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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分析我国GDP调整路径依赖现象及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的弊端的基础上，指出了绿色GDP核算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分析了我国实行绿色GDP核算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的积极影响和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提出开展绿色GDP核算的主要构想与操作思路。
关键词：路径依赖；绿色；GDP；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4-0026-05
所谓“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而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使其较难突破。从我国GDP核算变迁中来看，两次重要补充、一次重大调整和两次重大修订明显存在路径依赖现象。本文拟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GDP调整的路径依赖现象以及改进GDP核算的现实选择。
一、我国GDP的表达缺陷及调整路径依赖
最近，国家统计局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参照国际惯例，对我国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进行了改革。这项改革对提高我国GDP核算的科学化、规范化和透明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始终摆脱不了GDP调整的路径依赖现象，无法突破GDP本身面临的局限性。
(一)GDP表达的内在局限性
国民经济核算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指标，从实物量到价值量，从存量到流量，从投入到产出，从费用到收益，对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加以量化的描述与分析。20世纪40年代，西蒙·库兹涅茨发明了GNP(国民生产总值)，衍生出GDP(国内生产总值)，随后被联合国采用，至今已经成为全世界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由所有居民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加上不含在产出估价中的所有产品税(减去补贴)之和。从生产角度看，GDP=总产出-中间产品消耗。中间产品消耗是指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原材料、能源以及外雇劳务等。GDP的计算未对资本性资产构成的贬值和自然资源的退化和折旧进行扣除。增加值是一个行业所有产出加总，并剔除中间投入后的净产出。
由于GDP仅仅衡量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的总和，它假定任何的货币交易都“增加”社会福利，但在交易过程中到底是增加社会财富还是减少社会财富，它并不能加以辨识。因此，GDP中包括有损害发展的“虚数”部分，从而造成了它对发展的不真实表达。与此同时，它只反映了增长部分的“数量”，尚无法反映增长部分的“质量”。从社会角度看，GDP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教育、服务青少年、老年人的劳务所得，跟制造武器、香烟等具有同样的价值。它把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例如犯罪、家庭解体等成本)均视为社会财富；它不能反映社会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分配不公平等发展瓶颈，即它不计总量增长过程中由于人际不公平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自然资源是自由财富，不去考虑自然资源的逐渐稀缺性，也不去考虑如何解决资源的质量下降和耗竭性资源的枯竭等问题，所以通常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消耗的越多，其GDP增长也就越快；同时，它不能反映环境的缓冲能力下降，自净能力下降，抗逆能力下降，反而将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收益也计入GDP之中，甚至将环境污染算成对经济的贡献。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它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除在外。它把家务劳动、妇女生育、志愿者的贡献等非市场经济行为，部分地或完全地忽略，也未真实反映社会发展的全貌；较低收入者，并不因为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而提高它的价值，而高收入者，却没有休闲时间，并没有将这些时间算进去当成扣除所得的一项成本。上述表明，GDP作为测量国家财富指标的缺陷很多，并不能真正地表达全球或区域国家的发展。
(二)我国GDP调整的路径依赖现象
1.两次重要补充。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始于1985年，为了满足对数据连续性和可比性的要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了两次重大补充。第一次是对改革开放后的1978-1984年数据的补充，这项工作是在1986-1988年间进行的。[1]第二次是对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7年数据的补充，这项工作是在1988-1991年间进行的。这两次重大补充的内容基本相同，既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核算，也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使用核算。两次重大补充的方法也基本相同。在生产核算方面，首先对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和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净产值进行调整，扣除其中对非物质服务的支付，增加固定资产折旧，得到这些部门的增加值，然后补充计算各非物质生产部门增加值，再将各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增加值相加，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在使用核算方面，就是对国民收入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进行补充和调整。对最终消费进行补充和调整就是扣除国民收入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中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提供服务的全部支出，使之分别形成国内生产总值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对资本形成进行补充和调整主要是把固定资产折旧补充到国民收入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中，使之成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进行补充和调整，重要的是把非物质服务进出口补充到国民收入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中，形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2]
