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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10日，记者电话预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当天，方老在电子邮箱中回复：“徐峰同志：发来的采访提纲收到。我只是一个新闻史的教师，今年88了，岁数大了，目前除每年带一名博士生外，早已不上课和不写文章了。新闻理论的问题没研究，提纲涉及的有些内容，未必都能发表意见，倘承垂询，也只能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了。”
10月12日14时40分，记者来到方老楼下电梯走廊。看看还有20分钟，记者想找个人问清楚“门道”，待14时58分再按门铃。这时，一楼电梯门开了，走出一位个头不高、头发花白、年龄像60多岁的慈祥老人。“您好，请问110号（编号）是从这里上去吗？” “是啊，这是我家呀！”记者喜出望外，“您好，您是方汉奇教授吧，我是内蒙古日报社的徐峰。”“你来早了，我取上报纸，咱们再上去。”
方老准确无误的时间观念，着实让我惊叹，同时也暗自庆幸——又多了20分钟的采访时间。
进入方老的书房，看见书房四壁都是书架，茶几上、电脑桌上都是书。方老精神矍铄，动作敏捷地在茶几上找了个能放得下杯子的地方，提起大暖壶，给记者沏了一杯茶。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去过内蒙古。从呼和浩特、包头、锡林郭勒到赤峰，走了一圈。‘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内蒙古确实很美。”方老笑着说：“但是，没有看到风吹草低的景象。内蒙古天高云淡，很有特色，保存了完整的草原形态。马波（老鬼）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后来写出小说《血色黄昏》。”
方老从内蒙古谈起，让记者感觉亲切，紧张的心情放松不少。
说起方老，业内人士大多都知道，他是我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方老1926年12月出生，今年88岁，其学术足迹大体分为3个阶段。
1978年前的28年：成长跟着运动转
1946年，方老考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念大学。1950年，方老毕业离校后，被当时的系主任马荫良先生拉到由他负责组建并担任馆长的上海新闻图书馆（《解放日报》主办），在那里工作了3年，担任研究组的馆员，从事旧报史料的整理工作，整天跟老报人打交道，同时也搞一些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1951年，方老应邀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新闻史专题的课，由此开始了在高等学校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尝试。
1953年，方老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新闻史。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整个建制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进北京大学起，方老相继赶上了思想改造、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批胡适、整风“反右”、拔白旗插红旗等政治运动。到中国人民大学后，又赶上了“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其间，除了屡屡受到批判之外，还要按照当时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针，不时地下去劳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方老正好40岁，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干起活来是强劳动力。方老的体会是知识分子只要体质好，过劳动关并不难。1969年11月，方老作为第一批“五七”战士去了位于江西余江的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
当时下干校去的时候.方老就已经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了。当时觉得当工人、农民也挺好的，一切听从安排，不敢有非分之想，只希望整个国家好、大家才能都好。
“五七”战士每年有一次探亲假。1972年，方老从干校回北京休假，就留在了北京。那时候，方老的老伴和孩子们已经回北京了。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但没有新闻学的老师，所以方老受聘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给新闻专业工农兵学员上課。从1972年到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以前，方老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工作了6年。这是第二次到北京大学。这6年，主要是跟着工农兵学员转，按当时的说法叫“上、管、改”，即“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教师是被改造的对象，既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又是被工农兵改造的;既接受改造、接受教育，又为工农兵服务，为他们提供教学服务。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方老就回去了。
