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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及学校教育系统的改革,馆校合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为例,介绍了馆校合作模式,分析了这种模式的特点,同时指出其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关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馆校合作;博物馆;学校
博物馆与学校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主动调整自身的行为策略,促进合作并实现教育产品的供给。然而,在实践层面上,博物馆依然并非介入学校教育的重要力量,博物馆和学校之间缺乏深层次的有效联系[1]。馆校究竟如何做才能深层次地展开合作?本文旨在通过对与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以下简称“工艺馆”)馆校合作实践的分析,提出馆校合作的一些思考。
一、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校合作实践模式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建于1959年,是以清末时期的陈氏书院为馆址的艺术类博物馆,2017年被中国博物馆协会公布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近年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在馆校合作方面积极探索,主要以以下两种模式开展馆校合作实践。
(一)与政府教育部门合作推行
近年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在馆校合作方面重点实施的是以广彩、广绣、剪纸为主题的“传统工艺进校园”系列教育,采取的是与政府教育部门合作推行的模式。
2017年,工艺馆根据馆藏文物资源,编辑出版了以广彩、广绣为主题的《传统工艺课堂之广彩》《传统工艺课堂之广绣》校本用书,首先在2017年与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局合作,与20所中小学共建了广彩教育实践基地,与 23所中小学共建了广绣教育实践基地。
2018年下半年,工艺馆与广州市教育局合作,在全市设立了60所广彩、广绣进校园试点学校,接着由工艺馆对接各试点学校,开展了“五个一”系列教育项目,即“读一本书”“上一堂课”“看一个展览”“参加一次活动”“举办一次展示”。“读一本书”指阅读《传统工艺课堂之广彩》《传统工艺课堂之广绣》校本用书;“上一堂课”指给教师上广彩、广绣培训课,邀请博物馆业务专家及传承人分别教授理论知识和指导体验工艺制作;“看一个展览”即由工艺馆将有关广彩、广绣的图片送到学校展出;“参加一次活动”指博物馆组织学生走访广彩、广绣工艺传承人,并带领学生动手绘制工艺品等;“举办一次展出”指博物馆为实践基地和试点学校的学生举办作品展。
2019年,工艺馆“传统工艺进校园”系列丛书《传统工艺课堂之广东剪纸》正式出版,接着工艺馆又与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局合作,在荔湾区共建了28所剪纸教育实践基地。
(二)与学校直接合作
除与政府教育部门开展合作外,博物馆与学校直接合作主要有以教育顾问团为媒介的学校参与、直接与学校“单线”沟通合作及課程资源提供三种形式。
2017年,工艺馆邀请了20位来自中小学校的领导、教师组建了本馆的教育顾问团。通过这个平台,学校会选择参与感兴趣的项目。如“外销扇的故事”课程走进了15所学校的综合实践课堂,各学校的教师经过工艺馆培训后,根据博物馆提供的视频资料、相关展览的虚拟展示、外销扇的三维展示、互动小游戏等进行授课。
所谓“单线”形式,主要是指博物馆根据展览、重大节日、纪念日等策划带有时间特定性的教育项目,以博物馆为主导向学校提出方案,学校则根据活动的主题确定是否参与。
课程资源的提供主要指博物馆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平台,以及教育顾问团会议等渠道分布信息,让学校了解有关博物馆教育项目的信息,为教师提供教育课程项目的相关资料,以便其直接利用现有的博物馆资源自主开展课程。
二、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校合作实践分析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校合作的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一)特点分析
第一,工艺馆馆校合作的主要模式是通过与政府教育部门,即市、区教育局合作的“自上而下”模式,其优点在于合作初期学校能够积极响应,博物馆则省去了许多去每所学校“敲门”的时间和精力。
第二,工艺馆为学校提供系列、菜单式的选择,工艺馆的“传统工艺进校园”项目是由“五个一”系列组成的,这个系列中的每个环节都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又相对独立,学校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性参与。
第三,覆盖面广、有一定规模。2017—2019年,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广彩、广绣、剪纸“传统工艺进校园”项目以“五个一”完整系列形式进入131所学校;以“菜单式”(只选择了系列中某个部分来开展)开展的有45所学校。
