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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廷十分重视海外贸易的发展，但其重文轻武思想及海防措施的不利，为海盗的频发提供了前提条件。海南岛汉时虽已受中央政府控制，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种统治处于一种虚弱的状况。宋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繁荣，海南岛海盗活动开始抬头。南宋时期，以陈明甫、陈公发为主的海盗团伙以海南岛崖州为据点，进行武装反抗政府的活动。这是海南岛历史上海盗活动的第一个高潮。
关键词：宋代；海南岛；海盗
当前学术界对海南岛海盗的研究多侧重于明清两代，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认为明代海南岛海盗可以说是明代海寇史的一个环节，并按时间顺序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期[1]；芦苇进一步认为明代海南是当时“海盗”活动中一个重要据点，是明朝廷与“海盗”之间的争夺要地，它在整个明代“海盗”活动史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此外，明廷在海南兵备与海防的加强都与“海盗”有密切关系[2]；邓敏锐则对明清海南岛海盗活动均有论述，且从人口买卖与珍珠贸易等来论证明代海南岛海盗的“亦寇亦商”性质[3]。对宋代海南岛海盗活动则少有论及，本文试图通过宋代海盗（尤以陈明甫、陈公发为主）在海南岛的活动来探讨宋代海南岛海盗横行的原因及其特点。不足之处，请专家指正。
秦统一六国后，对南越用兵，并于公元前214年在南越故地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海南岛为象郡外徼之地，受中央政府的遥控。汉武帝时，南越发生叛乱，武帝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南下平定叛乱，后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其中，珠崖、儋耳郡管辖今海南岛，中央政府正式开始了对海南岛的统治。直到北宋，这种控制力仍处在比较弱的状态，导致海盗大量聚居海南岛，滨海“千尺群盗宅”[4]。相比于盗的数量，时崖州民仅“百余户窘弱之民”，兵也是“五六十疲散之卒”，唯有“赖朝廷威德阃台号令”方“得以建署，官吏弹压黎酋，扶持纪纲于不绝”[5]。
宋代以前海南岛便有海盗时常出没。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唐开元年间海南岛振州大首领冯若芳就是一位大海盗，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海南岛附近海域常年有商舶漂流而至，冯若芳便“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人为己货，掳人为奴婢”[6]，其所劫得的货物“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7]。而振州民陈振武“家中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船漂泊溺至者因而有之。”[8]可见，宋代以前，海盗已经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海域活动。
一、宋代海南岛海盗
进入宋代，海南岛海盗活动开始频繁出现，活动更加猖獗，到南宋咸淳年间达到顶峰。北宋至道（995-997年）年间，海南岛“海贼频年入寇”，在时任广南西路转运使的陈尧叟“宣布威德擒服”[9]后才有所缓和。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有福建人官为吉阳军都监，泛海不慎飘到占城，“见其国与真腊乘象以战，无大胜负，”乃向占城传授“弓弩骑射”，“王大悦，具舟送至吉阳”，时海南岛盛产马匹，故占城至海南岛的人得以买马“数十匹”，后与真腊“以战则克”[10]，于是乾道八年（1172年），占城派人至吉阳“复来买马”，同行者“人徒甚盛”[11]。但吉阳“却以无马，乃转之琼管，琼管不受”[12]，气愤不已的“买马使者”遂在海南岛“肆行劫掠”[13]。孝宗帝听说后，诏令帅臣张栻草书与琼管司[14]，“谕以中国马自来不许出外界，令还所掠人口，自今不得生事……”[15]。淳熙三年（1176年），占城国“发回所掠人口”，见存者仅“八十三人”[16]。占城国“申乞与本番通商”，琼管司认为“朝廷加惠外国各已有市舶主管交易，海南四郡即无通商条令，仰遵依自来体例施行”[17]，中央政府对占城国所提在海南岛进行“通商”一事给予了否决。