方老说，在这28年里，除在图书馆的3年外，基本上就是跟着运动转。在教学上没有建树，做了一点积累，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
“您的身体很好。”“老了，耳朵有点背。”方老说，现在的体育锻炼不如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要通过劳卫制，下午4点半以后全部上操场，教室里、图书馆里没有人。在那种大环境下，身体锻炼得挺好的，而且有很多时间去做社会工作。方老的兴趣很广泛，那个时候也自得其乐。看一点杂书，主要是文史和新闻史有关的，同时做资料卡片，积累知识。
1978年后的26年：铸就中国新闻史巅峰事业
1978年以后的这26年，方老正儿八经地做教学研究工作。
校庆献出研究成果
197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之际，方老提议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为建校30周年献礼。本来开始就是作为一本普通献礼的书，准备写七八万字，后来写着写着，一发不可收拾，足足写了两年——30周年的献礼没赶上，写成了一部50多万字的专著。
攀登新闻史学最高峰
以《中国近代报刊史》为基础，在新闻史研究方面不断延伸拓展。方老组织了全国50多名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完成了一部28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接着又主持撰写了一部三卷本20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方老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成为迄今国内外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教材。目前，方老已经出版的专著有《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14种。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被公认是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为我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内容框架和理论体系，成为我国新闻史科学研究体系的重要标志。由方老主持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则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里程碑”。由此，方老被学界誉为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 深情怀念吴玉章校长
方老说，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自己就办过报，所以他很重视新闻系。作为一个教育家，他对新闻教育非常重视。1955年，吴玉章校长全力支持办新闻系，曾一次批给新闻系资料室2万元经费，用于购置报刊资料。那时2万元很值钱，引发上海旧书店的旧报纸涨价潮。
吴玉章校长去世后，吴玉章奖金基金会以他的名义设了5个奖金，其中就包括新闻学奖。方老是第一个吴玉章新闻学奖的获奖者。方老有两本书得过吴玉章奖：一本是方老自己写的，一本是方老主编的，还得过一次吴玉章教学奖，先后得过3个吴玉章奖。现在，方老还是吴玉章奖新闻学奖评审组的召集人。
创建中国新闻史学会
1986年夏天，方老倡议创办中国新闻史学会。1989年4月3日， 民政部正式批准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 方老担任首任会长。方老说，2014年11月，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议将在广东召开，选举产生新的会长。前三任会长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前副院长赵玉明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院长程曼丽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新闻研究中心主任陈昌凤教授，3位都是方老的学生。
由方老担任名誉会长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唯一的一家以研究中外新闻传播历史与现状、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为宗旨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方老说，中国新闻史学会机构设置为“511”，即5个分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1个教学研究基地，即世纪阅报馆;1个有正式刊号的《新闻春秋》杂志（会刊）。
《新闻春秋》是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是展示新闻史教学、研究成果的一个学术园地，同时也是开放性、国际化的学术平台，方老希望这个刊物办大、办强、办好，能够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中国新闻史全球关注
2013年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英文版）10卷本由新加坡的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出版，并面向全球发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目前国内新闻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多次再版。此次被翻译成英文向全球发售，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走向海外的重要步骤，成为第一批向海外介绍中國新闻学研究的经典文献。
