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说，语文者，“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这似乎是“语文”最为通行和标准化的解释。将“语”解释为口头的语言或言语，这在理解上似无争议；但何谓“文”，则争议颇多，“文字”说、“文学”说、“文章”说、“文化”说，不一而足。“文学”边界的划定，实际是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知识话语在起主导作用。
　　在古典文论的语境中，“文”“文学”“文章”的含义并无清晰的界限。清桐城派文人认为“六经”为圣人之“文”，也是后世一切“文”的典范和楷模；又认为唐宋之“古文”为文之正宗，即为“文统”。方宗城在《（古文简要）序》中说：“文之事本一，而其用三：曰晰理，曰纪事，曰抒情。”这里“文”“文章”是指称文字文本。“古之言文章者，不专在竹帛讽诵之间”“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章太炎《文学总略》）这里的“文章”显然指称文化、学术、礼乐、制度等。
　　近代朴学家，大多以考据为“文”，以学术为“文”，力主保持“文”“文章”的广义内容。陈澧说：“夫人必其心有意，而后其口有言，有言而其手书之于纸上，则为文。”（《复黄芑香书》）陈澧的论述与叶圣陶对语文的定义非常接近。20世纪初，梁启超、金松岑等人倡导以小说启迪民智，改良风气。金松岑的《文学观》，开篇即说“吾读祖国五千年文学史”，所指便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泛指一切文字文本。“爰举其说，盖有六焉，作者之林，视此可矣。一曰传注，经说是也。……一曰典志，掌故是也。……一曰学说，诸事是也。……一曰文艺，辞章是也。……一曰博辩，论断是也。”实际囊括了五千年来的各类文本。
　　“文”的作用是什么？“文以载道为主，敷政次之，纪事者又次之，其余浮辞闲文，无关事理，徒借文人赏玩者为下。”（方玉润《星烈日记杂要》）“文也者，本乎道，蕴乎德，法乎古，根乎经义，周乎史事，明乎掌故，体乎人情物理，积之有年，出之有章，行之有气，按之有物，如是庶几可以言文矣乎。”（张维屏《（松心文钞）自序》）对“文”的理解和应用中，政教功利主义色彩最为鲜明。
　　“夫事无大小，苟能明其始卒，究其义类，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关家国。”清包世臣的论述显然主张解除政教功利的束缚。他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待“文”的本质，“文”非专指现代的所谓“文学”，而是广义的文章。
　　在经学话语的传统中，“六经”是最高典范，那些追求文辞之妙、性情摇荡之作并无令人尊崇的地位，香草美人均被比兴为忠君爱国，“美术之无独立之地位”。长期以来，语文教育强调“文以载道”、政治教化、人文精神等，说法虽有差异，但都带有传统的政教功利主义的色彩。文章解析必有主题思想的揭示，人物形象必有精神境界的归纳，文章写作必有审题立意的确认，虽名曰人文精神或工具性人文性的统一，然其实质还是工具性的语文。
　　语文说到底是语言的应用，“文”是“语”的应用，而不是并列对峙的关系。让学生学会如何以文字的方式把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讲清楚，是“文”的要旨，也是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每种谩言文字都是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都代表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一种语言词汇和句式的丰富性反映了思维方式的丰富性，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在于提高人的形象思维能力。汉语是富有高度乐感和诗意的语言，汉语的乐感通过文学作品充分体现出来。语文教育自然意味着培养人们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但它还能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审美趣味，陶冶人的道德情操。语文之“文”正是以规范的语言、多样的形式呈现丰富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社会规则与主流价值，语文教育之“文”旨在使学生想象与思维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得到充分的培育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