2.一次重大调整。对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第一次重大调整是在我国进行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后的1994和1995年间进行的。1985年开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以后，非物质服务生产活动的资料来源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同时，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零售贸易餐饮业和运输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常规性统计对这部分活动覆盖不全。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国于1993-1995年进行了全国首次第三产业普查(普查年度是1991年和1992年两年)，并根据普查资料对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了第一次重大调整。调整的时间范围涉及1978-1993年16个年度，调整内容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生产核算的调整包括第三产业中各产业部门增加值的调整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调整，使用核算的调整主要是最终消费的调整和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调整。一次重大调整使得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更准确地反映了第三产业的情况，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了正确的依据。
3.两次重大修订。第一次修订是年度数据修正，1994年GDP增长率由11.8%调整到12.6%，第二次修订是季度数据修正。国家统计局在对2004年上半年GDP进行核算时发现，由于在2003年上半年GDP核算中，为反映当时“非典”对服务业的影响，国家统计局于当年7月上旬启动了应急机制，进行了一次快速调查，由于当时没有别的资料，只好使用该快速调查的结果，致使第三产业中的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只增长O.4%，进而影响第三产业只增长了4.1%。但从目前获得的各种资料，特别是通过常规统计所获得的资料看，由于在“非典”高峰刚刚过去这一特定时间进行的快速调查，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得到的社会服务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14.8%的结果明显偏低。根据现有资料，按照有关国际准则，国家统计局对2003年第二季度和上半年GDP数据进行了如下修订：2003年第二季度的GDP、第三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同比增长速度，由原来的6.7%、O.8%和-6.8%修订为7.9%、4.5%和5.7%。相应的，2003年上半年的GDP、第三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同比增长速度，也由原来的8.2%、4.1%和O.4%，修订为8.8%、6.0%和6.5%。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的两次重大调整及时满足了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对相应数据的需要，保持了相应时期的GDP数据的可比性和一致性。
二、绿色GDP概念的提出与可行性
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经济活动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的损失。多年来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忽视了环境保护及节约资源，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给环境和资源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和损失。因此，改革目前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经济综合核算的研究，进而核算和使用绿色GDP指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为突出。[3]
(一)绿色GDP的概念
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为社会创造财富，即所谓“正面效应”，但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形式和手段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即所谓“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集中表现在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向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使资源数量日趋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日益恶化。所谓绿色GDP，就是从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的费用，得到的经过资源、环境因素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4]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核算新体系，关键也在于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核算问题。从近年来各国的应用和实践经验看，自然资源和环境核算大体包括四方面：(1)对资源掠夺性开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为减少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平衡支付的经济投资或开支；(3)由于过度采掘和大量消耗，导致自然资源衰竭所产生的负面作用；(4)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负效应。绿色GDP通过将资源的损耗及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货币化，使人们更直接地看到经济活动给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带来的负面效应，看到伴随GDP增长的同时，付出的环境资源成本和代价，从而使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自觉珍惜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我国开展绿色GDP核算的必要性
采用绿色GDP统计核算方式，不只是一个统计方法的技术性问题，它将对我国统计方式、管理模式、经营理念、行政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等一系列问题产生影响。采用绿色GDP核算方式必将对经济及社会各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
1.真实地反映经济发展状况，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据世界银行2000年的统计显示，20年来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3%，但由于生态退化、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名义国内储蓄率”的真实性。世界银行认为，我国1995年因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在540亿美元左右，约占当年GDP的5%-7%。这意味着在高增长的背后是高消耗、高排放，造成了资源的惊人消耗和数量巨大的污染物排放。当我们采用绿色GDP统计系统后，从数字上看，经济增长率必然要下降，但与实际财富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更为接近。国家对各种资源的使用情况将更为清晰明了，为国家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或政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依据。
