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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农药保护古树,还是不用农药保护猫头鹰,成了矛盾对立的问题。禁用农药,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人类发明了农药,以为是征服了自然,战胜了自然,结果适得其反。
1999年底在首都博物馆开了一个座谈会,到会的有许多专家及新闻记者。座谈前,主人先领客人们在院里参观了一下,许多棵古柏上都停歇着长耳,俗称猫头鹰。有的树上伫立一只两只,有的四五只,最多的超过十只。主人告诉我们,今年院里共有60多只,往年最多可达100多只。要看到它们很容易,低头先看树底下一片一片白色的粪便和它们吐下的鼠类残骸,抬头差不多便能发现它们。我们在下面观看、交谈、拍照,它们一动不动,都在“闭目养神”,似乎多年如此,已经习惯了。在北京,而且在城市的中心,这么容易看到这么多保护动物,确实是个奇迹!但主人告诉我们,近年来不断发现死亡的猫头鹰从树上掉下来,有时候能捡到几只,希望专家们提意见,怎样才能保护这些猫头鹰。
我第一个发言,我不是专家,只能从保护自然的角度谈谈我的看法。猫头鹰的死亡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吃了中毒的老鼠,因此我反对施用农药(确切地说,是包括杀鼠剂、杀虫剂等在内的化学毒剂)。不仅这里不能用,全北京也不能用,全国都不能用,这是一个涉及保护猫头鹰、保护所有生物、保护人类、保护生态的大问题。我顺便介绍了一下使用农药的历史和西方目前禁用农药的情况。没想到我的意见遭到了几位专家的反对。他们鉴于我是70岁的长者,没有正面反驳,但用不同的理由说明农药还是要用。有的说古柏是孔庙里的活文物,保护古树第一,不能为了保护猫头鹰而不要古树;有的说猫头鹰是候鸟,它们的栖息地在蒙古和西伯利亚,即使这几十只猫头鹰没有了,也不影响大局;有的说,猫头鹰所以来,是因为这里有古柏,没有梧桐树,招不来凤凰,所以要保护猫头鹰,首先要保护古树;有的说,治理古树的害虫要用综合的办法,但别的办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归根到底,农药还得打,尽管他们的发言有的是抱着莫可奈何的态度,有的是抱着不得不用的态度,有的是抱着非用不可的态度。
听到这些意见,我感到悲哀。因为他们都是专家,他们应该最懂得农药,也最懂得生态,但他们的意见却如此地趋于一致。当时因为会议时间就半天,而且主人是指望办法,并不需要争论。所以我忍住没有再发言,但总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为这不是一个农药问题,而是一个生态观念的问题。他们的发言都有道理,有些意见我也同意:禁用农药得有个过程,尽量使用低毒高效的农药。但他们的观点有个共同点,光考虑自己专业范围,光从人类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生态出发,从保护自然(当然包括保护人类)出发。
关于禁用农药,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早在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作家卡逊(Rachel Carson)就出版了一本书《寂静的春天》,全面论述了农药的危害。开始她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甚至谩骂,说她“煽情”,是“歇斯底里老处女”、“自然的女祭司”。经过一场有关生态保护的激烈辩论,她的书得到了上自总统下至平民的重视,美国国会终于制定了禁用某些农药的法律,而且改变了美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开创了一个环保的时代。
当时,农药作为一个伟大的科研成果出现,发明DDT的科学家保罗·米勒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它开创了一个污染环境的时代。
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生物的多样性、遗传的变异性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是其特点。人类为了改善生活和提高经济效益,却反其道而行之,努力培植单一的农业、林业和牧业,并精耕细作这种或者那种单一作物,破坏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大自然就差遣了一支“别动队”与之对抗,于是出现了“害鸟”、“害兽”、“害虫”。其实在生态学上,“害鸟”、“害兽”、“害虫”是个不确切的名词。所谓益害,只是对人类而言;即使对人类而言,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以麻雀为例,我们就经历过一个先要消灭后又平反的过程。对其他生物也是如此,这方面有害,那方面有益;只看到其害,未看到其益;废之有害,用之有益;今天有害,明天有益;对人类有害,对大自然有益,终归也是对人类有益。人类发明了农药,以为是征服了自然,战胜了自然。结果是适得其反。
