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１９９６年８月，为迎接１０月份在北京召开的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河南日报副总编辑王天林约我合作文章，我才有机会比较集中地采访了穆青。
８月２４日我到了北京，当时女儿王日方正在中央电视台实习，按约穆青给了我们三个上午的时间，从他少年时代谈起，我们算“奢侈”了一番，边笔记边录音。
远离北京，我们的采访有很大困难，但我们又有不少优势。穆老的《十个共产党员》中，６个典型是河南的。他以河南为采访和调研基地，足迹遍布全省。他采访过的典型，我们随后大多去采访过，情况比较熟悉。于是从北京回来后，学习穆青的采访作风，我们到基层群众中寻访穆青踪迹。
“没有穆青，焦裕禄也不会这样出名！”
第一站先到兰考。
我这是第三次到兰考。第一次是１９６３年秋天，我还是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学校组织到兰考帮助救灾，就在党校的大礼堂打地铺，白天翻地。记得涝地连茅草都很稀少，板结得很瓷实。一天，同学们聚集在大礼堂，听县委书记讲话，现在想他就是焦裕禄，因离得远看不清他的模样，也记不得他讲了什么，但从那以后大家干活劲头很大，手掌都打了血泡，硬是把很大一片板结的荒地给翻得松软，种上了麦子。这是一段短暂而难忘的经历。后来读起《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格外亲切。第二次是１９８９年夏，我随中央林业采访团来到兰考，拜谒了焦裕禄陵园，大家还手扯手测量焦裕禄栽的“焦桐”有多粗。这一次我们几乎走遍了泡桐林，还采访了焦裕禄重用的那位林业技术员。这时祖国大地呼唤焦裕禄精神的声浪越来越高，我重温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写出了报告文学《泡桐林》，并获得《人民日报》优秀报告文学奖，是与这种思想感情的感染激励分不开的。
第三次踏上这熟悉的土地，寻访穆青的踪迹，我们先到韩村。韩村是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在县城西南约１公里的洼窝里。寻找穆青的老友孙少甫，老汉正好在家。穆青、冯健、周原曾在他家院子里喝着大碗茶谈笑风生。原来的砖瓦房换成白粉墙的新房，还是那张木板桌，几个小木凳，老汉的闺女给我们沏上大碗茶，热气腾腾中听老人叙述往事。谈起焦书记他眼噙泪花，谈起穆青勾起了他悠悠思念。从无墙的院子望出去，南面旷野上，雾蒙蒙欲雨，枣林里红枣缀满枝头，地上花生棵像碧绿的绒毯。老汉说，给新房照张相片让穆青看看。我们让老汉夫妇坐在房前拍照，还拍了那枣林和田野。后来照片给穆青看了，他为老农换了新屋，生活条件更好感到高兴。等他再来兰考时，孙少甫已不在人世……而一位老记者与一位老农的故事却永存人间。
农民办的桐木加工厂和乐器厂中，桐材正待包装出口。桐木做的古筝、板胡、扬琴、琵琶等琳琅满目，产品已在全国获得金奖。一位姑娘演奏了几支优美的乐曲，奏出新一代农民前进的歌声。青年企业家说：“我们都是读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大的。穆青为俺兰考立了功。没有穆青，焦裕禄也不会这样出名，现在做生意俺也沾着焦裕禄的光！”
访穆青老家杞县
第二站我们访问穆青的老家杞县。实际上，穆家祖籍在周口，为了生计，举家随祖父迁徙到安徽蚌埠，１９２１年农历二月初六穆青出生，９岁时爷爷猝死，全家回到奶奶的娘家杞县。听穆老说，有一次一位精通易经的人非要给他看相，说他一世飘零，没有真正的家。他当成玩笑讲，自然不在乎这种说法。他把杞县当成老家，是因为从１０岁到１６岁，人生重要的少年阶段是在杞县度过的。而在杞县的岁月，奠定了他走向革命的基础。
穆老说，小时候在家的事儿他姐姐最清楚。于是在郑州时，我们先拜访了穆青的大姐穆镜涵先生。她已８０岁高龄，能写蝇头小字，除了耳有点背，身体健朗，思路敏捷，记忆清晰，讲起来形象生动且极富感情，容易激动，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原来她丈夫就是穆青的恩师、大同学校校长王毅斋先生。除了对穆青了解很多，她本人就是一部历史，人生的悲欢离合都尝尽了，而乐观、刚强的性格支撑着她。我们陪她流泪，更对她的人格肃然起敬。穆青和他姐姐的关系最为密切，她的家里挂着穆青题写的条幅，她的身上也折射着穆青的影子。