第四,博物馆以策划、资源配送为主,学校以实施课程为主,博物馆通过培养教师、提供课程资源、提供让学生研学的机会、提供参观讲解、提供博物馆的展览平台让学生举办展览等方式来支持、鼓励学校开展相关课程。
第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对教师的培训不仅能增强教师对传统工艺的了解、丰富其知识储备,从而使教师更好地开展课程,还能使教师从教学的角度跟进传承人的授课,使课程能在校园内更广泛、持久地开展。
(二)面临的问题
工艺馆的馆校模式开展以来,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首先是持续性问题。“五个一”教育周期完成后,下一步要怎么做才能在原有系列的基础上有所提升,让学校继续保持开展教育项目,如何有效追踪和管理,这些都是工艺馆面临的问题。
其次,真正需求的沟通。在以博物馆为主导、学校配合的合作模式下,双方就课程的改进和设计很难实现进一步切实的沟通、调整。
最后,双方专业支持的缺失。博物馆教育工作人员缺乏教育设计、课程统筹等能力,学校在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课程开发、设计时,同样存在不足之处,导致博物馆资源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三、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校合作模式构建的思考
馆校合作是博物馆与学校为实现共同教育目的,相互配合而开展的一种教学活动。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能更好地促进馆校双方深层次的合作。 (一)政府部门的政策引导和扶持
在一些西方国家,博物馆教育被纳入教育体系,如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在其法定的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学生在博物馆的学习课时与学分[2]。英国于1988年开始推行“国家课程”,明确指出博物馆教育要与学校课程连接[3]。
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馆校合作为例,我们感觉到“自上而下”的馆校合作比较容易进行,这正反映出在现有行政体系下,仅仅依靠博物馆与学校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4]。從某种程度上看,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若缺乏政府及其资源的制度性引导和扶持,是不可能良性开展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实际上都扮演着馆校合作的发起者、激励者、评估者等多重角色。因此,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才能使馆校合作开展具备真正实际的意义。
(二)馆校双方明确合作的价值
正如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馆校合作模式一样,博物馆和学校之间的合作都带有强烈的行政驱动色彩[5]。对于博物馆而言,其需要通过馆校合作来体现自身的教育价值,而学校常常把博物馆的教育活动视为学校学习之外可有可无的一种调节。因此,目前的馆校合作以“博物馆单方面规划设计——学校选用馆方提供的活动和项目”的方式为主,学校更多扮演“消费者”角色,博物馆与学校是一种“提供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学校缺乏“馆校合作”的热情[6]。
然而,无论中国新型博物馆的建设和自身转型,还是中国学校系统内部的教育改革,我们都应认识到馆校合作的价值并不在于完善自身,而是基于这种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学生获得真正的学习。因此,博物馆需要将自身资源转化为对学生有用的知识,而学校则应切实将博物馆当作校园教育不可或缺的补充。
(三)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在中国当前教育行政体制下,单纯依靠博物馆单方面的规划主导,难以建立起实质性的馆校合作关系。学校与博物馆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这种沟通机制需要涵盖博物馆教育者、学校教师、政府教育部门官员组织,由此确定学校教育和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基础;需要由专门的沟通人员来降低双方沟通、信息交互的成本;需要实现博物馆和学校资源的协调,使博物馆与学校对接畅通,最终在“服务好使用者,提供给参与的学生尽可能丰裕的学习体验”的共同使命支撑下,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融合,让博物馆和学校成为共同成长的伙伴[7]。
(四)馆校合作与教师职业发展衔接
在馆校合作中,教师至关重要,他们是博物馆与学校进行交流的重要纽带,是博物馆资源的开发利用者,也是学生在博物馆开展学习活动的规划执行者。在日本,学校教师可在博物馆工作1~3年,协助馆方开展与学校教育的合作活动,并进行相关研究[8]。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组织了教育顾问团对教师进行培训,这表明其已经认识到了教师在馆校合作中的重要性。但是,这种由博物馆单方面构建的平台,由于没有相关制度的保障,参与的教师往往仅靠个人的热情,投入的精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我们只有从制度层面上将馆校合作纳入教育体系中,将教师参与馆校合作与其职业发展衔接,才能从根本上调动教师参与馆校合作的积极性。
