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深圳华强北赛格大厦出现晃动现象，现场人员疏散，多部门介入调查。20日又出现晃动。21日，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发布通知，暂停所有业主、商户、租户进出赛格大厦写字楼和电子市场。
　　一座摩天大楼的晃动引发全国关注。
　　“摩天大楼是经济效率、财富、形象的象征，但也存在低使用率、耗能、高碳、安全疏散难等诸多问题。”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规划师刘磊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长沙83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被叫停，天津近600米高的117大厦建了12年还没完工，成都的熊猫大厦从677米降到了488 米，武汉绿地中心从规划的636米被削减到475 米……

　　2020年4月，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
　　刘磊认为，此次深圳赛格大厦晃动事件后，城市应思考如何保障已建超高层建筑安全、如何增强和保障在建此类建筑的安全。面向城市未来建设，还要综合思考超高层建筑的功能、数量、高度，以及周边城市空间、建筑群、公共设施的规划设计问题。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摩天大楼最初是为了解决市中心地价昂贵、土地资源稀缺的问题。通过建筑新技术的应用，提升土地可利用空间，从而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土地资源不足问题。
　　在我国，《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规定建筑高度超过100米即为超高层建筑。
　　上海是中国最早出现高层建筑的城市。改革开放后，以1983年落成的上海第一高楼——上海宾馆为开端，在此之后近十年里，上海建筑的“第一高度”一直处于不断刷新之中。到2001年底，上海已建成高层建筑总建筑面积居全国之首，在世界排名也是第一。
　　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经济发展迅猛，许多城市热衷于建造摩天大楼，摩天大楼已成为一个城市繁荣的标签。深圳地王大厦384米，上海金茂大厦420米，广州小蛮腰600米……城市天际线被不断刷新。
　　截至2019年底，我国500米以上高楼有6座，超200米高楼近900座，超100米高楼数量更是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左右，以上广深等地最为集中。
　　近些年，超大城市逐渐认识到超高层建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2003年，上海发布“限高令”，将“控制建筑层高及容量”正式纳入上海地方性法规，这是我国地方政府首次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确定控制高层建筑的原则。
　　建设摩天大厦，超大城市在收紧，其他城市则在加速。
　　近些年，天津、沈阳、南京、武汉、成都等城市纷纷开始筹划建设摩天大楼，甚至一些非省会的三四线城市，如惠州、绍兴、江门等也加入到摩天大楼建设行列。

问题与风险

　　摩天大楼在推动土地集约利用、形成城市集聚效应、提升城市地标形象、扩展城市纵横空间、促进空间景观互动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摩天大楼也被当作塑造地标的“利器”。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年4月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明确要求严格限制建设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限制令”背后，是业界对于建造摩天大楼的争议与反思。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级工程师陈舒逸分析，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隐患高于普通建筑。面对地震、台风等灾害性天气，超高层建筑的风险及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比普通建筑要大。当火灾发生时，传统消防车等措施难以应对高层救火需求，从而造成诸多惨剧。在恐怖袭击事件中，摩天大楼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刘磊认为，摩天大楼往往都出现在中央商务区，大楼周围形成超高密度的人流和交通流，对城市交通的压力非常大，同时建筑所在街区的步行舒适度和体验感很差。
　　此外，超高层办公建筑还普遍有建造成本高、消费成本和运营成本高，空置率高，租赁困难等等问题。
　　而毗邻生态敏感区的超高层建筑群，对动物栖息也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比如位于候鸟栖息地滨海地区的超高层建筑群，可能会阻挡鸟类的迁徙路线，夜晚的高亮度建筑照明会影响鸟类的栖息。
　　因为面临诸多问题与风险，近几年部分城市的摩天大楼建设并不顺利。
　　长沙83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被叫停，天津近600米高的117大厦建了12年还没完工，成都的熊猫大厦从677米降到了488米，武汉绿地中心从规划的636米被削减到475米……
　　这背后，既有资金鏈的问题，也有政策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城市开始转换对建筑和城市建设方向的认知。

城市建筑文化再思考

　　城市建筑不仅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物质建设水平，也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水平。超高层建筑如脱离城市居民，脱离城市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特色，就难以成为代表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建筑。
　　刘磊认为，从中国文化视角看，建筑的地标性更在于内在精神的意义。一个真正的“地标”，是市民内在精神的集体认同，它可能是一座山、一条河，是记得住的“乡愁”的代表，并不一定要是乏味的、高不可攀的超高层建筑。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大城市的发展，没有必要追求摩天大楼。比如建一个市民称赞的公园，也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精神地标’。”刘磊说，“我国城市进入精细化治理时代，未来城市的发展要以人民需求为中心。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与日常生活距离遥远，城市面貌要回到亲近人的高度上，从这个视角重视城市街区、公园以及自然环境。”
　　但对于深圳这种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超大城市，也不应对高层建筑“一棒子打死”。
　　深圳只有1997平方公里，其中约一半是基本生态控制线，一半是城市建设用地，而这一半的土地要承担各类城市功能和2000多万的管理人口，人口密度位于全球前列。
　　对这类城市，超高层建筑不可避免。刘磊认为，办公类建筑可以适当提高，但居住类建筑应尽量不要过高。
　　“深圳最早进入存量土地的更新时代，很多超高层建筑随之而起，简单要求深圳低密度发展，这是不现实的。应该通过更加精细的管理，合理制定大楼高度分布策略。”刘磊说。
　　刘磊介绍，目前全国许多城市都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中，新规划会对城市发展边界和建设用地指标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摊大饼的粗放式增量发展模式不会再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城市现有建设用地的处置和整理，以盘活低效用地、闲置用地，通过精细化管理和再利用来满足城市发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