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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清史稿》和《清史列传》等正史资料,参考陕西省和宝鸡市等地方志书有关党崇雅的历史记载,并结合新发现的党崇雅传世诗集《鹃失啼》,对被乾隆皇帝定为所谓“贰臣”的明末清初名臣党崇雅的生平事迹和历史评价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贰臣”酷评是封建皇帝维护专制统治的权术策略,并不是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
关键词:党崇雅;历史评价;贰臣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38-05
党崇雅,字衡彬,号于姜,宝鸡蟠龙山村人,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万历四十年(1612)中举,天启五年(1625)以民籍中三甲第一百五十四名进士,初仕河南省南阳府推官,崇祯四年(1631)行取进京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崇祯七年选任四川巡按御史。崇祯末年官至户部左侍郎。甲申之变时任总督仓场侍郎,在北京通州投降李自成,后逃至天津避乱,清顺治元年(1644)七月经天津总督骆养性推荐,党崇雅疏辞不许,在清王朝威逼利诱下,党崇雅迫不得已,进京供职,历任刑部左侍郎,刑部尚书,太子太保,户部尚书,顺治九年(1652)告老回籍,被赠予少保兼太子太保,十一年(1654)年特旨起用,以原衔补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十二年(1655)再次告老致仕,被赠予太保兼太子太傅,回原籍宝鸡养老。十三年(1656),顺治皇帝专门派遣官员捧谕旨至宝鸡慰问。康熙五年(1666),党崇雅病逝。传世著作有《鹃失啼》诗集和序跋数十篇。其儿子党恂如,孙党居易、党居广,重孙党丕显俱著名当时,党居易为官公正廉明,在湖北均州知府和广东南雄州知府任上政绩卓著,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福建按察使。
一、平民起家,学问立身;正直敢言,挽救明庭
宝鸡党氏有羌族的血统,可能是仰韶文化时期神农氏炎帝的后裔,党氏来源,根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的记载,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姬氏的后代。《姓氏考略》上记载,鲁大夫有党氏,是周的公族的后代。党氏是上古圣君夏禹的后裔,支裔世居党项,遂姓党氏。而《广韵》则记载,党氏原来是西羌姓氏,姚秦有将军党耐虎。党氏有西羌的血统,早在汉朝的时候,就有一支羌族部落活动于今青海省境内,党项族就是这个西羌部落的后裔,根据史书的记载是夏禹的支裔,故党氏后人奉夏禹为党姓的得姓始祖。
党崇雅出生在明朝晚期,从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刚愎自用,不理朝政;朝臣结党营私,贪污腐败;地方灾荒严重,民不聊生,关外满洲女真族努尔哈赤趁乱崛起,纵横驰骋,明王朝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党崇雅的曾祖父党麒,祖父党鲁,父亲党同道因党崇雅显贵,例赠少保和户部尚书的荣衔。据《宝鸡县志》记载:党鲁,字宗孔,明万历十五年恩科岁贡生,任原武县训导,历山海卫教授,持身方正,乡人则之,一经传家,式榖有后。死后入祀地方乡贤祠。宝鸡党氏家族世代传授研究《尚书》经,顺治八年(1651)党崇雅的儿子党恂如就以选修《尚书》经中举。《尚书》经“天命靡常”“敬德保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明德慎罚”等政治法律思想对党崇雅的人生取向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宝鸡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炎帝、周公、姜尚、张良、苏轼等人的品德学问也激励影响着他的人生道路。党崇雅的祖先并没有显赫的功名地位,所以他不是贵族出身,是平民出身,虽然他祖父是恩岁贡生,做过低级教官,在地方上颇有威望,但在官僚体系中是没有影响力的,但他的祖父可以给党崇雅传授读书科举的经验教训,加上党崇雅的聪慧过人,使他从县考、府考、省考一路拼杀过关,得中秀才,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他二十七岁时能够考中举人,据说党崇雅的父亲党同道精于经商,为他求取功名提供了财力支持,这也符合“三代出一个贵族”的常理。但党崇雅在考取进士的路上并不顺利,从万历四十一年起,连上三科不中,也许中间有丁忧守制(守孝免考)事,经过十三年时间,到了天启五年(1625),才考中三甲第一百五十四名进士,这年党崇雅已经整整四十岁了。这一年,魏忠贤专权达到顶峰,明王朝的黑暗腐朽达到极点。史载:“是科会试,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微为考试官。是岁,顾秉谦令家人大索与选者贿,有应有不应。魏广微几欲发其事,有调剂者乃止”。(据[清]谷营泰《明史纪事本末》“科举开设”),党崇雅被任命为河南南阳府推官。推官是知府的副手,专理刑名诉讼案件。他曾游览南阳卧龙岗武侯祠,作有《吊卧龙岗诸葛武侯》诗。
