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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本文分析了古代传统边疆观，阐述了古代传统治边观，然后剖析了古代传统治边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中国古代；传统治边观；思想论
中国古代传统边疆政策对此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传统治边思想则是各历史时期边疆政策制度的思想理论基础，一方面表明了当时的政治意向和行动，另一方面为后世展示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多方选择的可能性。如果将之视为一体系，则大体酝酿于先秦，成形于秦汉，进一步发展与充实于以后诸朝代。这一过程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历程大致相当。
一、古代传统边疆观
（一）服事观
最早提出服事观的是《尚书·益稷篇》里的“弼成五服之说”，《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中则为九服说。虽然在层次、范围和名称上不同。但都是以一个单以的政治统治中心为内核，再由近及远地推向四方外周，产生若干政治层次。随着距离中心的由近及远，这些政治实体对中心的任务逐步减弱。
自汉代开始，《尚书》、《周礼》先后列为儒家经典，观点得到广泛传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影响深远。后世政治家在讨论边疆问题时，也常以之为自己主张的理论基础。服事观不禁是对先秦社会情况的概括和愿望，也是大一统前提下中央集权主张的重要思想先导。
（二）华夷观
上古时期，中国曾经存在众多的部落。古人把非华夏的蛮、夷、戎、狄统称为“四夷”。虽然实际上他们也大量杂居于诸夏之间。随着民族区域界限的日渐清晰，中央王朝对于划分华夷的认识也更加明确。如果某时某边没有所谓夷狄问题，也就相应地不存在边疆问题。直至近代，边疆问题的重点由以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为主，演变为中华民族与境外民族的关系。
不能否认，不少汉族统治者在不同程度上存有种族偏见，但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的标准分辨华夷却是传统华夷观的主流。华夷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比如汉与匈奴的和亲。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传统边疆观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人从宏观角度阐述的队边疆认识。其特征是与古代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发展水平相符合的。
二、古代传统治边观
（一）夷夏之防观
胡耐安《边政通论》曾总结十条中国古代统治者最常用的治边政策，统治者首先考虑的稳住自己的基本阵线，然后再去考虑发展与四夷的各种关系。其心理基础分析如下：
首先，要防止以夷变夏，这是防的目的。孔孟都是此说的积极鼓吹者。但这种防的不是自然血统，而是能否保持“衣冠礼乐”的文化或生活方式。明人撰写《元史》就认为忽必烈是“用能以夏变夷”。所以并不是简单地维护汉人建立的国家政权。
其次，是“尊王攘夷”，这是防的主要途径。该思想的实质就是当中原诸夏与周边四夷之间的矛盾激化时，前者团结在一个政治中心周围，共同应付边疆危机，以达到防止以夷变夏的发生。即内部团结，一致对外。所以到清末，义和团可以有“扶清灭洋”的口号，孙中山能有五族共和的主张。
（二）以华变夷观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中，四海一家，天人相应的思想和大一统的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思想对于传统治边思想也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是有作为的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们的共同向往。由此产生的治边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多事四夷的思想，即主张以武力征服为主要先行手段，继而在边疆地区建立较为稳定的统治。汉代的刘歆等认为只有通过此等活动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以其他方式（和亲、互市）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汉武帝成功地实现了该设想。其二，守在四夷的思想。该思想是以承认边疆少数民族有不同于中原民族的生活权利为前提，以德政和武力后盾为主要实施手段。纵观中国古史，历代册封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建立藩卫地方政权的事例非常多。其三，以夷制夷的思想。乱夷安华是低层次的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较高，而实现高层次的以夷制夷则是以华变夷。
总之，以华变夷的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边政的战略性指导思想，开拓边疆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直接产物；守边安边都只能在以华变夷的进程中得以最终实现。
（三）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观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在不同的时空，其居民的情况多有差别。在此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富有很弹性的治边传统思想。其思想大致如下：第一，讲羁縻就是要反对放弃中国与其周边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第二，要适度而治，即在同一时期，中央对不同的羁縻地区统治强度不一。比如西汉对待匈奴与康居国的不同态度，后者有着遣子入伺的行动。第三，羁縻而治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更高层次的治。历史事实充分证实这一点，匈奴人在逐渐习惯了汉人的生活方式后，政治上也日趋内附于汉。
三、古代传统治边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制约因素
同一切思想意识一样，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有其客观条件的。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段，有一个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的环境，容易构成多民族统一的中国的自然地基本国界圈。
从生活方式看，中国古代文明最早在中原农业区发展起来，与四夷的文明程度和生活方式有着明显差异。造成了在一个大的相对封闭环境中各民族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对流式的运动，所以中国古代形成了传统的以大一统思想为前提的以华变夷的治边观，中原民族和周边民族相互影响、改造着对方。
从政治环境看，在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长期盛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统一国家政治的稳定因素。
自明中叶以后，中国开始遇到外患引起的边疆问题，但是人们还是试图以一些传统的方法来解决新问题，结果是问题日益严重。究其根源，由于历史上华与夷对比长期处于发达、优势的地位，从而导致辩证的华夷观僵化，不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丧失了继续保持先进的发展机会。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是一个以大一统思想和华夷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它反映了对不同地区施以不同强度统治的中国古代边疆观具有多层次的、动态的、有继承性的特点。在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最终在近代历史大变局中完成了历史使命。作为中华古代遗产的组成部分，它包含着精华。但只有建立当代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才有可能真正发扬其内蕴的精华。
参考文献：
[1]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边疆通讯，1947（4）.
[2]张其昀.党史概要[M].高屹.蒋介石与西北四马.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79.