在杞县，寻找穆青家的旧址——一个叫夏哨营的地方。晚年穆老每次回杞县，都要到这里看看，抚今忆昔，不免感慨万千。那座租住的老屋已不见了。他家院后那个长年积水的大坑早已填平。大坑在穆青的记忆里，是面优美的湖。湖里长满了莲藕，夏夜的月光下，荷花亭亭，薄雾袅袅。湖边有棵垂柳，树下有口井，井里的泉水清冽甘甜长年不断，家里人常坐在井台上聊天，少年穆青挤在人缝里听故事。他曾写了一篇散文《夏哨营之夜》，描写出荷塘月色的情韵，发表在学校创办的《群鸥》杂志上，是他的散文处女作，受到老师、同学的赞扬。后来穆青为小湖的消失感到惋惜，每次徜徉于此，他都想觅回童年的梦……
我们曾到北京图书馆查找《群鸥》，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群鸥》创办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穆青参加编辑并撰写稿件，由姚雪垠在北京联系印刷，刚办了３期，就被当局扼杀，因此很难查到。
县委宣传部的同志领我们找到大同中学的原址。这是一座孔庙，有大殿和厢房，彩色琉璃瓦上长着茅草和青苔。门窗经过修缮，雕花上的红油漆依然斑斑驳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这里曾是“群鸥”会聚，同学意气风华、挥斥方遒的景象，演绎出多少轰轰烈烈的故事。穆青的语文启蒙教师是孙子纯先生，他是王毅斋的老师，教学有方，一个词儿，一个成语，都能讲出生动有趣的故事，穆青对语文的偏爱与他有很大关系。
来到１９８２年恢复后的大同中学，校牌是穆青的亲笔题字，校园里绿荫覆盖，回荡着朗朗的读书声。年轻的女校长介绍了怎样继承光荣传统，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情况。他们的教学质量在开封市名列前茅。
参观校史展览，心里很不是滋味。首先面对的是王毅斋先生的遗像，照片上的他正值中年，踌躇满志，目光睿智刚毅。王毅斋１８９６年出生于杞县县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代留学德国、奥地利，毕业于维也纳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德国他结识了朱德等革命者，他们的合影现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他热爱祖国，毕业后毅然回国，以改造旧中国为己任。他任河南大学经济系教授时，一面领导学生宣传抗日，常常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讲，同时在家乡办起私立大同学校，提出“挽国魂于童蒙”。当时穆青一家刚从蚌埠搬回杞县，穆青面临失学危机，大同小学的招生布告如同雪中送炭。考试时王先生特别喜欢这个聪明腼腆的少年，在少年眼中，这位３０多岁的先生气质非凡，待人亲热和善。穆青小学毕业时，王毅斋又拿出薪水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办起大同中学，吸收共产党员任教。穆青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爱国激情的感染，由此踏上革命之路。后来从大同中学走出的师级以上的干部就有１００多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２０多位。穆大姐曾对我们说：“如果全家不回到杞县，如果不认识王毅斋，如果没有王先生创办的大同学校，不知穆青会走上什么道路，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副省长等职，１９５７年他对党满腔赤诚却被打成右派。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４日他受尽迫害凌辱在封丘一个破烂的小屋里死去，只有老伴守候在身旁，无人过问。他的儿女也受尽牵连。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为王毅斋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穆青捧着恩师的骨灰盒痛哭失声。面对王先生的遗像，我们欲哭无泪，心里在流血……
