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90年，日本设立在上海的间谍培训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因经费出现危机及对课程设置不满，部分学生认为自己被骗来上海，冲突迅速演变成械斗，成为世界谍报只上罕见的间谍学潮。
经多方努力平息了学潮后，校方便开始在间谍技能之外，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一首贯彻该校“兴亚”思想的校歌便应运而生：
日本少年向中国远航
一百五十人弦诵一堂
若问吾辈何所思
将见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
高歌着“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的“日本少年”间谍们，在随后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出生入死。在被中国破获的多个间谍案中，除了那位在普陀山假扮和尚的高见武夫是46岁的“高龄”之外，被处决的间谍们多在青春韶华：
藤崎秀，22岁；钟崎三郎，25岁；藤岛武彦，25岁；福原林平，26岁；石川伍一，28岁；楠内有次郎，29岁；山崎羔三郎，30岁……
在上海间谍门事件中，中国政府处决了从美国领事馆引渡的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引发中美之间巨大外交风波，甚至差点导致美国国会弹劾“对华软弱”的总统。涉案日本间谍的年轻，也成为美国舆论大肆攻击中国野蛮残忍的理由之一。美国的报章在提到两人时，几乎绝口不用“间谍”一词，而多代之以“日本青年”、“日本学生”等字眼。
侥幸逃脱的其他日本间谍，如向野坚一也仅26岁、宗方小太郎30岁，而在华间谍网的领导者荒尾精年仅35岁，只有幕后的资助者岸田吟香61岁，属于“老人”。
这样一支年轻的间谍团队，在为日本军队提供重要的谍报保障的同时，也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咄咄逼人的崛起。这些青年间谍在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坚忍、顽强、忠贞乃至视死如归的精神，即令他们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也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并自省。正如藤岛武彦留在中国官方文件中的结语：“我说间谍也是敌国忠臣，这有何妨。”
而吊诡的是，这些为日本侵华做马前驱的青年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兴亚主义者，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侵略，而将自己的行为看作是振兴亚洲、解放中国的崇高事业。正如其中的宗方小太郎所总结的，黄种人要对抗白种人的欺凌，惟有改革与自强，而前提必须是革除中国的弊政；先征服中国，是日本团结和领导中国一起崛起的必要条件。所以，侥幸躲过了战争时期清廷搜捕的日本间谍，日后都大力鼓吹中日友好，都在中国建立了相当广泛的人脉，甚至被中国的革命者看作是“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同志加兄弟”。
宗方小太郎曾经为日本军队起草文告，充满道德优越感地号召汉人起来推翻所谓“满清的异族统治”；向野坚一曾经为“报恩”而对中国一农家终生照料；藤岛武彦以弱冠之年仅凭三寸不烂之舌收服抢劫自己的中国水匪；“三崎”临死前坚决要求面向东方受刑，乃至激怒了刽子手而导致脸上亦有刀伤……这些颇有古风的故事，令百年下浸弥在仇日情绪中的国人震撼和不解。
其实，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正代表了这个国家的青春躁动，带着相当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梁启超在其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那些朗朗上口的激昂语汇，“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不仅是对心目中“少年中国”的期盼，更是对当时青春日本的描摹和钦羡。正是这种洋溢着的青春气息，令日本成为甲午战争后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弥漫大江南北的是亲日情绪、而非仇日情绪。
甲午战争时的间谍在日本享有崇高的声望，被看作是“仁人志士”。这点令西方人大惑不解。英国谍报史专家麦考米克（Donald McCormick）在其以迪肯（Richard Deacon）笔名所作名著《日本间谍秘史》（英文原文为：Kempai Tai: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Secret Service）中说，“在日本，一向把间谍活动视为一种光明正大和爱国的行动。在日本的许多参考书中，对他们的许多大人物曾参与过间谍活动这一事实，并不隐瞒。”这与西方国家普遍对自己的间谍活动的隐瞒和自惭大相径庭。
原英国驻东京武官马尔考姆•肯尼迪上尉认为，日本的谍报工作主要受《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的影响。这其实是中肯之语。《孙子兵法•用间篇》认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并将间谍提高到关键的战略地位：“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从我们所介绍的日本间谍来看，以及从甲午战争时日本各种文件来看，日本赋予了自己的行为以极强的正义感，而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史观也多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日本”对“野蛮中国”的征伐，对日本多持理解甚至赞赏的态度。“正义”二字在很多时候相当的含糊和难以界定，反而很容易令人沉迷于此，以“正义”作为疗治心理创伤的麻醉剂，从而可以忽略自己在任何技术层面上的落后、愚钝和懒惰。
