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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贫苦少年到音乐专家
于会泳1926年6月生于山东乳山县于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于会泳从小喜爱音乐。读到中学时，因家中贫困，辍学回家，被当地聘为小学教师。1946年9月，他找到中共胶东地区党组织，表达了参加革命的决心，随即被安排到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工作。
1949年10月，组织上送于会泳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专修班进修学习。于会泳很快就掌握了乐理、乐谱、演唱等音乐基础知识，并且学会了作曲。他选择民歌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所演唱的民歌，生动传神，曲调优美，这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1950年9月，经院长贺绿汀举荐，于会泳留在音乐工作团搞创作工作。此时，该学院已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于会泳创作了大量作品。他于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一书，有较高水平。依靠这部专著，于会泳得以跻身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专家行列。
被江青看中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抓京剧革命。她把《红灯记》剧组调来，在上海演出多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文艺界许多“笔杆子”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红灯记》进行评论。于会泳也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
江青对于会泳的文章非常赞赏。有一天，江青问张春桥：“于会泳是个什么人？”张春桥通过上海音乐学院了解了于会泳的经历和表现后，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一听于会泳是个“根正苗红”的专家，马上提出要见于会泳。第二天，于会泳被通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说有一位领导同志要和他谈话。于会泳到地方后才知道，原来要见自己的是江青。
不久，张春桥将于会泳调到上海京剧院，让他担任重点剧目《海港》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他在设计《海港》女主角方海珍的唱腔时，更多地将京剧程派的唱腔加入进去，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江青听了录音带后，非常高兴。
于会泳改造《海港》唱腔成功，使江青更加看重他，把他作为搞样板戏的“台柱子”。很快，于会泳被调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负责全剧唱腔设计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考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于会泳正在北京随《智取威虎山》剧组演出，他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电话：必须立即回到音乐学院接受群众批斗、审查。造反派认定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于会泳找到张春桥，问怎么办。张春桥回答说：“你回去吧。不要怕，我们信任你。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于会泳回上海后，立即到上海音乐学院，主动找到学院红卫兵各主要战斗队的头目，非常虚心地征求红卫兵的意见，并且主动作检讨。
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让手下人到上海音乐学院做红卫兵的工作，说于会泳是革命的。江青在一次开会时，特意派人用自己的轿车去接于会泳。还有一次，江青特意拉于会泳和自己一起上台会见演员。红卫兵们得知后，不再揪斗于会泳，反而认为他是革命教师的代表。
于会泳受到江青的青睐，工作更起劲了。他参加了《杜鹃山》、《平原作战》、《龙江颂》等样板戏的音乐创作。这些样板戏中的每个字，每个音符，都有他的心血。
1968年，《文汇报》发表了于会泳写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这篇文章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三突出”理论。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江青的称赞。
1969年4月，于会泳作为上海的党代表，出席了中共九大，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共九大之后，他担任国务院文化小组副组长。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他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也曾受到江青的猜疑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将拍摄的故事影片《创业》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于会泳觉得这部影片很好，立即打报告向江青等人推荐这部影片在1975年春节公映。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批示同意，江青也圈阅同意。就在于会泳下令发行时，突然被江青叫到钓鱼台，她当面指责于会泳：“《创业》这么糟，你为什么批准发行？这部影片明目张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于会泳立即以文化部的名义下令停止发行《创业》。除自己写检查外，还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写出文化部对《创业》的“十条意见”。不料，当年7月毛泽东在《创业》编剧张天民的来信上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于会泳又不得不和文化部的党组成员共同写出检讨呈送毛泽东。
此后不久，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又与江青等人在电影《海霞》问题上发生矛盾。此时，于会泳恰恰被医生查出患有代谢性肝炎病，必须住院卧床休息。但江青等人认为，于会泳这是在逃避“斗争”。
1974年、1975年，“四人帮”搞“批林批孔”，矛头指向周恩来。于会泳当上文化部部长后，与周恩来有过工作接触，对周恩来的品格和风范十分佩服。因此，他不愿意参与旨在攻击周恩来的斗争，江青认为于会泳阳奉阴违。
幻想破灭后自杀身亡
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于会泳还是紧跟江青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查获了“四人帮”所拟定的他们打算在上台后“组阁”的中央领导班子中，于会泳被列为副总理人选。
10月中旬，于会泳被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当时，于会泳对自己的出路还比较乐观。
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于会泳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找专案组谈话，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组长工作忙，没有时间和他谈话。于会泳彻底绝望了。
1977年8月28日晚，于会泳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然后将自己刷牙杯中的“来苏水”喝了下去……
