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渔汛:我国近海渔业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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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韩国等扣押处罚中国渔船的事件时有发生,而这一现象背后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中国的近海已经无鱼可捕。
  掠夺式的捕捞,疯狂的近海污染和开发,让多种鱼虾绝迹。漫长的海岸线曾经以其丰厚的渔业资源让渔民受益,然而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日渐枯竭,渔民们发现,如今他们赖以为生的大海变了,每次打鱼都能满仓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虽然渔网的网眼变得更小,渔船跑得更远,但打上来的鱼却越来越少,导致出海就赔钱。
  中国近海渔业究竟怎么了?
  消失的近海渔场
  浙江沈家门外面的海面,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
  这一带大陆架宽阔,西面有长江、钱塘江、甬江三大入海口,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更因东海沿岸流、台湾暖流和黄海冷水团于此交汇,水流搅动,养分上浮,吸引了众多鱼群栖息、洄游。历史上,舟山渔场就是浙江、江苏、福建和上海3省1市渔民的传统作业区域,以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乌贼)为主要品种。
  曾几何时,舟山渔场是与俄罗斯千岛渔场、加拿大纽芬兰渔场和秘鲁渔场齐名的世界级大渔场。而今呢?中国近海没有渔汛了,当然也就没有了渔场。舟山海域原来有四大渔汛,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一个个相继消失了。至少从渔业资源的角度看,中国的近海渔业资源已经在20世纪开发完毕,如今可谓是油尽灯枯。
  小黄鱼的渔汛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消失的,近年来因为休渔,种群恢复,产量大大提高。但不要忘了,东海区小黄鱼1966年的平均体长24.4厘米,平均体重318克;而2011年平均体长12.4厘米,平均体重36克。大海里游动着的全是低龄幼小黄鱼!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永远没有机会长大成年。从前捕获的小黄鱼平均为5龄以上,现在差不多都是1龄鱼,经济价值大打折扣。
  带鱼又叫刀鱼、牙带鱼,我国沿海各省均产。浙江嵊山渔场的带鱼最为有名,每年冬汛时都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渔民,万船云集。带鱼的产卵场近海和外海都有,补充能力强,但80年代后期渔汛也逐渐消失。从1960年到2000年,东海区带鱼的平均肛长从23.2厘米下降到17.9厘米,平均年龄从1.94龄下降到1.45龄。带鱼至今仍是我国主要经济鱼类,但是也出现了个体小型化问题,幼齿当道。
  曼氏无针乌贼,俗称墨鱼,是一种暖水洄游性软体动物,平时栖息在外海,每年春夏之际,洄游至舟山群岛中街山一带海域产卵。它的汛期与大黄鱼相同,舟山地区因此有“大水捕黄鱼,小水拖墨鱼”的说法。乌贼属于一年生动物,生长迅速,资源补充恢复快,即使这样也没能挺住。经过对产卵前的“进港乌贼”的多年围捕,这种最高年产达6万吨的优质海产品迅速减少,80年代中后期便难觅踪影。
  大黄鱼、小黄鱼、墨鱼和带鱼,一向为我国主要经济鱼类,号称“四大渔业”和“四大渔产”,如今都已溃不成军。据《东黄海渔业资源利用》一书统计,在东海区的所有渔获物中,20世纪50年代,四大渔产占63.7%;70年代下降到47.4%;90年代下降到18.8%,仅剩下年幼的带鱼和小黄鱼了。
  南海是中国四大海区中的最大海区,属于热带,盛产优质鱼红笛鲷,俗称红鱼。体长近一米,肉质丰厚,深受人们喜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部湾,红笛鲷占拖网渔获物的20~30%,高居第一位,如今基本绝迹,偶有捕获,体长也只有30厘米左右。南海其他一些传统优质鱼类如鲥鱼、四指马友、大黄鱼、石鲈、尖吻鲈和真鲷等,也逐渐退出渔获物。