崇祯四年(1631),党崇雅行取进京,任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七月,他上言:“时政三事。一曰举劾之宽严宜平;一曰钱粮之设处滋弊;一曰节省之名不可概袭。此外则诸臣章奏固宜剀切详明,不得间以吞吐疑似之语,致劳诘问。然或偶出风闻,亦不无且信且疑之事。惟责以严旨,则天语所临,天威并集,自非戆直性成,便尔嗫嚅屏息。夫市朽骨以招骏良,轼怒蛙以倡勇敢,先声所徕,群策毕效。况唐虞君臣虽有吁咈,不伤都俞。皇上固不世出之尧舜也,其亦使人臣畏罪之虑少,而乐告之意多,不亦雍雍太平景象乎!”“时政三事”是关系当时吏治、财政和军事的重大事宜,就是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导致明王朝政治腐败、军事失利和农民暴动,比如崇祯二年裁撤驿卒就促成了李自成本人的造反,而“使人臣畏罪之虑少,而乐告之意多”则是要求崇祯信任大臣,减少猜忌,君臣同德同心,加强政治互信的谆谆告诫。可惜四个月后,党崇雅自己竟然成了“天语所临,天威并集”的罪臣,原因是党崇雅在奏本中激烈反对崇祯皇帝重用宦官监视文武百官,干预军国大事,使得国家军事行政无法正常运作。
崇祯七年(1634)年,党崇雅被选任为四川巡按御史,彭遵泗《蜀碧》记载:“贼犯梁山,邑人中书涂原击走之。原以中书家居,贼至,集乡勇与战。箐铣间,伐大松蹙山径,而用竹畚囊石飞击之。又以毒矢射贼,中者见血立毙。贼败退入巴州,为川兵所破,去攻太平,石砫女土司秦良玉将兵至夔,蜀抚刘汉儒运长寿之米顺流济师,贼知有备,不敢攻,太平围解。汉儒及按臣党崇雅,请用涂原,以蜀人治蜀兵,不许。”党崇雅与四川巡抚刘汉儒共同奏请皇帝重用四川名将涂原“以蜀人治蜀兵”防守巴蜀的正确建议被朱由检拒绝。党崇雅在崇祯十三年冬天为《宝鸡县志》撰写的序言中感慨地说:“余故出蜀入告曰:‘绸绸西南牖户。’虽两廑圣虑,深愧空言无当。”并且指出挽救危亡的唯一正确战略措施是“所可为者,慎固封守,树内藩以御外侮而已。”但是,明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决策层已经被刚愎自用的皇帝和奸佞腐败的小人把持,不可能有任何强有力的政治改革措施来挽救日薄西山的灭亡命运了,终于导致了崇祯十七年(1644)的甲申之变,明王朝彻底灭亡。
道光十七年,宝鸡贡生小蓬山人李作栋在《书〈鹃失啼〉后》中写道:“于姜先生,遭鼎革时,身事两朝,不无遗憾,后之论者多短之,然亦不知使其身临大节而能不夺乎?抑不及事者之言耳。”而咸丰五年抄录《鹃失啼》的李棻在序言中写道:“于姜先生,我邑名人,大明臣子,其委身以事怀宗也,累官至户部尚书[侍郎],人臣之荣。不可谓不极矣,而际遇亦不可谓不艰。比年以来,群贼蜂起,进思退补,交瘁心力,惟以恢复社稷为任,孰意天心不佑,未几年而河山一改。人臣履极尊之地,当鼎革之时,满腔愁惨,实有难为俗人道者,悉寓于诗中以发之,亦固其宜。”党崇雅在《鹃失啼》的《述怀》诗中写道:“夫岂耽余岁,始知脱网难。身心多自负,天地肯为宽。积恨形敲影,抽思胆裂肝。朝迎风雨侮,慕卧杖针端。待唤皮毛问,争啼骨髓乾。我途悲阮籍,谁雪卧袁安。书起忙留画,袍先教典冠。旋巢回顾卵,夺气刷飞翰。枻鼓孤舟渡,津迷万里滩。冥冥游不到,日日抱冰丸。”抒发了作者晚年的亡国之恨和失节之悔。
二、委曲求全、屈节仕清;郑重断狱,谨身奉上
清顺治元年(1644)六月骆养性荐“故明户部侍郎党崇雅等品望素著,乞赐征用”。荐语有“党崇雅,总督仓场户部侍郎,操心清白,遇事担当,筹国有足饷之谟,理庾多釐剔之绩”。(《明清史料》丙编上第445页)二十九日,锦衣卫百户危列宿启言:“臣招抚至天津地方,咨访流寓及在京官员党崇雅等四十三员。”王谕:“此天津等处流寓及在籍各官,著吏部详察履历,确覈才品,堪用者作速催来”。(清《顺治实录》)七月,以故明户部侍郎党崇雅、通政使司通政使王公弼俱为原官,户部侍郎党崇雅以老病请罢,不允。九月,调户部侍郎党崇雅为刑部左侍郎。顺治二年(1645年)党崇雅在刑部左侍郎任上编纂《大清律集解附例》,顺治四年编成。他几乎参与了清朝初年全部重大案件的审理判决工作,所有的案例和判例都成为清朝后来审判断案的依据和准绳。宋琬在《恭贺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党公荣归序》中说:“公自为少司寇,迄于今,未尝见有喜愠色,蔽车羸马,坐无重裀,在西曹多所平反,颂廉平者无虑以千万计。然人且疑公愿讷长者耳。清且慎,人主何由知!一旦拂衣高蹈,超然如脱屣,未有先容之资,左右之介,而天语褒嘉,隆礼备物,此足见公之德足格天,而主上聪明过古帝王远矣。夫端方介节之臣,盍可一日去旒廈侧!而上乃重违其意,暂返之烟霞泉石间,盖以为高爵厚糈,不足以羁縻贤者,王事虽靡烂乎,奈何令老臣鞅掌(注:繁忙匆遽貌),使不得休沐为?”宋琬并且写诗赞颂党崇雅:“忆昔仓曹忝备官,紫宸朝罢珮珊珊。忧时鬓发才垂白,正色威仪想渥丹。桂树一枝阶下秀,莲峰高掌杖头看。古来贤达如公少,神武门前两挂冠。”顺治八年闰二月初七日甲寅(3月27日)顺治皇帝调刑部尚书党崇雅为户部尚书,宋琬又借用党崇雅的继任者刘余祐之口称赞党崇雅在户部尚书任上的政绩:“刘公尝以大司马继公为司寇,今又继公为司农,语人曰:‘吾治狱一用公法,今在版曹,见公所设施盐铁、食货诸状,劃然如指诸掌,吾非能有所增益,守而勿失足矣。’其服公如此。”
