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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定义的马华文学
要整体性地介绍马华文学，如果不是说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深受认同的困扰，直至今日。它并非简单的区域华文文学，也不是一般“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之类的泛民族主义范畴可以轻易处理的。“马华文学”中的“马”、“华”、“文学”都是有疑义的。一般都想当然地以为“华”指华文，其实也可以指华人，如果是后者，就可能包含华、马、英三种语言，那是华人在马来半岛多元文化的背景里，在语言文化上产生了分化。而“马”在殖民地时代指地域，民族国家成立后指国家。1957年马来亚建国，马华文学是否即限于马来半岛呢？而马来亚1963年与新加坡、北婆罗洲共组马来西亚，彼时的马华文学自然也含括了那两个地区；而1965年新加坡被迫从马来西亚被分割出去而独立建国，新加坡共和国文学随之诞生。目前的马华文学研究者依然漠视民族国家的建立造成文学版图的分割与文学遗产的争夺。因为新加坡建国前的“马华文学”基本上以新加坡为基地，那文学历史比民族国家马来（西）亚早上近四十年。正统的马华文学史论述（如方修的论述）一贯以“战前／战后”做划分，并没有解决马华文学面对的文学史难题：如砍头般的，马华文学的“起源”被另一个民族国家文学占据、变成该民族国家华文文学的起源，这多少道出马华文学的处境──它其实是一种多语、跨境的文化现象。就算我们缩小范围，只谈华文文学，它也还是一种跨域的文学。
民族国家、马华革命文学、现实主义
在马华文学的开端，“马”首先指地域，主要是包含新加坡在内的英属马来半岛，彼时的文学甚至被时人泛称为“南洋文艺”。当1930年代“马来亚文艺”的概念提出时，较明晰的地域认同的建构就开始了。其时殖民割据的南洋诸岛正酝酿转化为民族国家，促成它的最重要历史动力无疑是民族主义与包含共产主义在内的泛左翼思潮，这一点，与正朝向民族国家转化的中国并无二致。在南洋，作为非“土著”，华人的民族主义欠缺政治上的正当性，华文、华人文化甚至一直被视为它的外显形式。二战后诸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都推行了相当彻底的民族同化政策，禁绝华文教育与华文公共媒体，力图清除华文文学的根。更何况，最深远影响华文文学的是1930年代以降中国的革命文学。文学的存在一直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而是为了改变世界。在这样的背景里，华文文学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存在。换言之，它的存有特性之一或许正根植于这种存在的不可能性，它的濒危状态。
无疑，马华文学首先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往南洋大规模移民的衍生物，因而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产物，它的自我界定也被深深地卷入历史的困局。文学史家往往把它的历史追溯得非常贴近五四运动，原因在于在那个马来半岛还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年代（二十世纪初），最早在星马以白话文写作的是避祸南下的中国知识青年（被泛称为“南来文人”）。他们是受现代中华民族主义、五四新文化濡染的一代，作为新青年，带着淑世精神到他们看来文化上相对落后的殖民地华人移民社会，文化启蒙、反封建、反帝都成了他们自觉肩负的使命。本身受惠于普及化的中国现代教育及现代传播媒介，到南洋后的栖身之处往往也是这些地方（中学、报馆）。
