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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最长的4小时
妈妈病了，是动脉闭塞，要做手术。
对手术我一点也不陌生，前些年也曾全副武装地站在手术台旁，在别人身上施展“手艺”。但这次，我成了患者家属，被挡在了手术室门外。
进去5分钟，该准备麻醉了，现在妈妈会感觉冷吗？
10分钟，开始麻醉了。11、12、13、14……30分钟了，麻醉如果有问题，早该出来告诉家属了。看来没事。
手术室大门突然开了，第一个冲过去的就是我。边上还有其他病人的家属，大家围上去，却没有人开口说什么。出来的是个卫生员，手里拿了一袋子换下的衣服。看也没看我们一眼，转身去按电梯。围上来的人无语，退回去，或站或坐，或者继续踱着步。
“没事，妈妈身体好，一定不会有事。”心里默默告慰自己，眼泪却好像要涌出来。
时间一分分地滑过。第二个30分钟了。手术室里仍然没有动静。間或有一两个人推门而入，又转身出来，但医生却不见踪影。妈妈还在手术中。
第三个30分钟的时候，开始有人被推了出来。照例是我冲在最前面，又失望地退回到楼梯跟前。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30分钟，几乎在重演着上面的过程，只是“演员”越来越少，直到剩下我一个人。
第七个30分钟末，主刀的医生终于从手术室走出来，脸上表情平淡，语气也同样平淡，“挺好的，一会儿就出来了，你等一下。”然后转身走了。
担心一下子没了，双腿像灌了铅的我，瘫坐在空荡的楼道里，闭上眼睛，让整个人彻底放松。我知道，妈妈会在稍后被推出来。虽然接下来是一个十分痛苦的恢复过程，但危险已经过去，血管已经通畅。
然而时间还是过得奇慢。闭上眼睛后的我无论如何也松弛不下来！所以只好又站起来，继续在靠了近4个小时的墙上靠着，盯着那扇关死的门。汗水顺着发际流下来，棉布衬衫早已像浸过水一样，但我连抹汗的力气都没有。
第八个30分钟又过去了，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妈妈躺着的平车由麻醉师缓缓推出。
我冲过去，仔细地看着平车上的人，又拿过麻醉师手中的病历核对，生怕这次又不是妈妈。在确认无误的同时，我听到麻醉师平淡的声音：“过一会儿就醒了，回病房吧。”
走到病房，我帮着护士做床旁监护、测血压、测体温、核对术后医嘱，我发现自己又变得那么自如，完全没了手术室外的被动，只是感觉很累很累。
妈妈在手术室里的4小时，成为我一生中最难捱的一段时间。
（摘自《生命时报》文/艾明）
母亲在我左右
怀孕后，我便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三十多岁的女人怀孕，多多少少让人有些心惊肉跳。生怕一不留神，就会有什么闪失。
先生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一周回家的日子少之又少。于是，母亲便主动要求来照顾我。而我这人，又生性爱静。一人居家习惯了，竟拒绝母亲的好意，并说，这怀孕又不是什么大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说是这样说，母亲和先生左一个不放心，右一个不放心，电话天天追着打，万分无奈，也只好答应了母亲搬过来和我一起居住。
开始的几个月，并没有什么大的反应，母亲每天都换着花样做吃的给我。由于工作的需要，通常情况下，我将文案的活儿接到家里来做，这样仁慈的老板，让我一度感到虽然在家工作，更应该对得起自己拿到的薪水，于是也就没日没夜地忙乎起来。而我在这边忙，母亲却在那边一个劲地唠叨，时不时地端茶倒水，弄得人烦不胜烦，以至于竟总是对母亲发脾气。
到了怀孕六个月的时候，肚子渐渐大了起来，坐久了，就会感到不舒服。母亲提议，中午的时候，适当的外出散散步。下楼时，母亲带上我喜欢吃的水果和零食，拿上了她亲手缝制的屁股垫，小心翼翼地扶着我慢慢地下楼。从小区到街心公园，要经过一条马路。母亲一手牵着我，一手拿着东西。嘴上不停地说，可得要小心啊，月份越大，这身子越沉，要注意的事情也就越多。听着听着，不由得心生烦闷，心想，这树老枝多，人老话多，还真是不假。
那日，和母亲再度去街心公园，过马路的时候，母亲从我的左边站到了右边，这时，忽然听到一阵急刹，接着母亲紧紧地抱住了我。再一看，车离母亲只有一米的距离。母亲紧张地看着我，问我是否有不舒服的地方，接着，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便牵着我走了过去。
按理说，从马路这头到那头，已走到马路中间等待车辆的我们，应该是从我的右侧过来，也就是说，那车应该是离我最近，可母亲却在那关键的时候，出现在我的右边。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有意观察，发现母亲居然在每次过马路的时候，起先总是站在我的左边，等过到一半的时候，又站在了我的右边。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万一发生什么不测，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她。
