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既要考虑到市场，也要考虑到坚持自己的美学原则

　　傅小平：以我的印象，你的写作总体上遵循写实主义的理念，时隔二十多年后写了《飘窗》，为何依然坚持用这种手法？因为用的同一套笔法，想必有读者会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刘心武还是写的老套，没什么创新。而要是换个写法的话，可能会起到不一样的效果，并引起更大的关注。
　　刘心武：我写《飘窗》的时候，有人还建议是不是加点儿情色文字，我不想这么干。写小说既要考虑到市场，也要考虑到坚持自己的美学原则。
　　傅小平：我不确定人文关怀是否也是你坚持的原则之一。《飘窗》里，你让庞奇这么一个保镖，跟退休工程师薛去疾读《悲惨世界》这样的文学名著，我看到有读者表示异议说，这样的情节设置有点离奇。我想这位读者应该是质疑，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保镖怎么会对人文方面的东西有那么大兴趣。
　　刘心武：这样的读者，根本就没考虑到一个人物特殊的境遇。要这样脱离事物的特殊性看问题，华罗庚没上过大学，却成了伟大的数学家，从一般的标准来看，就说不通。我在小说里，明确写到庞奇遇见薛去疾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教他阅读。这有什么问题呢？按照那样的逻辑，小说里那个准妈咪，就一个歌厅里的招待，她怎么能开口就是唐诗呢。他就没考虑这里的妈咪，是独特的这一个。当然，她最后还是没文化，唐诗是她交际的一种手段，她也没成为什么唐诗专家。对不对？所以，我不太会重视这样无聊的意见。
　　傅小平：小说里，薛去疾可谓庞奇的精神导师。最后庞奇不是去杀他仇恨的麻爷，而是去杀薛去疾，是有浓厚的象征意味，也包含了一定的隐喻性的。
　　刘心武：庞奇杀没杀薛去疾，我在小说里没交代，让大家去体会吧。这样一个结尾，我想也反映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被边缘化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悲凉境遇。当然，小说里没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指涉，你应该能看到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通过小说里那个资本大咖的形象，读者是能看出一点问题的。

具体到写作，跟什么主义都没关系。自己写自己的就可以了

　　傅小平：虽然同样是反映的社会问题，要是对照《班主任》，应该说无论早期的《钟鼓楼》，还是最近的《飘窗》，在叙述姿态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刘心武：直白地说，《班主任》而是一种慷慨激昂的真理叙述，就是作者觉得自己道理在掌，对读者说教。这样的叙述在特殊环境下成立，后来就行不通了。我就转向了“中性叙述”的写法。比如，《钟鼓楼》里有一位女性人物，她一会儿想嫁给这个人，一会又想嫁另一个人，好像每次都有她的道理。当时茅盾文学奖的一位评委就问我，你的道德判断是什么？我没有直接回答他，但后来在活动现场，我说，以《班主任》的那种写法，一定是黑白分明，是非分明，但生活不一定是这样，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一些无是无非，不对不错的事情，《钟鼓楼》其实是写出了生活中的无奈，是中性写作的一个例子。
　　傅小平：以我看，你这是紧贴生活写作，也是直面现实的一种体现。近些年，无论是主流还是民间，都在呼唤回归现实主义。你怎么看我们眼下倡导的现实主义精神？
　　刘心武：我觉得具体到写作，跟什么主义都没关系。自己写自己的就可以了。毕竟写作是一件很个人化的事情，不是你提倡什么，就能写出什么来。但对于一个文学界的领导人，或参与具体运作的文化官员，我能理解他们提倡什么，他们有这个责任去提倡什么。