方老说：“英文版通史售价985美元，相当于5000多元人民币，在国外市场卖得好，受到极大关注。中国强大了，国外对中国新闻史的了解更强烈了，国外著名大学和图书馆都积极购买。”丛书的出版将对海外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国新闻史、新闻传播学状况，修正海外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诸多错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方老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中国新闻史研究好、概括好，推向世界，让新闻史成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载体。”
2004年退休后的10年：每年仍招一名博士研究生
方老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首任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新闻事业”部分的主编。
2006年，方老正式退休后被返聘，并每年招收1名博士研究生，是真正的退而不休。2014年9月，方老又招收了1名博士研究生，这样，到90岁的时候，方老书斋还有门生侧立聆听真经。
桃李满天下
方老从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迄今已培养5名硕士生和47名博士生。在退休后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中，有港澳的学生、部队的学生和在职的学生。这些学生定期到方老的书斋读书、沟通、接受指导。
从1950到现在的60多年时间里，方老培养的学生数以万计，所带出的博士生现在有不少也已经成为教授和博导，很多已经是新闻学、新闻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中，现任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尹韵公教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郭镇之教授（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女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院长程曼丽教授，清华大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新闻界也有很多名人是方老的学生，如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艾丰，新华通讯社原党组书记、社长郭超人，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等。
在方老70岁生日的时候，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原主任闵大洪写了一篇文章，称方老培养的学生范围之全，数量之多，堪称新闻史学教育第一人。方老已经成为我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为了表彰方老对中国新闻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1996年，方老被授予我国新闻教育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园丁奖一等奖。
2013年4月，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传媒发展论坛暨范敬宜新闻教育基金颁奖仪式举行，方老获得第一届范敬宜新闻教育良师奖。像这样的奖项，方老有许多。
方老说：“范敬宜不是我的学生，只是听过我的课。”原来，方老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课时，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是该校中文系的学生，曾经到新闻系听过方老的课，他自称是方老的学生：“方汉奇先生是我崇敬的老师。不论是在“左”的思潮横行的年代，或者是在今天社会有些过于物质化的情况下，他都始终如一地研究被别人看起来非常冷门的东西。挣不了大钱，也出不了大名，但是为了自己学术的目标，这样不懈地追求，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崇敬。”
玩转新传媒技术
在师生眼中，方老是“潮人”，被称为“夜猫子”“电脑通”“微博控”。
在1978年前的28年期间，方老是被“运动转”;在1978年后的26年期间，方老是主动玩相机、电脑;在退休后的10年期间，方老玩微信、微博，玩得乐在其中。 在采访结束前，方老三下五除二，就將记者的微信加入了。采访结束时，记者提出合影要求，方老爽快地答应了，并拿出相机，利索的将相机固定在支架上，启动快门后，迅速挨着记者坐下，只听咔嚓一声，一张构图巧妙的图片呈现在荧屏上。方老说：“你看看，还行吧！回头，发你的邮箱里。” “拍得真好，谢谢方老。”记者不无感激。
在采访过程中，方老多次提起大暖壶给记者加水，稳当不抖动，速度快，都不给记者倒茶的机会。方老博闻强识，动作轻快，记者不由自主地问起养生之道的“题外话”。
“夜猫子”。“我没什么养生之道，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方老说，每天凌晨1点钟才睡下，早晨7点起床，一边吃早饭，一边看看电视早新闻。《凤凰早班车》《朝闻天下》，两个台换着看。
早饭后，方老有一个小时外出活动的时间，到一楼取报纸、学院办公室取信。方老住在人民大学的西门附近，去邮局要出东门、走过街桥到双榆树，过街桥一个来回几十级台阶。方老却笑着说：“那不算什么！有时也在路口等红绿灯，我也参加‘中国式过马路’，‘凑’一拨人过去。”