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十四日(11月14日)党崇雅罢户部尚书,致仕回宝鸡原籍养老。四月二十四日乙未(5月20日)顺治皇帝谕吏部:“原任户部尚书党崇雅服官洁操,臣工罕觏,告老回籍,尤系朕怀,兹特加优礼,特准岁支原官薪俸,以资颐养,命本处督抚按官时加慰问,示朕眷顾清介大臣之意。”十一月,顺治皇帝又谕吏部:“朕图治方殷,用贤为急。原任户部尚书党崇雅清勤素著,前虽告老归里,才品实堪委任,兹特起用,著谕到之日,即速赴京朝见,不得引年托辞,尔部即行传谕。”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年),四月,顺治皇帝以原任户部尚书党崇雅“清端老练,朕素所眷倚”,任命党崇雅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五月十七日壬辰(7月1日)党崇雅就任视事。顺治皇帝曾问:“朕以尧舜之心为心,天下犹未平,何也?”党崇雅对:“在善推其所为而已!”因请笔札疏六事以进。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正月,福临编撰《资政要览》,党崇雅等大臣作序,序言内容见《顺治皇帝权术精要》一书。《劝善要言》编成,清刻本今存,有党崇雅、图海、傅以渐的序言各一篇。党崇雅很有可能参与了这两部书的编撰工作,尤其是《劝善要言》,皇帝的序言与党崇雅的序言文字雷同甚多,很有可能是党崇雅为顺治皇帝捉刀撰写。二月二十五日(4月1日),少保大学士党崇雅引年乞休,得旨:“卿清勤练达,佐理著劳,览奏情辞真切,特允所请,著加太保兼太子太傅,驰驿回籍,休息颐养,以副朕优眷至意。”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皇帝遣官齑敕存问。皇帝曰:“朕惟国家简辅弼之臣,资其劻勷,宜加恩礼,即或引年高蹈,睠念旧劳,每怀寤寐,亦岂忍漠然置之。太保兼太子太傅原任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党崇雅:树品端方,褆躬清慎,久典邦禁,明允蜚声。洊历司农,廉勤益著。既而晋恭密勿,作朕股肱。翼翼小心,夙夜匪懈。正期益殚猷略,佐理升平,乃以年届悬车,抗疏解绶,高风恬致,足表仪型。特遣副理事官程可进,御前近侍孙尚德齑敕存问。赐羊酒。卿其顾养天和,茂膺寿祉,邵乃德,康乃身,副朕至意,倘时事有阙,勿吝嘉谟入告。尚敬念之哉。”康熙五年(1666),党崇雅病逝,享年八十一岁,康熙八年十二月葬于宝鸡县蟠龙乡白石沟村东。卫周祚撰墓志铭。墓冢今存,墓碑待考。
三、褒贬不一,存有争议;正确评价,留待后世
《清史稿》第三十二卷列传二十五“党崇雅传”论曰:……之俊,崇雅郑重断狱,可谓能举其大矣! ……要其谨身奉上,亦一代风气所由始也。认为党崇雅为清王朝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开创了清代大臣“谨身奉上”的一代风气。由于清王朝是满洲贵族专政的政权,对汉族始终存在歧视和猜忌,加上党崇雅等明朝降官降将带有深刻的遗老遗民情绪,因此党崇雅在清王朝为官是低调、俭朴、廉洁、小心的,唯恐树大招风,祸从天降。他在为皇帝编撰的《劝善要言》中警示后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祸奇灾,不入谨慎人家。”“一怠肆则当收敛,一出言则思谨慎。喜时不可多言,乐时不可多事。”“势不可用尽,福不可享尽,话不可说尽。”“一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半句非言,误损平生之福。”“至大之祸,起于须臾之不忍。”“富贵人须学谦逊,聪明人须学朴实。”“毋多言,多言多败;毋多事,多事多患。”“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这些话语是历经忧患的老人对后代的教训之谈。《宝鸡县志》记载“崇雅居家清约,门阑悄然,每出入一蹇一僮,里中不知为师相也。”而宋琬的《寄候宝鸡党太傅》诗:“闻道东山有草堂,清秋蒹菼露苍苍。散金宗族门常满,争席田翁醉不妨。甲第惟余宫一亩,午桥可有树千章。何时来访乌衣宅,再拜趋陪弟子行。”这些资料记载了党氏家族散金资助家乡穷人的善举和党崇雅平易近人的高风亮节。而康熙皇帝给党崇雅的祭文中则高度评价了党崇雅的功绩:“尔党崇雅:性行端良,才猷敏裕,参赞机务,克有勤劳。”