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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读过一首描写藏羚羊的诗，其中这样写道，“雪原上／一双眼睛／仍炯炯有神／注视着那方生生不息的土地／来，我在巨浪中等你／来，我在灰烬中等你”，随同这首凄美的诗，可可西里野牦牛队(原青海省玉树州至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留下了一段短暂而悲壮的历史。在2005年一个初夏的日子，北京一家不起眼的宾馆里，记者见到了原可可西里野牦牛队(原青海省至多县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靳炎祖和队员扎西才仁。面对这两个来自青藏高原的汉子，倾听着他们的讲述，记者一次次感动着。此时我想，现在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人们肯定不会关心他们姓甚名谁，来自何方，在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但他们自己知道，野牦牛队的意义在于曾经历过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见证过那些英雄行为，也在实践着的那些理想。即便这一切都已随风逝去，但当他们站在我面前时，话题总是“野牦牛队”、藏羚羊和可可西里。
索南达杰野牦牛队的灵魂
索南达杰，原青海省玉树州至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多年来一直是野牦牛队凝聚的“灵魂”。
我们的谈话便从他开始。靳炎祖是索南达杰儿时的伙伴，多年的老朋友，后来在可可西里他们又为共同的事业并肩战斗，一起出生入死，在他沉重的音调和眼神中，我看到了索南达杰高大的身影。
1987年，一些寻找金矿的地质队员向时任治多县索加乡党委书记索南达杰建议，“可可西里有有大量的藏羚羊，这是一种珍稀动物，你们应该去保护它?”这句不经意的话启发了索南达杰，自此他便把目光投向了至多西部的可可西里，投向了藏羚羊的故乡，那一片在世界屋脊上广阔的土地。不久，县、州、省各级政府和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等相关部门相继收到了索南达杰的报告。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索南达杰的不断努力下，可可西里的保护工作终于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1992年7月，青海省玉树州政府批准成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负责保护可可西里地区的资源和环境。西部工委成立以后，当时已经升任治多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主动请缨，出任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从此，广阔的可可西里和孤寂的藏羚羊便迎来了他们最忠实的守望者。
坐在我面前的靳炎祖，就是第一批守望可可西里的英雄之一。当时的靳炎祖是一名优秀的教师，日子虽然不是特别富裕，但宁静而充实，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和可可西里划上连接号。但是老同学索南达杰一次次的登门相邀，使他对可可西里有了了解，激发了他和老朋友一起献身这片土地的欲望。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靳炎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和好朋友索南达杰走进了可可西里这片对他来说陌生而充满神秘的土地。
西部工委成立之初，加上书记索南达杰一起也不过四个人，但是就是这四个人驻守在可可西里，守护着这片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之上的一草一木。那时的可可西里和藏羚羊其实还不为人知。他们真正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在索南达杰牺牲于可可西里之后。作为这个事件的见证人，靳炎祖声泪俱下地为我们讲述了那天发生的一切。那天是1994年1月18日，在索南达杰的带领下，靳炎祖和另外两名队员一起深入可可西里进行巡逻。这是他们巡逻的第十天，十天中他们截获了两个共20人的盗猎团伙，缴获各种枪支11枚、子弹8000余发、藏羚羊皮1300余张，大小汽车6辆。当晚，18个盗猎者发生暴动，绑架、残害工作人员、枪杀了索南达杰，劫走枪弹、物资后全部逃窜。当时，这一事件成为震惊了国内外，也让索南达杰的名字和可可西里永久地联系到了一起。如今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依然屹立在昆仑山口，向每一个过往的人诉说着他的故事。
索南达杰的牺牲，让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于是一批批热血青年受到他的感染毅然走进了这片高原土地，继续他未竟的事业。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第一个接过他的枪，时任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主动要求挑起西部工委的担子，于是他搬进了索南达杰的办公室，西部工委又恢复了生机。在扎巴多杰的带领下，一支主要由退伍军人和热血青年组成的反盗猎队伍悄然成立，他将这支队伍命名为野牦牛队，希望队员们像野牦牛一样坚韧、勇猛。从此，野牦牛队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群体。
为了可可西里一切都值得
野牦牛队队员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可可西里，遭到盗猎者的疯狂报复，但他们都无怨无悔。
从外表看，扎西才仁是一个典型的藏族汉子，但是交流起来我才发现他是一个腼腆的人，并不如想象中的藏族同胞所应有的那样豪爽与健谈，在他黝黑的脸上，我看到了岁月的沧桑，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1994年，还在部队服役的扎西才仁从报纸上得知了至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被盗猎分子残忍枪杀的事情，作为一个至多的子弟，他义愤填膺，暗下决心要做一个像索南达杰那样的英雄，为了可可西里不惜牺牲一切。第二年扎巴多杰重组西部工委，建立野牦牛队的时候，已经复员在邻县公安局担任民警的扎西才仁毫不犹豫地叩响了扎巴多杰的办公室，从此开始了他在可可西里六年的战斗生涯。这一年，扎西才仁只有20岁，是当时队里最年轻的队员之一。