南宋一代，海南岛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海盗事件为咸淳三年（1267年）海贼陈明甫、陈公发等据临川镇[18]叛乱，对海南岛和宋政府造成极大影响。史载，时崖州仅“百户窘弱之民”，兵为“五六十疲散之卒”[19]。咸淳三年，陈明甫等人在不费多大气力的情况下便将临川镇攻下，并以此为据点，四处活动。在鹿回头建房，驾驶双龙大船出入海南岛，还“大书文榜，自称三巴大王……聛聣军印……追取州民钱粮，包占本军五十余村税户”，使得“崖之民无宁岁”[20]。陈明甫等人甚至活动至“钦廉雷化”及“漳潮恩广”，他们掠夺财物，贩卖人口，“沿海之民无以宁息”[21]。海南岛位于海上丝路之要塞，“三巴大王”（解释清楚）占据临川镇后，经常“出没海岸”，并“敢于剽灭朝廷之舶货”，导致商贾胆怯连年不敢出海贸易，使“诸司舶务殆为虚”[22]。面对二陈的猖獗行径，宋廷“未有毅然袛承威命者”[23]。直到咸淳六年（1270年）春，“黎乱，黎人逼近城堞。是年秋，南宁军管帅马成旺任南征事，率其子抚机及军队至琼州，与黎人进行了数十余战始平黎乱，后开拓地数百里，……招集流离数万人”[24]。在马成旺的治理下，海南逐渐安定。之后几年，马成旺积极建造舟舰，训练军队，准备器械，存储粮食，为平定崖州“三巴大王”做准备。咸淳十年（1274年），马成旺以其子马抚机（应麟）为总制，以铃辖官云从龙为副帅出征崖州，要求“贼未授首未可还……三月辛巳由琼州出发，历十四日至双洲门，遇顺风，又十八日方至临川港，与贼激战数日，贼败，……众奔溃，自相蹂躏死伤枕籍不可胜计，人人积愤纵火焚之，烟焰灼天，连日不绝”[25]。此战给二陈造成巨大损失，二人率众开始逃亡生涯。后官军勘察得知陈公发逃到上江峒，用兵于四月戊申生擒陈公发。同时，陈明甫逃往黄流洞，总制马抚机亲率兵至，明甫又遁往占城，官军紧追不舍。最后陈明甫计穷，回到南宁军南村远峝，马抚机率精兵至，“遣轻锐出其不意袭击之，明甫惊，率众乘快舟邀我军分余舟为左右翼鏖战十余合，贼不能支”[26]。陈明甫败走海上，抚机“悉所部兵乘舟四面截之”[27]。五月甲辰，“生获明甫并男庭坚及其孙等六人”[28]。六月“躬致六俘献之桂府”[29]。陈明甫、陈公发自咸淳三年（1267年）据崖州临川镇为乱始，历经八年，于咸淳十年（1274年）终被马抚机率军剿灭。之后，海南岛虽仍有海盗出没，却再无如此之势。 二、宋代海南岛海盗横行的原因
宋代海盗在海南的活动极其猖獗，影响较大。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海南岛孤悬海外，远离中原的政治、军事中心，朝廷军事部署主要针对北方，对南方的控制力较弱，加之交通不便，信息难通。导致事实上，其地民不知有朝廷，不知有有台阃，不知有州郡的境况。另外，政府对海南的情况缺乏正确认识，把它作为谪官及流放犯人的地方。北宋仁宗时，丁谓曾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另一方面，海南岛经济的落后也致使其长期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北宋熙宁年间于海南岛设有昌化军（儋州）、朱崖军（崖州）、万安军（万安州）等军。南宋绍兴年间又置水军二百人驻扎琼州。但实际上分派至海南岛的士兵多为老弱病残，如朱崖军，士兵人数少，军队战斗力低下，而其他军状况也不比此军好多少。是以如此民困兵弱的地方，是海盗活动的最佳场所，一旦发生起义或海盗劫掠，政府往往鞭长莫及。
其次，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和没有响应的保护措施。宋代，海上贸易发达，已成为宋政府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时海南岛的国内贸易得到发展，泉州、福州、明州、杭州、广州等均有商船来往海南岛。且海南岛地处海上丝路的要塞，装满货物的中国商船及外国商船多来往于其附近海道或在此寄泊，加上大多无相当的武装力量保护，这些商船便成为海盗劫掠的最佳目标，且宋时虽有市舶司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但对商船海上行驶的安全却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这样，既有丰厚利润，又危险性低的掠夺活动，进一步刺激了海盗的掠夺活动。
再次，海南岛海岸线绵长，拥有诸多天然港湾，如海口浦、白沙津、石石矍[30]港等，这些港口虽然便于停泊，为商船提供休憩补给之便，但也为海盗劫掠停泊商船、上岸进行劫掠以及海盗活动安全性提供了方便，官军剿盗带来极大不方便，这里优越的地理环境，亦为海盗活动提供了便利。因此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和没有相当军事实力的保证，加上地理环境都对宋朝海盗在海南岛猖獗活动的共同诱发因子，而最大的原因莫过于宋朝海外贸易的发达，巨大的利益诱惑陆地上的人不惜以身犯险。
