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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迎来了大众化时代，而且在规模上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然而，大国不等于强国，中国距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强国还有不小的差距，还缺少一批能与世界一流大学平等对话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此，中国的大学领导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于变革的坚持和对于世界的关注。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的过程中，她不仅面临和其他学校相同的问题，而且遭遇独特的挑战，即如何传承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的优势特色，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新形势下的教师教育改革。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教育学部从提出到成立，都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改革方面的一次重磅出击，力图通过资源整合和学科融合，将原来的教育管理学院、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学院等单位组合起来，打造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航母，使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实现在全球教育学科格局中的比较优势和领先地位。
为进一步理解这些变革的实施背景和运转现状，我们对北京师范大学钟秉林校长进行了专访。尽管钟校长一再谦虚地表示自己在教育基本理论方面还比较薄弱，但多年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却使他拥有许多科班教育学学者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比如，钟校长对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方面的热点问题比较敏感，能够关注和提出一些有反思价值的问题；同时，因为出身理工背景，他对于教育问题的系统化分析和逻辑性建构，以及探索教育科学研究时体现的一些新思路，也着实令人叹服。
记者：教育部2007年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已经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在收获越来越多的高水平人力资源时，全社会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即如何思考并规划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人才观及其与精英教育之间的关系，对此您如何看待？
校长：美国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一个理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属精英化阶段，大于15%小于50%为大众化阶段，大于50%为普及化阶段。根据这一标准，中国目前正处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与精英教育阶段相比，其质量观和人才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对于多样化的强烈诉求。社会本身是一个功能结构复杂的大系统，它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分层次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既需要学术型和精英型人才，也需要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职业在不断变化，大学的学科专业也在不断调整。因此，人才的内涵必然会随之变化，应该树立富有时代特色和符合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人才观，重构符合市场多样化需求和不同类型学校特点的多元化的质量观。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用一种标准、同一个尺度去考量所有高校的质量，从而得出质量很高或质量滑坡等结论，是一种很不科学的做法。在中国，人才观的内涵其实一直是在不断变化的。传统的人才观更看重知识的掌握；上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关于面包和猎枪的经典论断，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人才观，即学校应当提供给学生一把“猎枪”，而不是面包与水，所谓“猎枪”是指扎实的基础知识与正确的学习方法。这体现了人才观从一维向二维的转变，即从过去只注重对学生知识的传授，转向同时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各大学都在讨论、探索如何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提出要重视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综合培养和共同提高，从而形成了三维的人才观。总之，对于当前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其他方面工作的评价，应该以多样化的人才观和质量观为基础，才会比较科学、合理。
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系，首先我认为，根据毛入学率划定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培养精英人才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次，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同样需要精英教育，即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因此，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应该有一批学校，如“985”大学和相当数量的一批“211”大学，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精英人才上，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高质量的高端人才的需求。
记者：当前，中国一些知名高校都在争建世界一流大学或知名高水平大学，能否结合北京师范大学的相关思考及实践谈谈您的看法。
校长：我个人认为，不管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是知名高水平大学，其关键是在确定学校的定位、发展目标和制定战略规划时，要体现出一流的意识。我从来不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提法是少数几所学校的专利。从国外的情况看，研究型大学可以成为一流大学，教学型大学同样可以成为一流大学。美国每年都会公布一个非官方的大学综合排名，每年都会有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教学型大学进入排行榜前50名，如达特茅斯大学（Dartmouth College）等。这说明，不管哪个层次的大学，只要定位准确，并且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具有特色，都可以建成一流大学。未来，中国的高职高专院校甚至民办高等院校也同样可以出现一流大学。中国的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科学定位，在正确的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在实事求是和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自己学校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资源分布、优势特色，以及国家和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最终确定其发展定位和战略目标。