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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俄罗斯是世界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国家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人口负增长（种群否定），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造成了威胁种群生存的严峻形势，加剧了民族繁衍的恐慌。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俄罗斯人口下滑老化严重的局面。政府的积极施策，带来人口局势的好转，但从根本上走出老龄化的阴影尚需时日。对中国而言，保护传统文化、拓展养老模式，开发家庭政策，完善养老金制度，应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中国 俄罗斯 人口老龄化 应对策略 借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俄罗斯曾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也是世界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国家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人口负增长（种群否定），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造成了威胁种群生存的严峻形势，加剧了民族繁衍的恐慌。俄罗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人口局面，国家在治理人口老龄化方面又有哪些举措值得正在向人口老龄化社会加速迈进的中国借鉴？本文将尝试探析俄罗斯老龄化的成因及应对策略对我国的借鉴问题。
一、俄罗斯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原因
（一）老龄化现状
俄罗斯人口转变过程开始的时间较晚，但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地区差异大，且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差别，老龄化形势严峻。
俄罗斯老龄化的进展首先是以整个国家人口局势的步入衰减为信号而加剧的。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出现了人口规模持续缩小的趋势，从1992年，蔓延全俄罗斯联邦的“种群否定”（депопуляцця[1]即人口负增长），以不可逆转的势头，使俄罗斯人口总量连续下滑，“其境内常住人口从1990年的1.5亿人下降到1996年的1.48292亿人，2004年为1.44964亿人，2005年初的1.44168亿人，2006年的1.43474亿人，2007年为1.42221亿人，2008年为1.42221亿人。十几年里，俄罗斯人口减少了约500万人”。[2]尽管俄政府推出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特别是由于1995-2006年十二年间，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在负4.8至负6.6之间，使民族人口受到重创。2002年俄罗斯城市和城镇的居民点已由原先的3230个削减至2940个。在农村，因人口自然减员或居民外迁形成了1万多个无人村落，那里田园荒芜，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象”。（姜振军，2009，122）
生育率的下降，使俄罗斯自然老化的一代人口得不到正常的生育人口数量补充，累积时间越长，“老化人口”与“新生人口”差额越大，形成人口代际结构的失衡，从而更助推人口老化，造成人口生产的积重难返。
根据俄罗斯最近2次人口普查数据，俄罗斯人口已由2002年的1.45167亿人，缩减至2010年的1.42857亿人。人口缩减情况如表1。
俄罗斯人口分年龄、性别情况，如表2。
按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开始进入老龄社会。在整个俄罗斯全国人口数量持续下滑的局势下，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形成了突出的“倒金字塔”型，少年儿童数量越来越少，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进入21世纪后，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呈加快趋势。到2008年1月，俄罗斯60岁以上人口达到2448.7万人，占总人口的17.24%，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958.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9%（姜振军，2009，128）。到2010年10月，俄罗斯60岁以上人口进一步发展到2604.3万人[1]。目前，全俄退休人口已接近3000万人，超过人口总数的20%。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城乡出现了人气匮乏、乡村凋敝、劳动力资源短缺严重，甚至日益枯竭的境况。在城市，服务业从业人员大都是老年人口，一些急需发展的城市建设项目和企业因招工不足而受限发展，一些边远地区的建设也因缺乏青壮年劳动力而搁浅，特别是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石油、天然气、煤矿、木材、黄金等生产领域，企业劳动力缺乏近50%”。[2]，而在农村，每个村庄几乎只剩年迈的老人，大片土地荒芜，在贝加尔——黑河干线和俄罗斯边界之间直到中国边界的空间地带，今天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4人。老龄化的加剧，不仅使众多老年人晚年生活困苦不堪，也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蒙上了阴影，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并使民族重振大国之梦增添了艰难。
（二）导致俄罗斯人口下滑、老龄化严重的原因探析
俄罗斯人口生产的持续下滑和人口结构的老化，除了其独特的社会背景（社会原因-如世纪内人口的几次重创、社会急剧转型、民众不健康生活方式等）外，还有其地理、政治、历史与文化、经济及其他相关的深刻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条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地理原因
从地理上，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位居北半球，纬度较高，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冬季漫长，这从客观上给人口生产带来困难。
2.政治原因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社会进入了动荡多变期，主要是政局不稳定。叶利钦作为一名较老牌的政治家，虽有从政经验，但由于健康和老迈原因，在长达八年的执政中，对国家的改革实际是指挥不利的。特别是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内，不到四年连换了四届总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政府班子的频频换首，使百姓对社会变革产生疑虑，对国家前途失去信心，在急剧的经济下滑条件下，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推迟生育，甚至拒绝生育，以期待政局稳定、社会好转。从1992年以来到普京执政前婚姻率和出生率的持续下滑，不仅造成人口数量的直线下降，也成为人口老化的直接推手，带来民族人口重振的积重难返。 3.历史、文化原因
文化属社会历史范畴，可以理解为“生活轨迹”，包含社会习俗、服饰、语言、礼节、行为和被社会所确定的制度等。传统文化是“一种价值取向。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于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它是对社会和个人有着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的东西，并不以其经济、物质基础的变化而马上变化”。[3]