(五)馆校合作需要第三方的介入
博物馆长期以来侧重于展览、研究、保护等专业领域,忽视了社会教育工作,因此即使近年来其教育职能不断得到强化,博物馆有着强烈的参与中小学非正式教育的愿望,但长期存在的行业壁垒、人才储备和教育课程专业能力的不足,阻碍了其愿望的实现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因此,专业教育研究机构的介入,可以有效弥补该领域的不足。此外,通过第三方社会教育机构的运营,博物馆能突破服务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达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配送,比如,游学活动、夏令营、到学校的驻校服务等活动。通过与馆外资源的对接、融合,博物馆能扩大自身教育的影响力。
深层次、有效的馆校合作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将馆校合作纳入教育体系;馆校双方要抛开行政的考量,明确合作的价值在于让学生真正掌握知识;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学校与博物馆成为成长伙伴;将教师参与馆校合作与其职业发展衔接起来,从根本上调动教师参与馆校合作的积极性;专业教育研究机构、社会教育运营机构等第三方的参与,不但能增强双方的专业性,而且有助于实现博物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配送。
教育不再只发生在教室,博物馆与学校同为教育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及学校教育系统的改革,二者为了共同的教育目标通力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宋娴.博物馆与学校合作机制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郑奕.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郭庆.“馆校合作”模式的深入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6(21):182-183.
王英琼.馆校合作发挥图书馆阵地优势的思考[J].课程教育研究,2020(41):125-126.
宋娴,孙阳.西方馆校合作:演进、现状及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13,42(12):103-111.
乔璐. 关于馆校结合教育的发展和研究[A]. 中国科普研究所.面向新时代的馆校结合·科学教育:第十届馆校结合科学教育论坛论文集[C].北京:中国科普研究所,2018:5.
马伟丽.史密森博物学院:馆校合作的标杆[J].中国民族教育,2017(05):27-28.
王乐.馆校合作的反思与重构: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6(10):72-76.
【关键词】馆校合作;博物馆;学校
博物馆与学校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主动调整自身的行为策略,促进合作并实现教育产品的供给。然而,在实践层面上,博物馆依然并非介入学校教育的重要力量,博物馆和学校之间缺乏深层次的有效联系[1]。馆校究竟如何做才能深层次地展开合作?本文旨在通过对与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以下简称“工艺馆”)馆校合作实践的分析,提出馆校合作的一些思考。
一、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校合作实践模式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建于1959年,是以清末时期的陈氏书院为馆址的艺术类博物馆,2017年被中国博物馆协会公布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近年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在馆校合作方面积极探索,主要以以下两种模式开展馆校合作实践。
(一)与政府教育部门合作推行
近年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在馆校合作方面重点实施的是以广彩、广绣、剪纸为主题的“传统工艺进校园”系列教育,采取的是与政府教育部门合作推行的模式。
2017年,工艺馆根据馆藏文物资源,编辑出版了以广彩、广绣为主题的《传统工艺课堂之广彩》《传统工艺课堂之广绣》校本用书,首先在2017年与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局合作,与20所中小学共建了广彩教育实践基地,与 23所中小学共建了广绣教育实践基地。
2018年下半年,工艺馆与广州市教育局合作,在全市设立了60所广彩、广绣进校园试点学校,接着由工艺馆对接各试点学校,开展了“五个一”系列教育项目,即“读一本书”“上一堂课”“看一个展览”“参加一次活动”“举办一次展示”。“读一本书”指阅读《传统工艺课堂之广彩》《传统工艺课堂之广绣》校本用书;“上一堂课”指给教师上广彩、广绣培训课,邀请博物馆业务专家及传承人分别教授理论知识和指导体验工艺制作;“看一个展览”即由工艺馆将有关广彩、广绣的图片送到学校展出;“参加一次活动”指博物馆组织学生走访广彩、广绣工艺传承人,并带领学生动手绘制工艺品等;“举办一次展出”指博物馆为实践基地和试点学校的学生举办作品展。
2019年,工艺馆“传统工艺进校园”系列丛书《传统工艺课堂之广东剪纸》正式出版,接着工艺馆又与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局合作,在荔湾区共建了28所剪纸教育实践基地。