在此后的时间里，扎西才仁和他的战友们数十次深入可可西里巡逻，一次次和盗猎分子短兵相接，在这种环境中，这个军人出身的年轻人迅速成长为野牦牛队一名优秀的反盗猎队员，几乎每一次行动他都冲锋在最前面。在可可西里的土地上，扎西才仁和野牦牛队的其他队员都成就了自己多年的英雄梦想，但是在格尔木，他们却遭到了盗猎分子的疯狂报复。在那年的除夕之夜，丧心病狂的盗猎分子将他和另一名队员强行绑架，对他们进行了一整夜的折磨，轮番的殴打、辱骂……拖着满身的伤痛，年轻的扎西才仁和战友们没有畏惧和退缩，春节刚过他们又踏上了巡逻的道路。他告诉记者，这样的事情在每个野牦牛队队员的身上都发生过，大家都从来没有说过一声害怕。
其实对于野牦牛队队员来说，可可西里的恶劣环境和盗猎分子的报复都不是他们所惧怕的，他们最大的困难来自生活的巨大压力。至多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条件很是不好，因此财政每年拨给西部工委的经费有限，野牦牛队的日常费用和人员的工资大多靠环保组织和热心人士捐助维持。每个队员每月的工资只有200多元，而且这些钱还不能按时发放。我们可以想象，对于这些都要养家糊口的汉子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样的清况，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家人将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其实他们要是离开野牦牛队也许会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很多人没有这样做，他们还是选择坚持下来，孤独地守候着广阔的可可西里。
靳炎祖是在可可西里战斗时间最长的队员，也是野牦牛队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在野牦牛队工作的九年间，他个人也经历了太多的荣辱得失。在了解到他们在野牦牛队的境况之后，我问了他和扎西才仁一个同样的问题，“经历了这么多，你们后悔吗?”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不，没有什么后悔的，经历就是财富。”是呀，拥有了这样的经历，还有什么能够与之相比 呢?虽然出了他们之外我没有再见到更多的野牦牛队队员，但我相信每一个野牦牛队的队员都会这么想。
野牦牛队可可西里永远的记忆
2001年，野牦牛队被撤并到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这个英雄群体的命运由此转折，很多队员含泪离开了他们曾想为之奉献—生的可可西里。
谈到野牦牛队的撤并，靳炎祖和扎西才仁口气中都有几分伤感与失落。他们为我们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1995年10月，青海省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批准将可可西里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当时这是全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1997年6月，又成立了青海省玉树州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处。1997年12月，国务院批准将可可西里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8年9月，可可西里保护机构更名为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行使国家赋予的保护这一地区的职责与权力。
第二年8月，青海省召开了可可西里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保护专题协调会议。会议认为，可可西里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着体制不顺、执法不规范和进入保护区人员杂乱等问题，严重制约着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决定首先应尽快理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根据关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统一管理、形成合力”的精神，撤销治多县、曲麻莱县西部工委，业务工作归并到受玉树州领导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并规定了人员移交的办法。同时，鉴于野牦牛队在国内外的声誉和影响，保护区管理局在工作时保留野牦牛队的牌子。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次会议的决定没有如期实施，野牦牛队仍旧在可可西里坚持巡逻，打击盗猎。
直至2000年底，中共玉树州委发文决定撤销西部工委，除几名干部回到治多县工作外，野牦牛队有24名队员被吸收进入管理局工作。而就在发文的前几天，野牦牛队荣获了中国环保界的重要奖项——“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
靳炎祖谈起他当时的想法时说，“虽然我有一些失落和悲哀，但兄弟们只要有一个饭碗，能够继续守着他们所热爱的可可西里和藏羚羊，我就满足了。”2001年，风风雨雨半辈子的靳炎祖提前退休，在西宁的家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他仍旧关注着自己的战友和兄弟，关注着环保事业。
扎西才仁告诉我们，自己听说野牦牛队撤并的消息后情绪很激动，虽然在野牦牛队很苦，但是自己对野牦牛队和可可西里都有感情，更不想让索南达杰书记和扎巴多杰书记一生的心血就此付诸东流，但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扎西才仁和另外23名野牦牛队的队员一起加入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因为种种原因，这24人大部分都陆续离开了管理局，离开了他们所热爱的可可西里，对于这些在可可西里洒过鲜血的队员来说，这其实是莫大的悲哀。现在，除了扎西才仁在海西经营着自己的煤业公司，收入还算不错外，大部分原野牦牛队的队员赋闲在家，过着清苦的日子。