最后，海南岛近临东南亚诸国，“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31]，走海路“顺风……二日可达交趾……”，海盗们一旦处于不利，即可遁海逃至东南亚诸国避险。在陈明甫败给马抚机后，就曾逃往占城。而占城“国无市肆，地广人少，多买奴婢，舶舟以人为货”，此外“異时诸国舶舟，类为其所虏，盖其俗本好剽掠”[32]。故占城既为海盗逃遁之所，又因其俗好剽掠，便于其生计。
宋代东南海上海盗横行，海南岛海盗与此相呼应，造成了声势浩大的海盗活动。总的来说，海南岛海盗在宋朝时候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以陈明甫、陈公发二盗规模最大，影响至大！海盗活动频繁在于海南岛特殊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条件。
三、海盗陈明甫、陈公发的活动特点
陈明甫、陈公发是第一个占据崖州临川镇并建立武装政权、公然反抗朝廷的海盗团伙。二陈驾双龙大舟出入，自号“三巴大王”，对百姓征税，在海岸设寨进行防守……标志着二陈建立了武装政权，这些足以令明清海南岛海盗望其项背。
其所据临川镇在地利上占有优势。海南岛位于宋廷统治最南端，虽至南宋时统治范围南迁，但从驻扎在海南岛的军队及户税数量上来看，南宋政府对琼州的统治是薄弱的，而崖州更是海南岛的南端，南宋政府对崖州的实际控制可想而知。故以崖州为基地，二陈实力愈发雄厚。无论是当时海南岛的官军还是宋廷，均无实力与其抗衡，直至咸淳六年（1270年）马成旺因黎乱至琼州，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和精心准备，时机成熟后方于咸淳十年（1274年）派兵出击，战线从海南岛至占城至南宁军南村远峝后又至“海上”，方将其擒住。在追剿陈明甫等人的过程中，无论是官兵还是陈明甫团伙均无招抚与受抚之意，这与宋代政府对其他地方海盗“剿抚”并用的政策大为不同。
二陈的活动范围与唐代和明代也大为不同，其“鲸吞鰌舞，出没海岸，敢于剽灭朝廷之舶货”[33]，南海成为其势力范围，其在海上的权势连南宋朝廷也深为忌惮。不仅如此，“外番”占城等处及漳州、潮州，恩州、广州、钦州、廉州、雷州、化州等也是二陈团伙活动之地。他们还开了人口买卖先例。唐时，冯若芳在劫掠波斯（泛指阿拉伯国家）舶的时候，将所掠之人当成奴婢，故其奴婢居处有“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34]之盛况。南宋陈明甫、陈公发等为盗时，则每年在琼州及漳、潮、恩、广、钦、廉、雷、化等地“掠数百人入外番交易”[35]。
综上所述，南宋海盗陈明甫等人以海南岛崖州为据点，建立武装政权，在琼、漳、潮、恩、广、钦、廉、雷、化等州及海上肆行劫掠，其在海上的权势尤为强大，使得商贾胆怯连年不敢出海贸易，造成市舶贸易的巨大损失，也致使其成为南宋政府的眼中钉，最终被歼灭。其所造就的政治层面的影响在于，经此一乱，“二广列郡之民及诸峝落始知有朝廷，知有台阃，知有州郡”[36]，为以后政府在二广列郡的基层统治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日]小叶田淳，《海南岛史》，学海出版社，民国六十八年。
[2]芦苇，《明代海南的“海盗”、兵备和海防》，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3]邓敏锐，《明清海南岛对外贸易研究》，2006年，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5]《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6][日]真人开元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第68页。
[7][日]真人开元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第68页。
[8][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86，《幻术三》陈武振条，中华书局，1961年。 [9][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琼州府志》影印本，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425页。
[10][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77页。
[11][明]欧阳灿等修，陈于宸等纂，《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
[12][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77页。
[13][明]欧阳灿等修，陈于宸等纂，《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