  位于辽东半岛西北部的盖州有42公里的海岸线,年产渔虾蟹贝等以10万吨计,海蜇产量全国居首,约占全国总量的60%。沿海从事捕捞的渔民也靠海吃海富了起来。但近十年来,渔民们渐渐发现,海蜇越来越小,各种鱼越来越少,过去活跃的青皮鱼、鲅鱼、油扣鱼现在几乎难觅踪影,而最受市场欢迎的对虾已基本绝迹。
  2011年,天津市渤海水产研究所发布的《渤海湾渔业资源与环境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估》报告显示,经过多年的连续跟踪,渤海湾渔业资源由过去的95种减少到目前的75种,野生牙鲆、河豚等鱼类彻底消失。其中,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已从过去的70种减少到目前的10种左右。
  据渤海水产研究所介绍,历史上渤海湾水生生物约有150多种,有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多达70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于受到过度捕捞、海洋污染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渤海湾渔业生态环境极度恶化。
  没有海洋,中国经济乃至社会都将大受影响。在中国史籍中,提到海洋,大多总会叙其“鱼盐之利,舟楫之便”。
  现代海洋经济是从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196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出“向海洋进军”。次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向国会提出“美国必须开发海洋”,要“开辟一个支持海洋学的新纪元”。1967年法国政府成立海洋部,统管全国的海洋事务。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人曾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开发的世纪。”这个预言已日渐显现,尤其是在人类社会面临地球表面“资源日趋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和人口不断增加”三大威胁的今天,各沿海国都把发展海洋经济列入战略重点。
  对中国而言,没有海洋经济就意味着没有未来,关系到能不能利用世界资源,能不能形成世界大国的核心问题。
  而根据国家海洋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3843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7%。但这38439亿元的海洋生产总值中,只有40%是统计自海洋产业增加值,60%为相关产业通过模型推算出来的,实际上海洋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贡献仅为5%左右。
  极端的渔业捕捞
  大黄鱼和小黄鱼,古称石首鱼。它们头骨里有两粒白色小石子,可起平衡和听觉作用。屠本 《海味索隐》谓:“黄鱼,谓之石首,脑中藏二白石子,故名。”这两种鱼的相貌和颜色都差不多,头大,体侧扁,鳞片和腹面金黄。顾名思义,大黄鱼大,体长通常在40厘米以上;小黄鱼小。
  大黄鱼喜欢温暖水体,主要分布在黄海南部、东海和南海,寒冷的渤海里很少见到。小黄鱼比较耐寒,分布的区域偏北,主要在黄海、渤海和东海,是中日韩三国共同利用的主要鱼类,台湾海峡以南少见。这两种鱼都在外海越冬,春季向近岸、河口作生殖洄游,求偶期间发出咯咯的声音,绵延数里,声若响雷,形成壮观的渔汛。产卵后分散在近海活动。秋末冬初,大小黄鱼又集群向外海越冬洄游,形成冬汛。   “楝子开花石首来。”宋人范成大的诗句写道。每年春末夏初,楝树花开,黄鱼上市,千年不易。谁也想不到,有一天楝树空自开花,黄鱼不来了。
  上世纪50年代,福建有一种叫敲罟的作业方式传到温州,给大黄鱼造成巨大的灾难。敲罟作业就是几十条船一起敲竹板,让石首鱼头骨中的两枚耳石产生共振,大鱼小鱼一起昏死,一网打尽,造成灭绝性捕捞。80年代后期,野生大黄鱼就基本绝迹了。
