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上海、南京相继弃守后，东战场的进步文化人纷纷向抗战心脏武汉的方面转移。南昌是武汉外围的中心城市，不少从上海西上的文化人以南昌为立脚点或转运站，其中也有何士德在内。
　　何士德是著名指挥家和作曲家，三十年代进步电影《还我河山》中有他指挥合唱队演唱主题歌《旗正飘飘》(作曲家黄自谱曲的四部混声大合唱)的镜头。今天作为革命历史歌曲，传唱全军全国的《新四军军歌》(陈毅作词)是他在音乐创作方面的代表作。何是广东人，曾任上海基督教会圣乐团指挥。“一·二八”事变后，痛感民族危亡，积极参与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的新音乐运动。1938年，他带领一支青年歌咏队来到南昌，大力开展抗战歌咏活动。
　　他一面和江西省音教会(会长是曾为国民党《党歌》谱曲的作曲家程懋韵)及驻军文艺团体密切配合，不断提高南昌的文艺宣传演出中歌咏节目的比重与演唱水平：一面培养了一批青年歌手深入驻军部队、学校、工厂、里巷，教唱抗战歌曲，从而在沉寂的南昌城，掀起汹涌澎湃的歌潮。1938年2月，他脱去西装，换上戎装，出任刚成立的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宣传大队队长。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是由新四军办事处主任、中共东南分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黄道同志建议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建立的面向全省的抗战宣传团体，下辖十一个大队，分布全省各大专区，从事宣传、组训、慰劳、战地服务等项工作。宣传大队常驻南昌。队内有秘密党组织，受中共东南分局领导。在党的教育影响下，何队长进步很快，由中共东南分局直接吸收入党，作为秘密党员，不和队内党组织发生横向关系。
　　我认识何土德是在1938年冬。我原属江西省青年服务团改编后的战地工作第八大队队员，后来战工队被撤销，缩编为两个大队，改归江西省抗敌后援会领导，我被编入第一大队，队长由何士德留任，驻地在市内二郎庙。从这时起，我与何朝夕相处，直到39年3月他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为止。通过三个月时间的密切接触，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忠诚于音乐艺术和党的事业的音乐家的美好印象。
　　何队长态度随和，工作认真，生活上自律较严，与队员共甘苦，平时常穿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和队员不同的唯一标志是加了一个海普绒衣领。他亲自指挥的我们队的大合唱，是南昌军民最为欢迎的节目，他那根“魔棒”似的指挥棒，既能激发合唱队的激情，又能调控会场观众的情绪，成为演员和观众的共同主宰。指挥到中途，高潮渐起时，为他那高超的指挥艺术所倾倒的观众，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何大队长一面继续指挥，一面腾出一只手向台下观众摇手示意，让剧场保持安静。到高潮达到顶点，歌声随着指挥所划的句号戛然而止时，会场立即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他对队员的基本训练抓得很紧，规定同志们每天早晨起床后，集中排练场练声练唱，按照他所指定的练习曲进行练习。他自己自始至终端坐台前进行评议或亲自示范、指点。他选定的歌曲教材《歌八百壮士》(桂涛声词，夏之秋曲)，根据“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谢晋元团长率领八百壮士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中，孤军奋战，坚守四行仓库，女童子军杨惠敏受上海人民委托，奋不顾身，冒着敌人的炮火，把庄严的国旗升上四行仓库大楼顶端的壮烈事迹，歌頌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其中有一句我们的旗帜飘荡的“飘”宇是全曲高潮，象征我们神圣的祖国巍然屹立，不可侵犯!象征八百壮士的浩然正气永照千秋。作曲家夏之秋对此作了精心的艺术处理，将其中的“飘”字延长三拍后再加一个三十二分音符的拖腔，然后将下面的“荡”字落在全句结尾的后半拍上，再重复一个“飘荡”以加强气势，旋律十分优美也最为难唱。演唱者要把“飘”字一口气唱到底，中间的拖腔保持婉转、从容、准确，确有很大难度，何队长专就这个“飘”字的唱法，点名让队员逐一登台试唱，并以其高度灵敏的听觉捉住每一个音价或节拍不准确之处严加校正，反复练习到唱准后方能过关。正是这样严格的训练和高标准艺术要求，才使我们大队的合唱表演，在南昌众多的文艺团体中压倒群芳，独领风骚。何队长在南昌期间作曲不多，只是在调往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前夕，为南昌市的义卖活动创作了一首《义卖歌》。这次的义卖活动是江西省抗敌后援会组织发动的创举，深受各界人士的欢迎和支持，省市知名民主人土雷洁琼教授、彭文应先生等都亲自到场参与，手捧装满捐献物品的托盘，在观众席穿梭兜售。整个活动以我们大队的歌咏表演为序幕，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何士德到皖南后，充分发挥了他的作曲才能，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富有战斗性的歌曲。除其代表作《新四军军歌》外，还有《父子岭上》、《反扫荡》、《渡长江》等。遗憾的是《新四军军歌》在国统区受到当局的封锁，我直到42年被关进上饶集中营茅家岑监狱，才从狱中新四军干部向敌特进行抗争的合唱中，听到和学会这支优美雄壮的军歌，并很快加入难友们的合唱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