[14]琼管司全称琼管安抚都监。其主要职责为督监海南军事及安抚黎人，但也处理海南岛对外事务。
[15][明]欧阳灿等修，陈于宸等纂，《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
[16][明]欧阳灿等修，陈于宸等纂，《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
[17][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
[18]临川镇在崖州。崖州隋时为“珠崖郡”；唐武德时改称“振州”，其所辖有变动；宋开宝五年改为“崖州”，熙宁六年改为珠崖军，以宁远县为临川镇。
[19]《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0]《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1]《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2]《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3]《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4]《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5]《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6]《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7]《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8]《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9]《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30]石矍为古字，音que。
[31][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32][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77页。
[33]《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34][日]真人开元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第68页。
[35]《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36]《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关键词：宋代；海南岛；海盗
当前学术界对海南岛海盗的研究多侧重于明清两代，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认为明代海南岛海盗可以说是明代海寇史的一个环节，并按时间顺序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期[1]；芦苇进一步认为明代海南是当时“海盗”活动中一个重要据点，是明朝廷与“海盗”之间的争夺要地，它在整个明代“海盗”活动史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此外，明廷在海南兵备与海防的加强都与“海盗”有密切关系[2]；邓敏锐则对明清海南岛海盗活动均有论述，且从人口买卖与珍珠贸易等来论证明代海南岛海盗的“亦寇亦商”性质[3]。对宋代海南岛海盗活动则少有论及，本文试图通过宋代海盗（尤以陈明甫、陈公发为主）在海南岛的活动来探讨宋代海南岛海盗横行的原因及其特点。不足之处，请专家指正。
秦统一六国后，对南越用兵，并于公元前214年在南越故地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海南岛为象郡外徼之地，受中央政府的遥控。汉武帝时，南越发生叛乱，武帝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南下平定叛乱，后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其中，珠崖、儋耳郡管辖今海南岛，中央政府正式开始了对海南岛的统治。直到北宋，这种控制力仍处在比较弱的状态，导致海盗大量聚居海南岛，滨海“千尺群盗宅”[4]。相比于盗的数量，时崖州民仅“百余户窘弱之民”，兵也是“五六十疲散之卒”，唯有“赖朝廷威德阃台号令”方“得以建署，官吏弹压黎酋，扶持纪纲于不绝”[5]。