而改变世界的激情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写作的动力，以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为根本奥义，因而作品总是不讲究语言技术，不重视文学语言的铸造，整体风格往往异常的素朴，很难吸引当代的读者。在广大的华文世界里，纯就文学而论，也很难说有自身的特色。收在三部大系（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李廷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各十卷、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编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十卷）里的各文类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明证。这样的写作风格一般都被冠以“马华现实主义”之名，这个滥觞于革命文学的文学系统（详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从1930年代迄今，都还有生命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样的写作技术要求比较低，不需要丰厚的文化资本。一些老作家还坚守着这条道路，或许是文学习惯使然。相关的代表作家，以现代文学系统中的主导文类小说而言，从建国前到建国后，诸如林参天（1904~1972，代表作《浓烟》（长篇））、铁抗（本名郑卓群，1914~1942，代表作《试炼时代》（中短篇）、《白蚁》）、赵戎（本名赵大成，1920~1988，代表作《在马六甲海峡》（长篇））、韦晕（原名区文庄，1913~1997，代表作《乌鸦巷上黄昏》（短篇））、方北方（本名方作斌，1918~2007，代表作“风云三部曲”、“马来亚三部曲”（长篇））、苗秀（本名卢绍权，1920~1980，代表作《新加坡屋顶下》（短篇））、姚紫（本名郑梦周，1920~1980，代表作《窝浪拉里》（短篇））及尚在世的云里风（本名陈春德，1933~）、原上草（古德贤1923~）等，诗人吴岸（本名丘立基，1937~，代表作《吴岸诗选》）、方昂（本名方崇侨，1952~，代表作《鸟权》）、傅承得（1959~，代表作《赶在风雨之前》）、陈强华（1960~，《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再则是马共阵营的两个主要作家金枝芒（陈树英，1912~1988，代表作《饥饿》（长篇））和贺巾（本名林金泉，1935~，代表作《青春曲》、《峥嵘岁月》（中短篇））。虽然更年轻的作家似乎人数众多，作品也有相当可观的数量，但大部分作品已经很难吸引年轻一代的在地读者，因而很难想象它们能吸引其它华文地区的读者。它们的主要读者都是学院里“不读就没法从事研究”的专业学者。饶富反讽意味的是，那些作品都一定程度地受到自身历史“此时此地”的限定。
冷战背景里的现代主义与旅台
就在马来亚建国后不久的1950年代末期，在国际冷战的氛围里，马华文学也发生了重要的质变：以《学生周报》、《蕉风》为核心的一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在马华文坛展开。深受同期港台的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至少延续了十多年。它重铸了马华文学的品质，也试图让文学回归自身，以期在文学质量上能与其它地域的作家抗衡。这两份刊物之外，还有若干小型的出版社（如犀牛出版社、棕榈出版社）及同人社团（砂朥越星座诗社、天狼星诗社），文学青年在经营他们的小众事业。代表作家诸如诗人白垚（本名刘国坚，1934~，代表作《缕云起于绿草》（诗文戏剧合集））、方天（本名张海威，1903~，代表作《烂泥河的呜咽》），而今被尊奉为新加坡国宝级艺术家的陈瑞献（笔名牧羚奴，1943~，代表作《巨人》（诗）、《牧羚奴小说集》等），小黑（本名陈奇杰，代表作《悠悠河水》、《白水黑山》（小说））、宋子衡（本名黄光佑，1939~2012，代表作《冷场》）、温祥英（1940~，代表作《清教徒》（小说））、温任平（1944~，代表作《黄皮肤的月亮》（散文）、《流放是一种伤》（诗）等）、梅淑贞（1949~，代表作《梅淑贞诗集》）、李苍（本名李有成，1948~，代表作《鸟及其它》（诗））、陈政欣（1948~，代表作《树与旅途》（小说））、洪泉（本名沈洪全，1952~，代表作《欧阳香》（小说））、梁放（梁光明，1953~，代表作《烟雨砂隆》）、张瑞星（本名张锦忠，1956~，代表作《白鸟之幻》）、叶谁（1957~，代表作《一九六四》（小说））等。