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难，难于上青天。”这是不久前获得博士学位的乌克兰东方学家列扎年科·弗拉基米尔·费多罗维奇的一句雅谑之言，不过确也道出了他的肺腑之情。
　　我的同事列扎年科先生56岁了，已经开始谢顶，但饱满的天庭传示的不凡才情、深沉的眼睛送出的智慧的光芒，使其儒雅之风仍显得很有生气。
　　列扎年科自谓“半路出家，自学成材”。他早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工程学院，曾是一名很不错的电气工程师。后因对外国语兴趣浓厚，而最终转向语言学研究的学术道路。1978年他在莫斯科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自1980年在国立基辅大学担任副教授。他通晓多种语言，日语、西班牙语尤精，熟识汉字，著作颇丰（1976年即有大部头的语言学著作问世）。论象形文字领域的造诣，可以说全乌克兰罕有其配。他悉心撰写的博士论文《现代象形文字偏旁之形义组合关系》显然有着深厚的学养基础。
　　获得副博士伊始，列扎年科就瞄准了下一个目标——博士，开始收集整理以汉字为主体的现代象形文字资料。他的研究方法是很特别的，他曾自己谑称为“把汉字掰开来看的人”，因为对汉字的形、音、义三素，他只探究形和义的关系，对其音则置之不顾。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直至前年方成篇定稿。其间曾至少对论文动过四次大手术，细枝末节的修改则难记其数。他不断把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也不断吸纳国内外学术界的新营养。但当时列扎年科并未提出学位答辩申请，想来可能是虑及极为严格、几近苛刻的学位审查程序，因为论文稍有闪失，就可能“胎死腹中”——一旦在答辩前的送审阶段受到或此或彼的指摘，就将前功尽弃，切莫说答辩告吹，连再申请的机会也渺茫了。这种遗恨终生的事，在前苏联是屡见不鲜的。故而必须慎之又慎，精益求精，以千虑一得，求万无一失。
　　他终至去年4月初提出了博士答辩申请。“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列扎年科在那段时间里寡言少语，但看上去倒是踌躇满志，成竹在胸。他对我说，自己从未泯灭追求这一崇高荣誉的热情，也从未放弃过为获得这一学位应须承担的努力。现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博士论文，乃是一部由密密麻麻的铅印字母、数以万计的手书古文字（以篆书为主）、现代汉字和各式各样的图表以及广征博引的数百篇文献的目录集成的皇皇431页的宏篇大论。
　　按照程序，须先由东方学系专业委员会初审。该系语种较多，教授们术业各有专工，尽管绝大多数人对汉字“目不识丁”，然而因为该论文论及欧洲人对象形字的审美心态和由象形字生发的想象与联想，并且运用了欧洲语言学界熟悉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所以引得教授们谈兴不淡。列扎年科更是高谈阔论，从汉字谈到日本的“国字”，又谈到美索布达米亚楔形字、中美洲马亚文乃至古埃及圣书字，一个人就洋洋洒洒“论“了一个钟头。
　　四月的基辅，正是“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举行正式答辩当天的大会议室却是春意盎然。来自乌克兰有关高校、科学院远东研究中心和莫斯科大学亚非研究所的语文学家以及副博士生50余人济济一堂，正所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会场的布置很是简朴，主席先生座席前的黄色紫罗兰一枝独放，算是唯一的点缀。
　　首先由申请人介绍论文。列扎年科乃“怪杰”也，平时不大修边幅，可今天也是新装加身，领带鲜艳。只见他稳步走上讲台侃侃而谈起来，有时还在黑板上描描画画。台下的教授们根据他的解说，不时质疑问难。列氏则是从容自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尽管宽阔的额头上也沁出了晶莹的汗珠。接着，答辩委员会成员依次宣读评语——说是评语，其实不如说是大块文章，听来不免觉得冗长，好在至少使人感觉无敷衍之嫌。而后进行自由发言，据说有价值的意见也由秘书细录在案，以备查考。我也作了发言。当我走下讲台时，会议主席特卡琴科教授和学位申请人与我亲切握手，表示感谢。这一特殊礼遇，大概是因为只我一人来自现代象形文字文化圈，而且是来自汉字的故乡。
　　答辩会整整进行了3小时又10分钟。当主席宣布结束的那一刻，列扎年科解开了西装的纽扣，松了松领结，轻轻地舒了口气。是的，他可能太累了，他为之奋斗多年的博士答辩，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答辩会的一应材料将送至国家最高专业委员会，综核批审。我发现答委会的教授们在《意见书》上签字时，互相会意地笑了笑。此时此刻，大概他们在想，乌克兰独立后第一个东方学博士不久就要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