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寡母的价值是以儿子为依托的。阿毛的死去，使始终用封建伦理标准来要求自己行为的祥林嫂无法摆脱负重心理，也使这颗无法救赎的灵魂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
　　【关键词】救赎；冤怨；负重
　　
　　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可谓“冤怨”流长。鲁迅的作品通过对社会底层的观照与表达，塑造了一批冤怨形象，其中有病弱的孩子，孤苦伶仃的鳏寡之人，他们是冤重怨轻，甚至冤而无怨，因为他们根本不知该怨什么，又如何去怨。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人们一般都认为祥林嫂的不幸缘于再嫁和再寡的遭遇，但我认为是儿子的夭折把祥林嫂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在阿毛还没死之前，虽然贺老六已不在了，可是贺家的人还没有来驱赶祥林嫂，因为祥林嫂作为一个母亲，她还有资格留在贺家。可是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阿毛的死使祥林嫂继续生存下去的意志不再强盛，但还未完全消逝，她通过讲述阿毛的故事继续做着母亲的幻想。在不断叙述的故事里，母亲的特有情感凝结成支持自己生存的精神力量。
　　只有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超越了所有的权力关系，成为人（主要是母亲）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中惟一真实的生命话语。对阿毛的思念不仅支撑祥林嫂应付苦难的命运，而且在精神的极度苦难时刻，母亲的情感期待又给了祥林嫂走向死亡的勇气，这确实是《祝福》中最为悲惨的一幕：祥林嫂即将被排出鲁镇之际遇到了“我”，向“我”询问地狱的有无问题，一是对地狱的恐惧，一是比对地狱的恐惧更为强烈的对阿毛的思念。正因为有了阿毛，祥林嫂生无路、死不能（或说不敢）的苦难境状得以缓解，母子相聚的企盼使祥林嫂带着心中的一丝暖意走向地狱。
　　祥林嫂在见到“我”时，询问地狱的有无，最后还追问：“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她想见的肯定不是那两个死鬼丈夫，而是她的阿毛。这究竟是鲁迅极其同情以至痛苦地为祥林嫂就死设置了这个稍可慰人慰已的精神幻想，还是在母亲这一女性的绝对不可人为设定的身份里感觉到了仅有的属于人的东西？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女人是找不到自己的地位里，女人的地位是不以自身的存在而具有的。她的荣辱是和丈夫连系在一起的。在家庭中丈夫是她的靠山，依托；儿子是她的希望，未来。即使丈夫不在了，只要有了儿子，那么在成就别人的“大孝”里便也有了自己的地位——她便可以以一个“母亲”的身份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可怜的祥林嫂却只能做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
　　在“母以子贵”的封建伦理道德社会里，寡妇死了儿子，就毫无希望了，祥林嫂的痛苦可想而知。于是她反复诉说着阿毛被狼叨起的痛苦。
　　那些牵着孩子找祥林嫂，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讲述阿毛被狼吃掉的故事，流下了眼泪而满足地离开的鲁镇母亲们，在听祥林嫂的悲惨叙述时，潜意识中自我叙述的话语又是什么呢？她们不是让祥林嫂说给孩子听，以告诫孩子出门小心，而是将孩子牵在手里，用以增强听阿毛故事时的心理感受。阿毛的故事具有恐惧感，不是对地狱的想象中无边的恐惧，而是现实中的可以想见的恐惧。正因如此，那些母亲们对这种恐惧未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庆幸，并在一次次听故事的欲望冲动里，满足了母亲们的自我生存感：让祥林嫂丧子的不幸成为“有幸”的自我证实，并通过不幸的反复展示和咀嚼，来加强和增大自己存在的幸福感。作为母亲，她们在同情心的展览中，隐藏着刺激的快感，捕捉快感才是潜在动机。这些残忍的鲁镇母亲们，一定在为自己做稳了母亲的位置而洋洋自得呢！
