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喜事多，欣逢三个"百年"校庆，引发思绪无限。
　　
　　(一)
　　
　　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大学生活的母校。其前身是创办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今年9月8日将迎来她的百岁华诞。
　　从1962至1968年，我在那里生活了6年(本应1967年毕业，可分配时已到了1968年的夏季)。6年的大学生活让人感慨万千。有幸在历史系目睹大家风采，亲聆教诲，让人终身受益。白寿彝先生(讲授《史学概论》)的高屋建瓴，何兹全先生(讲授《中国历史文选》)的渊博宽厚，杨钊先生(讲授《中国古代史》)的古拙，刘家和先生、李雅书先生(讲授《世界古代史》)的谦和、娴熟，龚书铎先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深邃，刘宗绪先生(讲授《世界近代史》)的睿智，回味无穷，吸纳不尽。还有些老先生如赵光贤、朱庆永、刘启戈等，因诸多原因有的未上课，有的甚至连面也未曾见过，但那声望却是不胫而走的。
　　何兹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蜚声中外，却毫无"大家"的傲气，无论对学生还是同仁，都是诚于心，笑于形，亲敬之感油然而生。90年校庆时同窗好友陈琳国(是何先生的博士弟子)夫妇陪我一起去看望先生，先生虽已80高龄，仍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一如当年。当时学校流传着一段何先生的佳话：先生为北师大90年校庆捐了一笔钱，他的弟子闻知，建议有关方面不要接受，因为先生生活虽然并不拮据，平日却十分节俭，连皮带断了都要缝好再用，不忍心先生解囊。一向慈祥和善的先生得知此事，斥责弟子们"多管闲事"，坚持己意，先生风范，可见一斑。今年5月8日，山西大学百年校庆时，学校请来了何老先生的公子何芳川先生。何芳川专攻世界史，博导、教授自不必说，还是刚卸任的北大副校长。可是当我自我介绍是何老先生的学生时，他马上接口说："那我就是你的大哥，可以吧？"这不仅使我"升格"，更使彼此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在"历史系百年成就展"室，有一幅1982年中国非洲史研讨会在山大举行的照片，他兴致勃勃地寻找着43岁时的"他"，不时风趣几句，虽满头白发，却一片纯真。在留言簿上的署名是"后学何芳川"。这次到山西，携夫人同来，但夫人一应开销坚持自付；与陪同相持不下时，每每搬出何兹全先生作"盾牌"，声称"家父有言"......早就听说何芳川在北大有"平民校长"之美称，短暂的接触，实实在在地填补了耳闻之"虚"。何兹全先生当年任北师大历史系副主任时，虽无"平民主任"之说，但在我们心中他既是师长也是同行，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那是一种"零距离"的尊敬。在何芳川身上，我看到了又一个何兹全先生。大概这也可以叫作"有其父必有其子"吧。我为此感到骄傲！
　　或许因自幼喜好文史，在北师大，不仅对历史系，对其他文科系的名家也非常景仰。如中文系的黎锦熙、黄药眠、刘盼遂、穆木天、李长之、葛信益、启功、钟敬文诸先生，政教系的陶大镛、马特，教育系的瞿菊农、朱智贤等众多老先生，虽无缘耳提面命，却心仪久之。每看到他们有新作问世，总要翻看翻看，似乎不懂也是一种满足、一种享受。有一次，我在学校的书店里看到启功先生新出版的一本诗词集，全部手书，甚为喜爱，可惜锦囊羞涩，无缘致喙。当年给我们讲写作课的是中文系的齐大卫先生，尚年轻，但极其敬业，讲授杨朔的《荔枝蜜》，绘声绘色，至今历历在目。我从一个偏远的县城第一次到北京，一切甚感新鲜，头回作文，写了篇大意是北京美、北京人的心灵更美的短文，齐先生在课堂上夸奖了几句，几使我萌生转系的念头。还有教英语的蔡文萦先生，偶尔几句鼓励的话，就使人受益匪浅。历史系资料室的马香雪先生，平常很少说话，只是埋头整理卡片，后来才知他是精通英、法、意等多种文字的行家里手，在翻译方面颇有造诣。时在图书馆政史阅览室工作的杨国昌先生，工作尽职尽责，还经常耐心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直到他当了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的会长，我才知道他原来是经济学专家。
　　我对陈垣老校长的敬佩之心近乎虔诚。老校长与历史系关系特殊，进校前我就看到过他对历史系毕业生的讲话，听到过"四世同堂"的佳话。到了师大历史系，才逐渐感受到老校长的学识与威望的魅力。大约是1963年，为了鼓励学生读书，在程今吾副校长的主持下，学校搞了个书展，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图书馆大厅中央的一张大圆桌上，密密麻麻摆放着的全是老校长一人的著作，有许多精品是他个人出资印制的。那时，我才开始懂得什么是"学富五车"，什么是"著作等身"，什么叫"大师"。当时师生中流传着许多老校长如何对史书"如数家珍"的轶事，让人折服，惊叹不已。遗憾的是那时老校长已80高龄，平时住在校外，很少到校，六年里未能亲自聆听老校长讲话。有一次，老校长来校参加声援非洲人民的一个大会，声明是让助手宣读的，我们只能在操场远远地看见他模糊的身影，然而那也是极大的满足，因为老校长是"国宝"级的人物！