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在诏令国史馆修编《明季贰臣传》时,乾隆皇帝把对“我大清”有赫赫功勋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批人打入另册,其意在于“崇奖忠贞”,“风励臣节”:“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略以经略督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朝)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今事后凭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明朝)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他们)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是比于人类矣。……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宥)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谢国祯在《国史逆臣传》按语中说:“洎乾隆时,时局业已大定,已无需奔腾之士,非维系人心,敦崇忠义,不足以维持其统治之悠久,故于乾隆四十年,凡拒义不屈,抗拒清廷之人,则为胜朝殉节诸臣录,分通谥、专谥以表彰之;于明代降清,效奔走之人,则分别其轻重为贰臣、逆臣传以耻辱之。所谓兔死狗烹,其用心不可谓不工。然其计虽可以愚蒙士庶于一时,而不可以欺人于百世也。”
乾隆皇帝对明朝降官降将的“贰臣”酷评一方面是封建皇帝对文武大臣的侮辱;另一方面也是满洲贵族对汉族百姓的侮辱。众所周知,由于明王朝专制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乾隆皇帝的祖先努尔哈赤起兵东北,侵略明王朝的辽东和辽西,致使明王朝不断用兵打仗,军费不足,加派三饷,使得中原大地剜肉补疮,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加上天灾流行,贫富悬殊,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和清朝政权的双重打击下加速了崩溃灭亡的命运。这些降官降将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是满洲侵略者一手造成的,却反过来斥责投降它们并且被它们利用的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乾隆皇帝认为臣下只能为皇帝愚忠愚孝,皇帝活着时要恭顺听话,无条件服从,皇帝危难,臣下要顽强拼命,皇帝死亡,臣下要自杀殉葬,这样才可以成为它所谓的“完人”,这就是封建社会所要树立的道德楷模,其实这样的人是不配称为人的,只是逆来顺受的活死人,是没有思想意志的忠实奴才罢了!这就如同流氓强奸了少女,反而斥责少女没有拼死抵抗,成为贞节烈女,而毫不谴责流氓的禽兽行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所有的汉族人都是“贰臣”或“贰民”的后代,因为乾隆皇帝表彰的为明王朝崇祯皇帝尽节殉葬者家族大多数都已经绝灭无人了。清初统治者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明王朝的遗老遗少为他们的统治服务,后来又加以凌辱和歧视,实在是卑鄙下流,无所不用其极了。
古代大多数正直的文人做官,为皇帝服务,主观上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客观上也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政治和道德不是一个领域,两者应该分离,欧美西方国家很早就把政治与道德分家,即西方国家的“政教分离”原则,政治和宗教分离,道德是宗教领域管理的事情,是个人的终极信仰和人生选择。国家政权依靠宪法和各种专门法律进行运作和管理,官员的人生选择只要不危害国家安全和触犯刑律,国家元首是无权对公务人员的个性选择进行道德评价的,西方国家在战争中绝对失利时,不做无效抵抗以扩大牺牲,主张投降对方保全有生力量,而敌对双方应该互相优待俘虏或交换俘虏,发扬人道主义,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和流血牺牲。而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皇帝是最高政治统治着、军事独裁者、法律制订者,经济占有者、道德评价者和文化宣传者等,简直等同于西方欧美国家的上帝和神,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文化。在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下,中国从1644年以来与西方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忠臣或贰臣的道德评价丝毫改变不了封建专制王朝必然衰落灭亡的历史宿命,而这种历史宿命是由专制制度的腐朽本质决定了的。乾隆皇帝大肆宣传“临危授命”于一家一姓或某个人、某个集团的忠贞节义只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巩固自己专制统治的阴谋权术和惯用伎俩而已,并不是什么“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关键词:党崇雅;历史评价;贰臣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38-05