种“建筑评论树”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我从小在城市里生长

　　傅小平：谈到这里，想到你种的四棵树：“小说树”“散文随笔树”“建筑评论树”和“《红楼梦》研究树”。我首先想到，你种“建筑评论树”是有缘由的。你看你写的三部代表性作品，都是以“楼”命名。除《钟鼓楼》《四牌楼》外，你还在1998年还出版了一本《栖凤楼》。看这些书名，都是跟建筑有关的。当然，你写的建筑评论，也可以说是从文学里面延伸出来的。
　　刘心武：我写建筑评论文章的时候，也没去考虑它们属于什么范畴。这些文章有一定的文学性么，有时也被划入文学随笔的行列。它们不像一些专业的建筑评论那样，有专门的体系与规范。当然，我去種这棵树，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中学时代，我就喜欢背着画夹去写生。我是城市青年么，打小就生活在北京城里的古建筑、胡同里，审美对象就是建筑，而不是像那些乡村里长大的作家，最初以田野、树林为审美对象。
　　傅小平：所以，你写小说自然就以城市，以及城市建筑为审美对象。
　　刘心武：是啊，这样我写小说，无形中就会以古建筑为坐标，“三楼”就不用说了，“飘窗”其实也是建筑里的一个构件。这些都只能说，我对建筑的审美是有积淀的，最初也只是一些朦胧的想法。实际上，建筑里是有很多学问的，一般的俗人看一个建筑，也无非是看它好不好看，不会去思考它的功能性，还有公众共享性等一些其他的问题。 　　傅小平：你种这棵树，也让我联想到冯骥才、叶廷芳等几位先生，他们也对建筑投注了很大的热情。我记得叶廷芳还提过一个观点说，建筑师在国内没地位。在历史上，建筑师都是无名的工匠。你比如说，我们有座建筑要竣工了，在建筑竣工仪式上，一般也只有官员出来剪彩。所以，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请建筑师出来谢幕》，呼吁国内重视建筑师，给予他们相当的地位。
　　刘心武：冯骥才更多是从文化传统、保护的角度来谈建筑，他呼吁保护古建筑，保护民俗，尤其是保护那些现在还存在的历史的遗迹。我跟叶廷芳很熟，他对我有意见，说我谈西方的建筑，对巴洛克建筑提得很少。他说的有道理，在西方建筑史各个流派中，我对巴洛克建筑欣赏度最差，也不觉得这种建筑特别好。至于他的这个提法，我觉得现在可能需要修正了。
　　傅小平：为什么这么说？
　　刘心武：因为实际的情况是，我们把建筑师地位抬得特别高，对外国建筑师，更是崇拜有加。你看，央视总部大楼，也就是俗称的大裤衩，是荷兰建筑师雷姆·库拉斯设计的，由英籍伊拉克设计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作品就更多了，位于北京东南部的全世界最大的机场，就是他的作品。还有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在机场设计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设计了浦东国际机场，但他对剧院设计并无多少经验，但最后北京国家大剧院却采纳了他“水蒸蛋”的设计。但说到中国本土的建筑师，他们的境况就比较惨了，惨到什么地步。他们参加投标，都被淘汰。到最后，他们都懒得去参加竞标了。这的确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见证了北京的变迁，北京自然就成为我书写的主题

　　傅小平：那以你的看法，这是因为本土建筑师设计的方案，的确不如国外先进，还是国内对他们有偏见？
　　刘心武：涉及到非建筑性的因素，我也不清楚。就我自己来说，到2010年后，就很少评论建筑了。什么原因？因为我要继续写评论，也只能评论外国建筑师的作品。而以我的初衷，我是想多为中国的建筑师捧捧场，为他们摇旗呐喊的。他们很寂寞，一直在默默耕耘，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功劳。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对改革开放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设计了很多好作品。但自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紀以后，中国很多有代表性的建筑的设计，就由西方建筑师一统天下了。我有时会感到惊诧，难道西方建筑师的设计方案就那么好，他们的建筑理念里面，大多都包含性的意味啊。
　　傅小平：这可能和西方人的性观念有关，建筑师设计建筑，都要考虑到市场接受度，他们设计有性意味的建筑，也是考虑到观众的需求么。
　　刘心武：是这样，性在西方是很中性的一个概念。建筑里体现性的意味，也是西方流行的一个流派，可我们现在已经接受到这样的程度。比如，看北京二环银河SOHO的造型，就是两个大胸罩啊，是不是？你再看北京东南部在建的机场，有人说要从空中鸟瞰，分析它的外形也能看出性的含义。反正现在西方建筑师是巴不得留在中国，中国是大国、强国，中国有钱啊。西方对于建筑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和需求了。
　　傅小平：但这并不是中国本土建筑师受冷落的理由。
　　刘心武：这个问题，我想得不是很明白。我只能说，后来再写建筑评论，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了。当然，中国本土建筑师近年也有精彩的作品，比如王澍设计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吴晨设计的北京中国尊，马岩松设计的哈尔滨大剧院等。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后我在《文汇报》《笔会》写了文章。
　　傅小平：回来说你的创作，我注意到媒体谈到你的“三楼”，或是《飘窗》，都不约而同用了“清明上河图”的称谓，要不就是道你绘出了北京这座城市的都市风情画卷。就我的看法，要非得归类，你应该是一个城市作家。现在很多评论，都在批评年轻一代写不好城市。你在城市书写上，有什么经验与读者分享？
　　刘心武：谁这么说？《小时代》不就是写城市吗？王安忆不也是城市作家？我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给我定位。我从1950年跟随父母到北京后，就再也没离开过这座城市，我见证了北京几十年来的变迁，北京自然就成为我书写的主题。但我跟王安忆他们不一样，他们能写自己没生活过的那个年代的上海、北京，我写的是跟我的个人经验有交集的部分，所以也很难讨好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