　　然而，即便是这样，那些鲁镇的母亲们后来也不愿倾听祥林嫂的失子之痛，她精神上的悲哀再也不能赚得母亲们假惺惺的泪水，只能招来冷酷的嘲笑。全部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文化心理，包括祭祀信仰、家庭伦理信仰和阴司信仰，都不肯向一个老实勤劳的妇女生存价值的轨道运转，有知无知的万物都没有从她的倾诉中获得感动，最后连她自己也感动不了。连捐给神庙的门槛也不能成为她精神上的寄托，只能带着对地狱的恐惧和对与阿毛重逢的期待了却残生——在这恐怖的企盼中可以想见祥林嫂丧子的打击是怎样的沉重！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作为一个母亲，作为封建伦理道德摧残下的祥林嫂，她的母爱在很大程度上掺杂了“巩固自己作为所谓的正常人的地位”的因素。她从未念叨死去了的丈夫，反复念叨的只是她的阿毛，反复强调的只是她曾有过的为别人成就“大孝”的地位。如果阿毛不死，她也可能象那些令人尊敬的寡母们那样含辛茹苦地的把儿子养大成人，成为令人肃然起敬的功臣“寡母”。然而，她却又丧失了这点维护别人“大孝”的权利，也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唯一的希望。“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的妇道规范，早已成为祥林嫂心理定势的人伦定位，吞噬着她的灵魂，这就注定了祥林嫂命运的悲剧性。
　　祥林嫂始终以一种社会认可的评判尺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在精神桎梏下孤苦独行。“不节”已使她感到罪孽深重，做母亲而不可得使她失去了存在于这个社会的理由，带着无法救赎的负重灵魂，她不得不离开这个给予她痛苦的世界。
　　我们假设阿毛未被狼叼走，还活着，祥林嫂又会怎样呢？“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祥林嫂和鲁镇上所有的母亲们一样把子女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认为晚辈应当无条件地服从长辈，并以此为自豪。这些可悲的母亲们，以儿子来确认自己的地位，证实自己卑微的价值。祥林嫂在失去阿毛后，还在反复念叨，继续着做母亲的幻想，实际上她早已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价值感，在严酷的封建重压之下，犹如大磐石底下的小草，默默地生长、萎黄、干枯，成了一颗永远无法救赎的负重灵魂。
　　这些负重的母亲形象，寄寓着鲁迅对自己母亲的感受。当年鲁迅四弟夭折，鲁迅又坚决到南京去读书，这一切给了母亲沉重的打击。母亲生活在封建社会的“铁屋子”里，那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毒害着她，压迫着她，使她不能理解鲁迅的选择。鲁迅感到了母亲的绝望，但他又不愿留在母亲身边过那种令人窒息的生活，所以鲁迅塑造了一批失去儿子的母亲形象。
　　寡母对儿子的爱心愈切，希望愈高，儿子承受的压力便愈大，束缚便愈多。儿子通过死亡来逃离母爱，母亲剩下的只有绝望的泪水纷飞。为什么鲁迅要在慈母的泪光中，来书写亡儿的“微笑”？了解鲁迅生平的人都知道，在鲁迅的一生中，母亲的眼始终跟随着他。读读他给母亲二百多封信件，便知道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海婴，点滴都得详细汇报。确实只有死亡，他才最终脱离母亲之眼的追踪。
　　死亡给了儿子以超脱，甚至有种隐秘的“欢喜”，注视着慈母的祭祷和泪水的正是儿子的眼，这种注视主体的更换，透射的正是作者倾向。鲁迅曾这样表达过对母爱的看法：“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盲目的。”大家都知道母爱给鲁迅带来的可怕痛苦——畸形的婚姻生活，以及为养育全家而承担精神和物质上的重压。母亲和儿子，似乎已构成了契约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由爱直接导致了“债”，而这债，债务人必须为债仅人奉献一切，包括自由与生命。
　　所以在塑造寡母形象时，鲁迅一方面有对封建礼教的精神桎梏对她们摧残的愤恨，也有对她们无法救赎的负重灵魂的同情，但另一方面也表露了他为母爱所害所累的事实。所以他宁愿孩子幼小时就死去，不做寡母将来“福气的材料”，让孩子还未明白梦时就永远睡去，让孩子早早地逃离爱的负担。这无疑是对母亲最好的折磨。
　　在精神桎梏下的祥林嫂的确令人同情，她带着一颗无法救赎的负重灵魂陷入悲剧，但他寄希望于儿子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又的确令人可叹！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悲伤已被高高悬置，谁又能真正诠释母爱的真正含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