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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宋史》中的范仲淹、包拯、赵抃、欧阳修传记，在为这些北宋名臣的品格和作为所感动的同时，也生发出一些感触。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潜心为民、清正廉洁、正道直行的情怀，值得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借鉴。
潜心为民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其精华之一。要做到爱天下苍生、爱黎民百姓，必须具有宽广的胸怀。古时官场上的窥觊私利之辈，往往是通过鱼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来中饱私囊，自然与“仁者”无涉。范仲淹等北宋名臣立身行事、从政为官，能以百姓和社稷为重，摒弃私情，秉公执政，正是以“仁者爱人”、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一乐、一先一后，道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以黎民百姓忧乐为己忧乐的“仁者”情怀。史载，范仲淹曾资助过许多贫困的文人或下属。他晚年时捐出自己的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资助族人尤其是穷苦人家。
不仅如此，范仲淹的爱民行为还表现在他从政后，对庸官和贪渎者的疾恶如仇。比如，宋仁宗时期，官僚机构臃肿，州县官吏多有不称职者。范仲淹在推行吏治改革时，视各路官吏优劣，迁赏政绩卓著者，降黜贪渎和不称职者。当他“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勾去”时，枢密使富弼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言语中，折射出范仲淹心怀天下、为民兴利除弊的风范。
范仲淹潜心为民，颇有政绩。他在邓州知州任满离去时，百姓沿途数里拦截使者，请求留任范仲淹。他在邠州、庆州任职时，颇得时人称颂。当地汉族、羌族百姓曾为他画像、立生祠，感念他；他去世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包拯生前就已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连孩童、妇女都熟悉他的名字。《宋史·包拯传》载：“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其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为百姓所称颂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崇敬。
赵抃与同时期的包拯齐名，也是小说、戏剧中清官廉吏形象的原型之一。史载，京师百姓称赵抃为“铁面御史”；他“日所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其为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在虔（州）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他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就高兴地弹琴取乐。可见其律己甚严，为民兴利。
欧阳修在《乞出表》中说：“大仁博爱而无私，未尝违物。”他在滁州任上，对政务实行“宽简”（宽容和简化）的政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声誉，只求把事情办好，因而颇受百姓称道。这也是欧阳修从政的风格。有人读他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处于不问政事的状态。其实不然，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是在“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中，感受到百姓安居乐业和“与民同乐”的满足。
在中国古代儒学传统中，“与民同乐”是士大夫追求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和抱负。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所折射出的正是心系天下百姓。而赵抃每天晚上虔诚地向上天坦陈自己白天所作所为，亦是源自对社稷、百姓的敬畏。
正是源于心系天下百姓，范仲淹等北宋名臣把社稷、百姓利益以及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也正是源于心系天下百姓，才使他们对老百姓满怀深情，始终牵念他们，佑护他们，帮助他们。
清正廉洁
与历史上的众多清官廉吏一样，范仲淹等北宋名臣以清廉自持，不与世沉浮。据《宋史·范仲淹传》载，范仲淹为官清廉，生活节俭。即使他显贵之后，亦“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他在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要回苏州老家接母亲来广德，因积蓄不多，下属给他筹集了路费，但他不肯收下。他说：“我还有一匹马，你把它卖掉，就有回家的路费了。”此即为范仲淹“卖马接娘”的美谈。
范仲淹为官后，曾告诫子孙：“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结婚时，他听说儿媳将饰以锦罗帷幔，立即传训其子：“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若将帷幔带入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于是，儿子和媳妇便清简成婚。
历史上，由于戏剧、小说的传播，包拯已成为古代清官廉吏的代表人物。《宋史·包拯传》载：“（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包拯曾对子孙“约法三章”：“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据《宋史·赵抃传》载：“（赵抃）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茕贫，盖不可胜数。”赵抃在任成都知府时，一清如水。他养了一只鹤，常用鹤毛的洁白来勉励自己不贪污，用鹤头上的红色来勉励自己赤心为国。