党崇雅,字衡彬,号于姜,宝鸡蟠龙山村人,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万历四十年(1612)中举,天启五年(1625)以民籍中三甲第一百五十四名进士,初仕河南省南阳府推官,崇祯四年(1631)行取进京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崇祯七年选任四川巡按御史。崇祯末年官至户部左侍郎。甲申之变时任总督仓场侍郎,在北京通州投降李自成,后逃至天津避乱,清顺治元年(1644)七月经天津总督骆养性推荐,党崇雅疏辞不许,在清王朝威逼利诱下,党崇雅迫不得已,进京供职,历任刑部左侍郎,刑部尚书,太子太保,户部尚书,顺治九年(1652)告老回籍,被赠予少保兼太子太保,十一年(1654)年特旨起用,以原衔补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十二年(1655)再次告老致仕,被赠予太保兼太子太傅,回原籍宝鸡养老。十三年(1656),顺治皇帝专门派遣官员捧谕旨至宝鸡慰问。康熙五年(1666),党崇雅病逝。传世著作有《鹃失啼》诗集和序跋数十篇。其儿子党恂如,孙党居易、党居广,重孙党丕显俱著名当时,党居易为官公正廉明,在湖北均州知府和广东南雄州知府任上政绩卓著,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福建按察使。
一、平民起家,学问立身;正直敢言,挽救明庭
宝鸡党氏有羌族的血统,可能是仰韶文化时期神农氏炎帝的后裔,党氏来源,根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的记载,是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姬氏的后代。《姓氏考略》上记载,鲁大夫有党氏,是周的公族的后代。党氏是上古圣君夏禹的后裔,支裔世居党项,遂姓党氏。而《广韵》则记载,党氏原来是西羌姓氏,姚秦有将军党耐虎。党氏有西羌的血统,早在汉朝的时候,就有一支羌族部落活动于今青海省境内,党项族就是这个西羌部落的后裔,根据史书的记载是夏禹的支裔,故党氏后人奉夏禹为党姓的得姓始祖。
党崇雅出生在明朝晚期,从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刚愎自用,不理朝政;朝臣结党营私,贪污腐败;地方灾荒严重,民不聊生,关外满洲女真族努尔哈赤趁乱崛起,纵横驰骋,明王朝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党崇雅的曾祖父党麒,祖父党鲁,父亲党同道因党崇雅显贵,例赠少保和户部尚书的荣衔。据《宝鸡县志》记载:党鲁,字宗孔,明万历十五年恩科岁贡生,任原武县训导,历山海卫教授,持身方正,乡人则之,一经传家,式榖有后。死后入祀地方乡贤祠。宝鸡党氏家族世代传授研究《尚书》经,顺治八年(1651)党崇雅的儿子党恂如就以选修《尚书》经中举。《尚书》经“天命靡常”“敬德保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明德慎罚”等政治法律思想对党崇雅的人生取向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宝鸡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炎帝、周公、姜尚、张良、苏轼等人的品德学问也激励影响着他的人生道路。党崇雅的祖先并没有显赫的功名地位,所以他不是贵族出身,是平民出身,虽然他祖父是恩岁贡生,做过低级教官,在地方上颇有威望,但在官僚体系中是没有影响力的,但他的祖父可以给党崇雅传授读书科举的经验教训,加上党崇雅的聪慧过人,使他从县考、府考、省考一路拼杀过关,得中秀才,在万历四十年(1612)年他二十七岁时能够考中举人,据说党崇雅的父亲党同道精于经商,为他求取功名提供了财力支持,这也符合“三代出一个贵族”的常理。但党崇雅在考取进士的路上并不顺利,从万历四十一年起,连上三科不中,也许中间有丁忧守制(守孝免考)事,经过十三年时间,到了天启五年(1625),才考中三甲第一百五十四名进士,这年党崇雅已经整整四十岁了。这一年,魏忠贤专权达到顶峰,明王朝的黑暗腐朽达到极点。史载:“是科会试,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微为考试官。是岁,顾秉谦令家人大索与选者贿,有应有不应。魏广微几欲发其事,有调剂者乃止”。(据[清]谷营泰《明史纪事本末》“科举开设”),党崇雅被任命为河南南阳府推官。推官是知府的副手,专理刑名诉讼案件。他曾游览南阳卧龙岗武侯祠,作有《吊卧龙岗诸葛武侯》诗。