上午，方老上网处理电子邮件，下载相关材料，网上浏览新闻，做到重要新闻“不漏看”。下午主要是看书，有时也要上网处理往来邮件。中午“迷糊”1小时，算下来方老每天睡眠7小时。方老说：“人老觉少，健康就好。”
晚上时间，方老主要是看报刊，有十多种呢！方老说在新闻的时效性上，网络、广播电视的优势比报纸强;阅读报纸，方老更看重深度报道和评论文章。方老曾说，一个记者要有广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五行八门、三教九流的事情都要懂一些，这就需要平时的积累。
“电脑通”。在采访过程中，方老问我：“你带U盘没有？”“带了。”“拐角有凳子，来电脑前选一些材料，供你参考。”狭窄的电脑桌旁，刚好能坐一个人。记者与方老并肩坐着，只见方老打开电脑，插入U盘，迅速在记者的U盘建立了“相关采访材料”文件夹。这时，电脑出现两个页面。5号字体，记者看着有些吃力，但方老麻利的将电脑中的一个个文件拖入记者U盘的文件夹中。
方老说：“1987年，清华大学教师发出了中国第一个电子邮件，标志着互联网在中国开始使用。我是1992年在美国亲戚家开始知道互联网的，了解到电脑的先进与便捷，1996年开始使用电脑，当时是286、386电脑，没有U口，只有磁盘插口。”方老笑着说：“别看我现在熟练使用电脑，当初是交过学费的。”最初使用电脑时，10万字的资料瞬间丢失，方老笑着说：“怪自己没有及时备份和保存。”如今，500G、1T的硬盘就放在电脑桌上，1978年的《申报》，全部存储在500G的硬盘中。
“微博控”。微博、微信等现在时髦的自媒体，都是方老掌中玩物。比如，今年1月发出“邵逸夫是个强者，也是个智者。强在他把个人的影视事业发展到极致;智在他广施善财，为众多的高等院校捐赠了不计其数的逸夫楼。诗云：“我为我自已修了一座纪念碑，在通往它的路上，小草不再生长”（普希金）。这无数的逸夫楼，就仿佛是邵逸夫为他自已修的无数纪念碑。中国的富人们，你们应该向六叔学习啊！”再比如，今年3月发出“疆独在昆明制造的恶性暴乱事件，大量杀害无辜，屠夫们的凶残，令人发指。死难者的遭遇，令人伤痛。希望能在媒体上公示全部死难者的姓名，以表示对他们生命的悼念和尊重。”
方老的微博都有大量跟帖和点赞。方老说，微博发言，要把握分寸，避免偏激。截至本文发稿前，方老的微博主页粉丝团数字显示为：169.3487万人。
关于微博的影响力，业内有这样的说法：粉丝超过一千，就是个布告栏;超过一万，就是本杂志;超过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亿，你就是CCTV了。方老的微博粉丝有169多万人，毫无疑问，方老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新闻界“大V”，成为传播中国正能量的伟大导师。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师生中，方先生早已是玩转新传媒技术的“达人”，年轻人会玩的品牌影响力大的自媒体，方老都会。对这样的评价，方老不反对：“在我这个年龄段的教授中，上网发微博、手机玩微信的，确实不多呀！”方老自信中透着几分得意。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方老是儒雅谦逊的大家，记者的提问，方老一一做了精彩的回答;方老是和蔼慈祥的老者、伟大睿智的新闻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活辞典”。在此，衷心地祝愿方老健康长寿，永葆青春。
责任编辑：范永
10月12日14时40分，记者来到方老楼下电梯走廊。看看还有20分钟，记者想找个人问清楚“门道”，待14时58分再按门铃。这时，一楼电梯门开了，走出一位个头不高、头发花白、年龄像60多岁的慈祥老人。“您好，请问110号（编号）是从这里上去吗？” “是啊，这是我家呀！”记者喜出望外，“您好，您是方汉奇教授吧，我是内蒙古日报社的徐峰。”“你来早了，我取上报纸，咱们再上去。”
方老准确无误的时间观念，着实让我惊叹，同时也暗自庆幸——又多了20分钟的采访时间。
进入方老的书房，看见书房四壁都是书架，茶几上、电脑桌上都是书。方老精神矍铄，动作敏捷地在茶几上找了个能放得下杯子的地方，提起大暖壶，给记者沏了一杯茶。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去过内蒙古。从呼和浩特、包头、锡林郭勒到赤峰，走了一圈。‘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内蒙古确实很美。”方老笑着说：“但是，没有看到风吹草低的景象。内蒙古天高云淡，很有特色，保存了完整的草原形态。马波（老鬼）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后来写出小说《血色黄昏》。”
方老从内蒙古谈起，让记者感觉亲切，紧张的心情放松不少。
说起方老，业内人士大多都知道，他是我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方老1926年12月出生，今年88岁，其学术足迹大体分为3个阶段。
1978年前的28年：成长跟着运动转
1946年，方老考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念大学。1950年，方老毕业离校后，被当时的系主任马荫良先生拉到由他负责组建并担任馆长的上海新闻图书馆（《解放日报》主办），在那里工作了3年，担任研究组的馆员，从事旧报史料的整理工作，整天跟老报人打交道，同时也搞一些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1951年，方老应邀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新闻史专题的课，由此开始了在高等学校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尝试。