2.提高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国家经济宏观调控能力的强弱，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决策的前提是完备的机制和精确的数据。绿色GDP可以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还可以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发展，有效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若采用绿色GDP的统计方式以及采取相关的绿色会计、绿色审计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3.合理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004年，按汇率法计算，我国GDP只占全世界GDP的3.8%，但消耗的钢材、煤炭、水泥则分别相当于当年世界总产量的37%、31%和57%。尤其是有些地方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不注意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来治理。若以绿色GDP核算来统计，政府和企业经营者就会从成本考虑不会开办或停办污染环境严重的企业，国家也不必为此而付出这么多治污资金，企业更不会因被政府关停带来设备、资金的损失。若以绿色GDP核算来统计，各地农村对一些劣质农产品或作物就因没有效益而不种，而优质、高效、生态化的农产品将成为被自觉选择的对象，使我国的农、林、牧业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实行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核算新体系，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效益。
4.转变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执政理念始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质是尊重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尊重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但在执行的过程中逐步演化成了以GDP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以GDP增长来考核干部政绩。若采用绿色GDP作为对各级政府和官员的考核指标，才能促使他们努力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实现环境、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采用绿色GDP核算系统，将从客观上阻止当前一些偏差和短期行为的发生，使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改变党政领导的政绩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5.从制度上重视失业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在市场经济下，企业追求的是本企业资本效益的最大化，而政府追求的是社会总资本效益的最大化。活劳动力是一种潜在的不能储存的劳动能力，也是一种资源。降低活劳动成本使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但节约的活劳动如果不能用在其他劳动过程中，对整个社会来说是资源的浪费。对失业即活劳动的浪费，目前只是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由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强力推进再就业工程来加以解决，而不是从具体运行机制上制定一些标准和法规，让地方政府按标准和法规执行来解决失业问题。采用绿色GDP统计系统，本身就强调对国家各种资源的核算和有效利用，强调总资本的积累。一旦采用绿色GDP核算方式，就要求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主动为就业问题多想思路和方法，从社会总资本来考虑，逐步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
6.更加注重社会资产的积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GDP平均年增长率较高，每年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新增财富的多少。GDP是一个流量概念，资产是一个存量概念，而一个国家的贫富主要是看资产的存量。近年来，我国GDP增长较快的同时财富损失也快。各级政府没有强烈的财富积累意识，一些地方政府只注重GDP的增量。如许多房屋及设施(包括基础设施)，政府和企业在建设时，缺乏科学的论证，新建起来后没有几年又拆掉，对历史文化遗产也没有做到很好的保护，对自然资源更是掠夺性开发，这些对国民财富来说是负积累。这样，国家的总财富并没有得到有效积累。一旦采用绿色GDP核算系统，将促使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对财富的积累加以重视，树立起资产积累意识。
三、我国推进绿色GDP核算的战略构想
鉴于目前实行绿色GDP核算还存在诸多技术问题，我国要正式建立和采用绿色GDP核算体系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构想，以加快我国绿色GDP核算的进程，满足国际比较的需要。
(一)加强对绿色GDP核算的理论方法研究，尽快建立我国绿色GDP核算的统计制度
一是国家林业、海洋、矿产、土地、环保等有关部门应从本部门职责出发，建立相应的统计制度，研究制定出资源估价标准和环境污染的估价标准。如开发矿山资源会改变甚至破坏该矿山区域的生态系统，则应对恢复该地生态系统制订估价标准；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会污染和破坏环境，也必须制定恢复环境代价的估价标准。二是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估价标准，计算资源消费成本与环境成本，在估价中，能够进行市场交易的资源用市场交易价格估价，不能交易的按净现值方法，通过未来收益来估价，污染按虚拟治污成本来估价。三是加强对企业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监测。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都属于微观企业生产发展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企业会尽量逃避责任，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监测检查。
(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编制出我国资源环境核算的实物量表和价值量表