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我们在百年校庆前后通过教育思想大讨论确立了学校的定位和发展目标，解决了制约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瓶颈”问题；在去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试点活动中，通过教育创新大讨论，这一定位和发展目标再次得到确认，并在校内干部师生中形成了高度共识，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尽管在具体办学实践中还会遇到很多实际问题和困难，如教师队伍、体制机制、办学空间、办学经费等，但我认为，只要全校师生团结奋斗，坚持科学发展，不断深化改革，学校的发展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北京师范大学确定的建设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目标有其明确的内涵和实现策略。所谓“综合性”和“研究型”，在学科建设方面，是指在文、理为主的学科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有选择地发展，形成文、理、工、管协调发展的学科结构布局，并高度重视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人才培养方面，是指构建科学的专业体系和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将人才培养层次适当上移，从过去以本科教育为主，发展到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同时进一步营造综合化的育人氛围；在科学研究方面，是指从过去的以基础研究为主，发展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努力为社会作出全方位的贡献。所谓“有特色”，是指巩固和强化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的优势和特色。特色是大学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是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的重要载体，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无论如何都不会丢掉的。例如教师教育，首先，这一优势特色的形成已经有107年的悠久历史，并已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以及生命力所在；其次，全国有巨大的教师教育市场和广泛的社会需求；因此我们不应该，也没有理由放弃；当然，强化特色也要与时俱进，要在学科综合和高学术水平的平台上构建多元化的教师培养体系，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化的研究型教师。
坚持内涵发展是实现北京师范大学发展目标的主要途径，即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突出特色、自主创新的发展思路，把重心放在对学校的学科结构、专业设置、院系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和优化上，放在提高质量和效益上，而不是外延扩张，白手起家，盲目追求所谓“大而全”。比如，我校在地理学、生物学、化学等文理优势学科的基础上，结合社会需求，发展起了环境科学与技术这个工程学科，由于学科建设起点高，因此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进入全国前列。又比如，我是学机械制造专业的，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有人建议在北京师范大学也建设相关学科，但我并不认同。因为一个学科的发展，除了研究团队、科研项目和经费、实验设施之外，还要有其他学科的支撑，机械学科最重要的支撑学科之一是力学，而北京师范大学却没有力学这个学科，如果发展机械学科，很可能若干年后还是排在全国的后面。我不主张采取这种低效益的外延式发展路径。
还应着重指出，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得益于其非常厚重的人文底蕴和优良的办学传统，以及多任老校长在任期间对办学使命的把握。上世纪30年代的老校长李蒸曾说过：“师范大学对于国家负有双重的使命：（一）为实施教育专业训练培养中等学校师资、教育行政人员及研究教育学术专才；（二）研究高深学术，探讨文理教育各科之真理”，即培养教师和发展学术并重。后来，陈垣老校长又提出要坚持教学和科研并重。改革开放之后，学校提出建成“两个中心”，即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的办学思路。百年校庆之际，学校提出建设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这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的创新。
加强学科建设，坚持以科研促进教学，并不是要削弱甚至放弃教师教育，而是要与时俱进，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的优势和特色，借助于学科综合和高学术水平的平台，瞄准社会对教师的高端需求，培养学科基础宽厚、教育基本理论和技能比较强的高素质教师。在我看来，所谓学术性与师范性，或综合性与有特色，或强化办学特色与实现综合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综合化的学科优势和学术氛围，为进一步强化办学特色提供高水平支撑平台；另一方面，只有突出特色，才能形成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学校战略发展目标。强调综合化发展，把北师大建设成为综合性大学，就是要藉综合化的学科平台和学术氛围，进一步强化社会最认可的北师大的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的优势特色，提升教师教育的水平和层次。我校办学目标中所提出的“综合性”，不是简单指学校规模的扩张和学科数量的增加，而是要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强调学科间的多元互补和交叉融合，强调营造培养创新型人才所需要的综合学术氛围，实现学校办学效益的最大化。
记者：在您的上述分析中，加强学科建设无疑是促进北京师范大学向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进军的一项重要举措。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又在酝酿并实行对教育学科进行改革，成立了教育学部，请介绍一下其成立的初衷和意义。
校长：近些年，北京师范大学一直试图对教师教育学科进行改革，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体现为构建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这主要包括：第一，招收免费师范生，在校期间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毕业之后承担相应义务，去基础教育战线做教师；第二，推行双学位制度，学生可以辅修教育学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去做教师；第三，对全校学生开设教师教育模块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包括参加教育实习实践之后，可以拿到结业证和教师资格证书，毕业以后可以当老师，目前还有不少硕士研究生选修这个模块；第四，探索 “4＋2”教师培养模式，把本科四年和研究生两年打通培养，本科按照学科培养，学生可以获得文学士、理学士或是工学士学位；乐教、适教者通过考核进入教育学院学习两年后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到重点中学工作，这一模式已经实行七年了，就业率100%；第五，传统的课程教学论方向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这种多样化的教师培养体系的实质是尊重学生的选择，注重发挥他们的个性和特长。