  敲罟作业是广东潮汕地区发明的一种利用声学原理的传统渔法,据记载,最迟在明嘉靖年间便已经产生。一般是中间两艘大渔船张好网,再用二三十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半圆圈,每艘小船3人,一人摇橹,两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通过水下声波将黄鱼震昏,船队再把昏死的鱼群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通常,人们将两艘大船、数十条小船和上百人的一个组合称为一艚。
  1954年3月,两名来自汕头的技术员被聘请到福建东山、诏安县传授敲罟技术,次年,福建省水产局将敲罟渔法作为“一种近海的先进作业”在全省推广。1956年6月,福建惠安县的两艘渔船来到浙江平阳县石坪乡(今苍南县)开展敲罟作业,获得高产,当地渔民纷纷效仿。1957年,浙江仅温州地区敲罟作业就高达162艚,大黄鱼年产量由常年的5000吨猛增至10万吨,是过去的20倍。鱼多价贱,当年大黄鱼售价最低跌至每斤五六分钱,更多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
  最致命的一击则发生在1974年初春,浙江省组织了近2000对机帆船前往大黄鱼的主要越冬场外海中央渔场围捕。这一年渔群面积大,密度厚,舟山渔场的大黄鱼产量又由10万吨增至16.81万吨,创造了我国渔业史上大黄鱼产量的最高纪录。自此以后,东海岱衢族大黄鱼资源一蹶不振,几近销声匿迹。
  在短短二三十年里,中国最主要的一种传统鱼类大黄鱼就被捕杀殆尽,令人惊愕。水产界还没反应过来,其他经济鱼类也相继陷入困境。
  敲罟作业来不及北传即被禁用,北方海域的小黄鱼侥幸逃过灭顶之灾。然而,除了这种针对石首鱼的终极渔法,其他花样百出的渔具渔法同样不好对付。
  上世纪50年代,小型木帆船,摇橹撒网,手工作业;60年代渔船机动化,拖网捕鱼;70年代,升级为钢质大型渔船,又发明了渔探仪,捕捞能力超过了资源再生能力;80年代,渔轮又增添了更先进的助渔助航设备,与此同时,渔汛纷纷消失;到90年代,中国,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渔业大国,近海渔业资源已面临枯竭!
  拖网、围网、张网、流刺网、笼壶、延绳钓——外行人很难明白今天的渔具渔法有多复杂。
  拖网是今天最主要的作业手段。特别是底拖网,其以底层鱼类为目标,我国近海海底每年都要被底拖网打扫许多遍,现已变成空荡荡的荒漠。
  灯光围网利用鱼类的趋光特性,捕捞中上层鱼类。
  张网属于定置渔具,成本低,以捕获小型鱼虾为主,对幼鱼威胁很大。
  流刺网原是一种选择性较强的渔具,但现在的流刺网长达三四十公里,顺水漂浮,被人形容为海上“死亡之墙”,大型流刺网是国际公约禁止在公海使用的渔具。
  所有这些渔具、渔法还有许多变体,以不断适应各种环境和各种鱼类的捕捞。
  目前,我国沿海许多渔船实际已超过1000马力,但证书标牌却不到600马力,因为600马力以下由省渔业局批准,超过600马力,审批要到农业部去。目前,沿海1/3的渔船实际马力与标牌不符。因此,捕捞强度不但没降反而在升,如今我国捕捞量已经超过资源再生能力的一倍以上了,从而加剧了渔业资源的枯竭。
  据统计,东海区所有渔获物中,20世纪50年代,四大渔产占63.7%;70年代下降到47.4%;90年代下降到18.8%;现在仅剩连性成熟都达不到的带鱼和小黄鱼了。
  中国海域渔资源越来越少,这也和中国渔民采用非常手段大量捕捞、涸泽而渔、只计数量不计质量的传统作业方式有关。而不像日韩,沿用的基本上还是延绳钓的作业方式,渔获量并不大,但钓上来的都是质量很好、外观漂亮、尺寸较大的鱼。日韩这类作业方式不会破坏海洋渔业资源,经济效益也很好。
  但中国国内竞争激烈,鱼价差距不大,不像日韩高品质鱼价格很高,这也是导致我国捕鱼过于粗放化和不可持续性的重要原因。
  另外,每次出海成本包括燃油及人工费用的不断增加,也是导致渔民竭泽而渔的原因之一。
  近海污染和无序开发
  近海污染使得鱼虾产量骤减。
  经评估,中国11个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其中9个处于“差”或“极差”状态。2010年,仅珠江八大入海口携带入海的污染物就达108.1万吨……
  广东省去年全省实施监测的入海排污口排放超标率约38.5%。粤东珠江口等地渔民反映说,近来,受污染影响,沿海可捕捞的水产数量严重萎缩、品种下降、捕捞点逐步南移。专家表示,检测发现陆源入海污染对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影响依然较大,导致近海海域的生物,特别是贝类遭受重金属污染情况严重。
