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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间，您和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进行了深入的谈判，并宣布中美两国将在1979年的第一天全面恢复邦交正常化。对此您曾表示这是您在白宫生涯中作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 您觉得当时中美建交的最大阻碍是什么？而又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在美国国会的阻力下依然极力推动中美邦交正常化？
A:当我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我就将中美邦交正常化视为总统任期内的优先议题之一。我很欣喜地看到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是位极具眼光和胆识的领导人，我们可以进行被搁置许久的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我们做出的这个联合声明与邓小平随后的改革开放政策紧密相连，就在宣布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三天之后，邓就宣布了改革开放政策。如若没有经济改革政策的推行，我们很难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因此可以说邦交正常化于中美两国都有巨大裨益，这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
当时，国会中很多人不赞成与他们眼中的“红色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并认为我们正在抛弃台湾。这使得国会开始就台湾问题达成一些协议，而我对此则强烈反对。此外，在80年代我也因此在竞选中遭受到了罗纳德·里根尖刻的批评。但当时作为总统的我有权力做出这个决定（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而我也很清楚这是正确的决策。在过去的33年里我愈益坚信这是明智的决定。
您如何评价邓小平？
A: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1979年，我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他立马回复下月就可成行。邓小平那次的访美非常成功，一种好感和友谊很快在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民众之间建立起来。我们都知道，在您卸任之后，您和您的夫人于1982年共同建立了卡特中心，当时促使你们建立卡特中心的信念是什么？
A:当我1980年离开白宫之后，我和我的夫人罗莎琳便开始考虑人生下一阶段需要做的事。在我的总统任期内，我们看到世界面临的巨大问题，包括冲突、贫困和疾病。当我们离开白宫时，我们依然希望尽己所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当我最初构想卡特中心的时候，是希望它能成为一个令领导人坐下来协商解决冲突的平台，类似我任期内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在戴维营协议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这个想法在过去的29年里日臻成熟，积年累月卡特中心已经在七十多个国家改善了民众的生活。
您一直积极投身于国际人道主义的援助、疾病的防治和国际争端的调停工作。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您是否有过受挫的感觉？您又是如何克服这些难关？
A:我知道世界上很多人面临困境和挫折，但总的来说我并不觉得沮丧。这是因为我坚信我们可以解决我们面对的困难。通过我们的力量和努力可以帮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根除疾病，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我不会感到沮丧是因为卡特中心这些年来的行动证明我们有能力克服巨大的难关。有一种可怕的疾病称作“麦地那龙线虫”。卡特中心花费二十多年时间在非洲教导当地人如何防止这种疾病的传染。1986年，在非洲和亚洲就有350万此类病症，而现在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九百例左右。如果我们能够对一件事持之以恒乐观以待，我们可以做的事其实有很多。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看到我们努力的积极的一面，而非总想着阻力和挫折。
有人说，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共出了四十几个总统，只有三个写诗。他们分别是约翰·昆西·亚当斯、亚伯拉罕·林肯和吉米·卡特。对此您怎么看？
A:每当听到被归类在这个行列总是令人欣喜。我喜欢写诗，因为诗关注心灵，它同样也帮助我从不同视野了解人们以及他们过往的经历。
在《美国的道德危机》导言中，您曾提到美国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公众言论和政治哲学发生着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您看来，是什么导致了当前美国的道德危机？如何解决？
A:在这本书里，我着重讲述了我们国家两个党派的巨大分歧以及日益增长的在共同关注的议题上达成妥协的难度。这些分歧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愈益显现。国会中很多共和党人试图杯葛立法并采取越来越极端的立场反对奥巴马。在美国国内，我们将之称为“党派辩论”（partisan wrangling），然而这对美国和世界而言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今年夏天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国会两党的分歧已令我们见证了这种风气的危害。近期通过的参议院对于中国汇率的议案即反映了现今美国领导层中非常短视、狭隘的一面。
大多数民众渴望生活在一个纯净的环境里，希望看到政府为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我们的政府必须学会抛开成见和无足轻重的纷争，共同致力于制定符合民众期许的政策。
在您看来，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最需要具备的品质有哪些？
A:我只能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谈下我的看法，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最重要的是对美国民众一直保持诚实和坦率。这意味着总统必须诚实地告诉民众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以及每个政策将会产生的结果。这同样意味着一个总统必须始终坚定他自己的信念。这对于一个总统来说十分困难，因他面临来自多方的压力。但这对于明智决策的制定又十分必要。
您觉得如何可以做到公正地评价一个人，尤其是评价一个政治家？您如何评价您自己？