崇祯四年(1631),党崇雅行取进京,任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七月,他上言:“时政三事。一曰举劾之宽严宜平;一曰钱粮之设处滋弊;一曰节省之名不可概袭。此外则诸臣章奏固宜剀切详明,不得间以吞吐疑似之语,致劳诘问。然或偶出风闻,亦不无且信且疑之事。惟责以严旨,则天语所临,天威并集,自非戆直性成,便尔嗫嚅屏息。夫市朽骨以招骏良,轼怒蛙以倡勇敢,先声所徕,群策毕效。况唐虞君臣虽有吁咈,不伤都俞。皇上固不世出之尧舜也,其亦使人臣畏罪之虑少,而乐告之意多,不亦雍雍太平景象乎!”“时政三事”是关系当时吏治、财政和军事的重大事宜,就是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导致明王朝政治腐败、军事失利和农民暴动,比如崇祯二年裁撤驿卒就促成了李自成本人的造反,而“使人臣畏罪之虑少,而乐告之意多”则是要求崇祯信任大臣,减少猜忌,君臣同德同心,加强政治互信的谆谆告诫。可惜四个月后,党崇雅自己竟然成了“天语所临,天威并集”的罪臣,原因是党崇雅在奏本中激烈反对崇祯皇帝重用宦官监视文武百官,干预军国大事,使得国家军事行政无法正常运作。
崇祯七年(1634)年,党崇雅被选任为四川巡按御史,彭遵泗《蜀碧》记载:“贼犯梁山,邑人中书涂原击走之。原以中书家居,贼至,集乡勇与战。箐铣间,伐大松蹙山径,而用竹畚囊石飞击之。又以毒矢射贼,中者见血立毙。贼败退入巴州,为川兵所破,去攻太平,石砫女土司秦良玉将兵至夔,蜀抚刘汉儒运长寿之米顺流济师,贼知有备,不敢攻,太平围解。汉儒及按臣党崇雅,请用涂原,以蜀人治蜀兵,不许。”党崇雅与四川巡抚刘汉儒共同奏请皇帝重用四川名将涂原“以蜀人治蜀兵”防守巴蜀的正确建议被朱由检拒绝。党崇雅在崇祯十三年冬天为《宝鸡县志》撰写的序言中感慨地说:“余故出蜀入告曰:‘绸绸西南牖户。’虽两廑圣虑,深愧空言无当。”并且指出挽救危亡的唯一正确战略措施是“所可为者,慎固封守,树内藩以御外侮而已。”但是,明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决策层已经被刚愎自用的皇帝和奸佞腐败的小人把持,不可能有任何强有力的政治改革措施来挽救日薄西山的灭亡命运了,终于导致了崇祯十七年(1644)的甲申之变,明王朝彻底灭亡。
道光十七年,宝鸡贡生小蓬山人李作栋在《书〈鹃失啼〉后》中写道:“于姜先生,遭鼎革时,身事两朝,不无遗憾,后之论者多短之,然亦不知使其身临大节而能不夺乎?抑不及事者之言耳。”而咸丰五年抄录《鹃失啼》的李棻在序言中写道:“于姜先生,我邑名人,大明臣子,其委身以事怀宗也,累官至户部尚书[侍郎],人臣之荣。不可谓不极矣,而际遇亦不可谓不艰。比年以来,群贼蜂起,进思退补,交瘁心力,惟以恢复社稷为任,孰意天心不佑,未几年而河山一改。人臣履极尊之地,当鼎革之时,满腔愁惨,实有难为俗人道者,悉寓于诗中以发之,亦固其宜。”党崇雅在《鹃失啼》的《述怀》诗中写道:“夫岂耽余岁,始知脱网难。身心多自负,天地肯为宽。积恨形敲影,抽思胆裂肝。朝迎风雨侮,慕卧杖针端。待唤皮毛问,争啼骨髓乾。我途悲阮籍,谁雪卧袁安。书起忙留画,袍先教典冠。旋巢回顾卵,夺气刷飞翰。枻鼓孤舟渡,津迷万里滩。冥冥游不到,日日抱冰丸。”抒发了作者晚年的亡国之恨和失节之悔。
二、委曲求全、屈节仕清;郑重断狱,谨身奉上
清顺治元年(1644)六月骆养性荐“故明户部侍郎党崇雅等品望素著,乞赐征用”。荐语有“党崇雅,总督仓场户部侍郎,操心清白,遇事担当,筹国有足饷之谟,理庾多釐剔之绩”。(《明清史料》丙编上第445页)二十九日,锦衣卫百户危列宿启言:“臣招抚至天津地方,咨访流寓及在京官员党崇雅等四十三员。”王谕:“此天津等处流寓及在籍各官,著吏部详察履历,确覈才品,堪用者作速催来”。(清《顺治实录》)七月,以故明户部侍郎党崇雅、通政使司通政使王公弼俱为原官,户部侍郎党崇雅以老病请罢,不允。九月,调户部侍郎党崇雅为刑部左侍郎。顺治二年(1645年)党崇雅在刑部左侍郎任上编纂《大清律集解附例》,顺治四年编成。他几乎参与了清朝初年全部重大案件的审理判决工作,所有的案例和判例都成为清朝后来审判断案的依据和准绳。宋琬在《恭贺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党公荣归序》中说:“公自为少司寇,迄于今,未尝见有喜愠色,蔽车羸马,坐无重裀,在西曹多所平反,颂廉平者无虑以千万计。然人且疑公愿讷长者耳。清且慎,人主何由知!一旦拂衣高蹈,超然如脱屣,未有先容之资,左右之介,而天语褒嘉,隆礼备物,此足见公之德足格天,而主上聪明过古帝王远矣。夫端方介节之臣,盍可一日去旒廈侧!而上乃重违其意,暂返之烟霞泉石间,盖以为高爵厚糈,不足以羁縻贤者,王事虽靡烂乎,奈何令老臣鞅掌(注:繁忙匆遽貌),使不得休沐为?”宋琬并且写诗赞颂党崇雅:“忆昔仓曹忝备官,紫宸朝罢珮珊珊。忧时鬓发才垂白,正色威仪想渥丹。桂树一枝阶下秀,莲峰高掌杖头看。古来贤达如公少,神武门前两挂冠。”顺治八年闰二月初七日甲寅(3月27日)顺治皇帝调刑部尚书党崇雅为户部尚书,宋琬又借用党崇雅的继任者刘余祐之口称赞党崇雅在户部尚书任上的政绩:“刘公尝以大司马继公为司寇,今又继公为司农,语人曰:‘吾治狱一用公法,今在版曹,见公所设施盐铁、食货诸状,劃然如指诸掌,吾非能有所增益,守而勿失足矣。’其服公如此。”