  上世纪80年代,莲花山码头一带捕捞的渔船相当多,但是受到陆地排污的影响,这个水域开始有污染,导致不少渔民捕捞区域越来越往南走,甚至要到珠海桂山岛以南。当地渔民老郭说,以往捕鱼,每晚会撒下两到三网,每网能打到水产品几百斤、几千斤乃至上万斤,近年来由于工业污染,产量少了一半多,而在品种上,有的鱼类近乎绝迹,如上世纪70~80年代番禺人十分喜欢的鲥鱼,以前一月能打到几条甚至是十几条,现在一年都捕不到一条了。
  更令人关注的是,近年来中国海洋开发骤然加速,发展海洋经济成为国家战略,新一轮海洋开发大潮正张弓待发。
  然而如果在扬帆前回望一眼海岸,现实却是那么的怵目惊心:海洋经济未及扬帆启程,近海渔业资源将愈加雪上加霜。
  一般来说,海洋经济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海洋产业和相关经济活动。相关海洋产业约有十几个,包括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滨海旅游业以及新兴的海洋能源利用、深海采矿等:相关的经济活动约有20多个,包括海洋调查、海洋环境保护、海洋预警预报等。   但从中国沿海地区目前的发展来说,更多的并不是海洋经济,而是近海滩涂、陆地的开发。港口、航运、围垦、旅游、采矿、石油、房地产等等,各行各业都想在此一展身手,捷足先登者、势强力大者先得利,想占多少就占多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开发无序、无度、无偿。
  在对近岸的争夺中,港口、冶金、炼化、造船等重化工业项目的表现尤其抢眼。从2003年开始,重化工业布局在沿海地区已经成普遍趋势,各地重化工业比重占规模以上工业的70%左右。
  这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进一步加剧了石化和钢铁产业向沿海集中的步伐。如今,从大西南出海口北部湾开始,一直到北端的渤海湾,1.8万公里海岸线上,大码头、大化工、大钢铁、大电厂到处都是。
  广东省,惠州、广州、珠海、茂名、湛江一线以临港开发区为载体的沿海石化产业带正在形成;长三角,工业园建设重点已转向重化工园区建设,从南京到上海的长江沿岸摆放了8个大型的临港化工区,杭州湾也正向石化工业区的目标大步迈进;在北方的环渤海地区,倚仗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天津等地的临港工业发展得更是高歌猛进;在东北,大连则全面提升石化、造船、重型机械等支柱产业,准备构建以大连为中心的辽宁临港工业带。
  仅天津滨海新区一地,不仅云集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内三大巨头,更有壳牌、俄罗斯石油公司、美国通用、韩国SK、三菱化学等十几家世界500强石油巨头在此跑马圈地,千万吨级大炼油和百万吨乙烯项目已有4套。
  这两年频频发生安全事故的大连大孤山半岛,石化类企业则多达38家以上,形成了从“油头到化尾”的漫长石化产业链。据不完全估算,环渤海一带仅石油化工产业总投资额已超过1万亿元,总炼化能力超过1亿吨。
  根据2011年《中国海洋发展报告》的披露,沿海港口发展和临港工业基本都是靠围填海形成,在地方短期利益驱动下,正在形成对岸线盲目抢占、低值利用的局面。目前中国1.8万公里海岸线中有接近1万公里已经人工化了,人工化海岸超过了一半。而20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10%。
  但即便真正的海洋经济,中国目前也只是“在海边折腾”。2011年,中国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15531亿元,其中同比增长最快的是海洋油气业,全年实现增加值1302亿元,比上年增长53.9%,海洋石油天然气产量首次超过5000万吨。这个被称为“海上大庆”的海洋油气开发,195口油井全部集中在近浅海地带,其中3000万吨产量来自中国的内海渤海,其他来自南海北部的莺歌海、珠江口盆地、北部湾;而在中国的南海,至今还没有打下一口自己的油井。
  海洋产业的另一支柱海洋渔业,目前的世界渔获量8500万吨,产值2000亿美元,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渔业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至于养殖,全部集中在近岸海域。