第一,农药是不分敌我的,既消灭对人类有害的对象,也消灭对人类有益的对象;既消灭“害虫”,也消灭“害虫”的天敌。人们本来想毒死老鼠,却毒死了老鼠的天敌猫头鹰。
第二,从长远来看,农药很难控制“害虫”。经常使用化学药剂,使得许多应该被控制的群体产生了抗药性。它们适应性强,繁殖力强,农药对它们的作用越来越小。人们不得不加大农药的剂量和毒性,而这些群体又会产生新的抗药性。当它们既适应了农药的控制,又失去了天敌的制约,就可能出现爆发性的增长,逼迫人们采用这种消防手段犹如以油浇火,陷入越来越糟的境地。所以农药实际是帮了倒忙,它控制了人类不想控制的,却控制不了人类想控制的。
第三,农药不仅杀死昆虫和老鼠,杀死它们的天敌,也杀害其他生物,乃至人类。许多化学药剂很难降解,其毒性可以残留几月、几年甚至几十年,既可以蓄积在土层中,也可以通过食物链,转移和蓄积在植物、动物和人体内,很多化学药剂具有破坏神经系统、破坏染色体、干扰细胞分裂、破坏遗传物质等贻害无穷的功能,几乎对所有的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在内构成威胁。这种危害有的可以检测出来,有的目前还检测不出来。所以,实施农药的危害绝不是一时一地,而是一种持久的、全面的、生态性的灾难。
从农药的发明和推广到农药的被谴责和禁用,是人类和自然较量的一个过程。较量的结果当然不是人定胜天,而是天定胜人。较量的最后,人类只有在臣服自然的心态下,才能找到出路。西方许多国家开始认识这点,一方面通过法律禁用多种农药,另方面寻求新的途径来控制有害群体。由单一的“消防”时代进入到多种防治手段并用的综合治理,现在又进入到以生态保护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管理。
相比之下,我们确实是落后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仍然是“一棵树上吊死”。保护古树者可能会说,“我们的情况特殊,保护古树第一”。其实“古树第一”的提法,和“害虫”、“害鸟”“害兽”的提法一样,都是人本位的。我就不认为猫头鹰应该第二或者第三,北京城市这个人工生态系统几乎驱赶了所有的野生动物,现在除了乌鸦、麻雀、老鼠、苍蝇、蚊子以外,有幸能看到猫头鹰,确实是件好事。如果经过专家们的努力,把古树和猫头鹰都保护下来,那更是一件大好事。会后经许多家报纸和电视台一传播,就有许多人买了门票,专程去首都博物馆观看猫头鹰,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孔庙里生存着古柏,是非常珍贵的活文物;孔庙里生存着猫头鹰,也是非常珍贵的活文物。这些,都是传播绿色文明的好教材。孩子、家长、学生、老师、群众、领导、新闻界都来关注这个事,就等于启动了一个绿色的网络,就是一股无形的力量。从这个意义来说,我看没有必要分第一第二,从生态观点来看,保护古树和保护猫头鹰都非常重要。至于说“没有梧桐树,招不来凤凰”,我的理解,这个“梧桐树”指的是生态,没有相适应的生态,既无梧桐树,也无凤凰。我们不保护生态,则古树和猫头鹰都保不了。
如果说保护古树要施用农药有其特殊理由的话,那么,粮农、棉农、菜农、果农、花农以及园林、畜牧、仓储、环卫等方面使用农药,都有其特殊的理由,其心态也是共同的:莫可奈何,不得不用,非用不可。各行各业的专家们可曾想过,你们吃的粮食、蔬菜、鱼肉、水果,饮用的水,呼吸的空气,脚下的土地,生活的空间,几乎都含有农药;再加上其他环境问题,我们所处的生态日益恶化。林中无鸟、河中无鱼、花草中没有昆虫的“寂静的春天”,没有降临西方,却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现实。电视前几天报道,离北京很近的白洋淀出现了大面积死鱼的现象,波及全湖1/3。看到那白花花的死鱼,看到那哭丧着脸的渔民,再想想死于化学疾病的亲友越来越多,这种命运也许就潜伏在你我的身上,我们能无动于衷吗?饮鸩止渴,必死无疑,难道我们非要喝这杯毒酒不可吗?奇怪的是我们就生活在这种怪圈里,人们最难辨认最难逃脱的就是自己制造的这种怪圈。
当然,这不只是某些部门施用农药和有关专家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决策者通盘考虑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取得共识,不就有利于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吗?