进行绿色GDP核算，关键是对资源环境的核算。资源环境的基本核算包括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价值量核算要建立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目前，我国正在进行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实物量核算研究。要加快这一研究步伐，一方面要组织少量市(县)开展资源环境统计与核算试点，在试点取得成功基础上逐步推广。另一方面，要借鉴在资源环境核算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经验，编制出我国实物量表与价值量表，以测算出经过资源环境调整后的绿色GDP。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在绿色GDP的核算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墨西哥率先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它将一些自然资产(例如水、土地、空气、森林等)及其变化编制成实物指标数据，然后通过估价将各种自然资产的实物量数据转化为货币数据，算出它们的损失成本，最后进一步算出环境退化成本。这一方法对我国绿色GDP核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草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再生资源和环境资源等9大类别为主要内容的资源环境统计体系。可尽快将这9大类别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核算合并，实现自然资源与环境分类核算到综合核算的转变。鉴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应重点开展矿产、森林和土地三种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资源的核算，编制出相应的实物量表和价值量表。
(三)政府应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为绿色GDP核算创造有利条件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政府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不光是追求GDP的指标，还包括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善、文化生活和精神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必须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转变过去的发展观念，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绿色GDP核算制度的建立，把绿色GDP核算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之上。二是在政策法规上，政府应在实际行动上加强进行绿色GDP核算的倾向，把绿色GDP核算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确保环境经济核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环境经济核算不是孤立的，它既涉及到拥有环境资产的部门、机构单位等宏观主体，也涉及到直接占有、耗用环境资产的企业单位等微观主体。因此，国家应制定与环境经济核算相配套的宏微观准则。例如，在《企业会计制度》中增加对绿色会计计量方法的规定。三是政府应转变传统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干预手段，制定针对企业进行环境核算的相应激励措施，如鼓励发展循环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技术水平、节约能源、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等，实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四是加大对绿色GDP宣传力度，并重视公众的参与意识。大力宣传和普及教育，培养和树立国人绿色GDP、人均绿色GDP增长意识和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意识。由于绿色GDP核算中很难囊括所有的环境因素并对其进行量化，如环境污染对人的精神状态造成的损失等，这就可以通过公众参与进行核算补充。目前，国外已发明出了这种公众评估方法，即对一些巨大的公众项目，让公众通过切身体会对此类项目做出自己的评价，专家把这些评价资料收集汇总作为绿色GDP核算的一个重要补充。这种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体现了一国民主发育程度和公众素养的高低，对我国未来绿色GDP核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邱东.国民经济核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 钱伯海.国民经济核算原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3] 吴优.国民经济核算的新领域—绿色GDP核算[J].中国统计，2004，(6).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绿色GDP的概念、方法和实践[J].中国经贸导刊，2004，(16).
[5] 周建华.绿色GDP核算的若干思考与启示[J].浙江统计，2004，(6).
关键词：路径依赖；绿色；GDP；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4-0026-05
所谓“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而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择，使其较难突破。从我国GDP核算变迁中来看，两次重要补充、一次重大调整和两次重大修订明显存在路径依赖现象。本文拟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GDP调整的路径依赖现象以及改进GDP核算的现实选择。
一、我国GDP的表达缺陷及调整路径依赖
最近，国家统计局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参照国际惯例，对我国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进行了改革。这项改革对提高我国GDP核算的科学化、规范化和透明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始终摆脱不了GDP调整的路径依赖现象，无法突破GDP本身面临的局限性。
(一)GDP表达的内在局限性
国民经济核算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指标，从实物量到价值量，从存量到流量，从投入到产出，从费用到收益，对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加以量化的描述与分析。20世纪40年代，西蒙·库兹涅茨发明了GNP(国民生产总值)，衍生出GDP(国内生产总值)，随后被联合国采用，至今已经成为全世界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由所有居民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加上不含在产出估价中的所有产品税(减去补贴)之和。从生产角度看，GDP=总产出-中间产品消耗。中间产品消耗是指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原材料、能源以及外雇劳务等。GDP的计算未对资本性资产构成的贬值和自然资源的退化和折旧进行扣除。增加值是一个行业所有产出加总，并剔除中间投入后的净产出。
