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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宗璞的《红豆》和茹志鹃的《百合花》两部短篇小说为例，通过文本细读，研究“十七年文学”中情爱身体叙事的突破，以及这一突破带给我们的思考。
关键词：情爱身体叙事 “十七年文学” 突破
一、爱情之花结革命之果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曾写道：“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和义务。”这里的人体或者身体，不再仅限于生理的物质层面，而是包括文学、美学、哲学等意义上的抽象身体。社会“要通过这种体制本身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这说明，在近现代社会，虽然已经没有酷刑对民众产生震慑，但诸如政治、军队、法律等对身体的规训却从未消失，它只是转变为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进行。
“十七年”时期，作家们对男女情爱的书写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成为主流，但刻板和教条的创作模式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越来越僵化。部分作家作为创作的主体，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凭借自身的创作经验、理念和方法，以及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描写，使得“十七年文学”中情爱身体的书写含蓄委婉却更具张力。尤其是在“双百方针”时期，《红豆》《小巷深处》《在悬崖上》等一系列作品，通过复杂的情感叙事为“十七年文学”情爱身体的僵化书写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这些特殊的身体书写和情爱表达不失为一种突破。
本文以宗璞的《红豆》和茹志鹃的《百合花》两篇小说为例，通过研读文本，发掘两位作家如何在显性表层叙事与隐性深层话语的张力中迸发出文学的生命力，闪耀人情人性的光辉。
二、别样“红豆”寓相思
与同时期的作品诸如《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中的情爱叙事相比，创作于“双百方针”时期的《红豆》格外令人瞩目。一方面，宗璞迎合主流的叙事模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江玫因与爱人齐虹信仰不同，在爱情和革命之间选择后者，最终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另一方面，宗璞并未放弃对个人情感的细腻描写。
其一，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因革命理想毅然决然放弃爱人余永泽不同，江玫做出放弃爱情的决定是凄楚悱恻的，“她和齐虹那注定了的无可挽回的分别啮咬着她的心”，直到最后一刻，“好像有千把刀子插在喉头”。作者通过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展现了女主人公的痛苦，尽管她最后选择革命，但她从未停止过爱齐虹。多年过去，她“手里握着的红豆”还会“被泪水滴湿”。不难发现，小说并没有因为江玫对爱情的执着而减弱她投身革命所带给读者的鼓舞性，反而更具动人心魄的张力。
其二，宗璞对男主人公齐虹的整体塑造，不但没有如萧素所形容的“齐虹的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反而温柔多情，精通物理与音乐，甚至最终尊重江玫的选择。这让读者看到，选择革命事业与放弃个人的情感和利益并不一定是矛盾的，正因如此，江玫最终的选择才因符合现实性和更具人情味而愈加可贵。
其三，在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红豆》“小资产阶级式”的描写别具一格，呈现出具有古典美学意义的情爱身体叙事。“红豆”在中国文化中寓意相思，富有诗意的“雪”和“夹竹桃”勾勒出一位温柔女子在爱情中的柔肠百转，意境含蓄蕴藉。宗璞虽未用多少露骨语言刻画男女情爱，但其中的缠绵悱恻已跃然纸上。她回归古典美学，以诗意化的方式含蓄委婉地实现情爱身体叙事的突破。
其四，作者以女性化的视角展开情爱身体叙事。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传统女性的温柔和浪漫多情被革命和阶级取而代之”。尽管女性解放的事业在当时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女性身体的“雄性化”成为“十七年”时期对女性的又一桎梏。相比于林道静离开初恋投身革命的决然甚至欣喜，江玫在爱情中有少女般的多愁善感和分别时的肝肠寸断。这样的女性化描写，非但没有阻碍女性的解放，反而是对女性身体与情感的真实呈现。
小说结尾，江玫看着红豆哭了，而听到同志们来访时，刚流过泪的眼睛又充满笑意，文本洋溢着的人性关怀正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
三、山间盛放的野百合
稍晚时候的《百合花》，以淮海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小通讯员送文工团的女战士“我”到前沿包扎所，并和“我”向新媳妇借被子的故事。战士们为了革命胜利而英勇牺牲的结局在当时并不少见，但是相比于同类题材的作品，茹志鹃的《百合花》呈现出情爱身体叙事的另类书写。
首先，茹志鹃并没有直接进行情爱叙事，而是抓住小战士的羞涩质朴，用“距离感”表现一种隐晦的感情，描绘两性之间暧昧的情愫。作者先写小战士护送“我”时的羞涩，“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皇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又写小战士向新媳妇接过被子时“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总体来说，《百合花》符合革命的宏大叙事，但同时，隐晦的情感书写使之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性。