(二)与学校直接合作
除与政府教育部门开展合作外,博物馆与学校直接合作主要有以教育顾问团为媒介的学校参与、直接与学校“单线”沟通合作及課程资源提供三种形式。
2017年,工艺馆邀请了20位来自中小学校的领导、教师组建了本馆的教育顾问团。通过这个平台,学校会选择参与感兴趣的项目。如“外销扇的故事”课程走进了15所学校的综合实践课堂,各学校的教师经过工艺馆培训后,根据博物馆提供的视频资料、相关展览的虚拟展示、外销扇的三维展示、互动小游戏等进行授课。
所谓“单线”形式,主要是指博物馆根据展览、重大节日、纪念日等策划带有时间特定性的教育项目,以博物馆为主导向学校提出方案,学校则根据活动的主题确定是否参与。
课程资源的提供主要指博物馆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平台,以及教育顾问团会议等渠道分布信息,让学校了解有关博物馆教育项目的信息,为教师提供教育课程项目的相关资料,以便其直接利用现有的博物馆资源自主开展课程。
二、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校合作实践分析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校合作的模式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一)特点分析
第一,工艺馆馆校合作的主要模式是通过与政府教育部门,即市、区教育局合作的“自上而下”模式,其优点在于合作初期学校能够积极响应,博物馆则省去了许多去每所学校“敲门”的时间和精力。
第二,工艺馆为学校提供系列、菜单式的选择,工艺馆的“传统工艺进校园”项目是由“五个一”系列组成的,这个系列中的每个环节都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又相对独立,学校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性参与。
第三,覆盖面广、有一定规模。2017—2019年,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广彩、广绣、剪纸“传统工艺进校园”项目以“五个一”完整系列形式进入131所学校;以“菜单式”(只选择了系列中某个部分来开展)开展的有45所学校。
第四,博物馆以策划、资源配送为主,学校以实施课程为主,博物馆通过培养教师、提供课程资源、提供让学生研学的机会、提供参观讲解、提供博物馆的展览平台让学生举办展览等方式来支持、鼓励学校开展相关课程。
第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对教师的培训不仅能增强教师对传统工艺的了解、丰富其知识储备,从而使教师更好地开展课程,还能使教师从教学的角度跟进传承人的授课,使课程能在校园内更广泛、持久地开展。
(二)面临的问题
工艺馆的馆校模式开展以来,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首先是持续性问题。“五个一”教育周期完成后,下一步要怎么做才能在原有系列的基础上有所提升,让学校继续保持开展教育项目,如何有效追踪和管理,这些都是工艺馆面临的问题。
其次,真正需求的沟通。在以博物馆为主导、学校配合的合作模式下,双方就课程的改进和设计很难实现进一步切实的沟通、调整。
最后,双方专业支持的缺失。博物馆教育工作人员缺乏教育设计、课程统筹等能力,学校在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课程开发、设计时,同样存在不足之处,导致博物馆资源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三、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校合作模式构建的思考
馆校合作是博物馆与学校为实现共同教育目的,相互配合而开展的一种教学活动。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实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能更好地促进馆校双方深层次的合作。 (一)政府部门的政策引导和扶持
在一些西方国家,博物馆教育被纳入教育体系,如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在其法定的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规定学生在博物馆的学习课时与学分[2]。英国于1988年开始推行“国家课程”,明确指出博物馆教育要与学校课程连接[3]。
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馆校合作为例,我们感觉到“自上而下”的馆校合作比较容易进行,这正反映出在现有行政体系下,仅仅依靠博物馆与学校自身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4]。從某种程度上看,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若缺乏政府及其资源的制度性引导和扶持,是不可能良性开展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实际上都扮演着馆校合作的发起者、激励者、评估者等多重角色。因此,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才能使馆校合作开展具备真正实际的意义。
(二)馆校双方明确合作的价值
