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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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后,一名西方传教士模样的人骑着马在英军占领区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终于,他在宣武门内南沟沿南头的象房桥停了下来,看到一座朱漆大门紧闭的“大宅门”。原来这里是刑部官员殷柯庭的私宅,当时殷柯庭全家已经逃离北京,教会便乘机占了殷宅,并拆了宅子修建教堂。后来虽然殷柯庭的儿子极力阻止并要求归还,但教会仍然置之不理,最后迫于教会的势力,殷家无奈签立契约,将当时价值几万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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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后,一名西方传教士模样的人骑着马在英军占领区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终于,他在宣武门内南沟沿南头的象房桥停了下来,看到一座朱漆大门紧闭的“大宅门”。原来这里是刑部官员殷柯庭的私宅,当时殷柯庭全家已经逃离北京,教会便乘机占了殷宅,并拆了宅子修建教堂。后来虽然殷柯庭的儿子极力阻止并要求归还,但教会仍然置之不理,最后迫于教会的势力,殷家无奈签立契约,将当时价值几万两银子的宅院以八千两银贱卖给了圣公会。就是现在位于北京西城区佟麟阁路八十五号的南沟沿救主堂,正名“中华圣公会教堂”。这个强买宅地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就是鄂方智(Norris Francis Lushington,1864-1945),此前他在东交民巷曾亲自指挥对义和团的作战。鄂方智1882年来华,最初在山东、华北一带传教,后调北京,1930年后任华北教区主教兼英使馆牧师。1907年11月28日圣公会教堂建成,并举行了祝圣典礼。1911年正式定名“中华圣公会救主堂”。北洋政府统治初期,圣公会向验契机关取得契纸凭证。至此,此堂正式成为中华圣公会的永久产业。它是北京最早的“宫殿式”教堂,式样为中西合璧。建筑材料选用中式的青砖、灰筒瓦,使得教堂整体风格颇具中国传统建筑韵味,但建筑平面以及细节的装饰却为典型的欧洲建筑风格,也是圣公会在北京兴建的第一所教堂。
2006年“五一”节期间我曾亲往教堂察看,拍了一些照片,给我留下突出印象的是两座中式八角亭作为教堂的钟楼和天窗。和离此不远处西单商业街的喧嚣相比,“黄金周”里的小街和教堂显得是那么的静谧,只有我一个人在它的周围盘桓。教堂正面立墙镶有四块石碑,这第三块就是1946年圣公会教民为主教鄂方智所立的纪念碑(见图),碑保存的不大好,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现在碑外面已经镶上了玻璃加以保护。此建筑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为一家香港公司租用。
鄂方智1906年在河北永清和当地绅士朱幼园等人创办过一所存实中学。当时鄂担任英国圣公会在当地的会长,负责处理永清县的赔款银四万两,鄂方智拨款创办了存实中学。鄂方智曾将这笔四万两的款项用处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表示这笔钱都用在了当地。他还担任过北京一所中学的校长。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约1000米西绒线胡同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其前身就是由英国中华圣公会创办于1874年的崇德学堂。学堂于1897年一度停办。1903年在虎坊桥中华圣公会内复校,1908年迁入绒线胡同筹建崇德中学堂,并于1911年10月28日正式开学,是西城区乃至北京市建校最早的普通中学。当时除校长外仅有教员六七人,学生(包括小学)不过三四十人。首任校长即为鄂方智,鄂方智升任主教后由史多玛继任。1920年,校长由新西兰传教士纪多甫担任。1927年,学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凌贤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接任校长职务,结束了由外国人对学校的完全控制。崇德曾培养出了获诺贝尔奖科学家杨振宁、“两弹元勋”邓稼先、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十位中科院院士和艺术家孙道临等大量各行业的人材。在去教堂的时候,我也顺路到“崇德学校”走了一遭,早已不是旧时的模样了。
崇德学校藏书票上的“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是崇德的校训。不久前我购得一册崇德校刊,上面印有崇德学校的大门和鄂方智的一幅小照。鄂方智的藏书票从形式到内容都很“中国”。票面图案是一幅四周由绫子装裱的中国水墨画“梅花图”,梅花的品格是国人所崇尚的,也是“国花”的有力竞争者。我想鄂方智也是爱梅花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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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影印汉三老碑朱拓本是潮汕谢然宣氏的珍藏。2000年秋,谢氏从北京碑版收藏家高氏庋藏中商求转得。 此本由传拓名师傅大卣拓制。高手精工,神采奕奕:朱着色亮丽细匀,华贵高雅;界线、字口朗晰传神:碑缘周线与碑面的损破泐痕细微处,捶拓均精准到位。与笔者所藏的西泠印社早期拓本相比较纤毫不差,此朱拓本确是原石真拓毋庸置疑。 清咸丰二年(1852)三老碑出土,同治年间,著名金石鉴藏家魏稼孙亲往捶拓,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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