　　北京毕竟是北京。六年里，每逢"五一"或国庆，常有幸远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风采；在历史博物馆，聆听郭沫若先生讲郑成功；纪念"一二·九"，在人民大会堂目睹蒋南翔部长做报告；中苏论战，戎子和来校描述如何唇枪舌战；中印边界冲突，从硝烟弥漫的前线回来的解放军军官介绍怎样克敌制胜；柴德赓先生讲《王鸣盛与钱大昕》的口才与风采，陈瀚笙先生介绍印度研究时的厚重与无华，陈强先生表演"黄世仁"的滑稽与可笑，中山公园的音乐会，国庆仪仗队的演练，天安门广场的狂欢......一切好像发生在昨天。有一次，似乎是外交部的乔冠华先生来校做报告，我与一位同窗被安排作记录，两个小时下来，手指发直，可那兴奋却溢于言表，因为头回坐到了主席台的角落。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也有国家体操队、乒乓球队、举重队、田径队、战友文工团等各种文艺、体育团体到校表演，有幸目睹王维俭、庄则栋、陈镜开、吴浮山、胡松华等人的风采。记得胡松华演唱时，起初他一首一首地唱"语录"歌，大家则不依不饶地一遍又一遍地鼓掌，直到那清脆嘹亮的《赞歌》回荡在北饭厅，才得以收场。
　　有位学者曾这样说："牛津大学的教授是怎样教学生的呢？就是每周把几个学生召集在一起，教授抽着烟，把烟喷向学生，系统地喷了四年，学生就变成了成熟的学生。......一流大学的学术氛围、一流的学者，就是被这种氛围熏陶出来的。"我想他这里强调的就是一流大学那种宽松、和谐、活泼、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师大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万千的师大学子们就是在这种理念的熏陶下吸纳营养，成长壮大，以母校为骄傲，为母校增光。
　　在师大的后两年适逢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书是无法念了，展现在眼前的是另一幅景象："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阴阳怪气，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穷争恶斗，学子的无知，老先生的厄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倍受折磨......学业大受影响，却也多了一番但愿以后再也不会有的阅历。
　　
　　(二)
　　
　　忻州一中是从1902年成立的"秀容书院"绵延下来的，也跨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1956至1962年在那里的六年中学生活，保留着我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记忆。


　　忻州一中当时叫忻县一中，忻州、定襄合并时又叫忻定一中，校址也多次迁移。在我的记忆中解放时在老城东北角的"火神庙"附近，后迁到老城的西南坡上，到1956年我上中学时刚搬到城北约两三里处。粉红的围墙，整齐的教室，万紫千红的花草树木，名目繁多的运动器材，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那就是童话里的世界。那时，学校和老城之间，全是庄稼地，冬春视野开阔，夏秋一片绿黄。我的家在城内，上下学常是一路小跑，路旁景色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学校盖大礼堂，我们一趟一趟从附近匡村的砖窑上背砖；学校号召积肥，我们披星戴月，一大早沿着乡间小路拾粪；大炼钢铁，我们曾在上学的路上被拦截到铁厂砸矿石；除"四害"时，我们也曾在上课时间到庄稼地里敲锣打鼓赶麻雀......在那童心正盛的日子里，一切都涂着一层浪漫的色彩。尤其是初中的41班，在同年级8个班中年龄最小，也调皮至极。有的住校生晚上光着屁股在操场周围的杂草丛中捉迷藏；有的竟然爬到宿舍的房顶上东游西逛，到处乱窜！一次上语文课，我们把一位姓李的老先生气得对着窗户讲了45分钟，因为下面一片吵吵声，而他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后来，教代数的董有为先生当了班主任，他管理学生很有一套，不卡不压，不愠不怒，却把一团乱麻拧成了一股绳。一群十四五岁的小孩，无论是全校的歌泳比赛还是广播操比赛，都能捧回冠军奖状，就连踢毽子比赛也让高三的"大"学生"俯首称臣"。有一年冬天，拔河成风，我们班和隔壁高一个年级的同学较上了劲，每逢争夺战，全班齐上阵，硬要把那根又粗又长的绳子盘到我们教室的后边。也许就是这股不服输的精神，调动起了学习的劲头，我们那个班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同年级前茅，就连1962年高考，凡考上重点大学的，都是当年41班那群"调皮小子"。那时候，调皮归调皮，考试却极其规矩，"偷看"比小偷要丢脸万千倍，为大家所不齿。每临考场，必目不斜视。