正如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馆校合作模式一样,博物馆和学校之间的合作都带有强烈的行政驱动色彩[5]。对于博物馆而言,其需要通过馆校合作来体现自身的教育价值,而学校常常把博物馆的教育活动视为学校学习之外可有可无的一种调节。因此,目前的馆校合作以“博物馆单方面规划设计——学校选用馆方提供的活动和项目”的方式为主,学校更多扮演“消费者”角色,博物馆与学校是一种“提供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学校缺乏“馆校合作”的热情[6]。
然而,无论中国新型博物馆的建设和自身转型,还是中国学校系统内部的教育改革,我们都应认识到馆校合作的价值并不在于完善自身,而是基于这种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使学生获得真正的学习。因此,博物馆需要将自身资源转化为对学生有用的知识,而学校则应切实将博物馆当作校园教育不可或缺的补充。
(三)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在中国当前教育行政体制下,单纯依靠博物馆单方面的规划主导,难以建立起实质性的馆校合作关系。学校与博物馆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这种沟通机制需要涵盖博物馆教育者、学校教师、政府教育部门官员组织,由此确定学校教育和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基础;需要由专门的沟通人员来降低双方沟通、信息交互的成本;需要实现博物馆和学校资源的协调,使博物馆与学校对接畅通,最终在“服务好使用者,提供给参与的学生尽可能丰裕的学习体验”的共同使命支撑下,将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融合,让博物馆和学校成为共同成长的伙伴[7]。
(四)馆校合作与教师职业发展衔接
在馆校合作中,教师至关重要,他们是博物馆与学校进行交流的重要纽带,是博物馆资源的开发利用者,也是学生在博物馆开展学习活动的规划执行者。在日本,学校教师可在博物馆工作1~3年,协助馆方开展与学校教育的合作活动,并进行相关研究[8]。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组织了教育顾问团对教师进行培训,这表明其已经认识到了教师在馆校合作中的重要性。但是,这种由博物馆单方面构建的平台,由于没有相关制度的保障,参与的教师往往仅靠个人的热情,投入的精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我们只有从制度层面上将馆校合作纳入教育体系中,将教师参与馆校合作与其职业发展衔接,才能从根本上调动教师参与馆校合作的积极性。
(五)馆校合作需要第三方的介入
博物馆长期以来侧重于展览、研究、保护等专业领域,忽视了社会教育工作,因此即使近年来其教育职能不断得到强化,博物馆有着强烈的参与中小学非正式教育的愿望,但长期存在的行业壁垒、人才储备和教育课程专业能力的不足,阻碍了其愿望的实现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因此,专业教育研究机构的介入,可以有效弥补该领域的不足。此外,通过第三方社会教育机构的运营,博物馆能突破服务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达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配送,比如,游学活动、夏令营、到学校的驻校服务等活动。通过与馆外资源的对接、融合,博物馆能扩大自身教育的影响力。
深层次、有效的馆校合作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将馆校合作纳入教育体系;馆校双方要抛开行政的考量,明确合作的价值在于让学生真正掌握知识;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学校与博物馆成为成长伙伴;将教师参与馆校合作与其职业发展衔接起来,从根本上调动教师参与馆校合作的积极性;专业教育研究机构、社会教育运营机构等第三方的参与,不但能增强双方的专业性,而且有助于实现博物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配送。
教育不再只发生在教室,博物馆与学校同为教育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及学校教育系统的改革,二者为了共同的教育目标通力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宋娴.博物馆与学校合作机制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郑奕.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郭庆.“馆校合作”模式的深入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6(21):182-183.
王英琼.馆校合作发挥图书馆阵地优势的思考[J].课程教育研究,2020(41):125-126.
宋娴,孙阳.西方馆校合作:演进、现状及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13,42(12):103-111.
乔璐. 关于馆校结合教育的发展和研究[A]. 中国科普研究所.面向新时代的馆校结合·科学教育:第十届馆校结合科学教育论坛论文集[C].北京:中国科普研究所,2018:5.
马伟丽.史密森博物学院:馆校合作的标杆[J].中国民族教育,2017(05):27-28.
王乐.馆校合作的反思与重构: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6(10):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