1999年底在首都博物馆开了一个座谈会,到会的有许多专家及新闻记者。座谈前,主人先领客人们在院里参观了一下,许多棵古柏上都停歇着长耳,俗称猫头鹰。有的树上伫立一只两只,有的四五只,最多的超过十只。主人告诉我们,今年院里共有60多只,往年最多可达100多只。要看到它们很容易,低头先看树底下一片一片白色的粪便和它们吐下的鼠类残骸,抬头差不多便能发现它们。我们在下面观看、交谈、拍照,它们一动不动,都在“闭目养神”,似乎多年如此,已经习惯了。在北京,而且在城市的中心,这么容易看到这么多保护动物,确实是个奇迹!但主人告诉我们,近年来不断发现死亡的猫头鹰从树上掉下来,有时候能捡到几只,希望专家们提意见,怎样才能保护这些猫头鹰。
我第一个发言,我不是专家,只能从保护自然的角度谈谈我的看法。猫头鹰的死亡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吃了中毒的老鼠,因此我反对施用农药(确切地说,是包括杀鼠剂、杀虫剂等在内的化学毒剂)。不仅这里不能用,全北京也不能用,全国都不能用,这是一个涉及保护猫头鹰、保护所有生物、保护人类、保护生态的大问题。我顺便介绍了一下使用农药的历史和西方目前禁用农药的情况。没想到我的意见遭到了几位专家的反对。他们鉴于我是70岁的长者,没有正面反驳,但用不同的理由说明农药还是要用。有的说古柏是孔庙里的活文物,保护古树第一,不能为了保护猫头鹰而不要古树;有的说猫头鹰是候鸟,它们的栖息地在蒙古和西伯利亚,即使这几十只猫头鹰没有了,也不影响大局;有的说,猫头鹰所以来,是因为这里有古柏,没有梧桐树,招不来凤凰,所以要保护猫头鹰,首先要保护古树;有的说,治理古树的害虫要用综合的办法,但别的办法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归根到底,农药还得打,尽管他们的发言有的是抱着莫可奈何的态度,有的是抱着不得不用的态度,有的是抱着非用不可的态度。
听到这些意见,我感到悲哀。因为他们都是专家,他们应该最懂得农药,也最懂得生态,但他们的意见却如此地趋于一致。当时因为会议时间就半天,而且主人是指望办法,并不需要争论。所以我忍住没有再发言,但总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为这不是一个农药问题,而是一个生态观念的问题。他们的发言都有道理,有些意见我也同意:禁用农药得有个过程,尽量使用低毒高效的农药。但他们的观点有个共同点,光考虑自己专业范围,光从人类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生态出发,从保护自然(当然包括保护人类)出发。
关于禁用农药,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早在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作家卡逊(Rachel Carson)就出版了一本书《寂静的春天》,全面论述了农药的危害。开始她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甚至谩骂,说她“煽情”,是“歇斯底里老处女”、“自然的女祭司”。经过一场有关生态保护的激烈辩论,她的书得到了上自总统下至平民的重视,美国国会终于制定了禁用某些农药的法律,而且改变了美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开创了一个环保的时代。
当时,农药作为一个伟大的科研成果出现,发明DDT的科学家保罗·米勒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它开创了一个污染环境的时代。
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生物的多样性、遗传的变异性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是其特点。人类为了改善生活和提高经济效益,却反其道而行之,努力培植单一的农业、林业和牧业,并精耕细作这种或者那种单一作物,破坏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大自然就差遣了一支“别动队”与之对抗,于是出现了“害鸟”、“害兽”、“害虫”。其实在生态学上,“害鸟”、“害兽”、“害虫”是个不确切的名词。所谓益害,只是对人类而言;即使对人类而言,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以麻雀为例,我们就经历过一个先要消灭后又平反的过程。对其他生物也是如此,这方面有害,那方面有益;只看到其害,未看到其益;废之有害,用之有益;今天有害,明天有益;对人类有害,对大自然有益,终归也是对人类有益。人类发明了农药,以为是征服了自然,战胜了自然。结果是适得其反。