　　忻州一中也有一批让人骄傲的老师。也许是处于铁路沿线的缘故，教师来自四面八方，清华、北师大、南京大学的都有，这使我们增长了许多见识，就像一间封闭的房屋开启了许多窗户，射进了缕缕灿烂的阳光。来自清华的罗明昆先生，讲数学干净利落，每节课只讲二三十分钟就交代得一清二楚，余下的时间让学生自学，学生交口称赞；语文老师杨廷钧，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时提到了《荡寇志》，好奇心竟驱使我千方百计在一位同学家里找到了一册缺头少尾的旧本子，借来浏览；早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文学院的李良和先生，古文底子很厚，是学校的"活字典"，有一年元旦晚会，大家请他吟诗，他双手一张说："我有两只手，好诗无一首。"虚怀若谷的作风赢得了阵阵掌声；狄子中先生的英语，语法交代得很清楚，1962年高考，考文科的同学凡是上了山西大学的，都念了外语系；章乃彬先生刚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课余常在操场踢足球，又给我们投射了些许足球文化的影子。那时的老师很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些许进步，就及时给予肯定。山大中文系毕业的王仁玉老师，患风湿病，上课拄着拐杖，但常常提前十分钟到教室，预先把要讲的重点写到黑板上，有时累得满头大汗，但从未见他坐着讲课。有一回，为了鼓励学生练笔，号召大家写"万字文"，竟然给我的作文打了99分！那不过是些东拉西扯的东西，可却促使我暗中在语文上使了劲，还悄悄地在《忻定小报》、《云冈文艺》上发表了两三首小诗。遗憾的是上大学后我再没有见过王老师，听说他后来调到太原十中，"文革"中不堪羞辱，切腹自尽。此噩耗曾让我唏嘘不已。我一向对教师动辄斥责学生"笨蛋"、"蠢才"极为反感，因为稚嫩的嫩苗需要的是精心呵护，不是狂风暴雨！王老师是一位深谙教育之道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忻州一中的王法成老校长。我上中学时，他由地区教育局局长调任忻县一中校长。老人学识渊博，治校有方。在新盖的礼堂里，学子们席地而坐，一上午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辩证法；早自习，他会突然随意叫几个学生到办公室，询问英语单词，掌握情况；早晨，我们跑校生拼命地往学校跑，生怕校门口遇上检查迟到的那位个子不高、戴一副深度眼镜、不苟言笑的老人。当时的师生对老校长是畏而敬之。一听说"老校长来了"，谁也免不了"心跳脸变色"；可是在背后，无人不对老校长的所作所为点头称道。1959年我念高一时，他独具慧眼地把四个班的外语分成了英、俄两个语种，我所在的高16班和17班学英语，这一举措当时在全国也属罕见。我到师大历史系时，全班40位同学，念英语的只有4人，分别来自四川、浙江、北京和山西。那时一起上英语课的还有中文系、教育等系的，几个系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个人。我调到山西大学任教后，通过培训、考试，有幸出国深造，细想起来，与王法成老校长当年的高瞻远瞩不无关系。
　　早就听说老校长毕业于山西大学数学系和外语系，是老资格的"双学位"获得者，早年参加革命，曾任保德县长等，但仅耳闻而已。最近，山西大学百年校庆出了两本书：《山西大学百年纪事史》和《山西大学百年校史》(中华书局，2002年3月版)。《纪事》在"1938年(民国27年)"条下对老校长有专门介绍，读后方知传言毫无水分，兹照录如下："王法成(山西大学理学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保德委员会干事、岢岚中心区秘书与组织部长、岢岚专员公署财政科长、保德县长。1946年，国共和谈三人小组抵晋绥时，作中共代表英文翻译。"(见《纪事》第149页)山西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郭贵春先生在为两书所写的"前言"中指出："面对着国家与民族的危亡，山西大学的师生们、校友们用自己的热血和身躯谱写着抗日的篇章。"大批山大师生、校友"留在了山西，参加了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在他所列的战动总会工作的10人中，"王法成"的名字赫然在目。他还指出，"山西大学的师生们和校友们在抗日前线、在敌人后方、在各抗日根据地，为民族的复兴、祖国的解放而努力工作者，他们发扬山大光荣的革命传统，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英勇不屈地战斗着！"(见《纪事》第5-6页)读到此处，我深深地为我们的老校长而骄傲，为山西大学而骄傲！不幸的是"文革"中，老校长却备受摧残，癫狂而死......