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十四日(11月14日)党崇雅罢户部尚书,致仕回宝鸡原籍养老。四月二十四日乙未(5月20日)顺治皇帝谕吏部:“原任户部尚书党崇雅服官洁操,臣工罕觏,告老回籍,尤系朕怀,兹特加优礼,特准岁支原官薪俸,以资颐养,命本处督抚按官时加慰问,示朕眷顾清介大臣之意。”十一月,顺治皇帝又谕吏部:“朕图治方殷,用贤为急。原任户部尚书党崇雅清勤素著,前虽告老归里,才品实堪委任,兹特起用,著谕到之日,即速赴京朝见,不得引年托辞,尔部即行传谕。”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年),四月,顺治皇帝以原任户部尚书党崇雅“清端老练,朕素所眷倚”,任命党崇雅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五月十七日壬辰(7月1日)党崇雅就任视事。顺治皇帝曾问:“朕以尧舜之心为心,天下犹未平,何也?”党崇雅对:“在善推其所为而已!”因请笔札疏六事以进。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正月,福临编撰《资政要览》,党崇雅等大臣作序,序言内容见《顺治皇帝权术精要》一书。《劝善要言》编成,清刻本今存,有党崇雅、图海、傅以渐的序言各一篇。党崇雅很有可能参与了这两部书的编撰工作,尤其是《劝善要言》,皇帝的序言与党崇雅的序言文字雷同甚多,很有可能是党崇雅为顺治皇帝捉刀撰写。二月二十五日(4月1日),少保大学士党崇雅引年乞休,得旨:“卿清勤练达,佐理著劳,览奏情辞真切,特允所请,著加太保兼太子太傅,驰驿回籍,休息颐养,以副朕优眷至意。”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皇帝遣官齑敕存问。皇帝曰:“朕惟国家简辅弼之臣,资其劻勷,宜加恩礼,即或引年高蹈,睠念旧劳,每怀寤寐,亦岂忍漠然置之。太保兼太子太傅原任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党崇雅:树品端方,褆躬清慎,久典邦禁,明允蜚声。洊历司农,廉勤益著。既而晋恭密勿,作朕股肱。翼翼小心,夙夜匪懈。正期益殚猷略,佐理升平,乃以年届悬车,抗疏解绶,高风恬致,足表仪型。特遣副理事官程可进,御前近侍孙尚德齑敕存问。赐羊酒。卿其顾养天和,茂膺寿祉,邵乃德,康乃身,副朕至意,倘时事有阙,勿吝嘉谟入告。尚敬念之哉。”康熙五年(1666),党崇雅病逝,享年八十一岁,康熙八年十二月葬于宝鸡县蟠龙乡白石沟村东。卫周祚撰墓志铭。墓冢今存,墓碑待考。
三、褒贬不一,存有争议;正确评价,留待后世
《清史稿》第三十二卷列传二十五“党崇雅传”论曰:……之俊,崇雅郑重断狱,可谓能举其大矣! ……要其谨身奉上,亦一代风气所由始也。认为党崇雅为清王朝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开创了清代大臣“谨身奉上”的一代风气。由于清王朝是满洲贵族专政的政权,对汉族始终存在歧视和猜忌,加上党崇雅等明朝降官降将带有深刻的遗老遗民情绪,因此党崇雅在清王朝为官是低调、俭朴、廉洁、小心的,唯恐树大招风,祸从天降。他在为皇帝编撰的《劝善要言》中警示后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大祸奇灾,不入谨慎人家。”“一怠肆则当收敛,一出言则思谨慎。喜时不可多言,乐时不可多事。”“势不可用尽,福不可享尽,话不可说尽。”“一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半句非言,误损平生之福。”“至大之祸,起于须臾之不忍。”“富贵人须学谦逊,聪明人须学朴实。”“毋多言,多言多败;毋多事,多事多患。”“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这些话语是历经忧患的老人对后代的教训之谈。《宝鸡县志》记载“崇雅居家清约,门阑悄然,每出入一蹇一僮,里中不知为师相也。”而宋琬的《寄候宝鸡党太傅》诗:“闻道东山有草堂,清秋蒹菼露苍苍。散金宗族门常满,争席田翁醉不妨。甲第惟余宫一亩,午桥可有树千章。何时来访乌衣宅,再拜趋陪弟子行。”这些资料记载了党氏家族散金资助家乡穷人的善举和党崇雅平易近人的高风亮节。而康熙皇帝给党崇雅的祭文中则高度评价了党崇雅的功绩:“尔党崇雅:性行端良,才猷敏裕,参赞机务,克有勤劳。”