“正义”在手的中国，除了一个邓世昌邓大人外，百年来几乎很少纪念甲午战争中的死难烈士，可见“正义”二字的持久力量。倒是“非正义”的日本，将百多年来的为国牺牲者，悉数列入祭祀，春秋不绝，即使顶着邻国的愤怒声讨。
“正义”的晚清中国也从来没有培养出自己的间谍，甚至在战前都没有对日本间谍采取有效的防范。宗方小太郎就是拿着总理衙门签发的通行证，堂而皇之地对军事要地进行了公开的侦察。而在战前，一些日本间谍被捕后，都被中国地方政府迅速地开释，甚至礼送出境；在战后，尚未被处决的日本间谍或汉奸，均被无罪释放。
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谍报工作，可以说是多层次、立体地开展的，官方与民间结合得十分紧密。日本曾利用中日谈判的机会，计破中国外交密电码，从其中对军方与外交部门的协调，就可看出日本将对华谍报工作纳入国家整体战的战略高度。
这一长期被中国研究者所忽视的细节，是后来官至外务省政务局长的中田敬义于1938年披露的。1886年，北洋海军访问长崎并与当地日本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中国的电报密码便曾被一名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窃取。1894年开战前，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第一次绝交书”，这是一封长信，日本人故意主动将此翻译成汉文，译者就是中田敬义。次日，汪凤藻向国内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文，日本方面截获此一密码电报，并将其与原信相对比，终于破获了中国的密码。因此，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密码通讯、至少是外交系统的密码通讯，一览无余，这在整个战争期间乃至后来的马关谈判期间，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中国方面毫无知觉。
主持破译该密码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也是日本外交史风云人物，后作为日本全权代表出席1907年6月的第二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此后又担任过驻美大使。这是日本重用间谍的又一事例。其子佐藤尚武(Naotake Sato)曾担任日本外务大臣及二战中末任驻苏大使，苏军挥师攻入中国东北，他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日本人，估计当时心情该是五内俱焚的。
在如今的日本，还收藏着甲午战争间谍们的大量文物，供后人瞻仰。我曾经欣赏过其中的一些书法作品，内有一幅唐诗集句，由在华谍报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经商报国的岸田吟香（见本刊上期）于甲午晚秋所书，给我带来相当的震撼。其联曰：
“英雄一去豪华尽，书卷长留天地间。”
我总是在想：我们的英雄何处得觅？我们的书卷又哪里能留呢？
经多方努力平息了学潮后，校方便开始在间谍技能之外，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一首贯彻该校“兴亚”思想的校歌便应运而生：
日本少年向中国远航
一百五十人弦诵一堂
若问吾辈何所思
将见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
高歌着“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的“日本少年”间谍们，在随后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出生入死。在被中国破获的多个间谍案中，除了那位在普陀山假扮和尚的高见武夫是46岁的“高龄”之外，被处决的间谍们多在青春韶华：
藤崎秀，22岁；钟崎三郎，25岁；藤岛武彦，25岁；福原林平，26岁；石川伍一，28岁；楠内有次郎，29岁；山崎羔三郎，30岁……
在上海间谍门事件中，中国政府处决了从美国领事馆引渡的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引发中美之间巨大外交风波，甚至差点导致美国国会弹劾“对华软弱”的总统。涉案日本间谍的年轻，也成为美国舆论大肆攻击中国野蛮残忍的理由之一。美国的报章在提到两人时，几乎绝口不用“间谍”一词，而多代之以“日本青年”、“日本学生”等字眼。
侥幸逃脱的其他日本间谍，如向野坚一也仅26岁、宗方小太郎30岁，而在华间谍网的领导者荒尾精年仅35岁，只有幕后的资助者岸田吟香61岁，属于“老人”。
这样一支年轻的间谍团队，在为日本军队提供重要的谍报保障的同时，也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咄咄逼人的崛起。这些青年间谍在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坚忍、顽强、忠贞乃至视死如归的精神，即令他们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也足以令我们肃然起敬并自省。正如藤岛武彦留在中国官方文件中的结语：“我说间谍也是敌国忠臣，这有何妨。”
而吊诡的是，这些为日本侵华做马前驱的青年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兴亚主义者，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侵略，而将自己的行为看作是振兴亚洲、解放中国的崇高事业。正如其中的宗方小太郎所总结的，黄种人要对抗白种人的欺凌，惟有改革与自强，而前提必须是革除中国的弊政；先征服中国，是日本团结和领导中国一起崛起的必要条件。所以，侥幸躲过了战争时期清廷搜捕的日本间谍，日后都大力鼓吹中日友好，都在中国建立了相当广泛的人脉，甚至被中国的革命者看作是“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同志加兄弟”。