就年龄上来看，横跨了两个世代，但大多集中于战后出生、成长的一代；半岛英殖民的晚期，民族国家形成中，是华语华文在马来民族主义的浪潮中面对严厉考验的年代。文学资源上，有的直接取法英、美、法，力图直接接引西方的现代感性；但更多其实是透过港、台的中文化格式。在那冷战的年代，加上马来半岛华人的文化危机，因而有部分作家朝向拥抱古典中国，自伤流放。但更多的以破碎的华文去表现那彷徨年代里的现代感，小镇风情，鄉土小人物的辛酸、或尝试探勘现代人的幽暗心理。作品的篇幅一般而言都不大，长篇小说极少，也没有可观之作。换言之，一般而言叙事作品里已很少有历史的远景透视，往往经由语言技艺的雕塑，而倾向于把“此时此地”空间化。而诗和散文（甚至部分小说）更强调诗语言自身的构筑。这批作品虽然规模不大，已然有若干成为马华文学经典。（关于马华现代主义的详细讨论，详张锦忠《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
在那冷战－现代主义的背景里，从1960年代开始，不少在马华人到台湾留学。五十年间，其中的文学青年在大学环境里吸收文学养分，甚至成为作家。在那戒严－冷战的现代主义年代，现代主义的文化惊奇感和中华文化想象均曾深深吸引部分青年。他们最好的作品水平已不逊于台湾一流作家，也呈现出殊异于大马本土的风貌。诗、散文、小说和评论都达到相当水平，借台湾的学术资源也重建了马华文学的论述。代表作家如王润华（1941~，代表作《患病的太阳》（诗））、淡莹（本名刘宝珍，1943~，代表作《太极诗谱》（诗））、陈慧桦（本名陈鹏翔，1942~，代表作《多角城》（诗））、李永平（1947~，代表作《吉陵春秋》、《大河尽头》（长篇））、商晚筠（本名黄绿绿，1952~1995，代表作《痴女阿莲》、《七色花水》）、张贵兴（1956~，代表作《群象》、《猴杯》（长篇））、潘雨桐（1937~，代表作《昨夜星辰》、《河岸传说》（小说）等）、温瑞安（1954~，代表作《龙哭千里》（散文）、《山河录》（诗））、方娥真（本名廖湮，1954~，代表作《娥眉赋》（诗））、林幸谦（1963~，代表作《狂欢与破碎》（散文））、黄锦树（1967~，代表作《由岛至岛》（小说））、陈大为（1969~，代表作《尽是魅影的城国》（诗））、钟怡雯（1969~，代表作《野半岛》（散文））、辛金顺（1963~，代表作《月光照不回的路》（散文））及未曾赴台却在台湾得奖、出版作品的黎紫书（本名林宝玲 1971~，代表作《野菩萨》），曾留台后返马的贺淑芳（1971~，代表作《迷宫毯子》）等。台湾的文学产业、学术产业当然都比大马成熟得多，大学体制较完善、学术资源也较丰沛，因留学及文学奖而产生的互动也有相当的历史，对马华文学的生产一直是正面的效应。
而旅台后返马也一直不乏前例，返马后还继续有重要作品的前行代如商晚筠、潘雨桐、傅承得、陈强华、林金城、方路等。这十多年来，旅台－返马或许成为更普遍的模式。更年轻一辈的如龚万辉、陈志鸿、木焱等，也都是值得期许的后浪。
2003年，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文学青年在吉隆坡成立了有人出版社，以松散的方式集结了大马各地许多有志于文学者，目前已出版了相当数量各文类有分量的作品，可能是未来马华文学最有活力的发展趋势。
附记：陈大为在《当代马华文学的三大板块》（氏著《思考的圆周率》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6）以西马（马来半岛）、婆罗洲（沙巴、砂拉越）、旅台为当代马华文学的三大板块，其实迄至目前为止，婆罗洲文学场域的分量只怕还难以相提并论。出生于婆罗洲的重要作家如吴岸、李永平、张贵兴、梁放、叶谁等，前文都已提及。最大的文学板块其实一直是西马。
黄锦树
