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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前人近10年的城市居民语言态度研究，本文旨在探究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与城市发展及人口流动的相关性。结果发现，城市居民对普通话的语言态度相对稳定，而对方言的语言态度在不同地区间呈现显著差异：对方言的社会性评价与城市的发展呈正相关，对方言的行为倾向与人口流动呈负相关，对方言的情感性评价与城市发展及人口流动相关性不大。本文通过探究不同城市间居民的语言态度差异，为语言态度、语言使用和方言保护等领域提供有利参考。
关键词：城市居民 语言态度 方言 普通话
一、语言态度的定义
国内许多学者都先后对语言态度进行过界定和不同程度的研究。游汝杰、邹嘉彦（2004）认为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①高一虹（1998）认为人们对于某种语言变体（语言或方言）的态度，反映了该语言变体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其相关的社群成员在人们心目中的“刻板印象”。②王远新（1999）认为，在双语和多语社会中，由于社会或民族认同、情感、目的和动机、行为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会对一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定的认识或做出一定的评价，这种认识和评价通常称为语言态度。③陈松岑（1999）指出，语言态度本身可以分为感情方面和理智方面两类。④综上所述，本文将语言态度定义为说话人对该语言的社会评价、情感评价及行为倾向。
二、国内语言态度研究现状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语言态度”为关键词，时间为2008年至2017年进行跨库检索，检索出相关文献1149篇。“语言态度”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前人的文献综述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1.少数民族人群的语言态度。许多会（2009）⑤梳理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田云（2015）总结了近5年来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群体的语言态度⑥等。
2.方言区人群的语言态度。此类研究存在不平衡现象，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和吴语方言区等发达城市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上。
3.不同群体的语言态度，如农民工、公务员、教师等，如欧小艳（2008）⑦《进城农民工语言态度探究》等。
本文的综述主要是针对上述第二类，即方言区人群的语言态度的再细化，将研究主体限定为方言区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本议题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前人对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研究不足。前人的研究限于个案研究，仅从单一或少数城市进行语言态度调查，而未横向比较不同城市间的语言态度差异。近10年来以国内城市居民语言态度为核心的文献综述尚属空白。
第二，城市居民语言态度内部有很强的异质性。不同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将导致当地方言不同的社会声望，从而影响当地居民的语言态度。并且，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差异也将造成普通话与方言使用量的差异，进而影响城市居民对方言的实用性和情感性评价。
第三，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有很强的预见性能充分反映我国人民在城市化进程和普通话推广中的语言态度变化趋势，再将这种趋势向乡镇、农村延伸。把握好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动态将对我国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方言保护等方面起到指导性作用。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整理了近10年来有关城市居民语言态度的研究数十篇，力图探究在推行普通话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城市间居民的语言态度差异，在个性中寻找共性，为语言态度、语言使用和方言保护等领域提供资料以备参考。