A:我认为评价一个人最公正的立场是从他史观（她）的行为来判定，依据他（她）的所行而非所言。当我评价自己时，我也使用一样的标准，即我是否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而我的行为又是否和我的信念以及我所认为正确的事保持一致？
A:当我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我就将中美邦交正常化视为总统任期内的优先议题之一。我很欣喜地看到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是位极具眼光和胆识的领导人，我们可以进行被搁置许久的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我们做出的这个联合声明与邓小平随后的改革开放政策紧密相连，就在宣布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三天之后，邓就宣布了改革开放政策。如若没有经济改革政策的推行，我们很难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因此可以说邦交正常化于中美两国都有巨大裨益，这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
当时，国会中很多人不赞成与他们眼中的“红色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并认为我们正在抛弃台湾。这使得国会开始就台湾问题达成一些协议，而我对此则强烈反对。此外，在80年代我也因此在竞选中遭受到了罗纳德·里根尖刻的批评。但当时作为总统的我有权力做出这个决定（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而我也很清楚这是正确的决策。在过去的33年里我愈益坚信这是明智的决定。
您如何评价邓小平？
A: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1979年，我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他立马回复下月就可成行。邓小平那次的访美非常成功，一种好感和友谊很快在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民众之间建立起来。我们都知道，在您卸任之后，您和您的夫人于1982年共同建立了卡特中心，当时促使你们建立卡特中心的信念是什么？
A:当我1980年离开白宫之后，我和我的夫人罗莎琳便开始考虑人生下一阶段需要做的事。在我的总统任期内，我们看到世界面临的巨大问题，包括冲突、贫困和疾病。当我们离开白宫时，我们依然希望尽己所能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当我最初构想卡特中心的时候，是希望它能成为一个令领导人坐下来协商解决冲突的平台，类似我任期内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在戴维营协议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这个想法在过去的29年里日臻成熟，积年累月卡特中心已经在七十多个国家改善了民众的生活。
您一直积极投身于国际人道主义的援助、疾病的防治和国际争端的调停工作。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您是否有过受挫的感觉？您又是如何克服这些难关？
A:我知道世界上很多人面临困境和挫折，但总的来说我并不觉得沮丧。这是因为我坚信我们可以解决我们面对的困难。通过我们的力量和努力可以帮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根除疾病，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我不会感到沮丧是因为卡特中心这些年来的行动证明我们有能力克服巨大的难关。有一种可怕的疾病称作“麦地那龙线虫”。卡特中心花费二十多年时间在非洲教导当地人如何防止这种疾病的传染。1986年，在非洲和亚洲就有350万此类病症，而现在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九百例左右。如果我们能够对一件事持之以恒乐观以待，我们可以做的事其实有很多。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看到我们努力的积极的一面，而非总想着阻力和挫折。
有人说，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共出了四十几个总统，只有三个写诗。他们分别是约翰·昆西·亚当斯、亚伯拉罕·林肯和吉米·卡特。对此您怎么看？
A:每当听到被归类在这个行列总是令人欣喜。我喜欢写诗，因为诗关注心灵，它同样也帮助我从不同视野了解人们以及他们过往的经历。
在《美国的道德危机》导言中，您曾提到美国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公众言论和政治哲学发生着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您看来，是什么导致了当前美国的道德危机？如何解决？
A:在这本书里，我着重讲述了我们国家两个党派的巨大分歧以及日益增长的在共同关注的议题上达成妥协的难度。这些分歧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愈益显现。国会中很多共和党人试图杯葛立法并采取越来越极端的立场反对奥巴马。在美国国内，我们将之称为“党派辩论”（partisan wrangling），然而这对美国和世界而言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今年夏天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国会两党的分歧已令我们见证了这种风气的危害。近期通过的参议院对于中国汇率的议案即反映了现今美国领导层中非常短视、狭隘的一面。
大多数民众渴望生活在一个纯净的环境里，希望看到政府为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我们的政府必须学会抛开成见和无足轻重的纷争，共同致力于制定符合民众期许的政策。
在您看来，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最需要具备的品质有哪些？
A:我只能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谈下我的看法，我始终认为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最重要的是对美国民众一直保持诚实和坦率。这意味着总统必须诚实地告诉民众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以及每个政策将会产生的结果。这同样意味着一个总统必须始终坚定他自己的信念。这对于一个总统来说十分困难，因他面临来自多方的压力。但这对于明智决策的制定又十分必要。
您觉得如何可以做到公正地评价一个人，尤其是评价一个政治家？您如何评价您自己？
A:我认为评价一个人最公正的立场是从他史观（她）的行为来判定，依据他（她）的所行而非所言。当我评价自己时，我也使用一样的标准，即我是否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而我的行为又是否和我的信念以及我所认为正确的事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