还有一张照片更令人惊心动魄：穆青的中学语文老师、著名的教育家、郑州大学校长郭晓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的场景，两个家伙揪住他的头发正让他“坐飞机”。我没见过郭晓棠，他的声望和学识早令我敬佩，却没想到在这里认识了他。他儒雅之气仍依稀可见。没法想像他受辱时的心情，只知他听到平反的消息因过分激动而辞世。面对这张遗像，我们也是欲哭无泪，心里在流血……好在校园的读书声提醒我们，这一切都成了历史。
这里还展出了穆青的恩师、共产党员梁雷、赵伊坪等烈士的生平和照片。另一展厅有穆青与大同中学的专辑。穆青很热爱母校，更难忘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恩师，晚年他写的《泪洒偏关》、《烈士·恩师》，就是纪念被敌人砍去头颅和被烧死的抗日英雄梁雷、赵伊坪的。他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他对我们说：“没有这几位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年轻时遇上好老师最重要。天、地、君、亲、师，古人把老师的地位和天地、皇帝、双亲排在一起。大同中学把我们一个个送上革命道路，这是最宝贵的政治启蒙。”
太行山水情
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８日，我们到辉县采访，一路上看到夏季洪水肆虐的痕迹：新乡市西北部田野里的玉米棵被冲倒在地，有的房屋被泡塌，道路被冲毁，据《河南日报》报道，如果不是辉县山区大大小小的水库拦洪蓄水，今年的特大洪水足可以将整个新乡市淹没。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正是辉县大干时，我几次来采访，参加过石门水库的建成典礼；采访过洪州城石滩造田和千米友谊洞打洞；１９７５年冬还在三郊口水库工地住了几天，采访刘桂清领导的石姑娘队，写出了《英姿飒爽战太行》的长篇通讯，发表在《河南日报》，因此，我对辉县的山水格外有感情。
在县城内一片旧瓦舍里找到了郑永和。他住的还是７０年代当县委书记领着修水库时的房子。陈设都过了时，旧沙发、旧桌椅，唯有精神面貌还年轻，满头乌发人家还以为染过呢。那种关心老百姓的“习性”依旧。人还未落座他就给讲北干渠的事，滔滔不绝，别人插不上嘴。墙上挂着辉县地图和北干渠地形图。那块枯黄的地方，４万亩山林和４万多百姓正在盼水。当地人曾为全县水利做出了贡献，而他们至今仍生活在渴望中，这成了老郑一块心病。他说，即使来一个小学生、中学生，他也要讲一讲，他要学愚公移山，这一代干不成下一代干。
第二天上午，瓢泼大雨下个不停，郑永和组织老干部服务队照常举行读书会。他们的活动室就在老郑家对门一个简陋的小屋里，这使我想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穆青来辉县采访时在县委招待所住过的破庙。虽然雨下得很大，路上的水流成小河，老干部们打着伞趟着水先后都来了，最大的８０多岁，最小的也有６０多岁。墙上贴着老干部服务队的宗旨，靠窗一张破桌子，几把破椅子，一张木床占据了大部空间，椅子不够用就盘腿坐在床上。他们还是老班子、老称呼、老作风。这天是他们第二次座谈《十个共产党员》，回忆起穆青给他们当参谋的故事，一个个充满深情。他们说，穆青是第十一个共产党员，新闻界早就该写写穆青了！
下午，天空雾蒙蒙的，雨时断时续，郑永和带我们去拍石头乡。辉县当年建成的水库如今都成了青山碧水风景秀丽的旅游景点，造的田成了年年丰收永续利用的“粮仓”。出城往北约２０公里，就到了有名的郊东沟，这里原来满沟石头。郑永和曾对郭小川说：“孙钊带领群众是要把满山的石头都拍成馍，好让子孙后代不挨饿！”郭小川连声称妙，对《咏拍石头》的诗句进行修改：
要问太行山区哪儿石头最多，
也许得数拍石头公社。
要是石头都变成馍，
全辉县人，保管一万年也不会挨饿！
记得后来我把郭小川的诗念给穆老听，他非常喜欢连声称妙，还颇为遗憾地说：“写《难忘那双手》时，不知道有这首诗，要是知道，我一定会写进去的。”