（摘自《每日新报》文/朱凌）
妈妈病了，是动脉闭塞，要做手术。
对手术我一点也不陌生，前些年也曾全副武装地站在手术台旁，在别人身上施展“手艺”。但这次，我成了患者家属，被挡在了手术室门外。
进去5分钟，该准备麻醉了，现在妈妈会感觉冷吗？
10分钟，开始麻醉了。11、12、13、14……30分钟了，麻醉如果有问题，早该出来告诉家属了。看来没事。
手术室大门突然开了，第一个冲过去的就是我。边上还有其他病人的家属，大家围上去，却没有人开口说什么。出来的是个卫生员，手里拿了一袋子换下的衣服。看也没看我们一眼，转身去按电梯。围上来的人无语，退回去，或站或坐，或者继续踱着步。
“没事，妈妈身体好，一定不会有事。”心里默默告慰自己，眼泪却好像要涌出来。
时间一分分地滑过。第二个30分钟了。手术室里仍然没有动静。間或有一两个人推门而入，又转身出来，但医生却不见踪影。妈妈还在手术中。
第三个30分钟的时候，开始有人被推了出来。照例是我冲在最前面，又失望地退回到楼梯跟前。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30分钟，几乎在重演着上面的过程，只是“演员”越来越少，直到剩下我一个人。
第七个30分钟末，主刀的医生终于从手术室走出来，脸上表情平淡，语气也同样平淡，“挺好的，一会儿就出来了，你等一下。”然后转身走了。
担心一下子没了，双腿像灌了铅的我，瘫坐在空荡的楼道里，闭上眼睛，让整个人彻底放松。我知道，妈妈会在稍后被推出来。虽然接下来是一个十分痛苦的恢复过程，但危险已经过去，血管已经通畅。
然而时间还是过得奇慢。闭上眼睛后的我无论如何也松弛不下来！所以只好又站起来，继续在靠了近4个小时的墙上靠着，盯着那扇关死的门。汗水顺着发际流下来，棉布衬衫早已像浸过水一样，但我连抹汗的力气都没有。
第八个30分钟又过去了，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妈妈躺着的平车由麻醉师缓缓推出。
我冲过去，仔细地看着平车上的人，又拿过麻醉师手中的病历核对，生怕这次又不是妈妈。在确认无误的同时，我听到麻醉师平淡的声音：“过一会儿就醒了，回病房吧。”
走到病房，我帮着护士做床旁监护、测血压、测体温、核对术后医嘱，我发现自己又变得那么自如，完全没了手术室外的被动，只是感觉很累很累。
妈妈在手术室里的4小时，成为我一生中最难捱的一段时间。
（摘自《生命时报》文/艾明）
母亲在我左右
怀孕后，我便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三十多岁的女人怀孕，多多少少让人有些心惊肉跳。生怕一不留神，就会有什么闪失。
先生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一周回家的日子少之又少。于是，母亲便主动要求来照顾我。而我这人，又生性爱静。一人居家习惯了，竟拒绝母亲的好意，并说，这怀孕又不是什么大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说是这样说，母亲和先生左一个不放心，右一个不放心，电话天天追着打，万分无奈，也只好答应了母亲搬过来和我一起居住。
开始的几个月，并没有什么大的反应，母亲每天都换着花样做吃的给我。由于工作的需要，通常情况下，我将文案的活儿接到家里来做，这样仁慈的老板，让我一度感到虽然在家工作，更应该对得起自己拿到的薪水，于是也就没日没夜地忙乎起来。而我在这边忙，母亲却在那边一个劲地唠叨，时不时地端茶倒水，弄得人烦不胜烦，以至于竟总是对母亲发脾气。
到了怀孕六个月的时候，肚子渐渐大了起来，坐久了，就会感到不舒服。母亲提议，中午的时候，适当的外出散散步。下楼时，母亲带上我喜欢吃的水果和零食，拿上了她亲手缝制的屁股垫，小心翼翼地扶着我慢慢地下楼。从小区到街心公园，要经过一条马路。母亲一手牵着我，一手拿着东西。嘴上不停地说，可得要小心啊，月份越大，这身子越沉，要注意的事情也就越多。听着听着，不由得心生烦闷，心想，这树老枝多，人老话多，还真是不假。
那日，和母亲再度去街心公园，过马路的时候，母亲从我的左边站到了右边，这时，忽然听到一阵急刹，接着母亲紧紧地抱住了我。再一看，车离母亲只有一米的距离。母亲紧张地看着我，问我是否有不舒服的地方，接着，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便牵着我走了过去。
按理说，从马路这头到那头，已走到马路中间等待车辆的我们，应该是从我的右侧过来，也就是说，那车应该是离我最近，可母亲却在那关键的时候，出现在我的右边。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有意观察，发现母亲居然在每次过马路的时候，起先总是站在我的左边，等过到一半的时候，又站在了我的右边。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万一发生什么不测，最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她。
（摘自《每日新报》文/朱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