　　忻州一中的教学设施在当时也属一流。在实验室，我第一次看到了显微镜下的昆虫翅膀；从图书室，我第一次接触了《国语》、《战国策》之类；音乐课上我学会了唱"小杜鹃叫咕咕"；体育课使我懂得了打垒球的规则，还迷上了乒乓球，后来又加入了"校队"，有幸同当地的高手"过招"，如今又成了老年健身的一"宝"！那时，学校给每班配有二胡、笛子等乐器，让学生课余拨弄，同学中能拉个曲、吹个调的大有人在。回想中学时代，只是在高三时为了应考，放弃了一切爱好，"蓬头垢面"在树丛中死记硬背，着实吃了一番"苦"，其余的日子都是阳光明媚、鸟语花香。不像如今的孩子，娘肚子里就得听音乐、学英语，又吃苹果又补钙，操心过度；一背上书包，就重担在肩，如牛负重，将来能否成为贝多芬、张大千姑且不说，先倒失去了一段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三)
　　
　　第三个"百年"校庆就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山西大学。它的前身是1902年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一起，是我国最早的三所大学之一。今年5月8日，浓彩重笔的庆典使山大人感受了百年老校的自豪与自信。


　　我与山西大学的关系是从1978年调到历史系后开始的。眨眼间，我在这里已度过了24个春秋。这24年，可谓五味俱尝。受"文革"影响，毕业后的我，整整在社会上混了10年，把大学学的一点东西都还给了老师。"文革"后登上大学讲台，又得教世界史，个中甘苦，只有业内同仁可知。山西大学虽然比不上全国的名牌院校，但历史系也有一批功底厚实的老先生。如周传儒、马非百、梁园东、阎宗临、王辑五、罗元贞等长期在历史系执教，在国内有一定影响，为师生所敬仰。王辑五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53年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所著的《中国日本交通史》被誉为"至今仍未见可以替代"的著作；另一部专著《亚洲各国史纲要》曾是全国高校的通用教材。何芳川先生在《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上发表的《迎接中国世界史研究新纪元》一文中指出："王辑五、何肇发、朱杰勤、陈瀚笙、季羡林、周一良先生的著述，培养了一代年轻的学人，奠定了我国亚洲史研究的最初基石。"阎宗临先生是瑞士伏利堡大学的博士，并曾在该校执教。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在当时"草盛豆苗稀"的世界史园地，荜路褴褛，辛勤耕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记得60年代初，有一次舅父马作楫家来了一位老人，见舅母正在厨房操持，便信口吟出"三日下厨房，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的诗句，态度祥和，满口五台话。第一印象是为人和善、学识渊博，事后才知是阎宗临先生。那时我正念高中，敬佩之心自在不言中。可惜我调到山大时，老人已病瘫在床，无缘受诲。罗元贞先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北大等校教授。先生精于诗词，1952年曾致书毛主席，建议改《长征》诗中的"金沙浪拍云崖暖"句中的"浪拍"为"水拍"，毛主席亲笔回函致谢，被师生称为毛主席的"一字师"。江地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捻军史专家，《剑桥中国史》称他是"治学严谨的中国史学家"，在师生中也威望甚高。我第一次给78级上《世界近代史》时，同时上《中国近代史》的就是江先生。当时自己初登大学讲台，和这样一位学界前辈同台"献艺"，压力可知。所幸有同事和学生的鼓励，才算闯过教学关。作家韩石山先生曾对系友说过一句话："能够到山大历史系读书应该感到自豪！"确实，山西大学历史系有一批造诣不凡的学界前辈，也有一批奋发向上的可畏"后生"，厚重的文化传承和底蕴是历史系的骄傲，是山大人的骄傲！