如今“满沟的石头都变成了馍”，眼前一派丰收景象：玉米挺着大棒棒，大豆结着鼓饱饱的角……路旁还立有纪念碑，向后代讲述着那个年代的感人故事：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孙钊领着群众硬是把乱石沟变成了米粮川。
刻着“拍石头公社”的石碑依然立在山坡的树影里，往上走，就是穆青与郑永和、孙钊彻夜畅谈的那个平屋顶。屋顶与院落一般高。朝西有３间旧屋，拾级而上，看到了当年孙钊与他人共同办公的地方：南面一小间，简陋狭窄，一张破桌子，一只放文件、衣物用的炸药箱，一张铺着秫秸的旧式木床，天花板是用秫秸棚的。孙钊用它暂时栖身，他的“办公室”是在山水间，在群众里。穆青来寻找他的踪迹，门锁着进不去，就坐在门槛上望着青山思念老友潸然落泪。郑永和坐在门槛上给我们述说着穆青几次来访的情况，眼中不觉也涌出泪花。
乌云低垂着，空中飘落细细的雨丝，风刺骨的寒凉。我们又去西面山下看当年修的大坝、水库，面前又出现穆青在《难忘那双手》中描写的孙钊临死时的那双手：“那结满铜钱厚茧的双手，凝着乌紫的血痕，断指还在发炎，整个右手肿得老高。”孙钊没死在办公室那张木床上，而是死在修渠工地铺着麦秸的小床上，“薄棉被上搭着他穿了好几年溅满泥水、石尘的黑棉衣裤，床边仍放着６年来从没离开过他的工具：一对铁锤和钢钻。”我们走穆青走过的路，也想去看看死后不占一寸土地而埋在石堰下的孙钊的墓地，因黄昏的雨越下越大，山路泥泞，老郑没让去。暮雨带着我们心中的悼念，默默下着……
夜里，王日方着凉发起了高烧。但她说，经受了从没有过的感染和教育，很值得。
２００３年的春天，应郑永和之邀我和十几位老新闻工作者重访辉县，来到穆青最初跟随郑永和深山治虫的尖山洼。翌日，我特地赶到拍石头找到孙钊的墓地，带上穆老未竟的心愿，献上一个用迎春花编成的花环，向他三鞠躬。我还沿着已修成的北干渠走了半天，在给穆老的信中写了农民用渠水浇麦栽树的情景，带给老人以欣慰。因为这是他心上的渠。多年来他除了写《情系人民》和《老书记与北干渠的故事》大造舆论外，还在省里、中央不知做了多少工作以争得对修渠的支持。他曾对我们感叹：“城里人喝啤酒、洋酒，山里人却连水也喝不上！”
到穆老逝世，他曾１０访辉县，山山水水都寄托着他的深情。要寻访他的踪迹，十天半月也走不完。１９９６年那一次，我们仅去了拍石头。（未完待续）
８月２４日我到了北京，当时女儿王日方正在中央电视台实习，按约穆青给了我们三个上午的时间，从他少年时代谈起，我们算“奢侈”了一番，边笔记边录音。
远离北京，我们的采访有很大困难，但我们又有不少优势。穆老的《十个共产党员》中，６个典型是河南的。他以河南为采访和调研基地，足迹遍布全省。他采访过的典型，我们随后大多去采访过，情况比较熟悉。于是从北京回来后，学习穆青的采访作风，我们到基层群众中寻访穆青踪迹。
“没有穆青，焦裕禄也不会这样出名！”
第一站先到兰考。
我这是第三次到兰考。第一次是１９６３年秋天，我还是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学校组织到兰考帮助救灾，就在党校的大礼堂打地铺，白天翻地。记得涝地连茅草都很稀少，板结得很瓷实。一天，同学们聚集在大礼堂，听县委书记讲话，现在想他就是焦裕禄，因离得远看不清他的模样，也记不得他讲了什么，但从那以后大家干活劲头很大，手掌都打了血泡，硬是把很大一片板结的荒地给翻得松软，种上了麦子。这是一段短暂而难忘的经历。后来读起《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格外亲切。第二次是１９８９年夏，我随中央林业采访团来到兰考，拜谒了焦裕禄陵园，大家还手扯手测量焦裕禄栽的“焦桐”有多粗。这一次我们几乎走遍了泡桐林，还采访了焦裕禄重用的那位林业技术员。这时祖国大地呼唤焦裕禄精神的声浪越来越高，我重温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写出了报告文学《泡桐林》，并获得《人民日报》优秀报告文学奖，是与这种思想感情的感染激励分不开的。