欧阳修在《廉耻说》中云：“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若士君子“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这是欧阳修为匡正时弊所发出的心声，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准则。欧阳修从政时，操守自持，守廉明耻。他辗转各地为官，“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他曾告诫为官的侄子：“于官下宜守廉，不得买官下物”；“如有差使，尽力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要“守廉守贫，慎行刑”。
史书上记载的这些史实，虽然只是范仲淹等北宋名臣为官生涯中的点滴，却展现了他们清正廉洁的情怀。他们生前身后能得到百姓爱戴和赞誉，也是历史对他们的最高褒奖。
正道直行
范仲淹等北宋名臣能做到潜心为民、清正廉洁、兴利除弊，也与其具有正道直行的品格密不可分。
范仲淹与晏殊同为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出自晏殊门下，晏殊曾请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举荐范仲淹任秘阁校理。然而，范仲淹刚进朝廷，就做了一件让晏殊担惊受怕的事—— 天圣七年（1029），仁宗皇帝要在冬至节这天率领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并行跪拜之礼。此举悖逆皇帝事亲的仪规。然而，大臣们却面面相觑，无人敢言。对此，范仲淹上书，直言此举不当：“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范仲淹此举，令晏殊深感不安。晏殊指责范仲淹出言无忌，近于沽名钓誉，并会累及他人。对此，范仲淹不以为然。他给晏殊写信坦陈自己的心迹：我一直相信圣人之书，师法古人行事，忠于朝廷，爱护黎民百姓。故对皇帝的过失，应“有犯无隐，有谏无讪”，即使是冒杀身之祸，也要敢言直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因“忠直不挠”上书，而被贬黜。
其实，晏殊也是一代名臣。《宋史·晏殊传》云：“殊性刚简，奉养清俭。”晏殊并不缺乏仁爱、清廉的品质，他对范仲淹亦十分钦佩，但他无法像范仲淹那样忠烈、刚正。
囿于官位得失，怕触犯权势，不敢秉持正义，这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官员的通病。亦如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中所说：“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而范仲淹等北宋名臣能开一代风气，正在于置个人名位安危于度外，秉持正义，敢与奸佞专权之辈作斗争。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贵，不怕削职被贬，表现了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精神。他在朝时，曾因与宰相吕夷简、宦官阎文应等权奸作斗争，数次被朝廷贬黜。
对于范仲淹直言敢谏的精神，时人王得臣在《麈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仁宗朝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文正（范仲淹）时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数夕环步于庭，以筹其事。家有藏书，预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纯佑等曰：‘我今上疏言斥君侧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既奏，神文嘉纳，为罢黜内侍。圣贤相遇，千载一时矣。”范仲淹明知上书进谏有危险，仍无所畏惧、知难而进，展现了一种秉持正义、正道直行的无畏勇气。
欧阳修与范仲淹既是文友、同事，也是范仲淹的支持和追随者。《宋史·欧阳修传》载：“（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百官图”，揭发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压制贤才，却被吕夷简反咬一口，被诬为“朋党”而被贬黜。其时，欧阳修见义勇为，上书朝廷，为范仲淹辩诬，结果被贬谪夷陵、滁州。
包拯的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已为人所熟知。《宋史·包拯传》云：“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民）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为维护百姓利益，包拯敢与贪官污吏作斗争，这也是他在民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到赵抃，《宋史·赵抃传》称其“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可见其为官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公正严明。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是一种充满温情、以惠爱为核心的品质。而这种温情和爱民之心，又是以维护天下百姓利益为对象的。这就决定了清官廉吏势必与贪官污吏产生矛盾。因此，要把对“仁者爱人”的追求变为社会政治现实，就必须破除施政中的阻力，勇于为民兴利除弊。
读范仲淹等北宋名臣的传记，领略其生平和作为，发现他们对百姓、对下属、对有才学和有志节的人，总是那样宽厚仁慈、满腹柔情。而面对权奸之辈，他们又是铁骨铮铮，与之进行坚决斗争。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静心思之，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是清官廉吏所应具备的品质。
由此看来，执政为民谋福祉，不仅应有“仁者爱人”的情怀、清正廉洁的操守，还应有为维护百姓利益而正道直行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借鉴范仲淹等北宋名臣为民、清廉、刚正的精神，并以超越前贤的勇气，自觉践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民兴利除弊。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作出贡献。