1967年生于马來西亚柔佛。1986年赴台念书，1998年获博士学位，其后谋生于斯。曾出版过几本短篇小说，几本论文。现居埔里，为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要整体性地介绍马华文学，如果不是说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深受认同的困扰，直至今日。它并非简单的区域华文文学，也不是一般“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之类的泛民族主义范畴可以轻易处理的。“马华文学”中的“马”、“华”、“文学”都是有疑义的。一般都想当然地以为“华”指华文，其实也可以指华人，如果是后者，就可能包含华、马、英三种语言，那是华人在马来半岛多元文化的背景里，在语言文化上产生了分化。而“马”在殖民地时代指地域，民族国家成立后指国家。1957年马来亚建国，马华文学是否即限于马来半岛呢？而马来亚1963年与新加坡、北婆罗洲共组马来西亚，彼时的马华文学自然也含括了那两个地区；而1965年新加坡被迫从马来西亚被分割出去而独立建国，新加坡共和国文学随之诞生。目前的马华文学研究者依然漠视民族国家的建立造成文学版图的分割与文学遗产的争夺。因为新加坡建国前的“马华文学”基本上以新加坡为基地，那文学历史比民族国家马来（西）亚早上近四十年。正统的马华文学史论述（如方修的论述）一贯以“战前／战后”做划分，并没有解决马华文学面对的文学史难题：如砍头般的，马华文学的“起源”被另一个民族国家文学占据、变成该民族国家华文文学的起源，这多少道出马华文学的处境──它其实是一种多语、跨境的文化现象。就算我们缩小范围，只谈华文文学，它也还是一种跨域的文学。
民族国家、马华革命文学、现实主义
在马华文学的开端，“马”首先指地域，主要是包含新加坡在内的英属马来半岛，彼时的文学甚至被时人泛称为“南洋文艺”。当1930年代“马来亚文艺”的概念提出时，较明晰的地域认同的建构就开始了。其时殖民割据的南洋诸岛正酝酿转化为民族国家，促成它的最重要历史动力无疑是民族主义与包含共产主义在内的泛左翼思潮，这一点，与正朝向民族国家转化的中国并无二致。在南洋，作为非“土著”，华人的民族主义欠缺政治上的正当性，华文、华人文化甚至一直被视为它的外显形式。二战后诸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都推行了相当彻底的民族同化政策，禁绝华文教育与华文公共媒体，力图清除华文文学的根。更何况，最深远影响华文文学的是1930年代以降中国的革命文学。文学的存在一直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而是为了改变世界。在这样的背景里，华文文学几乎是一种不可能的存在。换言之，它的存有特性之一或许正根植于这种存在的不可能性，它的濒危状态。
无疑，马华文学首先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往南洋大规模移民的衍生物，因而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产物，它的自我界定也被深深地卷入历史的困局。文学史家往往把它的历史追溯得非常贴近五四运动，原因在于在那个马来半岛还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年代（二十世纪初），最早在星马以白话文写作的是避祸南下的中国知识青年（被泛称为“南来文人”）。他们是受现代中华民族主义、五四新文化濡染的一代，作为新青年，带着淑世精神到他们看来文化上相对落后的殖民地华人移民社会，文化启蒙、反封建、反帝都成了他们自觉肩负的使命。本身受惠于普及化的中国现代教育及现代传播媒介，到南洋后的栖身之处往往也是这些地方（中学、报馆）。
