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善良的人们面对幸福，准会记起被邀请去聆听IZ的那个遥远的夜晚。而我，还会记得当天早上阳光穿过我的窗帘，影子爬上被窝的一瞬间。我从梦中惊醒，耳边仍旋转着哈萨克旋律——CD机在枕边整整工作了一个通宵，我却已不知何时沉醉于IZ的世界里。我爬下床，努力回忆前晚在冬不拉伴奏下进入半梦半醒状态的感觉，并为这种状态的转瞬即逝感到懊恼——如果当时我能知道24小时后我依然无法回忆起什么，我一定会稍感宽慰。那时离IZ的演出尚有10个小时。尽管这一天的下午将注定在心跳加速与焦急等待中度过，我仍稳定了情绪，整理了凌乱的思路。
　　听说IZ这个乐队，是半年前的一个深夜。那位姓孙的朋友在午夜时分拨通了我的电话，告诉我他找到了值得带入棺材的音乐。我追问这个叫做IZ的乐队的细节，他只告诉了我哈萨克人马木尔以及来自舌头乐队的老吴与小龙。想进一步索取小样的拷贝，却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其中最让我泄气的，是他坚持认为乐队小样如同个人隐私，绝非能够共享的礼物。
　　现在的我必须承认，正是当天那个疯疯癫癫的电话为IZ带来的幸福作出了预告。我们能做的，不是充满疑虑的张望，却是顺着时间的流淌，在2004年4月24日晚上8点前，汇集到上海多伦路美术馆，大家一起静静等待美妙的音乐从天而降。
　　演出地多伦路美术馆的四楼场馆是一个身份暧昧的巨大容器。两个月前在这里举行的“电子音乐之夜”曾把这里变成高压锅，“砰”的一声，能量夺窗而逃；后来的几次时尚文艺派对，则把这里填满了流动缓慢的蜂蜜——甜腻过头而让人无法流连。10个小时之后的多伦路美术馆会变成什么？在那个阳光开始有点刺眼的暮春早晨，我用这样的疑问代替了对音乐本身的期盼。等待奇迹降临的人总会事先察觉到一点蹊跷，于是整个下午我一直嘴唇发干，在穿越城市的过程中，我甚至开始精神恍惚。同行的姑娘并不了解今晚会发生什么，她表现得很健谈，我一面拼命寻找话题，一面偷偷地检测自己的心律。跳动在走出美术馆电梯的瞬间嘎然而止。我异常冷静地忽略了众多熟悉的面孔，偷偷坐在了靠前的地上。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味道，所有人只等第一声乐音响起，再让平和的气氛从眼里流露出来。不出所料，几位乐手一言不发便算开场，那压在每个人鼻孔前的凝重感刹时消失。我捏了捏大腿以确认自己是否身处梦中，然后得到答案：是的。因为我没有感到一丁点儿痛感。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早上的疑问竟毫无回答的必要。因为当晚这个容器封闭了，我们能看，能听，却无法触摸。如果硬要把它比作什么，我想那也许是万花筒。狭小的空间内，几张简单的彩色纸屑在镜子的帮助下化作无边的魔幻。除了惊讶，我们根本无法用语言具体地描述出什么。
　　关于魔幻，我后来听说了另一种说法：这次魔幻的主角，并非IZ演出时那三把齐刷刷的冬不拉与那张酷似蒲扇的玄鼓敲出的鼓点。映在镜子里的，是一反常态端坐在地毯上的300号观众；是乐队身后的透明玻璃幕墙；是幕墙后灯火阑珊的城市与穿行其中的一列列轻轨；是在城市天际线上迟迟不肯下沉的一轮弯月……
　　演出结束前我再次成为了先知：一位曼妙的姑娘如我所愿跳起了维吾尔舞蹈。这不是那种荷尔蒙乐队演出时常见的POGO，也非去年12月民谣专场里陌生朋友之间的随机拥抱起舞。这是真正的独舞，在300名席地而坐的人面前跳起的足以让人愿意点燃篝火的独舞。虽然哈萨克与维吾尔各有不同的文化，但在我们汉人眼里，这些差别并不值得计较什么。一曲终了，跳舞的姑娘消失在人群里，再无踪影。最后一首时大家都站了起来，气氛热烈得有点控制不住。这样的场景让人联想起某种神秘的仪式，祭司带头打开身体之后，众人跃跃欲试。那位姓孙的朋友禁不住朋友的推搡，终于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肢体的解放。快步走出美术馆，幸运地赶上最后一班地铁。跌落回冰冷的床上已是午夜时分，一天之中最静谧的时刻，使我本能地回忆刚刚发生过的一切。无奈记忆逐渐退去，到最后竟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
　　我又一次在IZ的唱片中睡去。这回，我仍然把自己交给了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