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喊了许多年，最近又有新喊法。教育部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有小学不留书面家庭作业、低年级不统一考试、全面取消百分制等内容。虽然，和以前的政策相比，这个新出台的政策减负内容更全、力度更大，但却引起了家长的广泛质疑，认为不留作业必然导致课外辅导班的兴起，如果不参加课外辅导班，自己的小孩会输在起跑线上。应该说，这种质疑不无道理。
　　其实，家长们也陷在一个囚徒困境之中。做家长的，哪个不愿意孩子负担很轻，有个快快乐乐的童年，但是在竞争的大环境下，每一个家长既承担着竞争的压力，同时也是压力的施加者，可谓相互绑架，动弹不得。
　　记得我读高中时，暑假学校组织补课，一个家长觉得孩子太过辛苦，不愿意自己孩子参加。家长不意愿，学校当然不会、也不敢、也无必要强制要求这个同学参加补课。但家长也坐立不安，提出“所有学生都不能补课，否则我家孩子落后了”这样看似无理的要求。当时，老师当做一个笑话讲给我们听，也引起了哄堂大笑，不过，这背后家长的无奈与拳拳之心，少不更事的我们是无法体会的。
　　在激烈竞争之下相互绑架的大环境中，个体拒绝合作的态度与行为，的确显得那么无力，甚至滑稽可笑。但是，在公共政策领域，这个要求却是严肃的、必要的，也是有益于儿童的成长的。
　　本来竞争压力的蔓延在年龄段上应该是边际递减的。但是，在目前的重点学校制度下，想在职场中有一个好的开始，必须要上一个好大学；想上好大学就得上重点高中；想上重点高中，初中学校也得好。于是，这个竞争就传递到小学，造成小升初的激烈竞争，甚至进一步把竞争传递到幼儿园阶段。
　　在这样的教育结构下，本来应该以边际递减方式传递的社会竞争压力，就不再是平緩地蔓延，而是有了几个竞争的波峰——考博、考研、高考、中考、小升初。六年级、初三、高三、大四都成为了压力巨大的门槛，每一道门槛都是一个竞争与负担的波峰，压力的传递不再平缓。而且，每一个波峰都激发出了家长的焦虑，并进而激发出超额的教育需求。
　　社会竞争的大环境改变不了，却不意味着压力的传导结构不能改变。如果取消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及高中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虽然竞争的压力仍然存在，高考的门槛仍然存在，但是，对于小学甚至初中阶段，这些都还显得比较遥远。即使仍然出现各种校外辅导班，但肯定不是大多数家长的选择。因为校外辅导班的作用不能体现、固化在考入好小学、考入好初中、考入好高中的优势中。这样，对于大多数家长而言，“现在还早，孩子大些再说”的想法就会是非常自然的，儿童的负担也会因此减轻。
　　当然，到了高中阶段，临近高考门槛，各种校外辅导班必然繁荣昌盛。不过，对于十七八岁的少年来说，体力、智力、情商都到了足够应付，也应该应付社会竞争的时候了。而且，到这个时候，大多数孩子的天资都在9-12年的学习中体现出来，自然分流，参与这种竞争的都是天资相对较高的孩子。
　　而现在的机制下，即使孩子没那个天分，也被家长逼迫着参加好小学、好初中的竞争，但最后，还是会在更高强度的脑力竞争中淘汰下来，对于他们而言，小时候的努力白费了。
　　那么，课外辅导班公平吗？家长让孩子在校外上辅导班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到教育的公平性？与素质教育要求资本的密集投入不同，应试教育更多的是一种依靠自我苛求的智力密集型投入。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多年前在暑假期间，那些在教室挥汗如雨的辛苦日子。虽然考研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课外辅导班，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花四五百元买来相关书籍，依靠自习是足够的。从最终结果来看，甚至以这种方式考上研究生的人更多。
　　所以，真正想要改变低年级儿童较重的学习负担，必须要改革目前的重点学校体制。即使从公正意义上看，政府也应该消除公共资源的不平等，而不是加大这种不平等。
　　刘远举
　　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