  闻名世界的海洋养殖却无法为中国带来骄傲:过度的近海渔业养殖已造成海域严重的海水营养化,污染严重,根本无法生产高品质海产品。
  一直以来,近岸开发过度的苦果只能由沿海居民默默吞下。2011年夏天,极端事件接二连三惊现于渤海。
  先是7月5日,在遮掩了一个月零一天之后,渤海溢油事件被披露:美国康菲石油公司所属蓬莱—193油田在渤海从事石油开采时发生溢油事故,造成5500平方公里海域被污染。
  8月8日,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附近的两段防波堤在台风“梅花”过境时被海浪冲毁,其情岌岌可危;嗣后的8月29日上午,大连石化第875号储油罐发生火灾,仅仅在一年前的2010年7月16日,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公司输油管就曾发生爆炸,引发火灾和石油泄漏。
  渤海漏油只是个突发事件。这次在渤海,明天就可能是其他地方。这些极端事件的发生只不过是暴露了中国近海开发过度所致恶果的冰山一角。
  据国家海洋局前局长孙志辉介绍,由于过度开发,目前中国可利用的滩涂和浅海已经饱和,70%的沙质海岸侵蚀严重,50%以上的滩涂湿地丧失,近海大部分经济鱼类已不成汛,过度捕捞、污染和生境破坏等造成了海洋生物资源日益匮乏。
  最明显的是海洋渔业与重化工的矛盾。以渤海为例,渤海湾向来是一块丰饶之地,因为辽河、海河、黄河等河流从陆上带来了充裕的有机物,这里成为盛产对虾、蟹和黄花鱼的天然渔场。尤其是位于山东半岛北端的烟台、威海沿海一带,过去水质一直维持在二类,尤其适合鱼虾蟹的栖息和养殖。然而,这一带的海岸线今日却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中:扇贝大面积死亡、养殖池让路填海工程,渔民出海一趟收获都不够油钱……
  渤海的污染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如继续开发下去,到2028年,渤海将成为死海。不仅仅是渤海。根据官方检测数据,过去10年间,中国近海海域污染范围扩大了近一倍,已超过16万平方公里,赤潮每年发生60余次,红树林、珊瑚礁、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已分别丧失73%、80%和57%,东海之滨的浙江,全省1/3海域成为底栖生物绝迹区。
  研究人士曾在很多场合表达过,但“眼看着渤海的情况一天天恶化,你却没有办法”。因为除石油开采外,沿海近岸地带开发的主动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众所周知,滨海旅游是海洋经济中对环境影响最小、也最富民的工程。全世界40个旅游胜地,其中37个处于沿海国家和地区,这37个沿海国家和地区的旅游收入占世界旅游总收入的80%以上。美国沿海州的旅游收入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85%。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滨海旅游业已成为国内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中国,滨海旅游却不是地方政府的兴趣所在,各地政府极力争夺的是大港口、大钢铁、大石化,中石油、中石化是他们的座上贵宾。
  这是一个看上去多赢的局面:从地方政府“块块”的角度看,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不仅能带来巨量GDP和税收,还能带动一大批配套产业落户;从部门“条条”的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批出了大量工业项目,很多涉海;从行业角度看,规划部门要求包括钢铁、石化等大进大出的产业,重心向沿海转移。   在几近疯狂的开发中,程序、环境评价都可能被弃之一边。国土资源部官员曾表示,要对围填海造地规模与速度进行控制,对围填海形成的土地要进行统一规划集约利用。但很多项目都是先上后评。一位多次参与规划项目评审的资深专家说,如果有专家在评审中坚决反对,地方政府领导就干脆直接换专家。有的地方甚至将“环境容量大”(其实质就是暗示纳污能力大)作为吸引化工项目落户的广告词。
  沿海开发狂飙突进的这5年,恰恰也是中央政府陆续批准覆盖沿海11省市临海经济区规划的时段。从2006年至今,国务院已相继批复11个沿海区域规划。从北到南,相间排布。