由于GDP仅仅衡量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的总和，它假定任何的货币交易都“增加”社会福利，但在交易过程中到底是增加社会财富还是减少社会财富，它并不能加以辨识。因此，GDP中包括有损害发展的“虚数”部分，从而造成了它对发展的不真实表达。与此同时，它只反映了增长部分的“数量”，尚无法反映增长部分的“质量”。从社会角度看，GDP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教育、服务青少年、老年人的劳务所得，跟制造武器、香烟等具有同样的价值。它把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例如犯罪、家庭解体等成本)均视为社会财富；它不能反映社会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分配不公平等发展瓶颈，即它不计总量增长过程中由于人际不公平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自然资源是自由财富，不去考虑自然资源的逐渐稀缺性，也不去考虑如何解决资源的质量下降和耗竭性资源的枯竭等问题，所以通常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消耗的越多，其GDP增长也就越快；同时，它不能反映环境的缓冲能力下降，自净能力下降，抗逆能力下降，反而将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收益也计入GDP之中，甚至将环境污染算成对经济的贡献。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它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除在外。它把家务劳动、妇女生育、志愿者的贡献等非市场经济行为，部分地或完全地忽略，也未真实反映社会发展的全貌；较低收入者，并不因为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而提高它的价值，而高收入者，却没有休闲时间，并没有将这些时间算进去当成扣除所得的一项成本。上述表明，GDP作为测量国家财富指标的缺陷很多，并不能真正地表达全球或区域国家的发展。
(二)我国GDP调整的路径依赖现象
1.两次重要补充。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始于1985年，为了满足对数据连续性和可比性的要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了两次重大补充。第一次是对改革开放后的1978-1984年数据的补充，这项工作是在1986-1988年间进行的。[1]第二次是对改革开放前的1952-1977年数据的补充，这项工作是在1988-1991年间进行的。这两次重大补充的内容基本相同，既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核算，也包括国内生产总值使用核算。两次重大补充的方法也基本相同。在生产核算方面，首先对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和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净产值进行调整，扣除其中对非物质服务的支付，增加固定资产折旧，得到这些部门的增加值，然后补充计算各非物质生产部门增加值，再将各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增加值相加，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在使用核算方面，就是对国民收入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进行补充和调整。对最终消费进行补充和调整就是扣除国民收入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中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提供服务的全部支出，使之分别形成国内生产总值的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对资本形成进行补充和调整主要是把固定资产折旧补充到国民收入的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中，使之成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进行补充和调整，重要的是把非物质服务进出口补充到国民收入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中，形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2]
2.一次重大调整。对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行第一次重大调整是在我国进行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后的1994和1995年间进行的。1985年开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以后，非物质服务生产活动的资料来源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同时，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零售贸易餐饮业和运输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常规性统计对这部分活动覆盖不全。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国于1993-1995年进行了全国首次第三产业普查(普查年度是1991年和1992年两年)，并根据普查资料对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了第一次重大调整。调整的时间范围涉及1978-1993年16个年度，调整内容包括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核算和使用核算。生产核算的调整包括第三产业中各产业部门增加值的调整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调整，使用核算的调整主要是最终消费的调整和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调整。一次重大调整使得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更准确地反映了第三产业的情况，为国家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了正确的依据。
3.两次重大修订。第一次修订是年度数据修正，1994年GDP增长率由11.8%调整到12.6%，第二次修订是季度数据修正。国家统计局在对2004年上半年GDP进行核算时发现，由于在2003年上半年GDP核算中，为反映当时“非典”对服务业的影响，国家统计局于当年7月上旬启动了应急机制，进行了一次快速调查，由于当时没有别的资料，只好使用该快速调查的结果，致使第三产业中的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只增长O.4%，进而影响第三产业只增长了4.1%。但从目前获得的各种资料，特别是通过常规统计所获得的资料看，由于在“非典”高峰刚刚过去这一特定时间进行的快速调查，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得到的社会服务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14.8%的结果明显偏低。根据现有资料，按照有关国际准则，国家统计局对2003年第二季度和上半年GDP数据进行了如下修订：2003年第二季度的GDP、第三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同比增长速度，由原来的6.7%、O.8%和-6.8%修订为7.9%、4.5%和5.7%。相应的，2003年上半年的GDP、第三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同比增长速度，也由原来的8.2%、4.1%和O.4%，修订为8.8%、6.0%和6.5%。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的两次重大调整及时满足了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对相应数据的需要，保持了相应时期的GDP数据的可比性和一致性。
二、绿色GDP概念的提出与可行性
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经济活动对环境和资源造成的损失。多年来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忽视了环境保护及节约资源，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给环境和资源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和损失。因此，改革目前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经济综合核算的研究，进而核算和使用绿色GDP指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为突出。[3]