其次，小战士牺牲后的沉重伤感与前期轻松甜蜜的氛围形成强烈的反差。新媳妇由不好意思为伤员清洗到“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一针一针地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其情绪的转变令人难忘。通过前后的对比书写，个人的身体不再仅仅是情爱的肉体，而是升华为一种崇高的符号与象征。“《百合花》淡化了政治主题，而将生命最简单的存在——身体的存在凸显出来，并由此来呈现人性的单纯、善良和美好，身体的审美化观照是在超越世俗情欲的距离感中产生的。”
最后，贯穿全文的那一条被子上的百合花，则象征着战争中最纯洁质朴的人际关系和至真至善的人性人情，以至于作者在多年后回忆起战争年代的同志關系，依旧念念不忘，感慨万分。“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或许正是基于作家这样独特的体验，这“最不像爱情的爱情牧歌”才能在“十七年文学”中独树一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四、结语
透过“十七年文学”中情爱叙事的突破，我们可以看到，个体依附于主流话语，同时也存在独立性，两者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这样的突破也不是带有敌意的。“与其把因为特殊的时代语境造成的作家对‘身体’的表达看作是一种对政治暴力的反抗（这是就写作效果来说的），不如把它看作是审美和政治对作家创作的双重感召，因为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对国家、对党怀着一种单纯的信仰和崇高的热情，作家创作的初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为了反抗，而是为了在表达政治的同时也表达审美。”正是因为作家依据以往的经验对“人”进行深刻的描写，才使得“身体”更具有主体性。因此，无论是权力对身体的驯服，还是身体对权力的反叛，和则大美。
同样，透过“十七年文学”中的情爱身体叙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文艺服务于政治”，更有作家创作心理、创作观念、创作逻辑和独特经验的表达，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作家利用自身的创造力，在主流叙事话语之下，寻求个人情感与宏大叙事更为融洽的结合方式，从而带给我们惊喜和期待。因此，“十七年文学”中身体书写和情爱表达的委婉含蓄反而更具有张力，这是“十七年文学”带给我们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 杨瑶.主流意识与个人话语的冲突——论宗璞的《红豆》[J].青春岁月，2017（23）.
[3] 李蓉.限度和自由：论“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间接呈现[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2）.
[4]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J].青春，1980（11）.
[5] 李蓉.“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作 者： 孙佳媛，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关键词：情爱身体叙事 “十七年文学” 突破
一、爱情之花结革命之果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曾写道：“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和义务。”这里的人体或者身体，不再仅限于生理的物质层面，而是包括文学、美学、哲学等意义上的抽象身体。社会“要通过这种体制本身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这说明，在近现代社会，虽然已经没有酷刑对民众产生震慑，但诸如政治、军队、法律等对身体的规训却从未消失，它只是转变为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进行。
“十七年”时期，作家们对男女情爱的书写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成为主流，但刻板和教条的创作模式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越来越僵化。部分作家作为创作的主体，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凭借自身的创作经验、理念和方法，以及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描写，使得“十七年文学”中情爱身体的书写含蓄委婉却更具张力。尤其是在“双百方针”时期，《红豆》《小巷深处》《在悬崖上》等一系列作品，通过复杂的情感叙事为“十七年文学”情爱身体的僵化书写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这些特殊的身体书写和情爱表达不失为一种突破。
本文以宗璞的《红豆》和茹志鹃的《百合花》两篇小说为例，通过研读文本，发掘两位作家如何在显性表层叙事与隐性深层话语的张力中迸发出文学的生命力，闪耀人情人性的光辉。
二、别样“红豆”寓相思
与同时期的作品诸如《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中的情爱叙事相比，创作于“双百方针”时期的《红豆》格外令人瞩目。一方面，宗璞迎合主流的叙事模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江玫因与爱人齐虹信仰不同，在爱情和革命之间选择后者，最终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另一方面，宗璞并未放弃对个人情感的细腻描写。
其一，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因革命理想毅然决然放弃爱人余永泽不同，江玫做出放弃爱情的决定是凄楚悱恻的，“她和齐虹那注定了的无可挽回的分别啮咬着她的心”，直到最后一刻，“好像有千把刀子插在喉头”。作者通过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展现了女主人公的痛苦，尽管她最后选择革命，但她从未停止过爱齐虹。多年过去，她“手里握着的红豆”还会“被泪水滴湿”。不难发现，小说并没有因为江玫对爱情的执着而减弱她投身革命所带给读者的鼓舞性，反而更具动人心魄的张力。