教育学部的成立是学校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历经三年酝酿、半年筹建，教育学部已经在今年6月28 日正式成立。过去，在师范院校的专业设置布局中，师范专业是针对中学课程开设的，各个院系基本上都涉及教师培养。本世纪初我们曾做过一次调整，把几个系和研究所合并组建了教育学院，同时还相对独立地保留了教育技术学院和教育管理学院。这次改革是在上一次整合的基础上，对学校的教师教育资源和教育学科资源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今后所有涉及教师教育、教育学科研究方面的各种资源都将集中在教育学部。我个人认为这有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这是践行科学发展观、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长期以来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新形势下也存在着人力资源相对分散、学术管理水平不高、政策研究敏感性不强、研究方法有待创新等问题。顺应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学科发展趋势，进一步整合教育学科资源，促进教育类相关学科的融合和互补，将为提升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研究政策服务水平和教师教育质量搭建更加宽广的平台。第二，这是强化办学特色、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重大举措。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北京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等方面形成了突出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进入新世纪，学校确立了建设“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稳定规模、优化结构、突出特色、自主创新”的发展思路。在实现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学校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通行做法，不失时机地在整合教育类二级学院和系所的基础上组建教育学部，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和院系布局，在学科综合和高学术水平的平台上创新教师教育培养体系，这将有助于整体提升教育科学综合实力和教师教育水平，形成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学校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这是改革校内管理体制、改善学校管理效能的重要尝试。国外大学内部的学院设置数一般在10个左右，而中国大学则达到20个左右，甚至30、40个以上。大学内部二级实体院系设置过多、管理跨度过大，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校级权力过分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决策力和执行力削弱，以及“行政化”、“官本位”等现象。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观念的更新和体制的创新。教育学部的组建以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为核心，依托二级学科建设实体学术机构，根据重大需求建设综合交叉平台，通过专业化的行政体系建设提高管理服务能力，力求建立起教师培养培训、教育科学研究、教育文化产业一体化的新机制。学校将把更多的管理权下放到教育学部，学部内部将做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既有分离、又有渗透、各司其职。行政管理方面的职能，由学部行政部门统一行使；学术方面的事务，则完全以教师为主管理；担任学部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不能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学术机构负责人通过竞争产生，不设行政级别。这将为学校优化治理架构、探索扁平化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益积累宝贵的经验。
记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虽只寥寥数语，却点透了大学与大师的密切关系。对此，您有什么体会？今年两会已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方面说明国家和政府对于中国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这一工作还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对此，您认为应从哪些层面进行突破，能否预测一下未来教师教育的发展走向。
校长:首先，我非常赞同这一精辟论断。大学的核心是学术，而学术发展的根基在于教师，包括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教师个人的素质能力和他们的学术造诣。一所大学要想实现可持续、高水平的发展，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其次，梅贻琦先生关于大学与大师的论断，是在大学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的前提下的深入分析。我们现在强调大师的重要性，关键是如何培养大师、稳住大师。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上大学的确比过去容易多了，但高等教育面临的压力却依然很大。一方面，老百姓接受高等教育的心理预期值变化很快，社会公众迫切需求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即要上好学校、好专业；另一方面，中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好大学、好专业太少，这就构成了目前的主要矛盾。怎么去解决，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多办好大学、好专业。然而，尽管这是治本之策，但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其特点之一就是需要积累、周期性长，提高质量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诚然，如果经费充足并规划得当，可以很快地改善硬件条件；全校干部教师团结拼搏，也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提升管理水平；除此之外，一所大学的人文底蕴，优良的传统和校风学风的形成也非常重要，这绝非一二十年或者二三十年可以形成。因而我认为，社会公众要求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主要矛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要存在，以至出现了“下移”的现象。为了让孩子上好大学，就要上好高中、好初中、好小学，甚至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隐藏在择校风、辅导热、“条子生”等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家长和学生们对于好学校、好教师的认可和追求。
教师教育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出台了很多重要举措，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和解决。比如，如何确定教师职前培养阶段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如何平衡学科课程和教育学课程、理论要求和实践能力要求？如何对毕业生进行入职教育、职后培养和培训？当前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教师教育的大学化。今后绝大多数教师都要在大学培养，要求他们具有高素质、高学历。第二，教师来源多样化。过去，教师是由200多所师范院校培养，采用的是单一型、封闭式的培养模式；现在，不仅师范院校可以培养，综合性大学也积极参与教师教育，形成了开放性的竞争格局。这是大势所趋。第三，教师职前职后培养一体化。以前，师范大学主要承担教师的职前培养，而职后培训主要由地方教育学院负责，今后要由分离走向衔接，大学应承担有计划、系统性的教师职后培养培训任务。第四，教师职业专业化。教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既要具有符合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也要具有通过认证的教师资格证书，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前两个趋势，欧美国家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至于后两个趋势，我个人认为也是当今国际教师教育发展的共同走向。
记者：今年3月20日，您出席了“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成立仪式暨高层论坛。在会上，您和与会的其他校长都认为大学校长的工作面临许多挑战，能否具体谈一下您目前遇到的最大挑战？