本文的研究主体是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研究素材是作者根据“语言态度”“城市居民”等关键词选取的近10年涉及上海、广州、南京、苏州、义乌、常州、南宁、西安、西宁、永州、晋中等11座城市的语言态度研究。研究重点是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与城市发展程度及人口流动是否存在相关性。城市发展程度可采用2016年中国城市划分标准衡量，而人口流动程度可根据该城是否地处东南沿海地区来衡量。因此本文根据这两个变量，将上述11座城市分为4类：
1.一线城市：上海（全国经济中心）、广州（经济发达，全国第三大城市）
2.东南沿海地区的二三线城市：南京（经济发达、强省省会）、苏州（中国地级市经济最强市）、义乌（浙江经济强市）、常州（江苏经济强市）
3.内陆地区的二三线城市：西安（区域中心、副省级省会）、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西宁（青海省会）
4.内陆地区四线城市及以下：永州（湖南省地级市）、晋中市（山西省地级市）
三、不同城市的市民语言态度差异
1.一线城市：上海、广州
薛才德（2009）⑧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811名上海市民的语言生活状况，包括语言习得、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等方面。结果表明，上海话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地位依然很高，在公共场所上海话依然占优，大部分市民只在必须的情况下才使用普通话；在情感方面，市民认为最好听的语言前三名是普通话、上海话和苏州話，且前两者差距很小，说明上海话在上海人心中的地位依然稳固。徐真华（2008）⑨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式研究广州地区大学生和年轻白领对不规范语言和方言所采取的语言态度。研究表明，在白领人群中，出于功利角度，说广州话有助于人际交往和彰显身份，广东话的地位高于普通话，对于非广东籍的人同样如此；在学生人群中，普通话因其标准语的地位而受到更多肯定。但总体而言，广州市民均将广州话视为主要的交际手段之一，广州话作为强势方言，对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发挥巨大影响。
2.东南沿海的二三线城市：南京、苏州、义乌、常州
周薇（2011）⑩以2007年南京城市语言调查为基础，考察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被试对南京话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及其语言使用情况。现在约60%南京市民对南京话评价较高，但语言使用率低于评价率，说明南京市民的语言倾向已偏向普通话。俞玮奇（2010）k采用随机抽样和问卷调查法，调查苏州市中小学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发现，当地学生普遍高度认同苏州话的情感价值，对于普通话，则普遍认同其社会声望和实用价值。行为倾向上，苏州当地学生普遍具备了普通话和苏州话的双言交际能力，但使用场合有层级之别。普通话正逐步成为苏州的高级语体，而苏州话则演化为底层语体。吴燕萍（2015）l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60名义乌本地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语言态度的考察采用陈松岑选用的1O个语言态度特征，结果发现仅有“亲切”一项有80%的人选择义乌话，其余9项均以选择普通话的居多。这说明对普通话的社会地位评价与行为倾向均已超过义乌话；在情感方面年轻一代也更偏爱普通话，这与义乌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外来人口涌入有关。陈立平（2011）m以376份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常州市区本地居民对待常州话和普通话的态度。研究发现，行为倾向上，虽然常州人日常生活讲常州话为主，但正在向普通话转移。常州人对普通话的社会价值大大超过了对常州话的认同。在情感方面，虽然常州话依然占优，但常州的发展相比周边的上海、苏州等城市一直处于劣势，使大多数常州人对常州话的依恋降低。常州话正从强势方言向弱势方言转变。嘉兴也有相同的情况。n 3.中西部地区的二三线城市：西安、南宁、西宁
周彦伽（2014）o使用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法，了解200名南宁市民关于肯定应答语的选择偏好情况，并从功能评价、地位评价、情感评价三方面对相应的语言态度进行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南宁话表示肯定应答的“得”占有优势地位，这与家庭和人际圈人群的使用显著相关，但在语言态度层面“得”与其他词汇间相比并不占优势。这表明在人口流动小、发展保守的大环境下，南宁市民使用南宁话多受习惯驱动，而非对该方言的认同。郭贞彦（2009）p采用随机问卷调查法对170名西宁人进行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结果表明，情感评价上，对西宁话持积极态度的人较多；但行为倾向方面，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只选择说普通话的比例明显增加，西宁话有萎缩趋势。