（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年5月2日。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潜心为民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其精华之一。要做到爱天下苍生、爱黎民百姓，必须具有宽广的胸怀。古时官场上的窥觊私利之辈，往往是通过鱼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来中饱私囊，自然与“仁者”无涉。范仲淹等北宋名臣立身行事、从政为官，能以百姓和社稷为重，摒弃私情，秉公执政，正是以“仁者爱人”、忧国忧民为出发点的。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一乐、一先一后，道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以黎民百姓忧乐为己忧乐的“仁者”情怀。史载，范仲淹曾资助过许多贫困的文人或下属。他晚年时捐出自己的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资助族人尤其是穷苦人家。
不仅如此，范仲淹的爱民行为还表现在他从政后，对庸官和贪渎者的疾恶如仇。比如，宋仁宗时期，官僚机构臃肿，州县官吏多有不称职者。范仲淹在推行吏治改革时，视各路官吏优劣，迁赏政绩卓著者，降黜贪渎和不称职者。当他“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勾去”时，枢密使富弼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言语中，折射出范仲淹心怀天下、为民兴利除弊的风范。
范仲淹潜心为民，颇有政绩。他在邓州知州任满离去时，百姓沿途数里拦截使者，请求留任范仲淹。他在邠州、庆州任职时，颇得时人称颂。当地汉族、羌族百姓曾为他画像、立生祠，感念他；他去世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包拯生前就已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连孩童、妇女都熟悉他的名字。《宋史·包拯传》载：“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其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为百姓所称颂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崇敬。
赵抃与同时期的包拯齐名，也是小说、戏剧中清官廉吏形象的原型之一。史载，京师百姓称赵抃为“铁面御史”；他“日所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其为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在虔（州）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他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就高兴地弹琴取乐。可见其律己甚严，为民兴利。
欧阳修在《乞出表》中说：“大仁博爱而无私，未尝违物。”他在滁州任上，对政务实行“宽简”（宽容和简化）的政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声誉，只求把事情办好，因而颇受百姓称道。这也是欧阳修从政的风格。有人读他的《醉翁亭记》，从他悠游山水、饮酒作乐的表现，以为他因受贬守滁，处于不问政事的状态。其实不然，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是在“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中，感受到百姓安居乐业和“与民同乐”的满足。
在中国古代儒学传统中，“与民同乐”是士大夫追求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和抱负。欧阳修的“太守之乐”所折射出的正是心系天下百姓。而赵抃每天晚上虔诚地向上天坦陈自己白天所作所为，亦是源自对社稷、百姓的敬畏。
正是源于心系天下百姓，范仲淹等北宋名臣把社稷、百姓利益以及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也正是源于心系天下百姓，才使他们对老百姓满怀深情，始终牵念他们，佑护他们，帮助他们。
清正廉洁
与历史上的众多清官廉吏一样，范仲淹等北宋名臣以清廉自持，不与世沉浮。据《宋史·范仲淹传》载，范仲淹为官清廉，生活节俭。即使他显贵之后，亦“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他在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要回苏州老家接母亲来广德，因积蓄不多，下属给他筹集了路费，但他不肯收下。他说：“我还有一匹马，你把它卖掉，就有回家的路费了。”此即为范仲淹“卖马接娘”的美谈。
范仲淹为官后，曾告诫子孙：“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结婚时，他听说儿媳将饰以锦罗帷幔，立即传训其子：“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若将帷幔带入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于是，儿子和媳妇便清简成婚。
历史上，由于戏剧、小说的传播，包拯已成为古代清官廉吏的代表人物。《宋史·包拯传》载：“（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包拯曾对子孙“约法三章”：“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据《宋史·赵抃传》载：“（赵抃）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茕贫，盖不可胜数。”赵抃在任成都知府时，一清如水。他养了一只鹤，常用鹤毛的洁白来勉励自己不贪污，用鹤头上的红色来勉励自己赤心为国。