校长：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谈一下我对大学校长基本素质的认识。作为校长，除了诸如政治素质、人文素质等最基本的素质以外，还需要具备四个重要素质。第一，规划能力。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校长需要和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在先进的办学理念指导下明晰学校定位、确定发展目标并制定发展战略规划，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第二，管理或组织协调能力。大学与政府机关、企业不同，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并存。学术权力是以教授为代表的，保证大学特性和教授治学的一种自下而上的松散性权力；行政权力是以科层制为特点的，保证学校整体高效运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权力。两种权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作用，如何平衡这两种权力，对大学校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三，社会活动或社会公关能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学校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它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已经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大学校长应该通过社会活动让政府和社会了解学校的定位和发展目标以及现实困难，求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为学校争取更多的办学资源。第四，学术造诣。具备一定的学术造诣，可以使校长与教授及学生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在学校做行政决策以及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时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提高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
其次，谈一下我对大学基本功能的认识。目前，大家公认大学有三大基本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我个人认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行的。《高等教育法》中有三个条款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不可否认，大学的发展需要加强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需要发挥大学的辐射功能，主动服务社会；但与科研院所不同，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还承载着人才培养的功能。比如，大学的科研过程也是让学生介入以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对学生进行培养的过程，学生已经成为大学科学研究的生力军。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教学工作是学校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本科教育教学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在这些问题上往往是知易行难，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重论文、轻教材，重学术、轻管理等现象，其原因之一是教学工作周期较长，成果显示度低。因此，要把科研资源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如把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转化为教学过程中的教材、课程、实验等，需要在管理、政策、激励机制以及教师考核制度等方面予以导向和倾斜，调动教师参与教学改革和建设的积极性。
在明确了上面两个认识之后，再谈一下当前遇到的主要挑战。第一，观念上的挑战。即如何坚持与时俱进、探索创新，注重更新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并力图使办学理念、发展定位、战略目标等在全校干部教师中形成高度共识，凝聚人心，这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二，发展上的挑战。即如何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近些年，通过坚持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在北师大1 600多名教师当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已经超过78%，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今后的重点是优化学缘结构和培养领军式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学缘不同的教师一起共事，不同学术思想之间碰撞和交锋，有助于学术创新。在学生层次结构上，在校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的比例已经调整到42：48：10，今后的重点是改善培养质量，并进一步提高留学生中学位生的比例。第三，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挑战。即如何将优秀人才和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增加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国际声誉。当然，制约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办学空间和办学经费问题也是重要的挑战。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和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有关。众所周知，每一所大学校训的形成，其背后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诸多生动的人物和故事，您认为应如何让学生切身体察先辈们构筑的精神？
校长：一所学校的文化建设非常重要，学校办学历史越长，人文积淀越深厚，办学传统、校风学风也就体现得越突出，有些内涵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像北京师范大学总结的十六字办学传统：“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并不是学生读了之后就可以做到，他需要体验一种生活，在生活中接触学校的教师以及校园环境，接受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这不是单靠说教或灌输就可以实现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是启功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对北京师范大学校风和学风的一个总结，主要蕴含了做学问和做事情两方面的内容。所谓“学为人师”，是指知识、能力和素质应该成为后学的师表；所谓“行为世范”，是指思想和行为要成为社会的楷模，这个校训归纳得非常精辟，且最后两个字紧扣师范。此外，这一校训还与我们“治学修身，兼济天下”的育人理念密切联系、相得益彰。后者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具有高深的学问和良好的自我修养，还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总之，不管是办学传统、校训还是育人理念，都是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凝练出来的，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访谈人物简介
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英国卡迪夫大学名誉副校长。1969年北京四中毕业后去延安插队，1977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1987年于南京工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1994年于英国威尔士大学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副校长，1996年调任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司长，1998年7月起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1年4月底，经国务院批准，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对于钟校长而言，进行高等教育研究，已从最初的工作需要（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需要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指导，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则需要明晰并研究办学规划、理念、思路以及高等教育政策、管理等方面），逐渐转变成一种兴趣。虽然并非教育学科班出身，但自上大学以来，钟校长就一直没有脱离过高等教育领域，已在高等教育和教师教育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成绩。