从地缘角度，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亚洲领土虽广大，但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在西部。西方的观念和思潮以最直接的方式给俄罗斯以影响。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对个性、自由的崇尚，始终是俄罗斯年轻一代追随的主流；从历史角度，“十世纪前，俄罗斯是一个多神教国家。988-989年，罗斯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此后，封建主义国家和正在形成的教会组织积极推广基督教。造成了古俄罗斯文化的演变和丰富发展”，[4]及至发展成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是建立在人与上帝的二元对立中的，认为“人是上帝的子民”，以皈依上帝为最终目的，以“博爱”“个性显现”“自由”为追逐目标。加上城市比重明显高于农村，生产方式不像中国农业国那样直接取决于人数，并追求“人丁兴旺”，因此，追求“爱”和“个性”“自由”，是重要的家庭人口发展的文化导因。这在俄罗斯社会转型初期，大多数年轻人家庭以“贫穷”为由拒绝生孩子，就足以证明。
与此同时，由于扩张、战乱的历史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祥地，非宗教传统的一些观念的被强化灌输，如“民族”“人民”“国家”高于“个人”、“家庭”，又使其在追求“爱”和“个性自由”的同时，表现出对“家庭”的游离。这方面的表现是，俄罗斯人一般具有较浓重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侠义的国家观念（指传统人群而言）。尽管东正教作为正教的地位在俄罗斯长期得到保留，但在俄罗斯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却被诋毁，取代它的，实际上是非宗教传统的与东正教传统有很大不同的东西。这些新传统是以国家在社会里包罗万象的绝对作用为主要特征的。而其中，就包括苏维埃革命所倡导的一些被极端化的思想观念。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阵营旗帜的地位，人们会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观念，但当国家角色（作用）在根本上发生变化，“苏联传统”处于一种被“悬挂”状态时，它表现出的对生育观念的冲击作用，短时间就很难消除了。[5]
4.经济原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了一个独立国家，进入了艰难曲折的社会经济转轨时期。期内社会矛盾空前加剧，生产持续大幅滑坡，1998年的GDP仅达到1989年水平的46%，1989年食品总产量亦仅为1989-1991年均水平的56.6%，已由一个发达的超级大国沉沦为世界上一个中低收入的国家。[1]
在整个的1992-1995年，俄罗斯生产急剧衰退，经济危机深重。生产萎缩、合作伙伴丧失、原材料缺乏、定货锐减，失业者大规模增长。而国家此时采取的社会保护有孩子家庭的措施，如对多孩家庭的救济，或对其父母就业的照顾等，要么如杯水车薪，要么形同虚设，不可能制止家庭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从经济情况看，俄罗斯改革最不受益的人群，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口，他们是90年代初到了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在改革的第一年，不同金融公司银行“倒闭”的结果加害给存户很大一部分是老年人。而到1992年，老年人在储蓄银行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财产。
俄罗斯老年人收入的主要形式是退休金，但它们在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上，效用却逐年下降。在物价攀升中，实际获得的退休金数量减少。
5.政策原因
人口政策是在人口这个特定的领域内发挥调节、干预和指导作用的国家政策。
苏联时期的人口政策是国家社会经济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更多的是以经济措施，如对孩子的资金救济、纳税时核计孩子数等和行政法律措施，如禁止流产和自由出卖避孕用具的法令等来体现的。随着历史的变化，人口政策的重心也在不断变化。
从1917年到30年代，苏联的家庭人口政策，是致力于为工作妇女创造一种条件，配合有工作的母亲参加社会生产。
从3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才真正的是“鼓励生育”期。在这段时间，取消了苏联政权最初年代的自由主义法令，采取了严禁流产的措施。同时实行了对多孩家庭的救济。
在镇压年代和卫国战争时期，上千万人口的丧失，使官方以鼓励生育为政策方向。1944年，采取了加强对母亲物质和道德帮助的新法规，实行了对第三个孩子的一次性救济，创立了对多孩母亲的奖励。70年代，对收入不足50卢布的缺少保障家庭的孩子实行补助，80年代，国家仍保留了对有孩子家庭的物质帮助，在降低人口的死亡、疾病率和完善妇幼保健制度方面下工夫。
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保留了一些社会人口政策的基础的法规法令。但政策效用下降。
从苏俄历史看，人口一直比较稀少，除战争外的大部分时期增长缓慢，战争的人口损失，使人口问题雪上加霜。因此，政府应坚持不懈地实施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在提高生育率、降低死亡率上狠下功夫。但苏联欠缺在这个问题上的警觉以及治理决心和力度，与中国相比，苏联（俄罗斯）政府的人口政策缺乏连贯性、针对性，而是更多的放任。显然，这也是造成人口问题的重要原因。
二、俄罗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一）以积极人口政策，巩固家庭，鼓励生育
俄现阶段人口政策的基本目标：逐步稳定人口数量，为未来人口增长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
由于人口生产具有惯性作用，要制止老龄化的加剧，必须从改变人口结构，增加少儿人口占全人口比重入手，既将不正常的人口倒金字塔结构，向正常的人口金字塔结构调整。因此，鼓励生育，成为改变人口颓势的重要举措。
为此，俄人口学家大力呼吁巩固家庭、鼓励多生。俄政府也努力创造条件，保证多子女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准，使占主流的家庭规模由1—2个子女向3个或更多子女模式过度。不断增强对以家庭为中心的政策扶持力度，“对有责任赡养子女的父母提供社会保障和物质奖励，采取经济补偿的方式来引导和鼓励年轻人多生多育”[2]。经济补偿的具体内容包括提高对新生儿家庭的补贴，按生育孩次分别给以1500卢布、3000卢布甚至更高的补贴。发放儿童学前教育补贴，对孕妇、产妇进行补贴，鼓励并资助收养孤儿。设立“母亲资本”，让俄罗斯妇女安心抚养子女，维护育儿妇女的权益，建立现代化的保健中心网络，对多子女家庭予以补助等，以确保孩子将来正常成长和可以受到应有的教育。 （二）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增强居民健康，提高人均寿命
1.降低死亡率
针对近年人口死亡率上升，特别是由于不健康生活方式和意外伤害等原因带来的青壮年死亡率提高从而导致平均寿命缩短特别是男性寿命低的状况，实施了国家“健康计划”，卫生部从2006年起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居民防治结核和艾滋病，保证居民两年看一次医生；同时，制定交通安全计划，抑制各类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率；此外，限制含酒精饮料的进口和销售，号召人们远离毒品，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针对近40%国民吸烟的状况，2012年，俄卫生和社会发展部提交政府报告，建议在全国少儿频道禁止播出吸烟画面，并首次在全国公共场所实施禁烟令。[3]
2.改善人民生活，延长寿命
与叶利钦时代不同，普京政府非常务实地抓“民生工程”即卫生、教育、住房建设事业等，将其视为“国家重点工程”，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积极实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同时，提高退休者待遇。政府优先安排社会养老资金，并建立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退休者福利待遇的制度，仅2000年到2004年退休者每月最低养老金从909卢布，到2001年1144卢布，2002年1379卢布，2003年1605卢布，2004年1801卢布[4]，让曾经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老一代安享晚年，提高人均寿命。