第一,农药是不分敌我的,既消灭对人类有害的对象,也消灭对人类有益的对象;既消灭“害虫”,也消灭“害虫”的天敌。人们本来想毒死老鼠,却毒死了老鼠的天敌猫头鹰。
第二,从长远来看,农药很难控制“害虫”。经常使用化学药剂,使得许多应该被控制的群体产生了抗药性。它们适应性强,繁殖力强,农药对它们的作用越来越小。人们不得不加大农药的剂量和毒性,而这些群体又会产生新的抗药性。当它们既适应了农药的控制,又失去了天敌的制约,就可能出现爆发性的增长,逼迫人们采用这种消防手段犹如以油浇火,陷入越来越糟的境地。所以农药实际是帮了倒忙,它控制了人类不想控制的,却控制不了人类想控制的。
第三,农药不仅杀死昆虫和老鼠,杀死它们的天敌,也杀害其他生物,乃至人类。许多化学药剂很难降解,其毒性可以残留几月、几年甚至几十年,既可以蓄积在土层中,也可以通过食物链,转移和蓄积在植物、动物和人体内,很多化学药剂具有破坏神经系统、破坏染色体、干扰细胞分裂、破坏遗传物质等贻害无穷的功能,几乎对所有的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在内构成威胁。这种危害有的可以检测出来,有的目前还检测不出来。所以,实施农药的危害绝不是一时一地,而是一种持久的、全面的、生态性的灾难。
从农药的发明和推广到农药的被谴责和禁用,是人类和自然较量的一个过程。较量的结果当然不是人定胜天,而是天定胜人。较量的最后,人类只有在臣服自然的心态下,才能找到出路。西方许多国家开始认识这点,一方面通过法律禁用多种农药,另方面寻求新的途径来控制有害群体。由单一的“消防”时代进入到多种防治手段并用的综合治理,现在又进入到以生态保护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管理。
相比之下,我们确实是落后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仍然是“一棵树上吊死”。保护古树者可能会说,“我们的情况特殊,保护古树第一”。其实“古树第一”的提法,和“害虫”、“害鸟”“害兽”的提法一样,都是人本位的。我就不认为猫头鹰应该第二或者第三,北京城市这个人工生态系统几乎驱赶了所有的野生动物,现在除了乌鸦、麻雀、老鼠、苍蝇、蚊子以外,有幸能看到猫头鹰,确实是件好事。如果经过专家们的努力,把古树和猫头鹰都保护下来,那更是一件大好事。会后经许多家报纸和电视台一传播,就有许多人买了门票,专程去首都博物馆观看猫头鹰,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孔庙里生存着古柏,是非常珍贵的活文物;孔庙里生存着猫头鹰,也是非常珍贵的活文物。这些,都是传播绿色文明的好教材。孩子、家长、学生、老师、群众、领导、新闻界都来关注这个事,就等于启动了一个绿色的网络,就是一股无形的力量。从这个意义来说,我看没有必要分第一第二,从生态观点来看,保护古树和保护猫头鹰都非常重要。至于说“没有梧桐树,招不来凤凰”,我的理解,这个“梧桐树”指的是生态,没有相适应的生态,既无梧桐树,也无凤凰。我们不保护生态,则古树和猫头鹰都保不了。
如果说保护古树要施用农药有其特殊理由的话,那么,粮农、棉农、菜农、果农、花农以及园林、畜牧、仓储、环卫等方面使用农药,都有其特殊的理由,其心态也是共同的:莫可奈何,不得不用,非用不可。各行各业的专家们可曾想过,你们吃的粮食、蔬菜、鱼肉、水果,饮用的水,呼吸的空气,脚下的土地,生活的空间,几乎都含有农药;再加上其他环境问题,我们所处的生态日益恶化。林中无鸟、河中无鱼、花草中没有昆虫的“寂静的春天”,没有降临西方,却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现实。电视前几天报道,离北京很近的白洋淀出现了大面积死鱼的现象,波及全湖1/3。看到那白花花的死鱼,看到那哭丧着脸的渔民,再想想死于化学疾病的亲友越来越多,这种命运也许就潜伏在你我的身上,我们能无动于衷吗?饮鸩止渴,必死无疑,难道我们非要喝这杯毒酒不可吗?奇怪的是我们就生活在这种怪圈里,人们最难辨认最难逃脱的就是自己制造的这种怪圈。
当然,这不只是某些部门施用农药和有关专家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决策者通盘考虑的问题。但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取得共识,不就有利于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