西安的语言态度研究与前两者均不相同。任海棠、杨娜（2011）q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法，探讨西安地区人民的语言态度对普通话与陕西话语码转换的影响。研究表明，西安人在社会评价、情感评价和行为倾向上和对陕西话的评价都超过普通话。一方面，这与近年来陕西经济迅速发展有关，曾经怕人家笑话“老陕”土，现在说陕西话却底气十足；另一方面，这与西安丰富的文化底蕴有关，西安人对自己的文化与方言有较高的认同和自豪感。经济与文化的自信提升了西安人对陕西话的自信，陕西话仍是很有威望的地域方言。调查结果也显示，陕西话的使用并没有妨碍普通话的推广，人们根据场合、对象能自如地语码转换。
4.四线城市及以下：永州、晋中
梁小珊、贡贵训（2008）r运用“配对变语法”和“语义微分量表法”对158名永州市民语言态度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高、年龄小的受试对普通话的社会经济地位给予肯定并认为其亲和力大于永州话。而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偏大的人群则对普通话持排斥态度，反映了浓重的地域意识和保守思想。任振翔（2015）s以196份调查问卷为基础，调查晋中市榆次区市民普通话与方言的语码转换情况，同时调查验证语言态度对语码转换的影响。结果表明，受第一语言习得的影响，榆次市民在的情感评价方面倾向方言；受社会规范和普通话价值功能的影响，人们对普通话的社会评价更高。在语言期望和方言保护方面，绝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子女应学好普通话，学不学方言无所谓，多达7成市民认为没有必要对方言进行必要的保护。
根据上文4类城市居民的不同语言态度，我们能总结几条规律：
1.在一线城市如上海、广州，当地的方言依旧是强势方言，本地市民对其社会评价和情感评价都超过普通话，甚至不少外地户籍的人出于功利角度认为很有必要学会当地方言。这与该方言代表的地域强大的经济息息相关。虽然普通话拥有显性威望，但在一线城市中普通话已经全面普及，因此说普通话的优势不明显。反之，方言所代表的“户籍”“本地人”标签在一线城市中更具吸引力和威望，因此一线城市居民倾向使用方言，忠诚度也较高，对方言传播和保护意识都较为强烈。
2.在东南沿海的二、三线城市如南京、苏州、义乌和常州，由于地理位置便利、经济发展较好，有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因此普通话逐渐成为城市中最常用的语言。城市居民对方言的情感评价虽然高于普通话，但随着年龄递减有逐渐走低的趋势；社会评价方面，普通话的地位已超过方言，这与当地的人口流动和经济竞争力不及周边城市有关。在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普遍较好，人员流动十分频繁，因此人们对于普通话和方言的态度相对宽容；另外，由于邻近的经济强市带来的压力，这些二、三线城市居民对自己城市的信心不足，导致对当地方言的忠诚度降低。
3.在中西部地区的二、三线城市如南宁和西宁，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较为迟缓，就造成城市内部方言氛围浓厚，但人们对方言评价不高的矛盾现象。方言的社会性评价普遍偏低，认为使用普通话更有地位、更文雅；情感性评价因人而异，有些人因为习惯而使用方言，而有些人对方言有一定的感情；行为倾向方面，虽然方言使用频率更高，但有逐步向普通话倾斜的趋势。但研究发现，西安人对陕西话的语言态度是个特例。西安人对陕西话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引以为荣，这与他们的经济自信和文化自信有关。西安虽然不在东南沿海，但它是西部的区域中心，经济发展在中西部依然占优，给西安人经济自信；同时，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蕴藏在陕西话中，给西安人文化自信。这两个因素使西安市民对待陕西话和普通话的态度趋于和谐。
4.在四線城市如永州和晋中，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导致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呈现两极化趋势，以年龄为分界。老一辈的人有浓厚的地域意识和保守思想，对普通话相当排斥；年轻一代，尤其是有外出打工经历的人则对本地方言评价很低，也不鼓励下一代学习方言。这类城市居民对方言的忠诚度降至最低，方言保护意识淡漠。
四、结语
本文旨在研究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与城市发展情况及人口流动的相关性。通过前人的11篇城市居民语言态度研究，可看出不同地区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有显著差异。
一方面，城市居民对普通话的语言态度较为一致，地区间相差不大。城市居民受到推行普通话的高度影响，高度认同普通话的社会地位，行为倾向上也不断向普通话靠拢。情感评价上则稍逊于方言。