第三次踏上这熟悉的土地，寻访穆青的踪迹，我们先到韩村。韩村是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在县城西南约１公里的洼窝里。寻找穆青的老友孙少甫，老汉正好在家。穆青、冯健、周原曾在他家院子里喝着大碗茶谈笑风生。原来的砖瓦房换成白粉墙的新房，还是那张木板桌，几个小木凳，老汉的闺女给我们沏上大碗茶，热气腾腾中听老人叙述往事。谈起焦书记他眼噙泪花，谈起穆青勾起了他悠悠思念。从无墙的院子望出去，南面旷野上，雾蒙蒙欲雨，枣林里红枣缀满枝头，地上花生棵像碧绿的绒毯。老汉说，给新房照张相片让穆青看看。我们让老汉夫妇坐在房前拍照，还拍了那枣林和田野。后来照片给穆青看了，他为老农换了新屋，生活条件更好感到高兴。等他再来兰考时，孙少甫已不在人世……而一位老记者与一位老农的故事却永存人间。
农民办的桐木加工厂和乐器厂中，桐材正待包装出口。桐木做的古筝、板胡、扬琴、琵琶等琳琅满目，产品已在全国获得金奖。一位姑娘演奏了几支优美的乐曲，奏出新一代农民前进的歌声。青年企业家说：“我们都是读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大的。穆青为俺兰考立了功。没有穆青，焦裕禄也不会这样出名，现在做生意俺也沾着焦裕禄的光！”
访穆青老家杞县
第二站我们访问穆青的老家杞县。实际上，穆家祖籍在周口，为了生计，举家随祖父迁徙到安徽蚌埠，１９２１年农历二月初六穆青出生，９岁时爷爷猝死，全家回到奶奶的娘家杞县。听穆老说，有一次一位精通易经的人非要给他看相，说他一世飘零，没有真正的家。他当成玩笑讲，自然不在乎这种说法。他把杞县当成老家，是因为从１０岁到１６岁，人生重要的少年阶段是在杞县度过的。而在杞县的岁月，奠定了他走向革命的基础。
穆老说，小时候在家的事儿他姐姐最清楚。于是在郑州时，我们先拜访了穆青的大姐穆镜涵先生。她已８０岁高龄，能写蝇头小字，除了耳有点背，身体健朗，思路敏捷，记忆清晰，讲起来形象生动且极富感情，容易激动，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原来她丈夫就是穆青的恩师、大同学校校长王毅斋先生。除了对穆青了解很多，她本人就是一部历史，人生的悲欢离合都尝尽了，而乐观、刚强的性格支撑着她。我们陪她流泪，更对她的人格肃然起敬。穆青和他姐姐的关系最为密切，她的家里挂着穆青题写的条幅，她的身上也折射着穆青的影子。
在杞县，寻找穆青家的旧址——一个叫夏哨营的地方。晚年穆老每次回杞县，都要到这里看看，抚今忆昔，不免感慨万千。那座租住的老屋已不见了。他家院后那个长年积水的大坑早已填平。大坑在穆青的记忆里，是面优美的湖。湖里长满了莲藕，夏夜的月光下，荷花亭亭，薄雾袅袅。湖边有棵垂柳，树下有口井，井里的泉水清冽甘甜长年不断，家里人常坐在井台上聊天，少年穆青挤在人缝里听故事。他曾写了一篇散文《夏哨营之夜》，描写出荷塘月色的情韵，发表在学校创办的《群鸥》杂志上，是他的散文处女作，受到老师、同学的赞扬。后来穆青为小湖的消失感到惋惜，每次徜徉于此，他都想觅回童年的梦……
我们曾到北京图书馆查找《群鸥》，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群鸥》创办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穆青参加编辑并撰写稿件，由姚雪垠在北京联系印刷，刚办了３期，就被当局扼杀，因此很难查到。
县委宣传部的同志领我们找到大同中学的原址。这是一座孔庙，有大殿和厢房，彩色琉璃瓦上长着茅草和青苔。门窗经过修缮，雕花上的红油漆依然斑斑驳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这里曾是“群鸥”会聚，同学意气风华、挥斥方遒的景象，演绎出多少轰轰烈烈的故事。穆青的语文启蒙教师是孙子纯先生，他是王毅斋的老师，教学有方，一个词儿，一个成语，都能讲出生动有趣的故事，穆青对语文的偏爱与他有很大关系。
来到１９８２年恢复后的大同中学，校牌是穆青的亲笔题字，校园里绿荫覆盖，回荡着朗朗的读书声。年轻的女校长介绍了怎样继承光荣传统，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情况。他们的教学质量在开封市名列前茅。