　　在山大历史系，我教世界近代史，懂点英语是情理中事。但过去学过的，经过十年动乱，基本上还给了老师，一切得从头做起。已届不惑之年，却得硬着头皮记单词、练口语，苦不堪言。第一次到北京考EPT，听懂的只有"number one"、"number two"之类......其余一片空白。幸运的是在外语进修班遇到的老师都是山大外语系的英语"高手"，诸多外教不说，外语系的常风、高健、彭阜民、聂崇信诸先生，就是颇多建树的专家，从中受惠良多。高健先生辅仁出身，中英文底子很厚，他的译著《英诗览胜》、《培根论说文选》等，颇得世人赞许。彭阜民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尤擅汉译英，他的《郭沫若剧作选》在英译本受到广泛好评。1986年，他到美国访问，在美国人家里做客，主人惊诧地问他在何处学的英语？因为女主人是希腊裔，在美国生活了二三十年，照主人的说法是"也不如彭先生讲得好！"有一年，太原电视台让我翻译电视剧《唐王开基》的剧情介绍，我不谙深浅，冒昧地接受下来。译出后，心里没谱，拿去请彭先生过目，彭先生几乎重译了一遍。我起初把题目译成"How the tang Dynasty was Established"彭先生改为："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Tang Dynasty"。优劣高下，自不待言。从那时起，我才逐渐领悟到点翻译ABC。
　　在外语培训班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德高望重的常风老先生，他的学识、风范，堪称楷模。常风先生系榆次常家第15代后人，清华外语系毕业，三四十年代曾协助朱光潜先生主办京派重要刊物《文学杂志》，在学界崭露头角，与钱钟书、萧乾等过从甚密。常先生曾任北大西语系副教授，山大外语系教授、系主任等，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一身仙风道骨。出版的集子取名《弃余集》(1944)、《窥天集》(1944，1998)、《逝水集》(1995)、《彷徨中的冷静》(1998)等，或许不无寓意。钱钟书是先生北大时的同窗挚友，吴晗是其夫人郭吾真先生的清华同学，但常先生夫妇从不向人提起这些；钱钟书先生弃世时，先生发唁电，人们才对此略有所闻。80年代初我听先生讲课时，常先生已70高龄，但精神矍铄，一口流畅的英语连续讲一个上午，不事休息，讲桌上连一杯水都不放，倒常提醒我们随时"方便"。有一次，我对英文《全球通史》里的一段话在理解上有些困惑，便把两种理解的译文附原文呈交先生请教，没想到几天后收到先生复函，钢笔行书密密麻麻两页，详细阐述了他的看法，因为是竖写，行文中的英文是把纸横过来写上去。其不苟精神令人岂止感佩！有一次，某刊物创刊40年，想请先生写几个字，先生坚辞，谦称自己"不会写"。谦恭之风，常萦徊脑际。有一年春节，我去给先生拜年，临行，先生非送到楼下不可，并说"这是我的规矩！"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他虽年迈多病，与外界接触甚少，却与夫人各捐200元，以表心迹。可惜老人未能目睹庆典，以93岁高龄猝然离世！常先生的夫人郭吾真先生是历史系的资深教授，早在1992年，就在收入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慨然解囊，捐资1万元设立郭吾真奖学金，至今已奖励9届，惠及40余位学子。老一辈学者严谨治学、一丝不苟、虚怀若谷、待人以诚、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山大学人的骄傲，也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者深思！
　　转瞬间的60个春秋里，18年在学校念书，25年在学校教书；其间，有37年是在上述三所有"百年"历程的老校度过的，这是一件乐事。为庆贺山西大学百岁，我诌了几句打油诗："坎坷长征路，荆棘世纪程。九曲十八弯，感慨万千重。云横山川晦，天高日月明。海纳百川时，老树沐春风。"我想，大学之"大"，不在地盘大小，学生多少，关键是要营造一种能容纳千家百派的氛围，让学子们的思想张开翅膀。只有这样，"求实"、"创新"、"勤奋"、"严谨"之类才能真正体现，而不至于流于"套话"！希望我们的学校愈办愈好，我们的后代愈长愈壮！
　　2002年6月于山西大学
　　(责编 周边)
　　(题图为山西大学百年校庆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