而改变世界的激情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写作的动力，以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为根本奥义，因而作品总是不讲究语言技术，不重视文学语言的铸造，整体风格往往异常的素朴，很难吸引当代的读者。在广大的华文世界里，纯就文学而论，也很难说有自身的特色。收在三部大系（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李廷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各十卷、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编的《马华文学大系》（1965~1996）十卷）里的各文类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明证。这样的写作风格一般都被冠以“马华现实主义”之名，这个滥觞于革命文学的文学系统（详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从1930年代迄今，都还有生命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样的写作技术要求比较低，不需要丰厚的文化资本。一些老作家还坚守着这条道路，或许是文学习惯使然。相关的代表作家，以现代文学系统中的主导文类小说而言，从建国前到建国后，诸如林参天（1904~1972，代表作《浓烟》（长篇））、铁抗（本名郑卓群，1914~1942，代表作《试炼时代》（中短篇）、《白蚁》）、赵戎（本名赵大成，1920~1988，代表作《在马六甲海峡》（长篇））、韦晕（原名区文庄，1913~1997，代表作《乌鸦巷上黄昏》（短篇））、方北方（本名方作斌，1918~2007，代表作“风云三部曲”、“马来亚三部曲”（长篇））、苗秀（本名卢绍权，1920~1980，代表作《新加坡屋顶下》（短篇））、姚紫（本名郑梦周，1920~1980，代表作《窝浪拉里》（短篇））及尚在世的云里风（本名陈春德，1933~）、原上草（古德贤1923~）等，诗人吴岸（本名丘立基，1937~，代表作《吴岸诗选》）、方昂（本名方崇侨，1952~，代表作《鸟权》）、傅承得（1959~，代表作《赶在风雨之前》）、陈强华（1960~，《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再则是马共阵营的两个主要作家金枝芒（陈树英，1912~1988，代表作《饥饿》（长篇））和贺巾（本名林金泉，1935~，代表作《青春曲》、《峥嵘岁月》（中短篇））。虽然更年轻的作家似乎人数众多，作品也有相当可观的数量，但大部分作品已经很难吸引年轻一代的在地读者，因而很难想象它们能吸引其它华文地区的读者。它们的主要读者都是学院里“不读就没法从事研究”的专业学者。饶富反讽意味的是，那些作品都一定程度地受到自身历史“此时此地”的限定。
冷战背景里的现代主义与旅台
就在马来亚建国后不久的1950年代末期，在国际冷战的氛围里，马华文学也发生了重要的质变：以《学生周报》、《蕉风》为核心的一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在马华文坛展开。深受同期港台的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至少延续了十多年。它重铸了马华文学的品质，也试图让文学回归自身，以期在文学质量上能与其它地域的作家抗衡。这两份刊物之外，还有若干小型的出版社（如犀牛出版社、棕榈出版社）及同人社团（砂朥越星座诗社、天狼星诗社），文学青年在经营他们的小众事业。代表作家诸如诗人白垚（本名刘国坚，1934~，代表作《缕云起于绿草》（诗文戏剧合集））、方天（本名张海威，1903~，代表作《烂泥河的呜咽》），而今被尊奉为新加坡国宝级艺术家的陈瑞献（笔名牧羚奴，1943~，代表作《巨人》（诗）、《牧羚奴小说集》等），小黑（本名陈奇杰，代表作《悠悠河水》、《白水黑山》（小说））、宋子衡（本名黄光佑，1939~2012，代表作《冷场》）、温祥英（1940~，代表作《清教徒》（小说））、温任平（1944~，代表作《黄皮肤的月亮》（散文）、《流放是一种伤》（诗）等）、梅淑贞（1949~，代表作《梅淑贞诗集》）、李苍（本名李有成，1948~，代表作《鸟及其它》（诗））、陈政欣（1948~，代表作《树与旅途》（小说））、洪泉（本名沈洪全，1952~，代表作《欧阳香》（小说））、梁放（梁光明，1953~，代表作《烟雨砂隆》）、张瑞星（本名张锦忠，1956~，代表作《白鸟之幻》）、叶谁（1957~，代表作《一九六四》（小说））等。