1953年，方老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新闻史。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整个建制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进北京大学起，方老相继赶上了思想改造、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批胡适、整风“反右”、拔白旗插红旗等政治运动。到中国人民大学后，又赶上了“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其间，除了屡屡受到批判之外，还要按照当时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方针，不时地下去劳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方老正好40岁，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干起活来是强劳动力。方老的体会是知识分子只要体质好，过劳动关并不难。1969年11月，方老作为第一批“五七”战士去了位于江西余江的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
当时下干校去的时候.方老就已经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了。当时觉得当工人、农民也挺好的，一切听从安排，不敢有非分之想，只希望整个国家好、大家才能都好。
“五七”战士每年有一次探亲假。1972年，方老从干校回北京休假，就留在了北京。那时候，方老的老伴和孩子们已经回北京了。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但没有新闻学的老师，所以方老受聘留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给新闻专业工农兵学员上課。从1972年到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以前，方老在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工作了6年。这是第二次到北京大学。这6年，主要是跟着工农兵学员转，按当时的说法叫“上、管、改”，即“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教师是被改造的对象，既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又是被工农兵改造的;既接受改造、接受教育，又为工农兵服务，为他们提供教学服务。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方老就回去了。
方老说，在这28年里，除在图书馆的3年外，基本上就是跟着运动转。在教学上没有建树，做了一点积累，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
“您的身体很好。”“老了，耳朵有点背。”方老说，现在的体育锻炼不如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要通过劳卫制，下午4点半以后全部上操场，教室里、图书馆里没有人。在那种大环境下，身体锻炼得挺好的，而且有很多时间去做社会工作。方老的兴趣很广泛，那个时候也自得其乐。看一点杂书，主要是文史和新闻史有关的，同时做资料卡片，积累知识。
1978年后的26年：铸就中国新闻史巅峰事业
1978年以后的这26年，方老正儿八经地做教学研究工作。
校庆献出研究成果
197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之际，方老提议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为建校30周年献礼。本来开始就是作为一本普通献礼的书，准备写七八万字，后来写着写着，一发不可收拾，足足写了两年——30周年的献礼没赶上，写成了一部50多万字的专著。
攀登新闻史学最高峰
以《中国近代报刊史》为基础，在新闻史研究方面不断延伸拓展。方老组织了全国50多名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完成了一部28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接着又主持撰写了一部三卷本200多万字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方老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成为迄今国内外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教材。目前，方老已经出版的专著有《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等14种。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被公认是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为我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内容框架和理论体系，成为我国新闻史科学研究体系的重要标志。由方老主持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则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里程碑”。由此，方老被学界誉为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 深情怀念吴玉章校长
方老说，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自己就办过报，所以他很重视新闻系。作为一个教育家，他对新闻教育非常重视。1955年，吴玉章校长全力支持办新闻系，曾一次批给新闻系资料室2万元经费，用于购置报刊资料。那时2万元很值钱，引发上海旧书店的旧报纸涨价潮。