  这些规划何以均能避免近海开发的疯狂?“实际上是地方绑架了中央。”一名资深海洋学界人士评论说。临海经济区规划的编制系由地方完成,再上报国务院批准。操作中,各地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是通盘考虑。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资深海洋问题专家李宝田也认为,不管是产业发展,还是海洋开发,都应有总体规划,而我们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由于没有海洋开发的总体规划,导致现在局部看是合理的,总体看是失误的,至少对于近海渔业资源是如此。
  海洋渔业出路何在
  如果没有国家整体的海洋战略,靠地方自己管自己是管理不起来的,因为诱惑力太大。而一旦管理缺位、开发失控,结局极有可能是“糟蹋完了陆地再去糟蹋海洋”。
  一,中国近海必须休养生息了。
  用开发陆地的思维和方式开发海洋,是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诸多矛盾和难题的根源。现在,最需要的是放慢开发脚步,“让大海缓口气”。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十多年,我国大陆沿海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已经消失了460多个,超过一半的大陆海岸线已经人工化。过度捕捞导致近海渔业资源急剧衰退,以东海渔区为例,与资源相适应的捕捞量应为200余万吨,而2009年实际捕捞量则达442万吨,且这种状况已持续了近30年之久。
  二,放缓沿海开发速度。
  自2003年以来,中国的填海造地运动正在以数倍于过去的速度发展。2003年的围海面积是21.2平方公里,2004年达到53.5平方公里,2005年超过100平方公里,2009年则为179平方公里。据国家海洋局统计,“十一五”期间,围填海解决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700平方公里。
  现在,还无法说清海洋经济概念向大工业扩展究竟是好是坏,不过可以确定,目前表现出来的行为,用的不是海洋的正向功能,而是给海洋带来了压力。大港口、大石化、大钢铁必然给地方政府带来大增长、大财税,同时也可能把海洋资源环境由原来50年、100年的承载能力,而使其大大减寿。开发与保护是不能同步的,很多时候是不相容的。有些方面一旦开发了,就无法保护了。
  让大海缓口气吧,放慢脚步,千万不要再追求速度了,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过去20年,沿海开发的速度一直高于GDP增长的速度。进入到现阶段,绝对不能再高了。
  胶州湾,建国初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圆形海湾,世界少见。现在填成了不规则状,缩小了1/3。围填海不能太快,要给科学家们留下观测研究分析的时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陷入了发展空间困境的日本,开始大规模填海造陆。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埋下了巨大隐患。1945年~1978年,日本全国沿海滩涂减少了约390平方公里。很多靠近陆地的海域里已经没有了生物活动,海水自净能力减弱,赤潮泛滥,日本渔业遭受重创。
  三,“走出去”发展远洋捕捞。
  专家认为,一方面要在保护基础上稳定放缓近海捕捞,使得近海渔业资源能够休养生息,尽快恢复,另一方面还应该“走出去”开拓远洋捕捞。
  我国远洋渔业在整个渔业中占比不到10%,还有较大发展空间。“走出去”发展远洋渔业已成为中国渔业不得不为的一种选择,远洋渔业,对于拓展我国渔民生产空间、增加渔获、参与全球海洋资源分配等,日益凸显其重要意义。
  目前,受国内和国际渔业环境不断发展的影响,我国参与远洋渔业的门槛越来越高,正需加大政策推动,尽快利用我国渔业面临的“战略窗口期”。
  我国远洋渔业尽管起步较迟,但近几年发展势头颇猛。沿海不少省份都把远洋渔业作为重点产业加以扶持培育。但随着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的日渐衰竭,以及国际渔业环境的变化,我国远洋渔业发展将面临重大考验,如果不能提速发展,日后发展将遇到更多制约。