（三）倡导传统价值观，改变生育观念
俄政府人口政策的核心是改变现有价值观，回归传统，重视家庭，树立养育子女光荣的观念，强调个人对家庭、对子女，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上世纪90年代末，当俄罗斯人口生产下滑、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尚在动荡、前景不明期，俄罗斯一些爱国学者曾提出倡导东正教文化以复兴国家的口号，许多年轻人也纷纷响应。
东正教的有关家庭价值主要包括：婚姻由上帝指定；禁止婚前和婚外性接触；不许离婚，婚姻不可废除；夫妇的义务是精神的、道德的相互完善；生育孩子。
对此，俄罗斯相当一些学者提出重倡传统观念，以传统文化的精粹，鼓舞民族士气，改变生育观念。这在一定程度引起社会响应。到东正教堂举行婚礼的年轻人数量日增。政府也以此为契机，大力表彰多育父母，给多子女家庭的父母除了物质奖励，还以“民族英雄”礼遇，总统接见，社会大力表彰。
（四）抑制人口外流的同时，鼓励移民
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原因之一是积极劳动人口向境外流失。为制止人才流失，俄政府采取优惠和倾斜措施，改善优秀人才的待遇和科研条件，如给大学教授、研究员涨工资，同时，为刺激永久居住或按照劳动合同常住在国外的人口返回，俄联邦尽可能的提供保障，吸引那些高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包括为他们提供安全、居住、工作地点等方面的优惠。
在努力抑制人才外流的同时，俄出台政策吸纳外来移民。
从2006年1月起，对非法移民实行了“百万特赦”的新政策。允许在俄国讨生活的独联体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甚至加入俄罗斯国籍。2006年6月俄联邦总统签署《促进境外同胞自愿移民俄罗斯国家纲要》的总统令，号召苏联空间其他国家说俄语的居民移民俄罗斯，以解决国内人口老龄化加剧对开发新的经济项目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三、俄罗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成效与局限性
（一）成效
1.与2010年10月俄罗斯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显示的俄罗斯人口总数为1.428亿结果相比，俄罗斯人口出现些微乐观趋势，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达到持平。截止到2013年6月7日，全国有人口143478943人，每17秒钟，出生一人，死亡一人，实现了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对等，日诞生婴儿5200多[1]，这在多年人口日减的俄罗斯，是难能可贵的现象。它意味着俄罗斯倒金字塔型的不良人口结构，终于在基础部分得到稳固。虽离正金字塔型还相差甚远，但毕竟实现了人口生死平衡，这是改善不良人口结构的第一步。
2.俄罗斯老年人口的生活状态得到改善，老年福利与保障水平明显提高。
3.经过十多年的摸索改革，已初步建立起“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新的养老保障制度由社会养老保险、强制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等三个支柱所构成的养老安全保障体系组成。
同时，通过改革将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变为由联邦财政预算发放和保险费的形式支付。对养老金实行职业化管理、多元化、并可以委托给私人管理公司或授权国家管理公司进行少量投资的管理方法进行资金管理。[2]
（二）局限性
1.“少子多福，享受当下”的处世观已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俄罗斯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宗教信仰虽在部分年轻人头脑中树立，但绝大多数年轻人奉行的仍然是现代的价值观念。活在当下，急功近利，不可能，也根本不愿意为国家的“复兴”去生育繁衍子孙。此外，按照俄人口学家的解释，“多孩生育行为在现代对父母来说已经失去了起码物质基础，全球性无孩或少孩生育观念的流行，恰恰是利益趋使所致”。[3]
2.人口生产的惯性定律决定了俄罗斯人口政策的局限性。人口生产的规律表明，人口一旦进入负增长轨道，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改变势头。俄罗斯人口生产进入衰减型，“人口年龄结构在1999-2006年属于人口红利期，人口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点，自2007年起，老年人口的数量与比重快速增长。而劳动年龄人口和其他人口总数量将累积减少，育龄女性人口数量也将显著减少”[4]。这将对国家复兴种族、振兴经济带来挑战。
四、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增长快、高龄老人比例高。与世界其他老龄化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基础明显较弱，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5]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10.5%，到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87%，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1）。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将进一步增强，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同期人口的自然增速，老年人口将是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 据有关专业报告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2.45亿，2050年将超过4亿；到2030年和2050年，其占总人口比重将分别超过20%和25%（见表3），我国即将成为高度老龄化的国家。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同特点，突出表现在：
1.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8亿，是世界唯一一个60岁以上老年人口绝对数量超过一亿的国家。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20%。
2.老年人口增长快。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世界老年人口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年人的年平均增速为3.3%，老龄化趋势及速度远高于世界平均速度。
3.高龄老人比例高。1990—2010年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左右，高于65岁以上老年人的平均增速，也快于世界平均3.0%和发达国家平均2.0%的水平（国家统计局，2011），失能、残疾、带病老人越来越多，老年人社会管理和服务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
4.地区、城乡间老龄化差异大。
五、俄罗斯治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借鉴与警示
（一）重视传统生育观念的保护
保护民族在世界之林占有合理份额，在不违背计划生育精神下，重视对民族生育观念的保护，使炎黄子孙繁衍，文化传承。
良好的生育观念，将保护人口自身再生产按科学规律发展，构建合理的人口结构，促使代际平衡，种族繁盛。俄罗斯目前对东正教生育观念的呼唤，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抗争，希望在全球越来越“归一”的现代生育观念下，保持民族独特的人口文化并借此摆脱人口生产的困境。这种努力能否奏效有待观察，但起码提示中国，保护传统生育观念，迫在眉睫。
（二）开发家庭政策
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抚幼助老的重要载体。通过开发家庭政策，实现对老年人的福利倾斜，保证老年人在家庭中老有颐养。