(一)绿色GDP的概念
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为社会创造财富，即所谓“正面效应”，但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形式和手段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即所谓“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集中表现在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向生态环境排泄废弃物，使资源数量日趋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日益恶化。所谓绿色GDP，就是从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的费用，得到的经过资源、环境因素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4]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核算新体系，关键也在于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核算问题。从近年来各国的应用和实践经验看，自然资源和环境核算大体包括四方面：(1)对资源掠夺性开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为减少环境污染、恢复生态平衡支付的经济投资或开支；(3)由于过度采掘和大量消耗，导致自然资源衰竭所产生的负面作用；(4)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负效应。绿色GDP通过将资源的损耗及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货币化，使人们更直接地看到经济活动给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带来的负面效应，看到伴随GDP增长的同时，付出的环境资源成本和代价，从而使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自觉珍惜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我国开展绿色GDP核算的必要性
采用绿色GDP统计核算方式，不只是一个统计方法的技术性问题，它将对我国统计方式、管理模式、经营理念、行政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等一系列问题产生影响。采用绿色GDP核算方式必将对经济及社会各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
1.真实地反映经济发展状况，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据世界银行2000年的统计显示，20年来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3%，但由于生态退化、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名义国内储蓄率”的真实性。世界银行认为，我国1995年因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在540亿美元左右，约占当年GDP的5%-7%。这意味着在高增长的背后是高消耗、高排放，造成了资源的惊人消耗和数量巨大的污染物排放。当我们采用绿色GDP统计系统后，从数字上看，经济增长率必然要下降，但与实际财富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更为接近。国家对各种资源的使用情况将更为清晰明了，为国家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或政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依据。
2.提高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国家经济宏观调控能力的强弱，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决策的前提是完备的机制和精确的数据。绿色GDP可以提供准确的统计数据，还可以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发展，有效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若采用绿色GDP的统计方式以及采取相关的绿色会计、绿色审计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3.合理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2004年，按汇率法计算，我国GDP只占全世界GDP的3.8%，但消耗的钢材、煤炭、水泥则分别相当于当年世界总产量的37%、31%和57%。尤其是有些地方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不注意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来治理。若以绿色GDP核算来统计，政府和企业经营者就会从成本考虑不会开办或停办污染环境严重的企业，国家也不必为此而付出这么多治污资金，企业更不会因被政府关停带来设备、资金的损失。若以绿色GDP核算来统计，各地农村对一些劣质农产品或作物就因没有效益而不种，而优质、高效、生态化的农产品将成为被自觉选择的对象，使我国的农、林、牧业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实行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核算新体系，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效益。
4.转变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执政理念始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质是尊重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尊重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但在执行的过程中逐步演化成了以GDP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以GDP增长来考核干部政绩。若采用绿色GDP作为对各级政府和官员的考核指标，才能促使他们努力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实现环境、资源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采用绿色GDP核算系统，将从客观上阻止当前一些偏差和短期行为的发生，使政府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改变党政领导的政绩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5.从制度上重视失业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在市场经济下，企业追求的是本企业资本效益的最大化，而政府追求的是社会总资本效益的最大化。活劳动力是一种潜在的不能储存的劳动能力，也是一种资源。降低活劳动成本使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但节约的活劳动如果不能用在其他劳动过程中，对整个社会来说是资源的浪费。对失业即活劳动的浪费，目前只是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由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强力推进再就业工程来加以解决，而不是从具体运行机制上制定一些标准和法规，让地方政府按标准和法规执行来解决失业问题。采用绿色GDP统计系统，本身就强调对国家各种资源的核算和有效利用，强调总资本的积累。一旦采用绿色GDP核算方式，就要求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主动为就业问题多想思路和方法，从社会总资本来考虑，逐步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