  从国际渔业环境的变化来看,也需要我国尽早抓住机遇,否则日后再想参与难度将大很多。目前国际社会对公海渔业资源的管理日趋严格,各国对公海渔业资源争夺日渐激烈。特别是北太平洋的鱿鱼和秋刀鱼资源又已被提出列入国际公约管理议程,预计2~3年后将实施国际公约管理。同时,沿海国家相继调整渔业管理政策,提高入渔费的呼声渐高,远洋捕鱼成本将进一步加大。
  相对于日本等远洋渔业大国,国内远洋渔船吨位小、装备落后,发展远海渔业还需要更多科技支撑。同时,海外渔业基地缺失导致我国远洋渔业效益流失严重,已经成为近期业界反应最集中的问题之一。
  由于缺乏海外渔业基地,目前,我国远洋公司多以捕捞生产为主,货物运输、油料补给、渔船维修等业务基本依赖于境外公司,价格高昂;冷藏、加工、销售等后勤服务和配套设施不完善,导致低价出售原料的现象比较严重,降低了我国远洋渔业效益。
  荣成市靖海集团荣远渔业有限公司是当地较早发展远洋渔业的公司。经理许德祝说,以中西太平洋金枪鱼延绳钓项目为例,中国目前有200条船在斐济海域作业,其中荣成市已经有34艘渔船在斐济附近海域生产,而且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但是,我国渔船在斐济附近海域的后勤补给和渔货销售等,都要通过国外公司代理,渔船维修也没有自己的船厂,这样就无法发挥船队的规模优势。
  而从远洋渔业战略意义上考虑,当前,我国的远洋渔业企业基本上处于靠天吃饭状态。自然灾害和政治因素的双重风险,再加上海盗及有关入渔国家的战争,让远洋渔业面临高风险。从远洋渔业战略意义上考虑,建议国家予以财政支持,建立远洋渔业行业风险基金,处理海上偶发、突发事件。
  四,最后要大力发展海洋牧场。
  所谓“海洋牧场”是指在一定海域内,采用规模化渔业设施和系统化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的海洋生态环境,将人工放流的经济海洋生物聚集起来,像在陆地放牧牛羊一样,对鱼、虾、贝、藻等海洋资源进行有计划和有目的的海上放养。
  海洋牧场的通俗解释,就是在大海底部,通过生物技术研发的海洋生物苗种以人工投苗到海底,形成生物群;海底无人工设施,海洋生物自由生长;同时,海洋里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人工投放的生物易补易收,可取得经济价值;生态系统是可持续的。
  实际上,海洋牧场就是一种大型人工渔场,依靠大型人工孵化厂,采用先进的鱼群控制技术,大规模投放人工鱼礁,对海洋生物进行全自动投喂。
  日本北海道的渔民被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渔民,他们就是依靠“海洋牧场”致富的。北海道的海底,是人工礁石、海藻、经济价值极高的扇贝和珍稀鱼类,它们像草原上的牛羊一样在牧场里自由成长。北海道的海珍品因而畅销世界。
  在中国北方的黄海北部,也有一个这样的牧场,海底也有人工礁石,也有人工放养的扇贝、海参、鲍鱼、海胆等名贵海珍品,这里的海珍品同样畅销世界。
  海洋牧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海洋牧场建设被称为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的一次重大革命。大连獐子岛野生海参的产量一直居于国内市场首位。由于来自海洋牧场无污染的环境、野生的品质以及其稀缺性,獐子岛的野生海参成国内海参市场的贵族,享有定价权。獐子岛集团仅对海参这一品种的期许是年销售收入实现10亿元。
  以海洋牧场为依托,獐子岛集团已经实现了集育苗、养殖、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模式,企业从传统的渔业企业转向现代化的海洋食品企业,这是海洋牧场巨大的资源性优势。
  由此可见,海洋牧场是一种新型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改变了以往单纯捕捞、设施养殖为主的渔业生产方式,基本解决了局部污染和过度捕捞带来的资源枯竭以及近海养殖引起的病害加剧等问题,是实现生态型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一次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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