宋代以前海南岛便有海盗时常出没。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唐开元年间海南岛振州大首领冯若芳就是一位大海盗，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海南岛附近海域常年有商舶漂流而至，冯若芳便“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人为己货，掳人为奴婢”[6]，其所劫得的货物“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7]。而振州民陈振武“家中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船漂泊溺至者因而有之。”[8]可见，宋代以前，海盗已经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海域活动。
一、宋代海南岛海盗
进入宋代，海南岛海盗活动开始频繁出现，活动更加猖獗，到南宋咸淳年间达到顶峰。北宋至道（995-997年）年间，海南岛“海贼频年入寇”，在时任广南西路转运使的陈尧叟“宣布威德擒服”[9]后才有所缓和。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有福建人官为吉阳军都监，泛海不慎飘到占城，“见其国与真腊乘象以战，无大胜负，”乃向占城传授“弓弩骑射”，“王大悦，具舟送至吉阳”，时海南岛盛产马匹，故占城至海南岛的人得以买马“数十匹”，后与真腊“以战则克”[10]，于是乾道八年（1172年），占城派人至吉阳“复来买马”，同行者“人徒甚盛”[11]。但吉阳“却以无马，乃转之琼管，琼管不受”[12]，气愤不已的“买马使者”遂在海南岛“肆行劫掠”[13]。孝宗帝听说后，诏令帅臣张栻草书与琼管司[14]，“谕以中国马自来不许出外界，令还所掠人口，自今不得生事……”[15]。淳熙三年（1176年），占城国“发回所掠人口”，见存者仅“八十三人”[16]。占城国“申乞与本番通商”，琼管司认为“朝廷加惠外国各已有市舶主管交易，海南四郡即无通商条令，仰遵依自来体例施行”[17]，中央政府对占城国所提在海南岛进行“通商”一事给予了否决。
南宋一代，海南岛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海盗事件为咸淳三年（1267年）海贼陈明甫、陈公发等据临川镇[18]叛乱，对海南岛和宋政府造成极大影响。史载，时崖州仅“百户窘弱之民”，兵为“五六十疲散之卒”[19]。咸淳三年，陈明甫等人在不费多大气力的情况下便将临川镇攻下，并以此为据点，四处活动。在鹿回头建房，驾驶双龙大船出入海南岛，还“大书文榜，自称三巴大王……聛聣军印……追取州民钱粮，包占本军五十余村税户”，使得“崖之民无宁岁”[20]。陈明甫等人甚至活动至“钦廉雷化”及“漳潮恩广”，他们掠夺财物，贩卖人口，“沿海之民无以宁息”[21]。海南岛位于海上丝路之要塞，“三巴大王”（解释清楚）占据临川镇后，经常“出没海岸”，并“敢于剽灭朝廷之舶货”，导致商贾胆怯连年不敢出海贸易，使“诸司舶务殆为虚”[22]。面对二陈的猖獗行径，宋廷“未有毅然袛承威命者”[23]。直到咸淳六年（1270年）春，“黎乱，黎人逼近城堞。是年秋，南宁军管帅马成旺任南征事，率其子抚机及军队至琼州，与黎人进行了数十余战始平黎乱，后开拓地数百里，……招集流离数万人”[24]。在马成旺的治理下，海南逐渐安定。之后几年，马成旺积极建造舟舰，训练军队，准备器械，存储粮食，为平定崖州“三巴大王”做准备。咸淳十年（1274年），马成旺以其子马抚机（应麟）为总制，以铃辖官云从龙为副帅出征崖州，要求“贼未授首未可还……三月辛巳由琼州出发，历十四日至双洲门，遇顺风，又十八日方至临川港，与贼激战数日，贼败，……众奔溃，自相蹂躏死伤枕籍不可胜计，人人积愤纵火焚之，烟焰灼天，连日不绝”[25]。此战给二陈造成巨大损失，二人率众开始逃亡生涯。后官军勘察得知陈公发逃到上江峒，用兵于四月戊申生擒陈公发。同时，陈明甫逃往黄流洞，总制马抚机亲率兵至，明甫又遁往占城，官军紧追不舍。最后陈明甫计穷，回到南宁军南村远峝，马抚机率精兵至，“遣轻锐出其不意袭击之，明甫惊，率众乘快舟邀我军分余舟为左右翼鏖战十余合，贼不能支”[26]。陈明甫败走海上，抚机“悉所部兵乘舟四面截之”[27]。五月甲辰，“生获明甫并男庭坚及其孙等六人”[28]。六月“躬致六俘献之桂府”[29]。陈明甫、陈公发自咸淳三年（1267年）据崖州临川镇为乱始，历经八年，于咸淳十年（1274年）终被马抚机率军剿灭。之后，海南岛虽仍有海盗出没，却再无如此之势。 二、宋代海南岛海盗横行的原因