吴玉章校长去世后，吴玉章奖金基金会以他的名义设了5个奖金，其中就包括新闻学奖。方老是第一个吴玉章新闻学奖的获奖者。方老有两本书得过吴玉章奖：一本是方老自己写的，一本是方老主编的，还得过一次吴玉章教学奖，先后得过3个吴玉章奖。现在，方老还是吴玉章奖新闻学奖评审组的召集人。
创建中国新闻史学会
1986年夏天，方老倡议创办中国新闻史学会。1989年4月3日， 民政部正式批准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 方老担任首任会长。方老说，2014年11月，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议将在广东召开，选举产生新的会长。前三任会长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前副院长赵玉明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院长程曼丽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新闻研究中心主任陈昌凤教授，3位都是方老的学生。
由方老担任名誉会长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唯一的一家以研究中外新闻传播历史与现状、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为宗旨的全国一级学术团体。方老说，中国新闻史学会机构设置为“511”，即5个分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1个教学研究基地，即世纪阅报馆;1个有正式刊号的《新闻春秋》杂志（会刊）。
《新闻春秋》是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是展示新闻史教学、研究成果的一个学术园地，同时也是开放性、国际化的学术平台，方老希望这个刊物办大、办强、办好，能够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中国新闻史全球关注
2013年底，《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英文版）10卷本由新加坡的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出版，并面向全球发售。《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目前国内新闻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多次再版。此次被翻译成英文向全球发售，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走向海外的重要步骤，成为第一批向海外介绍中國新闻学研究的经典文献。
方老说：“英文版通史售价985美元，相当于5000多元人民币，在国外市场卖得好，受到极大关注。中国强大了，国外对中国新闻史的了解更强烈了，国外著名大学和图书馆都积极购买。”丛书的出版将对海外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国新闻史、新闻传播学状况，修正海外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诸多错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方老说：“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中国新闻史研究好、概括好，推向世界，让新闻史成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载体。”
2004年退休后的10年：每年仍招一名博士研究生
方老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首任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新闻事业”部分的主编。
2006年，方老正式退休后被返聘，并每年招收1名博士研究生，是真正的退而不休。2014年9月，方老又招收了1名博士研究生，这样，到90岁的时候，方老书斋还有门生侧立聆听真经。
桃李满天下
方老从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迄今已培养5名硕士生和47名博士生。在退休后招收的博士研究生中，有港澳的学生、部队的学生和在职的学生。这些学生定期到方老的书斋读书、沟通、接受指导。
从1950到现在的60多年时间里，方老培养的学生数以万计，所带出的博士生现在有不少也已经成为教授和博导，很多已经是新闻学、新闻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中，现任国家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尹韵公教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郭镇之教授（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女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副院长程曼丽教授，清华大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新闻界也有很多名人是方老的学生，如经济日报社原总编辑艾丰，新华通讯社原党组书记、社长郭超人，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等。
在方老70岁生日的时候，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与数字传媒研究室原主任闵大洪写了一篇文章，称方老培养的学生范围之全，数量之多，堪称新闻史学教育第一人。方老已经成为我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者。为了表彰方老对中国新闻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1996年，方老被授予我国新闻教育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园丁奖一等奖。