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方言的语言态度与城市发展、人口流动性显著相关。对方言的社会性评价与城市的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即越发达地区对方言的社会地位评价越高，在一线城市中方言的地位有时甚至超过普通话；对方言的行为倾向与人口流动负相关，即越封闭地区的方言氛围越浓厚；对方言的情感性评价与城市发展及人口流动相关性不大，普遍认为方言比较亲切，但随着年轻一代的语言选择及家长对孩子语言期望的改变，年轻一代接触和使用方言的机会将越来越少，情感上也将不再依赖方言。
针对城市居民语言态度如此不均衡的现状，我们需要引起重视。城市居民对方言的语言态度逐渐走低的趋势终将导致方言使用量的减少甚至消亡，这不仅对我国的文化多样性形成伤害，也对个人的身份认同和人际交往造成障碍。关于保护方言的措施，一方面，政府和媒体应采取措施，如开设方言节目、传播方言文化等，培养市民的方言文化自信，防止弱势的方言逐渐消亡；另一方面，语言使用者要正确处理好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用理智的态度选择语码、调整对下一代的语言期望。 注释：
①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4年，第83页。
②高一虹，苏新春，周雷：《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的语言态
度》，《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2期，第21-28页。
③王遠新：《论裕固族的语言态度》，《语言与翻译》1999年第2
期，第9-14页。
④陈松岑：《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
影响》，《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期，第81-96页。
⑤许多会：《语言态度研究述评》，《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
报》2009年第1期，第50-53页。
⑥田云：《国内近五年语言态度研究综述》，《人间》2015年第34
期，第136-138页。
⑦欧小艳：《进城农民工语言态度探究》，《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8年第8期，第52-54页。
⑧薛才德：《上海市民语言生活状况调查》，《语言文字应用》
2009年第2期，第74-83页。
⑨徐真华：《从广州年轻人的语言态度看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
系》，《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4期，第310-313页。
⑩周薇：《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分析—以2007年南京城市
语言调查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第89-95页。
k俞玮奇：《普通话的推广与苏州方言的保持》，《语言文字应
用》2010年第3期，第60-69页。
l吴燕萍：《多语环境下义乌人的语言态度及语言使用的调查》，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5年第4期，第121-123页。
m陈立平：《常州市民语言态度调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
报》2011年第4期，第7-12页。
n章颖：《嘉兴方言中饮食类用词特点研究》，《现代语文》（语
言研究版）2014年第1期，第52-53页。
o周彦伽：《南宁市民日常交谈中表达“允许”“许可”义的肯
定应答语调查与分析》，《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15期，第33-34页。
p郭贞彦：《西宁话和普通话使用情况的对比研究》，《青海民族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54-157页。
q任海棠、杨娜：《语言态度对普通话与陕西话语码转换的影响研
究》，《唐都学刊》2011年第4期，第96-99页。
r梁小珊、贡贵训：《永州市语言态度调查》，《现代语文》（语
言研究版）2008年第11期，第14-15页。
s任振翔：《榆次市民语码转换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运
城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72-7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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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周薇.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分析—以2007年南京城市语言调查为例[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1）.
[19]周彦伽.南宁市民日常交谈中表达“允许”“许可”义的肯定应答语调查与分析[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15）.