责任编辑 邓明茜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的过程中，她不仅面临和其他学校相同的问题，而且遭遇独特的挑战，即如何传承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的优势特色，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新形势下的教师教育改革。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教育学部从提出到成立，都引起了我们的关注。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改革方面的一次重磅出击，力图通过资源整合和学科融合，将原来的教育管理学院、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学院等单位组合起来，打造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航母，使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实现在全球教育学科格局中的比较优势和领先地位。
为进一步理解这些变革的实施背景和运转现状，我们对北京师范大学钟秉林校长进行了专访。尽管钟校长一再谦虚地表示自己在教育基本理论方面还比较薄弱，但多年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却使他拥有许多科班教育学学者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比如，钟校长对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方面的热点问题比较敏感，能够关注和提出一些有反思价值的问题；同时，因为出身理工背景，他对于教育问题的系统化分析和逻辑性建构，以及探索教育科学研究时体现的一些新思路，也着实令人叹服。
记者：教育部2007年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已经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在收获越来越多的高水平人力资源时，全社会都在关注一个问题，即如何思考并规划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人才观及其与精英教育之间的关系，对此您如何看待？
校长：美国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一个理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属精英化阶段，大于15%小于50%为大众化阶段，大于50%为普及化阶段。根据这一标准，中国目前正处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与精英教育阶段相比，其质量观和人才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对于多样化的强烈诉求。社会本身是一个功能结构复杂的大系统，它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分层次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既需要学术型和精英型人才，也需要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职业在不断变化，大学的学科专业也在不断调整。因此，人才的内涵必然会随之变化，应该树立富有时代特色和符合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人才观，重构符合市场多样化需求和不同类型学校特点的多元化的质量观。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用一种标准、同一个尺度去考量所有高校的质量，从而得出质量很高或质量滑坡等结论，是一种很不科学的做法。在中国，人才观的内涵其实一直是在不断变化的。传统的人才观更看重知识的掌握；上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关于面包和猎枪的经典论断，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人才观，即学校应当提供给学生一把“猎枪”，而不是面包与水，所谓“猎枪”是指扎实的基础知识与正确的学习方法。这体现了人才观从一维向二维的转变，即从过去只注重对学生知识的传授，转向同时注重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各大学都在讨论、探索如何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提出要重视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综合培养和共同提高，从而形成了三维的人才观。总之，对于当前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其他方面工作的评价，应该以多样化的人才观和质量观为基础，才会比较科学、合理。
至于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系，首先我认为，根据毛入学率划定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培养精英人才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次，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同样需要精英教育，即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因此，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应该有一批学校，如“985”大学和相当数量的一批“211”大学，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精英人才上，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高质量的高端人才的需求。
记者：当前，中国一些知名高校都在争建世界一流大学或知名高水平大学，能否结合北京师范大学的相关思考及实践谈谈您的看法。
校长：我个人认为，不管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还是知名高水平大学，其关键是在确定学校的定位、发展目标和制定战略规划时，要体现出一流的意识。我从来不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提法是少数几所学校的专利。从国外的情况看，研究型大学可以成为一流大学，教学型大学同样可以成为一流大学。美国每年都会公布一个非官方的大学综合排名，每年都会有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教学型大学进入排行榜前50名，如达特茅斯大学（Dartmouth College）等。这说明，不管哪个层次的大学，只要定位准确，并且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具有特色，都可以建成一流大学。未来，中国的高职高专院校甚至民办高等院校也同样可以出现一流大学。中国的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科学定位，在正确的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在实事求是和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自己学校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资源分布、优势特色，以及国家和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最终确定其发展定位和战略目标。