2013年4月，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传媒发展论坛暨范敬宜新闻教育基金颁奖仪式举行，方老获得第一届范敬宜新闻教育良师奖。像这样的奖项，方老有许多。
方老说：“范敬宜不是我的学生，只是听过我的课。”原来，方老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讲课时，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是该校中文系的学生，曾经到新闻系听过方老的课，他自称是方老的学生：“方汉奇先生是我崇敬的老师。不论是在“左”的思潮横行的年代，或者是在今天社会有些过于物质化的情况下，他都始终如一地研究被别人看起来非常冷门的东西。挣不了大钱，也出不了大名，但是为了自己学术的目标，这样不懈地追求，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崇敬。”
玩转新传媒技术
在师生眼中，方老是“潮人”，被称为“夜猫子”“电脑通”“微博控”。
在1978年前的28年期间，方老是被“运动转”;在1978年后的26年期间，方老是主动玩相机、电脑;在退休后的10年期间，方老玩微信、微博，玩得乐在其中。 在采访结束前，方老三下五除二，就將记者的微信加入了。采访结束时，记者提出合影要求，方老爽快地答应了，并拿出相机，利索的将相机固定在支架上，启动快门后，迅速挨着记者坐下，只听咔嚓一声，一张构图巧妙的图片呈现在荧屏上。方老说：“你看看，还行吧！回头，发你的邮箱里。” “拍得真好，谢谢方老。”记者不无感激。
在采访过程中，方老多次提起大暖壶给记者加水，稳当不抖动，速度快，都不给记者倒茶的机会。方老博闻强识，动作轻快，记者不由自主地问起养生之道的“题外话”。
“夜猫子”。“我没什么养生之道，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方老说，每天凌晨1点钟才睡下，早晨7点起床，一边吃早饭，一边看看电视早新闻。《凤凰早班车》《朝闻天下》，两个台换着看。
早饭后，方老有一个小时外出活动的时间，到一楼取报纸、学院办公室取信。方老住在人民大学的西门附近，去邮局要出东门、走过街桥到双榆树，过街桥一个来回几十级台阶。方老却笑着说：“那不算什么！有时也在路口等红绿灯，我也参加‘中国式过马路’，‘凑’一拨人过去。”
上午，方老上网处理电子邮件，下载相关材料，网上浏览新闻，做到重要新闻“不漏看”。下午主要是看书，有时也要上网处理往来邮件。中午“迷糊”1小时，算下来方老每天睡眠7小时。方老说：“人老觉少，健康就好。”
晚上时间，方老主要是看报刊，有十多种呢！方老说在新闻的时效性上，网络、广播电视的优势比报纸强;阅读报纸，方老更看重深度报道和评论文章。方老曾说，一个记者要有广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五行八门、三教九流的事情都要懂一些，这就需要平时的积累。
“电脑通”。在采访过程中，方老问我：“你带U盘没有？”“带了。”“拐角有凳子，来电脑前选一些材料，供你参考。”狭窄的电脑桌旁，刚好能坐一个人。记者与方老并肩坐着，只见方老打开电脑，插入U盘，迅速在记者的U盘建立了“相关采访材料”文件夹。这时，电脑出现两个页面。5号字体，记者看着有些吃力，但方老麻利的将电脑中的一个个文件拖入记者U盘的文件夹中。
方老说：“1987年，清华大学教师发出了中国第一个电子邮件，标志着互联网在中国开始使用。我是1992年在美国亲戚家开始知道互联网的，了解到电脑的先进与便捷，1996年开始使用电脑，当时是286、386电脑，没有U口，只有磁盘插口。”方老笑着说：“别看我现在熟练使用电脑，当初是交过学费的。”最初使用电脑时，10万字的资料瞬间丢失，方老笑着说：“怪自己没有及时备份和保存。”如今，500G、1T的硬盘就放在电脑桌上，1978年的《申报》，全部存储在500G的硬盘中。
“微博控”。微博、微信等现在时髦的自媒体，都是方老掌中玩物。比如，今年1月发出“邵逸夫是个强者，也是个智者。强在他把个人的影视事业发展到极致;智在他广施善财，为众多的高等院校捐赠了不计其数的逸夫楼。诗云：“我为我自已修了一座纪念碑，在通往它的路上，小草不再生长”（普希金）。这无数的逸夫楼，就仿佛是邵逸夫为他自已修的无数纪念碑。中国的富人们，你们应该向六叔学习啊！”再比如，今年3月发出“疆独在昆明制造的恶性暴乱事件，大量杀害无辜，屠夫们的凶残，令人发指。死难者的遭遇，令人伤痛。希望能在媒体上公示全部死难者的姓名，以表示对他们生命的悼念和尊重。”
方老的微博都有大量跟帖和点赞。方老说，微博发言，要把握分寸，避免偏激。截至本文发稿前，方老的微博主页粉丝团数字显示为：169.3487万人。
关于微博的影响力，业内有这样的说法：粉丝超过一千，就是个布告栏;超过一万，就是本杂志;超过百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报纸;超过一亿，你就是CCTV了。方老的微博粉丝有169多万人，毫无疑问，方老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新闻界“大V”，成为传播中国正能量的伟大导师。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师生中，方先生早已是玩转新传媒技术的“达人”，年轻人会玩的品牌影响力大的自媒体，方老都会。对这样的评价，方老不反对：“在我这个年龄段的教授中，上网发微博、手机玩微信的，确实不多呀！”方老自信中透着几分得意。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方老是儒雅谦逊的大家，记者的提问，方老一一做了精彩的回答;方老是和蔼慈祥的老者、伟大睿智的新闻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活辞典”。在此，衷心地祝愿方老健康长寿，永葆青春。
责任编辑：范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