欧阳修在《廉耻说》中云：“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若士君子“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这是欧阳修为匡正时弊所发出的心声，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准则。欧阳修从政时，操守自持，守廉明耻。他辗转各地为官，“除饮食物外，不曾买一物”。他曾告诫为官的侄子：“于官下宜守廉，不得买官下物”；“如有差使，尽力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要“守廉守贫，慎行刑”。
史书上记载的这些史实，虽然只是范仲淹等北宋名臣为官生涯中的点滴，却展现了他们清正廉洁的情怀。他们生前身后能得到百姓爱戴和赞誉，也是历史对他们的最高褒奖。
正道直行
范仲淹等北宋名臣能做到潜心为民、清正廉洁、兴利除弊，也与其具有正道直行的品格密不可分。
范仲淹与晏殊同为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出自晏殊门下，晏殊曾请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举荐范仲淹任秘阁校理。然而，范仲淹刚进朝廷，就做了一件让晏殊担惊受怕的事—— 天圣七年（1029），仁宗皇帝要在冬至节这天率领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并行跪拜之礼。此举悖逆皇帝事亲的仪规。然而，大臣们却面面相觑，无人敢言。对此，范仲淹上书，直言此举不当：“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范仲淹此举，令晏殊深感不安。晏殊指责范仲淹出言无忌，近于沽名钓誉，并会累及他人。对此，范仲淹不以为然。他给晏殊写信坦陈自己的心迹：我一直相信圣人之书，师法古人行事，忠于朝廷，爱护黎民百姓。故对皇帝的过失，应“有犯无隐，有谏无讪”，即使是冒杀身之祸，也要敢言直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因“忠直不挠”上书，而被贬黜。
其实，晏殊也是一代名臣。《宋史·晏殊传》云：“殊性刚简，奉养清俭。”晏殊并不缺乏仁爱、清廉的品质，他对范仲淹亦十分钦佩，但他无法像范仲淹那样忠烈、刚正。
囿于官位得失，怕触犯权势，不敢秉持正义，这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官员的通病。亦如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中所说：“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而范仲淹等北宋名臣能开一代风气，正在于置个人名位安危于度外，秉持正义，敢与奸佞专权之辈作斗争。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贵，不怕削职被贬，表现了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精神。他在朝时，曾因与宰相吕夷简、宦官阎文应等权奸作斗争，数次被朝廷贬黜。
对于范仲淹直言敢谏的精神，时人王得臣在《麈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仁宗朝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文正（范仲淹）时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数夕环步于庭，以筹其事。家有藏书，预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纯佑等曰：‘我今上疏言斥君侧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既奏，神文嘉纳，为罢黜内侍。圣贤相遇，千载一时矣。”范仲淹明知上书进谏有危险，仍无所畏惧、知难而进，展现了一种秉持正义、正道直行的无畏勇气。
欧阳修与范仲淹既是文友、同事，也是范仲淹的支持和追随者。《宋史·欧阳修传》载：“（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向仁宗皇帝上“百官图”，揭发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压制贤才，却被吕夷简反咬一口，被诬为“朋党”而被贬黜。其时，欧阳修见义勇为，上书朝廷，为范仲淹辩诬，结果被贬谪夷陵、滁州。
包拯的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已为人所熟知。《宋史·包拯传》云：“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民）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为维护百姓利益，包拯敢与贪官污吏作斗争，这也是他在民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到赵抃，《宋史·赵抃传》称其“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可见其为官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公正严明。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是一种充满温情、以惠爱为核心的品质。而这种温情和爱民之心，又是以维护天下百姓利益为对象的。这就决定了清官廉吏势必与贪官污吏产生矛盾。因此，要把对“仁者爱人”的追求变为社会政治现实，就必须破除施政中的阻力，勇于为民兴利除弊。
读范仲淹等北宋名臣的传记，领略其生平和作为，发现他们对百姓、对下属、对有才学和有志节的人，总是那样宽厚仁慈、满腹柔情。而面对权奸之辈，他们又是铁骨铮铮，与之进行坚决斗争。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静心思之，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是清官廉吏所应具备的品质。
由此看来，执政为民谋福祉，不仅应有“仁者爱人”的情怀、清正廉洁的操守，还应有为维护百姓利益而正道直行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借鉴范仲淹等北宋名臣为民、清廉、刚正的精神，并以超越前贤的勇气，自觉践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民兴利除弊。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作出贡献。
（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年5月2日。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