（陈梦怡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201620）
关键词：城市居民 语言态度 方言 普通话
一、语言态度的定义
国内许多学者都先后对语言态度进行过界定和不同程度的研究。游汝杰、邹嘉彦（2004）认为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①高一虹（1998）认为人们对于某种语言变体（语言或方言）的态度，反映了该语言变体的社会地位，以及与其相关的社群成员在人们心目中的“刻板印象”。②王远新（1999）认为，在双语和多语社会中，由于社会或民族认同、情感、目的和动机、行为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会对一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定的认识或做出一定的评价，这种认识和评价通常称为语言态度。③陈松岑（1999）指出，语言态度本身可以分为感情方面和理智方面两类。④综上所述，本文将语言态度定义为说话人对该语言的社会评价、情感评价及行为倾向。
二、国内语言态度研究现状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语言态度”为关键词，时间为2008年至2017年进行跨库检索，检索出相关文献1149篇。“语言态度”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前人的文献综述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1.少数民族人群的语言态度。许多会（2009）⑤梳理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田云（2015）总结了近5年来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群体的语言态度⑥等。
2.方言区人群的语言态度。此类研究存在不平衡现象，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和吴语方言区等发达城市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上。
3.不同群体的语言态度，如农民工、公务员、教师等，如欧小艳（2008）⑦《进城农民工语言态度探究》等。
本文的综述主要是针对上述第二类，即方言区人群的语言态度的再细化，将研究主体限定为方言区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本议题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前人对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研究不足。前人的研究限于个案研究，仅从单一或少数城市进行语言态度调查，而未横向比较不同城市间的语言态度差异。近10年来以国内城市居民语言态度为核心的文献综述尚属空白。
第二，城市居民语言态度内部有很强的异质性。不同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将导致当地方言不同的社会声望，从而影响当地居民的语言态度。并且，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差异也将造成普通话与方言使用量的差异，进而影响城市居民对方言的实用性和情感性评价。
第三，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有很强的预见性能充分反映我国人民在城市化进程和普通话推广中的语言态度变化趋势，再将这种趋势向乡镇、农村延伸。把握好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动态将对我国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方言保护等方面起到指导性作用。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整理了近10年来有关城市居民语言态度的研究数十篇，力图探究在推行普通话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城市间居民的语言态度差异，在个性中寻找共性，为语言态度、语言使用和方言保护等领域提供资料以备参考。
本文的研究主体是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研究素材是作者根据“语言态度”“城市居民”等关键词选取的近10年涉及上海、广州、南京、苏州、义乌、常州、南宁、西安、西宁、永州、晋中等11座城市的语言态度研究。研究重点是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与城市发展程度及人口流动是否存在相关性。城市发展程度可采用2016年中国城市划分标准衡量，而人口流动程度可根据该城是否地处东南沿海地区来衡量。因此本文根据这两个变量，将上述11座城市分为4类：
1.一线城市：上海（全国经济中心）、广州（经济发达，全国第三大城市）
2.东南沿海地区的二三线城市：南京（经济发达、强省省会）、苏州（中国地级市经济最强市）、义乌（浙江经济强市）、常州（江苏经济强市）
3.内陆地区的二三线城市：西安（区域中心、副省级省会）、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西宁（青海省会）
4.内陆地区四线城市及以下：永州（湖南省地级市）、晋中市（山西省地级市）
三、不同城市的市民语言态度差异
1.一线城市：上海、广州
薛才德（2009）⑧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811名上海市民的语言生活状况，包括语言习得、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等方面。结果表明，上海话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地位依然很高，在公共场所上海话依然占优，大部分市民只在必须的情况下才使用普通话；在情感方面，市民认为最好听的语言前三名是普通话、上海话和苏州話，且前两者差距很小，说明上海话在上海人心中的地位依然稳固。徐真华（2008）⑨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式研究广州地区大学生和年轻白领对不规范语言和方言所采取的语言态度。研究表明，在白领人群中，出于功利角度，说广州话有助于人际交往和彰显身份，广东话的地位高于普通话，对于非广东籍的人同样如此；在学生人群中，普通话因其标准语的地位而受到更多肯定。但总体而言，广州市民均将广州话视为主要的交际手段之一，广州话作为强势方言，对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发挥巨大影响。