参观校史展览，心里很不是滋味。首先面对的是王毅斋先生的遗像，照片上的他正值中年，踌躇满志，目光睿智刚毅。王毅斋１８９６年出生于杞县县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代留学德国、奥地利，毕业于维也纳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德国他结识了朱德等革命者，他们的合影现存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他热爱祖国，毕业后毅然回国，以改造旧中国为己任。他任河南大学经济系教授时，一面领导学生宣传抗日，常常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讲，同时在家乡办起私立大同学校，提出“挽国魂于童蒙”。当时穆青一家刚从蚌埠搬回杞县，穆青面临失学危机，大同小学的招生布告如同雪中送炭。考试时王先生特别喜欢这个聪明腼腆的少年，在少年眼中，这位３０多岁的先生气质非凡，待人亲热和善。穆青小学毕业时，王毅斋又拿出薪水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办起大同中学，吸收共产党员任教。穆青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爱国激情的感染，由此踏上革命之路。后来从大同中学走出的师级以上的干部就有１００多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２０多位。穆大姐曾对我们说：“如果全家不回到杞县，如果不认识王毅斋，如果没有王先生创办的大同学校，不知穆青会走上什么道路，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副省长等职，１９５７年他对党满腔赤诚却被打成右派。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４日他受尽迫害凌辱在封丘一个破烂的小屋里死去，只有老伴守候在身旁，无人过问。他的儿女也受尽牵连。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为王毅斋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穆青捧着恩师的骨灰盒痛哭失声。面对王先生的遗像，我们欲哭无泪，心里在流血……
还有一张照片更令人惊心动魄：穆青的中学语文老师、著名的教育家、郑州大学校长郭晓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的场景，两个家伙揪住他的头发正让他“坐飞机”。我没见过郭晓棠，他的声望和学识早令我敬佩，却没想到在这里认识了他。他儒雅之气仍依稀可见。没法想像他受辱时的心情，只知他听到平反的消息因过分激动而辞世。面对这张遗像，我们也是欲哭无泪，心里在流血……好在校园的读书声提醒我们，这一切都成了历史。
这里还展出了穆青的恩师、共产党员梁雷、赵伊坪等烈士的生平和照片。另一展厅有穆青与大同中学的专辑。穆青很热爱母校，更难忘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恩师，晚年他写的《泪洒偏关》、《烈士·恩师》，就是纪念被敌人砍去头颅和被烧死的抗日英雄梁雷、赵伊坪的。他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
他对我们说：“没有这几位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年轻时遇上好老师最重要。天、地、君、亲、师，古人把老师的地位和天地、皇帝、双亲排在一起。大同中学把我们一个个送上革命道路，这是最宝贵的政治启蒙。”
太行山水情
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８日，我们到辉县采访，一路上看到夏季洪水肆虐的痕迹：新乡市西北部田野里的玉米棵被冲倒在地，有的房屋被泡塌，道路被冲毁，据《河南日报》报道，如果不是辉县山区大大小小的水库拦洪蓄水，今年的特大洪水足可以将整个新乡市淹没。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正是辉县大干时，我几次来采访，参加过石门水库的建成典礼；采访过洪州城石滩造田和千米友谊洞打洞；１９７５年冬还在三郊口水库工地住了几天，采访刘桂清领导的石姑娘队，写出了《英姿飒爽战太行》的长篇通讯，发表在《河南日报》，因此，我对辉县的山水格外有感情。
