费义务初等教育，从而使绝大多数适龄儿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大大提高了国民素质。除了普及初等教育之外，在高等教育方面也有很大变化。大多数高校逐步克服了传统古典学科的守旧主张，大胆采用自然科学方面的突出成就。还有越来越多的教师在学术上积极采取唯物主义的和世俗的态度，使高等教育与生产力的发展更加密切联系在一起，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教育的发展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更为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阿诺德在《法国的伊顿》中明确自己就是要“把一个心胸狭窄、不够友善的中产阶级”转化为“一个有教养、思想自由、高尚尊贵、改头换面的中产阶级”。他的文化观就是为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披上一件合适的意识形态外衣，开辟一条将“大众文化置于文化的综合场域中考察的特殊方式”，一种独特的阿诺德式视角。对此，雷蒙·威廉斯肯定了马修·阿诺德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运动中的突出地位，并将其拔擢为人文价值的捍卫者，体现了阿诺德的人文主义精神：
阿诺德对文化的强调，虽然是用他自己的强调方式，是对他那个时代社会危机的直接反映。他视之为文化对立面的“无政府状态”，某种意义上颇为相似。几年来公共描述中层出不穷的示威抗议运动，他没有将自己表述为一个反对派，而是自视为优雅和人文价值的护卫人。这便是他的魅力所在，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Williams， 2005： 3）
“教育，一般共同词义上的教育，在贫穷尚未在一个民族的人民中酿成大乱之前，在文明使它初次爆发，而且巨大的商业活动伴随而来的紧要关头，人民需要它。”①教育成了国家管理功能的代名词。“教育将以‘世人的思想和文字的精华’为基础，通过扩大并沟通人类‘最佳自我’这种记载”（雷蒙，1991： 168-169）。对阿诺德来说，人生的首要任务在于尽力通过各种手段使自己完美，其次是设法在世界上创造出一群具有才能和完美个性的人。而教育在他看来时是推行这一理念的最佳途径。
然而，“完美”、“文化”以及“健全理智”等观点本身缺乏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也增加了实际操作中的难度。雷蒙·威廉斯总结阿诺德“文化”观念，提出阿诺德的文化是“一种正确的理解和正确的行为（right knowing and right doing）；是一个过程（process），而不是一个绝对（absolute）。……但是他太多强调理解的重要而太少强调行为的重要，因而文化有时显得极像持异议者灵魂的拯救……完美是一种‘渐变’（becoming），文化是一个过程”（ibid， 1991： 173）。他的文化观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后来学者的争论与批驳。然而，这也是他学理的真知灼见所在，因为他理论的常青就在于总是留有对话和思考的余地，阿诺德通过文化这个窗口，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人类事务的自然趋势，以及引向这种趋势持续不断的作用；它使我们不但看到人类好的一面，而且也看到他有多少必然的局限性和短暂性。而这都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认识文化的基本视野，为后来的阐释对话提供了一个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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