在全球“找回家庭”的呼声中，包括以俄罗斯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都明确以家庭整体为对象推行专门的计划与项目，如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税收优惠和现金补助计划，以及子女收养、儿童看护、受虐妇女保护、家庭生活教育等服务。近年俄罗斯人口生产的止跌，居民幸福指数的提升，与“家庭政策”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
而我国仍局限于一种“含蓄的援助”。因此开发家庭政策，明确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福利对象已提上日程。
1.创建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在统筹行政资源的基础上有效推动中国家庭政策体系的重构。
2.推行以家庭整体为福利对象的社会政策。（1）尝试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措施，尤其要将有养老或育儿需求家庭的经济成本考虑在内；（2）尝试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制度，允许保险在家庭成员（主要是配偶）之间的转移，重视未就业或非正规就业家庭成员的需求，并探讨将家庭成员所承担的某些长期家庭服务（如老年人的长期护理等）纳入社会保险范畴的可行性。
3.进行家庭投资以发展家庭能力。为不同类型的家庭（如正承担着抚幼或养老责任的家庭）提供直接经济援助，通过家庭政策扩大对此类家庭的财产支持，在保障民众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尝试消除现行福利体制固有的内在不平等，提升对最有需求家庭的资助力度（如失能老人家庭以及残疾人、空巢、单亲、独生子女家庭等），并减少妨碍有抚幼或养老责任的夫妇就业的不利因素。[1]
（三）加强道德建设、营造敬老文化
老龄化的加速，让俄罗斯许多老年人在应该退休的年龄仍工作在一线，退休者也常常独居而很少与孩子来往（除有能力给孩子稳定经济支持与住房者外）。空巢老人孤寂而凄凉的晚年生活，成了俄罗斯近年常见的社会现象。尽管政府的退休金在增长，仍难免老人们的落寞与悲凉。这一现象的产生，按俄罗斯一些学者的观点，是俄罗斯的文化缺乏，像中国文化那样的敬老爱幼传统，在现代化的涤荡下，年轻人追逐的已是西方的拜金与享乐主义，他们不可能去侍奉年迈的亲人。此外，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也让年轻人在客观上无暇顾及自己的老人。
尚处在人口红利期的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目前还没有像俄罗斯的老人那样在应该退休的年龄不得不继续工作，但空巢老人孤寂而凄凉的晚年生活，也成了中国城乡近年越发常见的社会现象。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少儿人口的减少，老年人能否安享晚年，对“未富先老”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挖掘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优势，在加快养老基础建设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营造孝亲敬老文化氛围，成为重要任务。
孝亲敬老文化包括：“孝是人应尽之责，是个人立身之本，是齐家之道，是治国之基。传承孝亲敬老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创新包括：（1）平等。即长辈与晚辈在人格与权益上平等；（2）共享。即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3）参与。即老年人参与和谐社会的“共建”、“共享”；（4）保障。即从政策、法规上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1]
在任何社会，老年人都是弱势群体。即使有优越的物质条件，缺乏了人文关怀的老人，也不会有幸福的晚年。因此，应在银发浪潮到来之时，构筑道德与法律的基石，营造孝亲敬老文化氛围，保证老年人安享晚年。
（四）养老模式与制度的相关借鉴
俄罗斯的养老模式有多种，在城市一般分为四类：“一是政府养老院，入住对象是二战英雄，这部分人基本由国家包下来。二是社会养老院，老人把自己的住宅交给国家，采用交换的形式入住社会养老院，自带家具与用具集中养老。三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入住封闭式的护理院，费用由国家全额负担。四是白天集中，晚上回家的托老所式的养老院。入住这里的老人都保持了与原工作单位的联系，其养老费用由原单位提供，单位免费提供房子，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用出租房屋及其他收入不定期帮助这些老人，每逢节日都会来慰问。随着俄罗斯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第二种养老模式”。[2] 从我国养老模式看，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是两种主要的方式（从居住方式分）。我国不同于俄罗斯，家庭养老观念在国民中根深蒂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空巢家庭的增多，这个观念也在削弱。因此，在提倡居家养老，由社区提供辅助服务的同时，学习俄罗斯，采取以住宅或其他财产交换的形式入住社会养老院，或自带家具与用具集中养老、或自由组合轮流交换住宅购买社区服务等方式，拓展养老方式，使老人能够依照自己的身体、技能和财力状况，灵活选择养老模式，避免独居，政府加以引导和扶持，十分必要。
俄罗斯养老金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
1.适当控制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规模。把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在政府财政补贴的基础上是难以持久的。我国应借鉴俄政府削减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计划，有效控制政府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补助的过度增长。
2.加快我国养老金社会保障立法工作。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法虽已出台，但鉴于国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尚未达到全国统筹，涉及养老保险的具体条例也难以全国统一。因此，养老领域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人们无法准确把握现阶段国家、企业与个人在这一制度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当前应加强养老保险改革，尽快出台适合现阶段国情的《社会保险法》补充说明和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等，使养老保险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3.加强养老金的管理。为保障退休人员的利益，避免投资风险，俄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对投资机构的经营进行监督和评估。应借鉴俄罗斯的经验，成立专门的养老金管理机构，加强对养老金投向和投量的管理，合理规避投资风险，确保养老金的保值和增值。
4.扩大养老保障的社会覆盖面。俄罗斯的养老保障基本覆盖了全体合法居民[3]。与其相比，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主要涉及城镇，还未全面涉及农村，因此，必须加速推进我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尤其是要扩大农村养老保障的覆盖面，让农民获得养老保障的实惠。
实事求是地说，俄政府一直从战略高度关注人口问题，从改革初期至今，也并未忘记老年人口这一庞大的群体，并一直把改善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但俄罗斯改革的特点昭示中国，仅仅法律上的规定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以老年人口为众的社会急速分化的贫困人口现状和事实，政府社会政策的有效，必须吻合市场规律，而市场规律一旦启动，政府的政策往往形同虚设。对中国而言，树立经济、社会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前瞻性地预设社会制度，建立保障老年人口、平衡代际利益，抑制社会分层速度加快的通盘社会政策已迫在眉睫。因为中国的老龄化不同于俄罗斯，不仅老年人口数量庞大，老化速度迅猛，而且人均资源占有量与俄罗斯根本无法同比。中国迅速老化的人口起码面临着三重困境：没有一个覆盖面很广的全国养老金体系；同俄罗斯一样来自子女的可依赖的资源很有限；由于社会是“未富先老”，多数体衰的老年人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以获得经济保障。因此在资源限制建设，建设制约保障的客观背景下，快速建立起既吻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市场原则的社会政策和老年保障制度，对中国来说，显然要比俄罗斯的局面更复杂，任务更艰巨。