于会泳1926年6月生于山东乳山县于家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于会泳从小喜爱音乐。读到中学时，因家中贫困，辍学回家，被当地聘为小学教师。1946年9月，他找到中共胶东地区党组织，表达了参加革命的决心，随即被安排到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工作团工作。
1949年10月，组织上送于会泳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专修班进修学习。于会泳很快就掌握了乐理、乐谱、演唱等音乐基础知识，并且学会了作曲。他选择民歌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他所演唱的民歌，生动传神，曲调优美，这引起了院长贺绿汀的注意。
1950年9月，经院长贺绿汀举荐，于会泳留在音乐工作团搞创作工作。此时，该学院已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后改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于会泳创作了大量作品。他于1963年出版的《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一书，有较高水平。依靠这部专著，于会泳得以跻身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专家行列。
被江青看中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抓京剧革命。她把《红灯记》剧组调来，在上海演出多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上海文艺界许多“笔杆子”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红灯记》进行评论。于会泳也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京剧假如要演革命现代戏的话，必须对原来的京剧音乐、唱腔作重大改革。
江青对于会泳的文章非常赞赏。有一天，江青问张春桥：“于会泳是个什么人？”张春桥通过上海音乐学院了解了于会泳的经历和表现后，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一听于会泳是个“根正苗红”的专家，马上提出要见于会泳。第二天，于会泳被通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说有一位领导同志要和他谈话。于会泳到地方后才知道，原来要见自己的是江青。
不久，张春桥将于会泳调到上海京剧院，让他担任重点剧目《海港》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他在设计《海港》女主角方海珍的唱腔时，更多地将京剧程派的唱腔加入进去，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江青听了录音带后，非常高兴。
于会泳改造《海港》唱腔成功，使江青更加看重他，把他作为搞样板戏的“台柱子”。很快，于会泳被调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负责全剧唱腔设计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考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于会泳正在北京随《智取威虎山》剧组演出，他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电话：必须立即回到音乐学院接受群众批斗、审查。造反派认定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于会泳找到张春桥，问怎么办。张春桥回答说：“你回去吧。不要怕，我们信任你。你回上海以后，要和革命小将站在一起。”
于会泳回上海后，立即到上海音乐学院，主动找到学院红卫兵各主要战斗队的头目，非常虚心地征求红卫兵的意见，并且主动作检讨。
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让手下人到上海音乐学院做红卫兵的工作，说于会泳是革命的。江青在一次开会时，特意派人用自己的轿车去接于会泳。还有一次，江青特意拉于会泳和自己一起上台会见演员。红卫兵们得知后，不再揪斗于会泳，反而认为他是革命教师的代表。
于会泳受到江青的青睐，工作更起劲了。他参加了《杜鹃山》、《平原作战》、《龙江颂》等样板戏的音乐创作。这些样板戏中的每个字，每个音符，都有他的心血。
1968年，《文汇报》发表了于会泳写的文章《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这篇文章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三突出”理论。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江青的称赞。
1969年4月，于会泳作为上海的党代表，出席了中共九大，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中共九大之后，他担任国务院文化小组副组长。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他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也曾受到江青的猜疑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将拍摄的故事影片《创业》送国务院文化组审查。于会泳觉得这部影片很好，立即打报告向江青等人推荐这部影片在1975年春节公映。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批示同意，江青也圈阅同意。就在于会泳下令发行时，突然被江青叫到钓鱼台，她当面指责于会泳：“《创业》这么糟，你为什么批准发行？这部影片明目张胆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于会泳立即以文化部的名义下令停止发行《创业》。除自己写检查外，还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写出文化部对《创业》的“十条意见”。不料，当年7月毛泽东在《创业》编剧张天民的来信上批示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于会泳又不得不和文化部的党组成员共同写出检讨呈送毛泽东。
此后不久，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又与江青等人在电影《海霞》问题上发生矛盾。此时，于会泳恰恰被医生查出患有代谢性肝炎病，必须住院卧床休息。但江青等人认为，于会泳这是在逃避“斗争”。
1974年、1975年，“四人帮”搞“批林批孔”，矛头指向周恩来。于会泳当上文化部部长后，与周恩来有过工作接触，对周恩来的品格和风范十分佩服。因此，他不愿意参与旨在攻击周恩来的斗争，江青认为于会泳阳奉阴违。
幻想破灭后自杀身亡
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于会泳还是紧跟江青的。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查获了“四人帮”所拟定的他们打算在上台后“组阁”的中央领导班子中，于会泳被列为副总理人选。
10月中旬，于会泳被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于会泳写了近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当时，于会泳对自己的出路还比较乐观。
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于会泳当晚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找专案组谈话，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然而，他得到的答复是：组长工作忙，没有时间和他谈话。于会泳彻底绝望了。
1977年8月28日晚，于会泳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然后将自己刷牙杯中的“来苏水”喝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