就年龄上来看，横跨了两个世代，但大多集中于战后出生、成长的一代；半岛英殖民的晚期，民族国家形成中，是华语华文在马来民族主义的浪潮中面对严厉考验的年代。文学资源上，有的直接取法英、美、法，力图直接接引西方的现代感性；但更多其实是透过港、台的中文化格式。在那冷战的年代，加上马来半岛华人的文化危机，因而有部分作家朝向拥抱古典中国，自伤流放。但更多的以破碎的华文去表现那彷徨年代里的现代感，小镇风情，鄉土小人物的辛酸、或尝试探勘现代人的幽暗心理。作品的篇幅一般而言都不大，长篇小说极少，也没有可观之作。换言之，一般而言叙事作品里已很少有历史的远景透视，往往经由语言技艺的雕塑，而倾向于把“此时此地”空间化。而诗和散文（甚至部分小说）更强调诗语言自身的构筑。这批作品虽然规模不大，已然有若干成为马华文学经典。（关于马华现代主义的详细讨论，详张锦忠《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
在那冷战－现代主义的背景里，从1960年代开始，不少在马华人到台湾留学。五十年间，其中的文学青年在大学环境里吸收文学养分，甚至成为作家。在那戒严－冷战的现代主义年代，现代主义的文化惊奇感和中华文化想象均曾深深吸引部分青年。他们最好的作品水平已不逊于台湾一流作家，也呈现出殊异于大马本土的风貌。诗、散文、小说和评论都达到相当水平，借台湾的学术资源也重建了马华文学的论述。代表作家如王润华（1941~，代表作《患病的太阳》（诗））、淡莹（本名刘宝珍，1943~，代表作《太极诗谱》（诗））、陈慧桦（本名陈鹏翔，1942~，代表作《多角城》（诗））、李永平（1947~，代表作《吉陵春秋》、《大河尽头》（长篇））、商晚筠（本名黄绿绿，1952~1995，代表作《痴女阿莲》、《七色花水》）、张贵兴（1956~，代表作《群象》、《猴杯》（长篇））、潘雨桐（1937~，代表作《昨夜星辰》、《河岸传说》（小说）等）、温瑞安（1954~，代表作《龙哭千里》（散文）、《山河录》（诗））、方娥真（本名廖湮，1954~，代表作《娥眉赋》（诗））、林幸谦（1963~，代表作《狂欢与破碎》（散文））、黄锦树（1967~，代表作《由岛至岛》（小说））、陈大为（1969~，代表作《尽是魅影的城国》（诗））、钟怡雯（1969~，代表作《野半岛》（散文））、辛金顺（1963~，代表作《月光照不回的路》（散文））及未曾赴台却在台湾得奖、出版作品的黎紫书（本名林宝玲 1971~，代表作《野菩萨》），曾留台后返马的贺淑芳（1971~，代表作《迷宫毯子》）等。台湾的文学产业、学术产业当然都比大马成熟得多，大学体制较完善、学术资源也较丰沛，因留学及文学奖而产生的互动也有相当的历史，对马华文学的生产一直是正面的效应。
而旅台后返马也一直不乏前例，返马后还继续有重要作品的前行代如商晚筠、潘雨桐、傅承得、陈强华、林金城、方路等。这十多年来，旅台－返马或许成为更普遍的模式。更年轻一辈的如龚万辉、陈志鸿、木焱等，也都是值得期许的后浪。
2003年，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文学青年在吉隆坡成立了有人出版社，以松散的方式集结了大马各地许多有志于文学者，目前已出版了相当数量各文类有分量的作品，可能是未来马华文学最有活力的发展趋势。
附记：陈大为在《当代马华文学的三大板块》（氏著《思考的圆周率》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6）以西马（马来半岛）、婆罗洲（沙巴、砂拉越）、旅台为当代马华文学的三大板块，其实迄至目前为止，婆罗洲文学场域的分量只怕还难以相提并论。出生于婆罗洲的重要作家如吴岸、李永平、张贵兴、梁放、叶谁等，前文都已提及。最大的文学板块其实一直是西马。
黄锦树
1967年生于马來西亚柔佛。1986年赴台念书，1998年获博士学位，其后谋生于斯。曾出版过几本短篇小说，几本论文。现居埔里，为台湾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