【关键词】中国 俄罗斯 人口老龄化 应对策略 借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俄罗斯曾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也是世界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国家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人口负增长（种群否定），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造成了威胁种群生存的严峻形势，加剧了民族繁衍的恐慌。俄罗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人口局面，国家在治理人口老龄化方面又有哪些举措值得正在向人口老龄化社会加速迈进的中国借鉴？本文将尝试探析俄罗斯老龄化的成因及应对策略对我国的借鉴问题。
一、俄罗斯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原因
（一）老龄化现状
俄罗斯人口转变过程开始的时间较晚，但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地区差异大，且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差别，老龄化形势严峻。
俄罗斯老龄化的进展首先是以整个国家人口局势的步入衰减为信号而加剧的。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出现了人口规模持续缩小的趋势，从1992年，蔓延全俄罗斯联邦的“种群否定”（депопуляцця[1]即人口负增长），以不可逆转的势头，使俄罗斯人口总量连续下滑，“其境内常住人口从1990年的1.5亿人下降到1996年的1.48292亿人，2004年为1.44964亿人，2005年初的1.44168亿人，2006年的1.43474亿人，2007年为1.42221亿人，2008年为1.42221亿人。十几年里，俄罗斯人口减少了约500万人”。[2]尽管俄政府推出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生育，但收效甚微。“特别是由于1995-2006年十二年间，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在负4.8至负6.6之间，使民族人口受到重创。2002年俄罗斯城市和城镇的居民点已由原先的3230个削减至2940个。在农村，因人口自然减员或居民外迁形成了1万多个无人村落，那里田园荒芜，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象”。（姜振军，2009，122）
生育率的下降，使俄罗斯自然老化的一代人口得不到正常的生育人口数量补充，累积时间越长，“老化人口”与“新生人口”差额越大，形成人口代际结构的失衡，从而更助推人口老化，造成人口生产的积重难返。
根据俄罗斯最近2次人口普查数据，俄罗斯人口已由2002年的1.45167亿人，缩减至2010年的1.42857亿人。人口缩减情况如表1。
俄罗斯人口分年龄、性别情况，如表2。
按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开始进入老龄社会。在整个俄罗斯全国人口数量持续下滑的局势下，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形成了突出的“倒金字塔”型，少年儿童数量越来越少，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进入21世纪后，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呈加快趋势。到2008年1月，俄罗斯60岁以上人口达到2448.7万人，占总人口的17.24%，65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958.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9%（姜振军，2009，128）。到2010年10月，俄罗斯60岁以上人口进一步发展到2604.3万人[1]。目前，全俄退休人口已接近3000万人，超过人口总数的20%。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城乡出现了人气匮乏、乡村凋敝、劳动力资源短缺严重，甚至日益枯竭的境况。在城市，服务业从业人员大都是老年人口，一些急需发展的城市建设项目和企业因招工不足而受限发展，一些边远地区的建设也因缺乏青壮年劳动力而搁浅，特别是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石油、天然气、煤矿、木材、黄金等生产领域，企业劳动力缺乏近50%”。[2]，而在农村，每个村庄几乎只剩年迈的老人，大片土地荒芜，在贝加尔——黑河干线和俄罗斯边界之间直到中国边界的空间地带，今天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4人。老龄化的加剧，不仅使众多老年人晚年生活困苦不堪，也使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蒙上了阴影，给国家安全带来隐患并使民族重振大国之梦增添了艰难。
（二）导致俄罗斯人口下滑、老龄化严重的原因探析
俄罗斯人口生产的持续下滑和人口结构的老化，除了其独特的社会背景（社会原因-如世纪内人口的几次重创、社会急剧转型、民众不健康生活方式等）外，还有其地理、政治、历史与文化、经济及其他相关的深刻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条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地理原因
从地理上，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位居北半球，纬度较高，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冬季漫长，这从客观上给人口生产带来困难。
2.政治原因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社会进入了动荡多变期，主要是政局不稳定。叶利钦作为一名较老牌的政治家，虽有从政经验，但由于健康和老迈原因，在长达八年的执政中，对国家的改革实际是指挥不利的。特别是在他第二届总统任期内，不到四年连换了四届总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政府班子的频频换首，使百姓对社会变革产生疑虑，对国家前途失去信心，在急剧的经济下滑条件下，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推迟生育，甚至拒绝生育，以期待政局稳定、社会好转。从1992年以来到普京执政前婚姻率和出生率的持续下滑，不仅造成人口数量的直线下降，也成为人口老化的直接推手，带来民族人口重振的积重难返。 3.历史、文化原因
文化属社会历史范畴，可以理解为“生活轨迹”，包含社会习俗、服饰、语言、礼节、行为和被社会所确定的制度等。传统文化是“一种价值取向。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于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它是对社会和个人有着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的东西，并不以其经济、物质基础的变化而马上变化”。[3]
从地缘角度，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亚洲领土虽广大，但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在西部。西方的观念和思潮以最直接的方式给俄罗斯以影响。西方的船坚炮利和对个性、自由的崇尚，始终是俄罗斯年轻一代追随的主流；从历史角度，“十世纪前，俄罗斯是一个多神教国家。988-989年，罗斯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此后，封建主义国家和正在形成的教会组织积极推广基督教。造成了古俄罗斯文化的演变和丰富发展”，[4]及至发展成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是建立在人与上帝的二元对立中的，认为“人是上帝的子民”，以皈依上帝为最终目的，以“博爱”“个性显现”“自由”为追逐目标。加上城市比重明显高于农村，生产方式不像中国农业国那样直接取决于人数，并追求“人丁兴旺”，因此，追求“爱”和“个性”“自由”，是重要的家庭人口发展的文化导因。这在俄罗斯社会转型初期，大多数年轻人家庭以“贫穷”为由拒绝生孩子，就足以证明。