宋代海盗在海南的活动极其猖獗，影响较大。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海南岛孤悬海外，远离中原的政治、军事中心，朝廷军事部署主要针对北方，对南方的控制力较弱，加之交通不便，信息难通。导致事实上，其地民不知有朝廷，不知有有台阃，不知有州郡的境况。另外，政府对海南的情况缺乏正确认识，把它作为谪官及流放犯人的地方。北宋仁宗时，丁谓曾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另一方面，海南岛经济的落后也致使其长期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北宋熙宁年间于海南岛设有昌化军（儋州）、朱崖军（崖州）、万安军（万安州）等军。南宋绍兴年间又置水军二百人驻扎琼州。但实际上分派至海南岛的士兵多为老弱病残，如朱崖军，士兵人数少，军队战斗力低下，而其他军状况也不比此军好多少。是以如此民困兵弱的地方，是海盗活动的最佳场所，一旦发生起义或海盗劫掠，政府往往鞭长莫及。
其次，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和没有响应的保护措施。宋代，海上贸易发达，已成为宋政府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时海南岛的国内贸易得到发展，泉州、福州、明州、杭州、广州等均有商船来往海南岛。且海南岛地处海上丝路的要塞，装满货物的中国商船及外国商船多来往于其附近海道或在此寄泊，加上大多无相当的武装力量保护，这些商船便成为海盗劫掠的最佳目标，且宋时虽有市舶司对海外贸易进行管理，但对商船海上行驶的安全却没有提供相应的保障。这样，既有丰厚利润，又危险性低的掠夺活动，进一步刺激了海盗的掠夺活动。
再次，海南岛海岸线绵长，拥有诸多天然港湾，如海口浦、白沙津、石石矍[30]港等，这些港口虽然便于停泊，为商船提供休憩补给之便，但也为海盗劫掠停泊商船、上岸进行劫掠以及海盗活动安全性提供了方便，官军剿盗带来极大不方便，这里优越的地理环境，亦为海盗活动提供了便利。因此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和没有相当军事实力的保证，加上地理环境都对宋朝海盗在海南岛猖獗活动的共同诱发因子，而最大的原因莫过于宋朝海外贸易的发达，巨大的利益诱惑陆地上的人不惜以身犯险。
最后，海南岛近临东南亚诸国，“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31]，走海路“顺风……二日可达交趾……”，海盗们一旦处于不利，即可遁海逃至东南亚诸国避险。在陈明甫败给马抚机后，就曾逃往占城。而占城“国无市肆，地广人少，多买奴婢，舶舟以人为货”，此外“異时诸国舶舟，类为其所虏，盖其俗本好剽掠”[32]。故占城既为海盗逃遁之所，又因其俗好剽掠，便于其生计。
宋代东南海上海盗横行，海南岛海盗与此相呼应，造成了声势浩大的海盗活动。总的来说，海南岛海盗在宋朝时候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以陈明甫、陈公发二盗规模最大，影响至大！海盗活动频繁在于海南岛特殊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条件。
三、海盗陈明甫、陈公发的活动特点
陈明甫、陈公发是第一个占据崖州临川镇并建立武装政权、公然反抗朝廷的海盗团伙。二陈驾双龙大舟出入，自号“三巴大王”，对百姓征税，在海岸设寨进行防守……标志着二陈建立了武装政权，这些足以令明清海南岛海盗望其项背。
其所据临川镇在地利上占有优势。海南岛位于宋廷统治最南端，虽至南宋时统治范围南迁，但从驻扎在海南岛的军队及户税数量上来看，南宋政府对琼州的统治是薄弱的，而崖州更是海南岛的南端，南宋政府对崖州的实际控制可想而知。故以崖州为基地，二陈实力愈发雄厚。无论是当时海南岛的官军还是宋廷，均无实力与其抗衡，直至咸淳六年（1270年）马成旺因黎乱至琼州，经过数年的苦心经营和精心准备，时机成熟后方于咸淳十年（1274年）派兵出击，战线从海南岛至占城至南宁军南村远峝后又至“海上”，方将其擒住。在追剿陈明甫等人的过程中，无论是官兵还是陈明甫团伙均无招抚与受抚之意，这与宋代政府对其他地方海盗“剿抚”并用的政策大为不同。
二陈的活动范围与唐代和明代也大为不同，其“鲸吞鰌舞，出没海岸，敢于剽灭朝廷之舶货”[33]，南海成为其势力范围，其在海上的权势连南宋朝廷也深为忌惮。不仅如此，“外番”占城等处及漳州、潮州，恩州、广州、钦州、廉州、雷州、化州等也是二陈团伙活动之地。他们还开了人口买卖先例。唐时，冯若芳在劫掠波斯（泛指阿拉伯国家）舶的时候，将所掠之人当成奴婢，故其奴婢居处有“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34]之盛况。南宋陈明甫、陈公发等为盗时，则每年在琼州及漳、潮、恩、广、钦、廉、雷、化等地“掠数百人入外番交易”[35]。
综上所述，南宋海盗陈明甫等人以海南岛崖州为据点，建立武装政权，在琼、漳、潮、恩、广、钦、廉、雷、化等州及海上肆行劫掠，其在海上的权势尤为强大，使得商贾胆怯连年不敢出海贸易，造成市舶贸易的巨大损失，也致使其成为南宋政府的眼中钉，最终被歼灭。其所造就的政治层面的影响在于，经此一乱，“二广列郡之民及诸峝落始知有朝廷，知有台阃，知有州郡”[36]，为以后政府在二广列郡的基层统治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日]小叶田淳，《海南岛史》，学海出版社，民国六十八年。