在县城内一片旧瓦舍里找到了郑永和。他住的还是７０年代当县委书记领着修水库时的房子。陈设都过了时，旧沙发、旧桌椅，唯有精神面貌还年轻，满头乌发人家还以为染过呢。那种关心老百姓的“习性”依旧。人还未落座他就给讲北干渠的事，滔滔不绝，别人插不上嘴。墙上挂着辉县地图和北干渠地形图。那块枯黄的地方，４万亩山林和４万多百姓正在盼水。当地人曾为全县水利做出了贡献，而他们至今仍生活在渴望中，这成了老郑一块心病。他说，即使来一个小学生、中学生，他也要讲一讲，他要学愚公移山，这一代干不成下一代干。
第二天上午，瓢泼大雨下个不停，郑永和组织老干部服务队照常举行读书会。他们的活动室就在老郑家对门一个简陋的小屋里，这使我想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穆青来辉县采访时在县委招待所住过的破庙。虽然雨下得很大，路上的水流成小河，老干部们打着伞趟着水先后都来了，最大的８０多岁，最小的也有６０多岁。墙上贴着老干部服务队的宗旨，靠窗一张破桌子，几把破椅子，一张木床占据了大部空间，椅子不够用就盘腿坐在床上。他们还是老班子、老称呼、老作风。这天是他们第二次座谈《十个共产党员》，回忆起穆青给他们当参谋的故事，一个个充满深情。他们说，穆青是第十一个共产党员，新闻界早就该写写穆青了！
下午，天空雾蒙蒙的，雨时断时续，郑永和带我们去拍石头乡。辉县当年建成的水库如今都成了青山碧水风景秀丽的旅游景点，造的田成了年年丰收永续利用的“粮仓”。出城往北约２０公里，就到了有名的郊东沟，这里原来满沟石头。郑永和曾对郭小川说：“孙钊带领群众是要把满山的石头都拍成馍，好让子孙后代不挨饿！”郭小川连声称妙，对《咏拍石头》的诗句进行修改：
要问太行山区哪儿石头最多，
也许得数拍石头公社。
要是石头都变成馍，
全辉县人，保管一万年也不会挨饿！
记得后来我把郭小川的诗念给穆老听，他非常喜欢连声称妙，还颇为遗憾地说：“写《难忘那双手》时，不知道有这首诗，要是知道，我一定会写进去的。”
如今“满沟的石头都变成了馍”，眼前一派丰收景象：玉米挺着大棒棒，大豆结着鼓饱饱的角……路旁还立有纪念碑，向后代讲述着那个年代的感人故事：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孙钊领着群众硬是把乱石沟变成了米粮川。
刻着“拍石头公社”的石碑依然立在山坡的树影里，往上走，就是穆青与郑永和、孙钊彻夜畅谈的那个平屋顶。屋顶与院落一般高。朝西有３间旧屋，拾级而上，看到了当年孙钊与他人共同办公的地方：南面一小间，简陋狭窄，一张破桌子，一只放文件、衣物用的炸药箱，一张铺着秫秸的旧式木床，天花板是用秫秸棚的。孙钊用它暂时栖身，他的“办公室”是在山水间，在群众里。穆青来寻找他的踪迹，门锁着进不去，就坐在门槛上望着青山思念老友潸然落泪。郑永和坐在门槛上给我们述说着穆青几次来访的情况，眼中不觉也涌出泪花。
乌云低垂着，空中飘落细细的雨丝，风刺骨的寒凉。我们又去西面山下看当年修的大坝、水库，面前又出现穆青在《难忘那双手》中描写的孙钊临死时的那双手：“那结满铜钱厚茧的双手，凝着乌紫的血痕，断指还在发炎，整个右手肿得老高。”孙钊没死在办公室那张木床上，而是死在修渠工地铺着麦秸的小床上，“薄棉被上搭着他穿了好几年溅满泥水、石尘的黑棉衣裤，床边仍放着６年来从没离开过他的工具：一对铁锤和钢钻。”我们走穆青走过的路，也想去看看死后不占一寸土地而埋在石堰下的孙钊的墓地，因黄昏的雨越下越大，山路泥泞，老郑没让去。暮雨带着我们心中的悼念，默默下着……
夜里，王日方着凉发起了高烧。但她说，经受了从没有过的感染和教育，很值得。
２００３年的春天，应郑永和之邀我和十几位老新闻工作者重访辉县，来到穆青最初跟随郑永和深山治虫的尖山洼。翌日，我特地赶到拍石头找到孙钊的墓地，带上穆老未竟的心愿，献上一个用迎春花编成的花环，向他三鞠躬。我还沿着已修成的北干渠走了半天，在给穆老的信中写了农民用渠水浇麦栽树的情景，带给老人以欣慰。因为这是他心上的渠。多年来他除了写《情系人民》和《老书记与北干渠的故事》大造舆论外，还在省里、中央不知做了多少工作以争得对修渠的支持。他曾对我们感叹：“城里人喝啤酒、洋酒，山里人却连水也喝不上！”
到穆老逝世，他曾１０访辉县，山山水水都寄托着他的深情。要寻访他的踪迹，十天半月也走不完。１９９６年那一次，我们仅去了拍石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