与此同时，由于扩张、战乱的历史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祥地，非宗教传统的一些观念的被强化灌输，如“民族”“人民”“国家”高于“个人”、“家庭”，又使其在追求“爱”和“个性自由”的同时，表现出对“家庭”的游离。这方面的表现是，俄罗斯人一般具有较浓重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侠义的国家观念（指传统人群而言）。尽管东正教作为正教的地位在俄罗斯长期得到保留，但在俄罗斯历史上的苏维埃时期却被诋毁，取代它的，实际上是非宗教传统的与东正教传统有很大不同的东西。这些新传统是以国家在社会里包罗万象的绝对作用为主要特征的。而其中，就包括苏维埃革命所倡导的一些被极端化的思想观念。由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阵营旗帜的地位，人们会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观念，但当国家角色（作用）在根本上发生变化，“苏联传统”处于一种被“悬挂”状态时，它表现出的对生育观念的冲击作用，短时间就很难消除了。[5]
4.经济原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了一个独立国家，进入了艰难曲折的社会经济转轨时期。期内社会矛盾空前加剧，生产持续大幅滑坡，1998年的GDP仅达到1989年水平的46%，1989年食品总产量亦仅为1989-1991年均水平的56.6%，已由一个发达的超级大国沉沦为世界上一个中低收入的国家。[1]
在整个的1992-1995年，俄罗斯生产急剧衰退，经济危机深重。生产萎缩、合作伙伴丧失、原材料缺乏、定货锐减，失业者大规模增长。而国家此时采取的社会保护有孩子家庭的措施，如对多孩家庭的救济，或对其父母就业的照顾等，要么如杯水车薪，要么形同虚设，不可能制止家庭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从经济情况看，俄罗斯改革最不受益的人群，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口，他们是90年代初到了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在改革的第一年，不同金融公司银行“倒闭”的结果加害给存户很大一部分是老年人。而到1992年，老年人在储蓄银行失去了自己所有的财产。
俄罗斯老年人收入的主要形式是退休金，但它们在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上，效用却逐年下降。在物价攀升中，实际获得的退休金数量减少。
5.政策原因
人口政策是在人口这个特定的领域内发挥调节、干预和指导作用的国家政策。
苏联时期的人口政策是国家社会经济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更多的是以经济措施，如对孩子的资金救济、纳税时核计孩子数等和行政法律措施，如禁止流产和自由出卖避孕用具的法令等来体现的。随着历史的变化，人口政策的重心也在不断变化。
从1917年到30年代，苏联的家庭人口政策，是致力于为工作妇女创造一种条件，配合有工作的母亲参加社会生产。
从3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才真正的是“鼓励生育”期。在这段时间，取消了苏联政权最初年代的自由主义法令，采取了严禁流产的措施。同时实行了对多孩家庭的救济。
在镇压年代和卫国战争时期，上千万人口的丧失，使官方以鼓励生育为政策方向。1944年，采取了加强对母亲物质和道德帮助的新法规，实行了对第三个孩子的一次性救济，创立了对多孩母亲的奖励。70年代，对收入不足50卢布的缺少保障家庭的孩子实行补助，80年代，国家仍保留了对有孩子家庭的物质帮助，在降低人口的死亡、疾病率和完善妇幼保健制度方面下工夫。
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保留了一些社会人口政策的基础的法规法令。但政策效用下降。
从苏俄历史看，人口一直比较稀少，除战争外的大部分时期增长缓慢，战争的人口损失，使人口问题雪上加霜。因此，政府应坚持不懈地实施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在提高生育率、降低死亡率上狠下功夫。但苏联欠缺在这个问题上的警觉以及治理决心和力度，与中国相比，苏联（俄罗斯）政府的人口政策缺乏连贯性、针对性，而是更多的放任。显然，这也是造成人口问题的重要原因。
二、俄罗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一）以积极人口政策，巩固家庭，鼓励生育
俄现阶段人口政策的基本目标：逐步稳定人口数量，为未来人口增长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
由于人口生产具有惯性作用，要制止老龄化的加剧，必须从改变人口结构，增加少儿人口占全人口比重入手，既将不正常的人口倒金字塔结构，向正常的人口金字塔结构调整。因此，鼓励生育，成为改变人口颓势的重要举措。
为此，俄人口学家大力呼吁巩固家庭、鼓励多生。俄政府也努力创造条件，保证多子女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准，使占主流的家庭规模由1—2个子女向3个或更多子女模式过度。不断增强对以家庭为中心的政策扶持力度，“对有责任赡养子女的父母提供社会保障和物质奖励，采取经济补偿的方式来引导和鼓励年轻人多生多育”[2]。经济补偿的具体内容包括提高对新生儿家庭的补贴，按生育孩次分别给以1500卢布、3000卢布甚至更高的补贴。发放儿童学前教育补贴，对孕妇、产妇进行补贴，鼓励并资助收养孤儿。设立“母亲资本”，让俄罗斯妇女安心抚养子女，维护育儿妇女的权益，建立现代化的保健中心网络，对多子女家庭予以补助等，以确保孩子将来正常成长和可以受到应有的教育。 （二）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增强居民健康，提高人均寿命
1.降低死亡率
针对近年人口死亡率上升，特别是由于不健康生活方式和意外伤害等原因带来的青壮年死亡率提高从而导致平均寿命缩短特别是男性寿命低的状况，实施了国家“健康计划”，卫生部从2006年起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居民防治结核和艾滋病，保证居民两年看一次医生；同时，制定交通安全计划，抑制各类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率；此外，限制含酒精饮料的进口和销售，号召人们远离毒品，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针对近40%国民吸烟的状况，2012年，俄卫生和社会发展部提交政府报告，建议在全国少儿频道禁止播出吸烟画面，并首次在全国公共场所实施禁烟令。[3]
2.改善人民生活，延长寿命
与叶利钦时代不同，普京政府非常务实地抓“民生工程”即卫生、教育、住房建设事业等，将其视为“国家重点工程”，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在积极实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同时，提高退休者待遇。政府优先安排社会养老资金，并建立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不断提高退休者福利待遇的制度，仅2000年到2004年退休者每月最低养老金从909卢布，到2001年1144卢布，2002年1379卢布，2003年1605卢布，2004年1801卢布[4]，让曾经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老一代安享晚年，提高人均寿命。
（三）倡导传统价值观，改变生育观念
俄政府人口政策的核心是改变现有价值观，回归传统，重视家庭，树立养育子女光荣的观念，强调个人对家庭、对子女，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上世纪90年代末，当俄罗斯人口生产下滑、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尚在动荡、前景不明期，俄罗斯一些爱国学者曾提出倡导东正教文化以复兴国家的口号，许多年轻人也纷纷响应。
东正教的有关家庭价值主要包括：婚姻由上帝指定；禁止婚前和婚外性接触；不许离婚，婚姻不可废除；夫妇的义务是精神的、道德的相互完善；生育孩子。