（作者单位：武警政治学院（上海松江区））
关键词：中国古代；传统治边观；思想论
中国古代传统边疆政策对此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传统治边思想则是各历史时期边疆政策制度的思想理论基础，一方面表明了当时的政治意向和行动，另一方面为后世展示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多方选择的可能性。如果将之视为一体系，则大体酝酿于先秦，成形于秦汉，进一步发展与充实于以后诸朝代。这一过程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历程大致相当。
一、古代传统边疆观
（一）服事观
最早提出服事观的是《尚书·益稷篇》里的“弼成五服之说”，《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中则为九服说。虽然在层次、范围和名称上不同。但都是以一个单以的政治统治中心为内核，再由近及远地推向四方外周，产生若干政治层次。随着距离中心的由近及远，这些政治实体对中心的任务逐步减弱。
自汉代开始，《尚书》、《周礼》先后列为儒家经典，观点得到广泛传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影响深远。后世政治家在讨论边疆问题时，也常以之为自己主张的理论基础。服事观不禁是对先秦社会情况的概括和愿望，也是大一统前提下中央集权主张的重要思想先导。
（二）华夷观
上古时期，中国曾经存在众多的部落。古人把非华夏的蛮、夷、戎、狄统称为“四夷”。虽然实际上他们也大量杂居于诸夏之间。随着民族区域界限的日渐清晰，中央王朝对于划分华夷的认识也更加明确。如果某时某边没有所谓夷狄问题，也就相应地不存在边疆问题。直至近代，边疆问题的重点由以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为主，演变为中华民族与境外民族的关系。
不能否认，不少汉族统治者在不同程度上存有种族偏见，但以文化或生活方式的标准分辨华夷却是传统华夷观的主流。华夷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比如汉与匈奴的和亲。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传统边疆观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人从宏观角度阐述的队边疆认识。其特征是与古代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发展水平相符合的。
二、古代传统治边观
（一）夷夏之防观
胡耐安《边政通论》曾总结十条中国古代统治者最常用的治边政策，统治者首先考虑的稳住自己的基本阵线，然后再去考虑发展与四夷的各种关系。其心理基础分析如下：
首先，要防止以夷变夏，这是防的目的。孔孟都是此说的积极鼓吹者。但这种防的不是自然血统，而是能否保持“衣冠礼乐”的文化或生活方式。明人撰写《元史》就认为忽必烈是“用能以夏变夷”。所以并不是简单地维护汉人建立的国家政权。
其次，是“尊王攘夷”，这是防的主要途径。该思想的实质就是当中原诸夏与周边四夷之间的矛盾激化时，前者团结在一个政治中心周围，共同应付边疆危机，以达到防止以夷变夏的发生。即内部团结，一致对外。所以到清末，义和团可以有“扶清灭洋”的口号，孙中山能有五族共和的主张。
（二）以华变夷观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中，四海一家，天人相应的思想和大一统的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些思想对于传统治边思想也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是有作为的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们的共同向往。由此产生的治边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多事四夷的思想，即主张以武力征服为主要先行手段，继而在边疆地区建立较为稳定的统治。汉代的刘歆等认为只有通过此等活动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以其他方式（和亲、互市）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汉武帝成功地实现了该设想。其二，守在四夷的思想。该思想是以承认边疆少数民族有不同于中原民族的生活权利为前提，以德政和武力后盾为主要实施手段。纵观中国古史，历代册封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建立藩卫地方政权的事例非常多。其三，以夷制夷的思想。乱夷安华是低层次的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较高，而实现高层次的以夷制夷则是以华变夷。
总之，以华变夷的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边政的战略性指导思想，开拓边疆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直接产物；守边安边都只能在以华变夷的进程中得以最终实现。
（三）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观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在不同的时空，其居民的情况多有差别。在此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富有很弹性的治边传统思想。其思想大致如下：第一，讲羁縻就是要反对放弃中国与其周边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第二，要适度而治，即在同一时期，中央对不同的羁縻地区统治强度不一。比如西汉对待匈奴与康居国的不同态度，后者有着遣子入伺的行动。第三，羁縻而治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更高层次的治。历史事实充分证实这一点，匈奴人在逐渐习惯了汉人的生活方式后，政治上也日趋内附于汉。
三、古代传统治边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制约因素
同一切思想意识一样，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有其客观条件的。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段，有一个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的环境，容易构成多民族统一的中国的自然地基本国界圈。
从生活方式看，中国古代文明最早在中原农业区发展起来，与四夷的文明程度和生活方式有着明显差异。造成了在一个大的相对封闭环境中各民族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对流式的运动，所以中国古代形成了传统的以大一统思想为前提的以华变夷的治边观，中原民族和周边民族相互影响、改造着对方。
从政治环境看，在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长期盛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统一国家政治的稳定因素。
自明中叶以后，中国开始遇到外患引起的边疆问题，但是人们还是试图以一些传统的方法来解决新问题，结果是问题日益严重。究其根源，由于历史上华与夷对比长期处于发达、优势的地位，从而导致辩证的华夷观僵化，不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丧失了继续保持先进的发展机会。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是一个以大一统思想和华夷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它反映了对不同地区施以不同强度统治的中国古代边疆观具有多层次的、动态的、有继承性的特点。在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最终在近代历史大变局中完成了历史使命。作为中华古代遗产的组成部分，它包含着精华。但只有建立当代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才有可能真正发扬其内蕴的精华。
参考文献：
[1]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边疆通讯，1947（4）.
[2]张其昀.党史概要[M].高屹.蒋介石与西北四马.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79.
（作者单位：武警政治学院（上海松江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