[2]芦苇，《明代海南的“海盗”、兵备和海防》，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3]邓敏锐，《明清海南岛对外贸易研究》，2006年，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5]《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6][日]真人开元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第68页。
[7][日]真人开元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第68页。
[8][宋]李昉，《太平广记》卷286，《幻术三》陈武振条，中华书局，1961年。 [9][清]明谊修，张岳松纂，《道光琼州府志》影印本，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425页。
[10][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77页。
[11][明]欧阳灿等修，陈于宸等纂，《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
[12][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77页。
[13][明]欧阳灿等修，陈于宸等纂，《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
[14]琼管司全称琼管安抚都监。其主要职责为督监海南军事及安抚黎人，但也处理海南岛对外事务。
[15][明]欧阳灿等修，陈于宸等纂，《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
[16][明]欧阳灿等修，陈于宸等纂，《万历琼州府志》卷八，海黎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
[17][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
[18]临川镇在崖州。崖州隋时为“珠崖郡”；唐武德时改称“振州”，其所辖有变动；宋开宝五年改为“崖州”，熙宁六年改为珠崖军，以宁远县为临川镇。
[19]《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0]《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1]《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2]《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3]《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4]《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5]《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6]《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7]《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8]《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29]《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30]石矍为古字，音que。
[31][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32][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77页。
[33]《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34][日]真人开元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1979年，第68页。
[35]《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
[36]《邢梦璜记》转引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一 海道，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