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我们在百年校庆前后通过教育思想大讨论确立了学校的定位和发展目标，解决了制约学校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瓶颈”问题；在去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试点活动中，通过教育创新大讨论，这一定位和发展目标再次得到确认，并在校内干部师生中形成了高度共识，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尽管在具体办学实践中还会遇到很多实际问题和困难，如教师队伍、体制机制、办学空间、办学经费等，但我认为，只要全校师生团结奋斗，坚持科学发展，不断深化改革，学校的发展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北京师范大学确定的建设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目标有其明确的内涵和实现策略。所谓“综合性”和“研究型”，在学科建设方面，是指在文、理为主的学科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有选择地发展，形成文、理、工、管协调发展的学科结构布局，并高度重视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在人才培养方面，是指构建科学的专业体系和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将人才培养层次适当上移，从过去以本科教育为主，发展到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同时进一步营造综合化的育人氛围；在科学研究方面，是指从过去的以基础研究为主，发展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努力为社会作出全方位的贡献。所谓“有特色”，是指巩固和强化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的优势和特色。特色是大学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是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的重要载体，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无论如何都不会丢掉的。例如教师教育，首先，这一优势特色的形成已经有107年的悠久历史，并已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以及生命力所在；其次，全国有巨大的教师教育市场和广泛的社会需求；因此我们不应该，也没有理由放弃；当然，强化特色也要与时俱进，要在学科综合和高学术水平的平台上构建多元化的教师培养体系，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化的研究型教师。
坚持内涵发展是实现北京师范大学发展目标的主要途径，即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突出特色、自主创新的发展思路，把重心放在对学校的学科结构、专业设置、院系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和优化上，放在提高质量和效益上，而不是外延扩张，白手起家，盲目追求所谓“大而全”。比如，我校在地理学、生物学、化学等文理优势学科的基础上，结合社会需求，发展起了环境科学与技术这个工程学科，由于学科建设起点高，因此能够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进入全国前列。又比如，我是学机械制造专业的，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有人建议在北京师范大学也建设相关学科，但我并不认同。因为一个学科的发展，除了研究团队、科研项目和经费、实验设施之外，还要有其他学科的支撑，机械学科最重要的支撑学科之一是力学，而北京师范大学却没有力学这个学科，如果发展机械学科，很可能若干年后还是排在全国的后面。我不主张采取这种低效益的外延式发展路径。
还应着重指出，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得益于其非常厚重的人文底蕴和优良的办学传统，以及多任老校长在任期间对办学使命的把握。上世纪30年代的老校长李蒸曾说过：“师范大学对于国家负有双重的使命：（一）为实施教育专业训练培养中等学校师资、教育行政人员及研究教育学术专才；（二）研究高深学术，探讨文理教育各科之真理”，即培养教师和发展学术并重。后来，陈垣老校长又提出要坚持教学和科研并重。改革开放之后，学校提出建成“两个中心”，即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的办学思路。百年校庆之际，学校提出建设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这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的创新。
加强学科建设，坚持以科研促进教学，并不是要削弱甚至放弃教师教育，而是要与时俱进，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的优势和特色，借助于学科综合和高学术水平的平台，瞄准社会对教师的高端需求，培养学科基础宽厚、教育基本理论和技能比较强的高素质教师。在我看来，所谓学术性与师范性，或综合性与有特色，或强化办学特色与实现综合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综合化的学科优势和学术氛围，为进一步强化办学特色提供高水平支撑平台；另一方面，只有突出特色，才能形成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学校战略发展目标。强调综合化发展，把北师大建设成为综合性大学，就是要藉综合化的学科平台和学术氛围，进一步强化社会最认可的北师大的教师教育和教育科学的优势特色，提升教师教育的水平和层次。我校办学目标中所提出的“综合性”，不是简单指学校规模的扩张和学科数量的增加，而是要在提高质量的基础上强调学科间的多元互补和交叉融合，强调营造培养创新型人才所需要的综合学术氛围，实现学校办学效益的最大化。
记者：在您的上述分析中，加强学科建设无疑是促进北京师范大学向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进军的一项重要举措。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又在酝酿并实行对教育学科进行改革，成立了教育学部，请介绍一下其成立的初衷和意义。
校长：近些年，北京师范大学一直试图对教师教育学科进行改革，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体现为构建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这主要包括：第一，招收免费师范生，在校期间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毕业之后承担相应义务，去基础教育战线做教师；第二，推行双学位制度，学生可以辅修教育学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去做教师；第三，对全校学生开设教师教育模块课程，修满规定学分，包括参加教育实习实践之后，可以拿到结业证和教师资格证书，毕业以后可以当老师，目前还有不少硕士研究生选修这个模块；第四，探索 “4＋2”教师培养模式，把本科四年和研究生两年打通培养，本科按照学科培养，学生可以获得文学士、理学士或是工学士学位；乐教、适教者通过考核进入教育学院学习两年后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到重点中学工作，这一模式已经实行七年了，就业率100%；第五，传统的课程教学论方向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这种多样化的教师培养体系的实质是尊重学生的选择，注重发挥他们的个性和特长。
教育学部的成立是学校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历经三年酝酿、半年筹建，教育学部已经在今年6月28 日正式成立。过去，在师范院校的专业设置布局中，师范专业是针对中学课程开设的，各个院系基本上都涉及教师培养。本世纪初我们曾做过一次调整，把几个系和研究所合并组建了教育学院，同时还相对独立地保留了教育技术学院和教育管理学院。这次改革是在上一次整合的基础上，对学校的教师教育资源和教育学科资源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今后所有涉及教师教育、教育学科研究方面的各种资源都将集中在教育学部。我个人认为这有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这是践行科学发展观、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长期以来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新形势下也存在着人力资源相对分散、学术管理水平不高、政策研究敏感性不强、研究方法有待创新等问题。顺应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和学科发展趋势，进一步整合教育学科资源，促进教育类相关学科的融合和互补，将为提升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研究政策服务水平和教师教育质量搭建更加宽广的平台。