其二，宗璞对男主人公齐虹的整体塑造，不但没有如萧素所形容的“齐虹的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反而温柔多情，精通物理与音乐，甚至最终尊重江玫的选择。这让读者看到，选择革命事业与放弃个人的情感和利益并不一定是矛盾的，正因如此，江玫最终的选择才因符合现实性和更具人情味而愈加可贵。
其三，在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红豆》“小资产阶级式”的描写别具一格，呈现出具有古典美学意义的情爱身体叙事。“红豆”在中国文化中寓意相思，富有诗意的“雪”和“夹竹桃”勾勒出一位温柔女子在爱情中的柔肠百转，意境含蓄蕴藉。宗璞虽未用多少露骨语言刻画男女情爱，但其中的缠绵悱恻已跃然纸上。她回归古典美学，以诗意化的方式含蓄委婉地实现情爱身体叙事的突破。
其四，作者以女性化的视角展开情爱身体叙事。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传统女性的温柔和浪漫多情被革命和阶级取而代之”。尽管女性解放的事业在当时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女性身体的“雄性化”成为“十七年”时期对女性的又一桎梏。相比于林道静离开初恋投身革命的决然甚至欣喜，江玫在爱情中有少女般的多愁善感和分别时的肝肠寸断。这样的女性化描写，非但没有阻碍女性的解放，反而是对女性身体与情感的真实呈现。
小说结尾，江玫看着红豆哭了，而听到同志们来访时，刚流过泪的眼睛又充满笑意，文本洋溢着的人性关怀正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
三、山间盛放的野百合
稍晚时候的《百合花》，以淮海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小通讯员送文工团的女战士“我”到前沿包扎所，并和“我”向新媳妇借被子的故事。战士们为了革命胜利而英勇牺牲的结局在当时并不少见，但是相比于同类题材的作品，茹志鹃的《百合花》呈现出情爱身体叙事的另类书写。
首先，茹志鹃并没有直接进行情爱叙事，而是抓住小战士的羞涩质朴，用“距离感”表现一种隐晦的感情，描绘两性之间暧昧的情愫。作者先写小战士护送“我”时的羞涩，“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皇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又写小战士向新媳妇接过被子时“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总体来说，《百合花》符合革命的宏大叙事，但同时，隐晦的情感书写使之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性。
其次，小战士牺牲后的沉重伤感与前期轻松甜蜜的氛围形成强烈的反差。新媳妇由不好意思为伤员清洗到“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一针一针地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其情绪的转变令人难忘。通过前后的对比书写，个人的身体不再仅仅是情爱的肉体，而是升华为一种崇高的符号与象征。“《百合花》淡化了政治主题，而将生命最简单的存在——身体的存在凸显出来，并由此来呈现人性的单纯、善良和美好，身体的审美化观照是在超越世俗情欲的距离感中产生的。”
最后，贯穿全文的那一条被子上的百合花，则象征着战争中最纯洁质朴的人际关系和至真至善的人性人情，以至于作者在多年后回忆起战争年代的同志關系，依旧念念不忘，感慨万分。“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或许正是基于作家这样独特的体验，这“最不像爱情的爱情牧歌”才能在“十七年文学”中独树一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四、结语
透过“十七年文学”中情爱叙事的突破，我们可以看到，个体依附于主流话语，同时也存在独立性，两者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这样的突破也不是带有敌意的。“与其把因为特殊的时代语境造成的作家对‘身体’的表达看作是一种对政治暴力的反抗（这是就写作效果来说的），不如把它看作是审美和政治对作家创作的双重感召，因为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对国家、对党怀着一种单纯的信仰和崇高的热情，作家创作的初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为了反抗，而是为了在表达政治的同时也表达审美。”正是因为作家依据以往的经验对“人”进行深刻的描写，才使得“身体”更具有主体性。因此，无论是权力对身体的驯服，还是身体对权力的反叛，和则大美。
同样，透过“十七年文学”中的情爱身体叙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文艺服务于政治”，更有作家创作心理、创作观念、创作逻辑和独特经验的表达，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作家利用自身的创造力，在主流叙事话语之下，寻求个人情感与宏大叙事更为融洽的结合方式，从而带给我们惊喜和期待。因此，“十七年文学”中身体书写和情爱表达的委婉含蓄反而更具有张力，这是“十七年文学”带给我们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 杨瑶.主流意识与个人话语的冲突——论宗璞的《红豆》[J].青春岁月，2017（23）.
[3] 李蓉.限度和自由：论“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间接呈现[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2）.
[4]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J].青春，1980（11）.
[5] 李蓉.“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作 者： 孙佳媛，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 辑： 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