6.更加注重社会资产的积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GDP平均年增长率较高，每年GDP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新增财富的多少。GDP是一个流量概念，资产是一个存量概念，而一个国家的贫富主要是看资产的存量。近年来，我国GDP增长较快的同时财富损失也快。各级政府没有强烈的财富积累意识，一些地方政府只注重GDP的增量。如许多房屋及设施(包括基础设施)，政府和企业在建设时，缺乏科学的论证，新建起来后没有几年又拆掉，对历史文化遗产也没有做到很好的保护，对自然资源更是掠夺性开发，这些对国民财富来说是负积累。这样，国家的总财富并没有得到有效积累。一旦采用绿色GDP核算系统，将促使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对财富的积累加以重视，树立起资产积累意识。
三、我国推进绿色GDP核算的战略构想
鉴于目前实行绿色GDP核算还存在诸多技术问题，我国要正式建立和采用绿色GDP核算体系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构想，以加快我国绿色GDP核算的进程，满足国际比较的需要。
(一)加强对绿色GDP核算的理论方法研究，尽快建立我国绿色GDP核算的统计制度
一是国家林业、海洋、矿产、土地、环保等有关部门应从本部门职责出发，建立相应的统计制度，研究制定出资源估价标准和环境污染的估价标准。如开发矿山资源会改变甚至破坏该矿山区域的生态系统，则应对恢复该地生态系统制订估价标准；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会污染和破坏环境，也必须制定恢复环境代价的估价标准。二是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估价标准，计算资源消费成本与环境成本，在估价中，能够进行市场交易的资源用市场交易价格估价，不能交易的按净现值方法，通过未来收益来估价，污染按虚拟治污成本来估价。三是加强对企业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监测。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都属于微观企业生产发展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企业会尽量逃避责任，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强监测检查。
(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编制出我国资源环境核算的实物量表和价值量表
进行绿色GDP核算，关键是对资源环境的核算。资源环境的基本核算包括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价值量核算要建立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目前，我国正在进行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实物量核算研究。要加快这一研究步伐，一方面要组织少量市(县)开展资源环境统计与核算试点，在试点取得成功基础上逐步推广。另一方面，要借鉴在资源环境核算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的经验，编制出我国实物量表与价值量表，以测算出经过资源环境调整后的绿色GDP。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在绿色GDP的核算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墨西哥率先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它将一些自然资产(例如水、土地、空气、森林等)及其变化编制成实物指标数据，然后通过估价将各种自然资产的实物量数据转化为货币数据，算出它们的损失成本，最后进一步算出环境退化成本。这一方法对我国绿色GDP核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已经形成了包括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草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再生资源和环境资源等9大类别为主要内容的资源环境统计体系。可尽快将这9大类别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核算合并，实现自然资源与环境分类核算到综合核算的转变。鉴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应重点开展矿产、森林和土地三种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资源的核算，编制出相应的实物量表和价值量表。
(三)政府应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为绿色GDP核算创造有利条件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政府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不光是追求GDP的指标，还包括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善、文化生活和精神道德水平的提高，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必须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要求，转变过去的发展观念，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绿色GDP核算制度的建立，把绿色GDP核算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之上。二是在政策法规上，政府应在实际行动上加强进行绿色GDP核算的倾向，把绿色GDP核算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确保环境经济核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环境经济核算不是孤立的，它既涉及到拥有环境资产的部门、机构单位等宏观主体，也涉及到直接占有、耗用环境资产的企业单位等微观主体。因此，国家应制定与环境经济核算相配套的宏微观准则。例如，在《企业会计制度》中增加对绿色会计计量方法的规定。三是政府应转变传统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干预手段，制定针对企业进行环境核算的相应激励措施，如鼓励发展循环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技术水平、节约能源、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等，实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四是加大对绿色GDP宣传力度，并重视公众的参与意识。大力宣传和普及教育，培养和树立国人绿色GDP、人均绿色GDP增长意识和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意识。由于绿色GDP核算中很难囊括所有的环境因素并对其进行量化，如环境污染对人的精神状态造成的损失等，这就可以通过公众参与进行核算补充。目前，国外已发明出了这种公众评估方法，即对一些巨大的公众项目，让公众通过切身体会对此类项目做出自己的评价，专家把这些评价资料收集汇总作为绿色GDP核算的一个重要补充。这种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体现了一国民主发育程度和公众素养的高低，对我国未来绿色GDP核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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