第二，这是强化办学特色、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重大举措。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北京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等方面形成了突出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进入新世纪，学校确立了建设“综合性、有特色、研究型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稳定规模、优化结构、突出特色、自主创新”的发展思路。在实现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学校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通行做法，不失时机地在整合教育类二级学院和系所的基础上组建教育学部，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和院系布局，在学科综合和高学术水平的平台上创新教师教育培养体系，这将有助于整体提升教育科学综合实力和教师教育水平，形成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加快学校发展目标的实现。第三，这是改革校内管理体制、改善学校管理效能的重要尝试。国外大学内部的学院设置数一般在10个左右，而中国大学则达到20个左右，甚至30、40个以上。大学内部二级实体院系设置过多、管理跨度过大，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校级权力过分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决策力和执行力削弱，以及“行政化”、“官本位”等现象。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观念的更新和体制的创新。教育学部的组建以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为核心，依托二级学科建设实体学术机构，根据重大需求建设综合交叉平台，通过专业化的行政体系建设提高管理服务能力，力求建立起教师培养培训、教育科学研究、教育文化产业一体化的新机制。学校将把更多的管理权下放到教育学部，学部内部将做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既有分离、又有渗透、各司其职。行政管理方面的职能，由学部行政部门统一行使；学术方面的事务，则完全以教师为主管理；担任学部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不能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学术机构负责人通过竞争产生，不设行政级别。这将为学校优化治理架构、探索扁平化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益积累宝贵的经验。
记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虽只寥寥数语，却点透了大学与大师的密切关系。对此，您有什么体会？今年两会已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方面说明国家和政府对于中国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这一工作还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对此，您认为应从哪些层面进行突破，能否预测一下未来教师教育的发展走向。
校长:首先，我非常赞同这一精辟论断。大学的核心是学术，而学术发展的根基在于教师，包括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教师个人的素质能力和他们的学术造诣。一所大学要想实现可持续、高水平的发展，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其次，梅贻琦先生关于大学与大师的论断，是在大学具备基本办学条件的前提下的深入分析。我们现在强调大师的重要性，关键是如何培养大师、稳住大师。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上大学的确比过去容易多了，但高等教育面临的压力却依然很大。一方面，老百姓接受高等教育的心理预期值变化很快，社会公众迫切需求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即要上好学校、好专业；另一方面，中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好大学、好专业太少，这就构成了目前的主要矛盾。怎么去解决，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拓展优质教育资源，多办好大学、好专业。然而，尽管这是治本之策，但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其特点之一就是需要积累、周期性长，提高质量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诚然，如果经费充足并规划得当，可以很快地改善硬件条件；全校干部教师团结拼搏，也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提升管理水平；除此之外，一所大学的人文底蕴，优良的传统和校风学风的形成也非常重要，这绝非一二十年或者二三十年可以形成。因而我认为，社会公众要求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主要矛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要存在，以至出现了“下移”的现象。为了让孩子上好大学，就要上好高中、好初中、好小学，甚至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隐藏在择校风、辅导热、“条子生”等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家长和学生们对于好学校、好教师的认可和追求。
教师教育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出台了很多重要举措，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和解决。比如，如何确定教师职前培养阶段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如何平衡学科课程和教育学课程、理论要求和实践能力要求？如何对毕业生进行入职教育、职后培养和培训？当前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教师教育的大学化。今后绝大多数教师都要在大学培养，要求他们具有高素质、高学历。第二，教师来源多样化。过去，教师是由200多所师范院校培养，采用的是单一型、封闭式的培养模式；现在，不仅师范院校可以培养，综合性大学也积极参与教师教育，形成了开放性的竞争格局。这是大势所趋。第三，教师职前职后培养一体化。以前，师范大学主要承担教师的职前培养，而职后培训主要由地方教育学院负责，今后要由分离走向衔接，大学应承担有计划、系统性的教师职后培养培训任务。第四，教师职业专业化。教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既要具有符合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也要具有通过认证的教师资格证书，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前两个趋势，欧美国家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至于后两个趋势，我个人认为也是当今国际教师教育发展的共同走向。
记者：今年3月20日，您出席了“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成立仪式暨高层论坛。在会上，您和与会的其他校长都认为大学校长的工作面临许多挑战，能否具体谈一下您目前遇到的最大挑战？