宗方小太郎曾经为日本军队起草文告，充满道德优越感地号召汉人起来推翻所谓“满清的异族统治”；向野坚一曾经为“报恩”而对中国一农家终生照料；藤岛武彦以弱冠之年仅凭三寸不烂之舌收服抢劫自己的中国水匪；“三崎”临死前坚决要求面向东方受刑，乃至激怒了刽子手而导致脸上亦有刀伤……这些颇有古风的故事，令百年下浸弥在仇日情绪中的国人震撼和不解。
其实，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正代表了这个国家的青春躁动，带着相当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梁启超在其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中，那些朗朗上口的激昂语汇，“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不仅是对心目中“少年中国”的期盼，更是对当时青春日本的描摹和钦羡。正是这种洋溢着的青春气息，令日本成为甲午战争后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弥漫大江南北的是亲日情绪、而非仇日情绪。
甲午战争时的间谍在日本享有崇高的声望，被看作是“仁人志士”。这点令西方人大惑不解。英国谍报史专家麦考米克（Donald McCormick）在其以迪肯（Richard Deacon）笔名所作名著《日本间谍秘史》（英文原文为：Kempai Tai: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Secret Service）中说，“在日本，一向把间谍活动视为一种光明正大和爱国的行动。在日本的许多参考书中，对他们的许多大人物曾参与过间谍活动这一事实，并不隐瞒。”这与西方国家普遍对自己的间谍活动的隐瞒和自惭大相径庭。
原英国驻东京武官马尔考姆•肯尼迪上尉认为，日本的谍报工作主要受《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的影响。这其实是中肯之语。《孙子兵法•用间篇》认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并将间谍提高到关键的战略地位：“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从我们所介绍的日本间谍来看，以及从甲午战争时日本各种文件来看，日本赋予了自己的行为以极强的正义感，而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史观也多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日本”对“野蛮中国”的征伐，对日本多持理解甚至赞赏的态度。“正义”二字在很多时候相当的含糊和难以界定，反而很容易令人沉迷于此，以“正义”作为疗治心理创伤的麻醉剂，从而可以忽略自己在任何技术层面上的落后、愚钝和懒惰。
“正义”在手的中国，除了一个邓世昌邓大人外，百年来几乎很少纪念甲午战争中的死难烈士，可见“正义”二字的持久力量。倒是“非正义”的日本，将百多年来的为国牺牲者，悉数列入祭祀，春秋不绝，即使顶着邻国的愤怒声讨。
“正义”的晚清中国也从来没有培养出自己的间谍，甚至在战前都没有对日本间谍采取有效的防范。宗方小太郎就是拿着总理衙门签发的通行证，堂而皇之地对军事要地进行了公开的侦察。而在战前，一些日本间谍被捕后，都被中国地方政府迅速地开释，甚至礼送出境；在战后，尚未被处决的日本间谍或汉奸，均被无罪释放。
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谍报工作，可以说是多层次、立体地开展的，官方与民间结合得十分紧密。日本曾利用中日谈判的机会，计破中国外交密电码，从其中对军方与外交部门的协调，就可看出日本将对华谍报工作纳入国家整体战的战略高度。
这一长期被中国研究者所忽视的细节，是后来官至外务省政务局长的中田敬义于1938年披露的。1886年，北洋海军访问长崎并与当地日本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中国的电报密码便曾被一名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窃取。1894年开战前，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第一次绝交书”，这是一封长信，日本人故意主动将此翻译成汉文，译者就是中田敬义。次日，汪凤藻向国内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文，日本方面截获此一密码电报，并将其与原信相对比，终于破获了中国的密码。因此，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密码通讯、至少是外交系统的密码通讯，一览无余，这在整个战争期间乃至后来的马关谈判期间，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中国方面毫无知觉。
主持破译该密码的电信课长佐藤爱麿，也是日本外交史风云人物，后作为日本全权代表出席1907年6月的第二次海牙万国和平会议，此后又担任过驻美大使。这是日本重用间谍的又一事例。其子佐藤尚武(Naotake Sato)曾担任日本外务大臣及二战中末任驻苏大使，苏军挥师攻入中国东北，他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日本人，估计当时心情该是五内俱焚的。
在如今的日本，还收藏着甲午战争间谍们的大量文物，供后人瞻仰。我曾经欣赏过其中的一些书法作品，内有一幅唐诗集句，由在华谍报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经商报国的岸田吟香（见本刊上期）于甲午晚秋所书，给我带来相当的震撼。其联曰：
“英雄一去豪华尽，书卷长留天地间。”
我总是在想：我们的英雄何处得觅？我们的书卷又哪里能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