2.东南沿海的二三线城市：南京、苏州、义乌、常州
周薇（2011）⑩以2007年南京城市语言调查为基础，考察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被试对南京话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及其语言使用情况。现在约60%南京市民对南京话评价较高，但语言使用率低于评价率，说明南京市民的语言倾向已偏向普通话。俞玮奇（2010）k采用随机抽样和问卷调查法，调查苏州市中小学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发现，当地学生普遍高度认同苏州话的情感价值，对于普通话，则普遍认同其社会声望和实用价值。行为倾向上，苏州当地学生普遍具备了普通话和苏州话的双言交际能力，但使用场合有层级之别。普通话正逐步成为苏州的高级语体，而苏州话则演化为底层语体。吴燕萍（2015）l采用问卷调查法考察60名义乌本地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语言态度的考察采用陈松岑选用的1O个语言态度特征，结果发现仅有“亲切”一项有80%的人选择义乌话，其余9项均以选择普通话的居多。这说明对普通话的社会地位评价与行为倾向均已超过义乌话；在情感方面年轻一代也更偏爱普通话，这与义乌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外来人口涌入有关。陈立平（2011）m以376份调查问卷为基础，分析了常州市区本地居民对待常州话和普通话的态度。研究发现，行为倾向上，虽然常州人日常生活讲常州话为主，但正在向普通话转移。常州人对普通话的社会价值大大超过了对常州话的认同。在情感方面，虽然常州话依然占优，但常州的发展相比周边的上海、苏州等城市一直处于劣势，使大多数常州人对常州话的依恋降低。常州话正从强势方言向弱势方言转变。嘉兴也有相同的情况。n 3.中西部地区的二三线城市：西安、南宁、西宁
周彦伽（2014）o使用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法，了解200名南宁市民关于肯定应答语的选择偏好情况，并从功能评价、地位评价、情感评价三方面对相应的语言态度进行调查分析。研究表明，南宁话表示肯定应答的“得”占有优势地位，这与家庭和人际圈人群的使用显著相关，但在语言态度层面“得”与其他词汇间相比并不占优势。这表明在人口流动小、发展保守的大环境下，南宁市民使用南宁话多受习惯驱动，而非对该方言的认同。郭贞彦（2009）p采用随机问卷调查法对170名西宁人进行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结果表明，情感评价上，对西宁话持积极态度的人较多；但行为倾向方面，2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只选择说普通话的比例明显增加，西宁话有萎缩趋势。
西安的语言态度研究与前两者均不相同。任海棠、杨娜（2011）q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法，探讨西安地区人民的语言态度对普通话与陕西话语码转换的影响。研究表明，西安人在社会评价、情感评价和行为倾向上和对陕西话的评价都超过普通话。一方面，这与近年来陕西经济迅速发展有关，曾经怕人家笑话“老陕”土，现在说陕西话却底气十足；另一方面，这与西安丰富的文化底蕴有关，西安人对自己的文化与方言有较高的认同和自豪感。经济与文化的自信提升了西安人对陕西话的自信，陕西话仍是很有威望的地域方言。调查结果也显示，陕西话的使用并没有妨碍普通话的推广，人们根据场合、对象能自如地语码转换。
4.四线城市及以下：永州、晋中
梁小珊、贡贵训（2008）r运用“配对变语法”和“语义微分量表法”对158名永州市民语言态度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高、年龄小的受试对普通话的社会经济地位给予肯定并认为其亲和力大于永州话。而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偏大的人群则对普通话持排斥态度，反映了浓重的地域意识和保守思想。任振翔（2015）s以196份调查问卷为基础，调查晋中市榆次区市民普通话与方言的语码转换情况，同时调查验证语言态度对语码转换的影响。结果表明，受第一语言习得的影响，榆次市民在的情感评价方面倾向方言；受社会规范和普通话价值功能的影响，人们对普通话的社会评价更高。在语言期望和方言保护方面，绝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子女应学好普通话，学不学方言无所谓，多达7成市民认为没有必要对方言进行必要的保护。
根据上文4类城市居民的不同语言态度，我们能总结几条规律：
1.在一线城市如上海、广州，当地的方言依旧是强势方言，本地市民对其社会评价和情感评价都超过普通话，甚至不少外地户籍的人出于功利角度认为很有必要学会当地方言。这与该方言代表的地域强大的经济息息相关。虽然普通话拥有显性威望，但在一线城市中普通话已经全面普及，因此说普通话的优势不明显。反之，方言所代表的“户籍”“本地人”标签在一线城市中更具吸引力和威望，因此一线城市居民倾向使用方言，忠诚度也较高，对方言传播和保护意识都较为强烈。
2.在东南沿海的二、三线城市如南京、苏州、义乌和常州，由于地理位置便利、经济发展较好，有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因此普通话逐渐成为城市中最常用的语言。城市居民对方言的情感评价虽然高于普通话，但随着年龄递减有逐渐走低的趋势；社会评价方面，普通话的地位已超过方言，这与当地的人口流动和经济竞争力不及周边城市有关。在江浙地区，经济发展普遍较好，人员流动十分频繁，因此人们对于普通话和方言的态度相对宽容；另外，由于邻近的经济强市带来的压力，这些二、三线城市居民对自己城市的信心不足，导致对当地方言的忠诚度降低。