校长：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谈一下我对大学校长基本素质的认识。作为校长，除了诸如政治素质、人文素质等最基本的素质以外，还需要具备四个重要素质。第一，规划能力。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校长需要和领导班子成员一起，在先进的办学理念指导下明晰学校定位、确定发展目标并制定发展战略规划，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第二，管理或组织协调能力。大学与政府机关、企业不同，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并存。学术权力是以教授为代表的，保证大学特性和教授治学的一种自下而上的松散性权力；行政权力是以科层制为特点的，保证学校整体高效运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权力。两种权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作用，如何平衡这两种权力，对大学校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三，社会活动或社会公关能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学校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它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已经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大学校长应该通过社会活动让政府和社会了解学校的定位和发展目标以及现实困难，求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从而为学校争取更多的办学资源。第四，学术造诣。具备一定的学术造诣，可以使校长与教授及学生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在学校做行政决策以及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时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提高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
其次，谈一下我对大学基本功能的认识。目前，大家公认大学有三大基本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我个人认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行的。《高等教育法》中有三个条款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不可否认，大学的发展需要加强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需要发挥大学的辐射功能，主动服务社会；但与科研院所不同，大学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还承载着人才培养的功能。比如，大学的科研过程也是让学生介入以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对学生进行培养的过程，学生已经成为大学科学研究的生力军。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教学工作是学校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本科教育教学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在这些问题上往往是知易行难，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重论文、轻教材，重学术、轻管理等现象，其原因之一是教学工作周期较长，成果显示度低。因此，要把科研资源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如把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转化为教学过程中的教材、课程、实验等，需要在管理、政策、激励机制以及教师考核制度等方面予以导向和倾斜，调动教师参与教学改革和建设的积极性。
在明确了上面两个认识之后，再谈一下当前遇到的主要挑战。第一，观念上的挑战。即如何坚持与时俱进、探索创新，注重更新教育思想、转变教育观念，并力图使办学理念、发展定位、战略目标等在全校干部教师中形成高度共识，凝聚人心，这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二，发展上的挑战。即如何坚持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近些年，通过坚持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在北师大1 600多名教师当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已经超过78%，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今后的重点是优化学缘结构和培养领军式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学缘不同的教师一起共事，不同学术思想之间碰撞和交锋，有助于学术创新。在学生层次结构上，在校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的比例已经调整到42：48：10，今后的重点是改善培养质量，并进一步提高留学生中学位生的比例。第三，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挑战。即如何将优秀人才和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增加国际话语权，不断提高国际声誉。当然，制约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办学空间和办学经费问题也是重要的挑战。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和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有关。众所周知，每一所大学校训的形成，其背后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诸多生动的人物和故事，您认为应如何让学生切身体察先辈们构筑的精神？
校长：一所学校的文化建设非常重要，学校办学历史越长，人文积淀越深厚，办学传统、校风学风也就体现得越突出，有些内涵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像北京师范大学总结的十六字办学传统：“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并不是学生读了之后就可以做到，他需要体验一种生活，在生活中接触学校的教师以及校园环境，接受一种潜移默化的熏陶，这不是单靠说教或灌输就可以实现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是启功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对北京师范大学校风和学风的一个总结，主要蕴含了做学问和做事情两方面的内容。所谓“学为人师”，是指知识、能力和素质应该成为后学的师表；所谓“行为世范”，是指思想和行为要成为社会的楷模，这个校训归纳得非常精辟，且最后两个字紧扣师范。此外，这一校训还与我们“治学修身，兼济天下”的育人理念密切联系、相得益彰。后者要求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具有高深的学问和良好的自我修养，还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总之，不管是办学传统、校训还是育人理念，都是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凝练出来的，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访谈人物简介
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英国卡迪夫大学名誉副校长。1969年北京四中毕业后去延安插队，1977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1987年于南京工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1994年于英国威尔士大学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副校长，1996年调任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司长，1998年7月起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1年4月底，经国务院批准，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对于钟校长而言，进行高等教育研究，已从最初的工作需要（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需要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指导，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则需要明晰并研究办学规划、理念、思路以及高等教育政策、管理等方面），逐渐转变成一种兴趣。虽然并非教育学科班出身，但自上大学以来，钟校长就一直没有脱离过高等教育领域，已在高等教育和教师教育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成绩。
责任编辑 邓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