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在诏令国史馆修编《明季贰臣传》时,乾隆皇帝把对“我大清”有赫赫功勋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批人打入另册,其意在于“崇奖忠贞”,“风励臣节”:“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略以经略督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朝)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今事后凭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明朝)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他们)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是比于人类矣。……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宥)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谢国祯在《国史逆臣传》按语中说:“洎乾隆时,时局业已大定,已无需奔腾之士,非维系人心,敦崇忠义,不足以维持其统治之悠久,故于乾隆四十年,凡拒义不屈,抗拒清廷之人,则为胜朝殉节诸臣录,分通谥、专谥以表彰之;于明代降清,效奔走之人,则分别其轻重为贰臣、逆臣传以耻辱之。所谓兔死狗烹,其用心不可谓不工。然其计虽可以愚蒙士庶于一时,而不可以欺人于百世也。”
乾隆皇帝对明朝降官降将的“贰臣”酷评一方面是封建皇帝对文武大臣的侮辱;另一方面也是满洲贵族对汉族百姓的侮辱。众所周知,由于明王朝专制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乾隆皇帝的祖先努尔哈赤起兵东北,侵略明王朝的辽东和辽西,致使明王朝不断用兵打仗,军费不足,加派三饷,使得中原大地剜肉补疮,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加上天灾流行,贫富悬殊,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和清朝政权的双重打击下加速了崩溃灭亡的命运。这些降官降将的悲剧命运可以说是满洲侵略者一手造成的,却反过来斥责投降它们并且被它们利用的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乾隆皇帝认为臣下只能为皇帝愚忠愚孝,皇帝活着时要恭顺听话,无条件服从,皇帝危难,臣下要顽强拼命,皇帝死亡,臣下要自杀殉葬,这样才可以成为它所谓的“完人”,这就是封建社会所要树立的道德楷模,其实这样的人是不配称为人的,只是逆来顺受的活死人,是没有思想意志的忠实奴才罢了!这就如同流氓强奸了少女,反而斥责少女没有拼死抵抗,成为贞节烈女,而毫不谴责流氓的禽兽行径。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所有的汉族人都是“贰臣”或“贰民”的后代,因为乾隆皇帝表彰的为明王朝崇祯皇帝尽节殉葬者家族大多数都已经绝灭无人了。清初统治者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明王朝的遗老遗少为他们的统治服务,后来又加以凌辱和歧视,实在是卑鄙下流,无所不用其极了。
古代大多数正直的文人做官,为皇帝服务,主观上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客观上也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政治和道德不是一个领域,两者应该分离,欧美西方国家很早就把政治与道德分家,即西方国家的“政教分离”原则,政治和宗教分离,道德是宗教领域管理的事情,是个人的终极信仰和人生选择。国家政权依靠宪法和各种专门法律进行运作和管理,官员的人生选择只要不危害国家安全和触犯刑律,国家元首是无权对公务人员的个性选择进行道德评价的,西方国家在战争中绝对失利时,不做无效抵抗以扩大牺牲,主张投降对方保全有生力量,而敌对双方应该互相优待俘虏或交换俘虏,发扬人道主义,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和流血牺牲。而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皇帝是最高政治统治着、军事独裁者、法律制订者,经济占有者、道德评价者和文化宣传者等,简直等同于西方欧美国家的上帝和神,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文化。在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下,中国从1644年以来与西方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忠臣或贰臣的道德评价丝毫改变不了封建专制王朝必然衰落灭亡的历史宿命,而这种历史宿命是由专制制度的腐朽本质决定了的。乾隆皇帝大肆宣传“临危授命”于一家一姓或某个人、某个集团的忠贞节义只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巩固自己专制统治的阴谋权术和惯用伎俩而已,并不是什么“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