对此，俄罗斯相当一些学者提出重倡传统观念，以传统文化的精粹，鼓舞民族士气，改变生育观念。这在一定程度引起社会响应。到东正教堂举行婚礼的年轻人数量日增。政府也以此为契机，大力表彰多育父母，给多子女家庭的父母除了物质奖励，还以“民族英雄”礼遇，总统接见，社会大力表彰。
（四）抑制人口外流的同时，鼓励移民
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原因之一是积极劳动人口向境外流失。为制止人才流失，俄政府采取优惠和倾斜措施，改善优秀人才的待遇和科研条件，如给大学教授、研究员涨工资，同时，为刺激永久居住或按照劳动合同常住在国外的人口返回，俄联邦尽可能的提供保障，吸引那些高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包括为他们提供安全、居住、工作地点等方面的优惠。
在努力抑制人才外流的同时，俄出台政策吸纳外来移民。
从2006年1月起，对非法移民实行了“百万特赦”的新政策。允许在俄国讨生活的独联体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甚至加入俄罗斯国籍。2006年6月俄联邦总统签署《促进境外同胞自愿移民俄罗斯国家纲要》的总统令，号召苏联空间其他国家说俄语的居民移民俄罗斯，以解决国内人口老龄化加剧对开发新的经济项目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三、俄罗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成效与局限性
（一）成效
1.与2010年10月俄罗斯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显示的俄罗斯人口总数为1.428亿结果相比，俄罗斯人口出现些微乐观趋势，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达到持平。截止到2013年6月7日，全国有人口143478943人，每17秒钟，出生一人，死亡一人，实现了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对等，日诞生婴儿5200多[1]，这在多年人口日减的俄罗斯，是难能可贵的现象。它意味着俄罗斯倒金字塔型的不良人口结构，终于在基础部分得到稳固。虽离正金字塔型还相差甚远，但毕竟实现了人口生死平衡，这是改善不良人口结构的第一步。
2.俄罗斯老年人口的生活状态得到改善，老年福利与保障水平明显提高。
3.经过十多年的摸索改革，已初步建立起“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新的养老保障制度由社会养老保险、强制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等三个支柱所构成的养老安全保障体系组成。
同时，通过改革将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变为由联邦财政预算发放和保险费的形式支付。对养老金实行职业化管理、多元化、并可以委托给私人管理公司或授权国家管理公司进行少量投资的管理方法进行资金管理。[2]
（二）局限性
1.“少子多福，享受当下”的处世观已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俄罗斯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宗教信仰虽在部分年轻人头脑中树立，但绝大多数年轻人奉行的仍然是现代的价值观念。活在当下，急功近利，不可能，也根本不愿意为国家的“复兴”去生育繁衍子孙。此外，按照俄人口学家的解释，“多孩生育行为在现代对父母来说已经失去了起码物质基础，全球性无孩或少孩生育观念的流行，恰恰是利益趋使所致”。[3]
2.人口生产的惯性定律决定了俄罗斯人口政策的局限性。人口生产的规律表明，人口一旦进入负增长轨道，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改变势头。俄罗斯人口生产进入衰减型，“人口年龄结构在1999-2006年属于人口红利期，人口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点，自2007年起，老年人口的数量与比重快速增长。而劳动年龄人口和其他人口总数量将累积减少，育龄女性人口数量也将显著减少”[4]。这将对国家复兴种族、振兴经济带来挑战。
四、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增长快、高龄老人比例高。与世界其他老龄化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基础明显较弱，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5]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10.5%，到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87%，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11）。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将进一步增强，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同期人口的自然增速，老年人口将是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 据有关专业报告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2.45亿，2050年将超过4亿；到2030年和2050年，其占总人口比重将分别超过20%和25%（见表3），我国即将成为高度老龄化的国家。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同特点，突出表现在：
1.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底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8亿，是世界唯一一个60岁以上老年人口绝对数量超过一亿的国家。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20%。
2.老年人口增长快。据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世界老年人口平均年增长速度为2.5%，同期我国老年人的年平均增速为3.3%，老龄化趋势及速度远高于世界平均速度。
3.高龄老人比例高。1990—2010年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数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左右，高于65岁以上老年人的平均增速，也快于世界平均3.0%和发达国家平均2.0%的水平（国家统计局，2011），失能、残疾、带病老人越来越多，老年人社会管理和服务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
4.地区、城乡间老龄化差异大。
五、俄罗斯治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借鉴与警示
（一）重视传统生育观念的保护
保护民族在世界之林占有合理份额，在不违背计划生育精神下，重视对民族生育观念的保护，使炎黄子孙繁衍，文化传承。
良好的生育观念，将保护人口自身再生产按科学规律发展，构建合理的人口结构，促使代际平衡，种族繁盛。俄罗斯目前对东正教生育观念的呼唤，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抗争，希望在全球越来越“归一”的现代生育观念下，保持民族独特的人口文化并借此摆脱人口生产的困境。这种努力能否奏效有待观察，但起码提示中国，保护传统生育观念，迫在眉睫。
（二）开发家庭政策
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也是抚幼助老的重要载体。通过开发家庭政策，实现对老年人的福利倾斜，保证老年人在家庭中老有颐养。
在全球“找回家庭”的呼声中，包括以俄罗斯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都明确以家庭整体为对象推行专门的计划与项目，如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税收优惠和现金补助计划，以及子女收养、儿童看护、受虐妇女保护、家庭生活教育等服务。近年俄罗斯人口生产的止跌，居民幸福指数的提升，与“家庭政策”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
而我国仍局限于一种“含蓄的援助”。因此开发家庭政策，明确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福利对象已提上日程。