3.在中西部地区的二、三线城市如南宁和西宁，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较为迟缓，就造成城市内部方言氛围浓厚，但人们对方言评价不高的矛盾现象。方言的社会性评价普遍偏低，认为使用普通话更有地位、更文雅；情感性评价因人而异，有些人因为习惯而使用方言，而有些人对方言有一定的感情；行为倾向方面，虽然方言使用频率更高，但有逐步向普通话倾斜的趋势。但研究发现，西安人对陕西话的语言态度是个特例。西安人对陕西话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引以为荣，这与他们的经济自信和文化自信有关。西安虽然不在东南沿海，但它是西部的区域中心，经济发展在中西部依然占优，给西安人经济自信；同时，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蕴藏在陕西话中，给西安人文化自信。这两个因素使西安市民对待陕西话和普通话的态度趋于和谐。
4.在四線城市如永州和晋中，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导致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呈现两极化趋势，以年龄为分界。老一辈的人有浓厚的地域意识和保守思想，对普通话相当排斥；年轻一代，尤其是有外出打工经历的人则对本地方言评价很低，也不鼓励下一代学习方言。这类城市居民对方言的忠诚度降至最低，方言保护意识淡漠。
四、结语
本文旨在研究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与城市发展情况及人口流动的相关性。通过前人的11篇城市居民语言态度研究，可看出不同地区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有显著差异。
一方面，城市居民对普通话的语言态度较为一致，地区间相差不大。城市居民受到推行普通话的高度影响，高度认同普通话的社会地位，行为倾向上也不断向普通话靠拢。情感评价上则稍逊于方言。
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方言的语言态度与城市发展、人口流动性显著相关。对方言的社会性评价与城市的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即越发达地区对方言的社会地位评价越高，在一线城市中方言的地位有时甚至超过普通话；对方言的行为倾向与人口流动负相关，即越封闭地区的方言氛围越浓厚；对方言的情感性评价与城市发展及人口流动相关性不大，普遍认为方言比较亲切，但随着年轻一代的语言选择及家长对孩子语言期望的改变，年轻一代接触和使用方言的机会将越来越少，情感上也将不再依赖方言。
针对城市居民语言态度如此不均衡的现状，我们需要引起重视。城市居民对方言的语言态度逐渐走低的趋势终将导致方言使用量的减少甚至消亡，这不仅对我国的文化多样性形成伤害，也对个人的身份认同和人际交往造成障碍。关于保护方言的措施，一方面，政府和媒体应采取措施，如开设方言节目、传播方言文化等，培养市民的方言文化自信，防止弱势的方言逐渐消亡；另一方面，语言使用者要正确处理好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用理智的态度选择语码、调整对下一代的语言期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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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4年，第83页。
②高一虹，苏新春，周雷：《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的语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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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王遠新：《论裕固族的语言态度》，《语言与翻译》1999年第2
期，第9-14页。
④陈松岑：《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
影响》，《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期，第81-96页。
⑤许多会：《语言态度研究述评》，《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
报》2009年第1期，第50-53页。
⑥田云：《国内近五年语言态度研究综述》，《人间》2015年第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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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欧小艳：《进城农民工语言态度探究》，《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8年第8期，第52-54页。
⑧薛才德：《上海市民语言生活状况调查》，《语言文字应用》
2009年第2期，第74-83页。
⑨徐真华：《从广州年轻人的语言态度看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
系》，《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4期，第310-313页。
⑩周薇：《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分析—以2007年南京城市
语言调查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第89-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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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唐都学刊》2011年第4期，第9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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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梦怡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 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