1.创建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在统筹行政资源的基础上有效推动中国家庭政策体系的重构。
2.推行以家庭整体为福利对象的社会政策。（1）尝试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措施，尤其要将有养老或育儿需求家庭的经济成本考虑在内；（2）尝试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制度，允许保险在家庭成员（主要是配偶）之间的转移，重视未就业或非正规就业家庭成员的需求，并探讨将家庭成员所承担的某些长期家庭服务（如老年人的长期护理等）纳入社会保险范畴的可行性。
3.进行家庭投资以发展家庭能力。为不同类型的家庭（如正承担着抚幼或养老责任的家庭）提供直接经济援助，通过家庭政策扩大对此类家庭的财产支持，在保障民众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尝试消除现行福利体制固有的内在不平等，提升对最有需求家庭的资助力度（如失能老人家庭以及残疾人、空巢、单亲、独生子女家庭等），并减少妨碍有抚幼或养老责任的夫妇就业的不利因素。[1]
（三）加强道德建设、营造敬老文化
老龄化的加速，让俄罗斯许多老年人在应该退休的年龄仍工作在一线，退休者也常常独居而很少与孩子来往（除有能力给孩子稳定经济支持与住房者外）。空巢老人孤寂而凄凉的晚年生活，成了俄罗斯近年常见的社会现象。尽管政府的退休金在增长，仍难免老人们的落寞与悲凉。这一现象的产生，按俄罗斯一些学者的观点，是俄罗斯的文化缺乏，像中国文化那样的敬老爱幼传统，在现代化的涤荡下，年轻人追逐的已是西方的拜金与享乐主义，他们不可能去侍奉年迈的亲人。此外，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也让年轻人在客观上无暇顾及自己的老人。
尚处在人口红利期的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目前还没有像俄罗斯的老人那样在应该退休的年龄不得不继续工作，但空巢老人孤寂而凄凉的晚年生活，也成了中国城乡近年越发常见的社会现象。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少儿人口的减少，老年人能否安享晚年，对“未富先老”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挖掘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优势，在加快养老基础建设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营造孝亲敬老文化氛围，成为重要任务。
孝亲敬老文化包括：“孝是人应尽之责，是个人立身之本，是齐家之道，是治国之基。传承孝亲敬老文化，在现代的发展创新包括：（1）平等。即长辈与晚辈在人格与权益上平等；（2）共享。即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3）参与。即老年人参与和谐社会的“共建”、“共享”；（4）保障。即从政策、法规上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1]
在任何社会，老年人都是弱势群体。即使有优越的物质条件，缺乏了人文关怀的老人，也不会有幸福的晚年。因此，应在银发浪潮到来之时，构筑道德与法律的基石，营造孝亲敬老文化氛围，保证老年人安享晚年。
（四）养老模式与制度的相关借鉴
俄罗斯的养老模式有多种，在城市一般分为四类：“一是政府养老院，入住对象是二战英雄，这部分人基本由国家包下来。二是社会养老院，老人把自己的住宅交给国家，采用交换的形式入住社会养老院，自带家具与用具集中养老。三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入住封闭式的护理院，费用由国家全额负担。四是白天集中，晚上回家的托老所式的养老院。入住这里的老人都保持了与原工作单位的联系，其养老费用由原单位提供，单位免费提供房子，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用出租房屋及其他收入不定期帮助这些老人，每逢节日都会来慰问。随着俄罗斯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第二种养老模式”。[2] 从我国养老模式看，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是两种主要的方式（从居住方式分）。我国不同于俄罗斯，家庭养老观念在国民中根深蒂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空巢家庭的增多，这个观念也在削弱。因此，在提倡居家养老，由社区提供辅助服务的同时，学习俄罗斯，采取以住宅或其他财产交换的形式入住社会养老院，或自带家具与用具集中养老、或自由组合轮流交换住宅购买社区服务等方式，拓展养老方式，使老人能够依照自己的身体、技能和财力状况，灵活选择养老模式，避免独居，政府加以引导和扶持，十分必要。
俄罗斯养老金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
1.适当控制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规模。把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在政府财政补贴的基础上是难以持久的。我国应借鉴俄政府削减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计划，有效控制政府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补助的过度增长。
2.加快我国养老金社会保障立法工作。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法虽已出台，但鉴于国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尚未达到全国统筹，涉及养老保险的具体条例也难以全国统一。因此，养老领域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人们无法准确把握现阶段国家、企业与个人在这一制度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当前应加强养老保险改革，尽快出台适合现阶段国情的《社会保险法》补充说明和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等，使养老保险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3.加强养老金的管理。为保障退休人员的利益，避免投资风险，俄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对投资机构的经营进行监督和评估。应借鉴俄罗斯的经验，成立专门的养老金管理机构，加强对养老金投向和投量的管理，合理规避投资风险，确保养老金的保值和增值。
4.扩大养老保障的社会覆盖面。俄罗斯的养老保障基本覆盖了全体合法居民[3]。与其相比，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主要涉及城镇，还未全面涉及农村，因此，必须加速推进我国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尤其是要扩大农村养老保障的覆盖面，让农民获得养老保障的实惠。
实事求是地说，俄政府一直从战略高度关注人口问题，从改革初期至今，也并未忘记老年人口这一庞大的群体，并一直把改善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但俄罗斯改革的特点昭示中国，仅仅法律上的规定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以老年人口为众的社会急速分化的贫困人口现状和事实，政府社会政策的有效，必须吻合市场规律，而市场规律一旦启动，政府的政策往往形同虚设。对中国而言，树立经济、社会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前瞻性地预设社会制度，建立保障老年人口、平衡代际利益，抑制社会分层速度加快的通盘社会政策已迫在眉睫。因为中国的老龄化不同于俄罗斯，不仅老年人口数量庞大，老化速度迅猛，而且人均资源占有量与俄罗斯根本无法同比。中国迅速老化的人口起码面临着三重困境：没有一个覆盖面很广的全国养老金体系；同俄罗斯一样来自子女的可依赖的资源很有限；由于社会是“未富先老”，多数体衰的老年人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以获得经济保障。因此在资源限制建设，建设制约保障的客观背景下，快速建立起既吻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市场原则的社会政策和老年保障制度，对中国来说，显然要比俄罗斯的局面更复杂，任务更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