有人曾说，“野牦牛队”这个名字现在对于都市人来讲，似乎是大漠英雄的别名，那份坚忍与不屈实在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精神的写照。虽然他们已经走进了历史，但是将激励更多的人关注藏羚羊、关注可可西里、关注环保事业，请我们务必要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并将他们的故事告诉您身边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他们是：索南达杰、扎巴多杰、梁银权、靳炎祖、吕长征、日秋、白成、俄盖、索南仁青、谢周、宫保扎西、仪嘉、才仁文清、东周、耐美才仁、扎多、桑周多杰、桑周、扎江、玉成、仁青、扎嘎、日嘎、彬巴、扎西才仁、江文扎西、陈永寿、索南诺布、尕仁清……
(责编：耿国彪)
索南达杰野牦牛队的灵魂
索南达杰，原青海省玉树州至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多年来一直是野牦牛队凝聚的“灵魂”。
我们的谈话便从他开始。靳炎祖是索南达杰儿时的伙伴，多年的老朋友，后来在可可西里他们又为共同的事业并肩战斗，一起出生入死，在他沉重的音调和眼神中，我看到了索南达杰高大的身影。
1987年，一些寻找金矿的地质队员向时任治多县索加乡党委书记索南达杰建议，“可可西里有有大量的藏羚羊，这是一种珍稀动物，你们应该去保护它?”这句不经意的话启发了索南达杰，自此他便把目光投向了至多西部的可可西里，投向了藏羚羊的故乡，那一片在世界屋脊上广阔的土地。不久，县、州、省各级政府和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等相关部门相继收到了索南达杰的报告。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索南达杰的不断努力下，可可西里的保护工作终于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1992年7月，青海省玉树州政府批准成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负责保护可可西里地区的资源和环境。西部工委成立以后，当时已经升任治多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主动请缨，出任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从此，广阔的可可西里和孤寂的藏羚羊便迎来了他们最忠实的守望者。
坐在我面前的靳炎祖，就是第一批守望可可西里的英雄之一。当时的靳炎祖是一名优秀的教师，日子虽然不是特别富裕，但宁静而充实，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和可可西里划上连接号。但是老同学索南达杰一次次的登门相邀，使他对可可西里有了了解，激发了他和老朋友一起献身这片土地的欲望。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靳炎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和好朋友索南达杰走进了可可西里这片对他来说陌生而充满神秘的土地。
西部工委成立之初，加上书记索南达杰一起也不过四个人，但是就是这四个人驻守在可可西里，守护着这片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之上的一草一木。那时的可可西里和藏羚羊其实还不为人知。他们真正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在索南达杰牺牲于可可西里之后。作为这个事件的见证人，靳炎祖声泪俱下地为我们讲述了那天发生的一切。那天是1994年1月18日，在索南达杰的带领下，靳炎祖和另外两名队员一起深入可可西里进行巡逻。这是他们巡逻的第十天，十天中他们截获了两个共20人的盗猎团伙，缴获各种枪支11枚、子弹8000余发、藏羚羊皮1300余张，大小汽车6辆。当晚，18个盗猎者发生暴动，绑架、残害工作人员、枪杀了索南达杰，劫走枪弹、物资后全部逃窜。当时，这一事件成为震惊了国内外，也让索南达杰的名字和可可西里永久地联系到了一起。如今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依然屹立在昆仑山口，向每一个过往的人诉说着他的故事。
索南达杰的牺牲，让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于是一批批热血青年受到他的感染毅然走进了这片高原土地，继续他未竟的事业。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第一个接过他的枪，时任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主动要求挑起西部工委的担子，于是他搬进了索南达杰的办公室，西部工委又恢复了生机。在扎巴多杰的带领下，一支主要由退伍军人和热血青年组成的反盗猎队伍悄然成立，他将这支队伍命名为野牦牛队，希望队员们像野牦牛一样坚韧、勇猛。从此，野牦牛队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群体。
为了可可西里一切都值得
野牦牛队队员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可可西里，遭到盗猎者的疯狂报复，但他们都无怨无悔。
从外表看，扎西才仁是一个典型的藏族汉子，但是交流起来我才发现他是一个腼腆的人，并不如想象中的藏族同胞所应有的那样豪爽与健谈，在他黝黑的脸上，我看到了岁月的沧桑，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1994年，还在部队服役的扎西才仁从报纸上得知了至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被盗猎分子残忍枪杀的事情，作为一个至多的子弟，他义愤填膺，暗下决心要做一个像索南达杰那样的英雄，为了可可西里不惜牺牲一切。第二年扎巴多杰重组西部工委，建立野牦牛队的时候，已经复员在邻县公安局担任民警的扎西才仁毫不犹豫地叩响了扎巴多杰的办公室，从此开始了他在可可西里六年的战斗生涯。这一年，扎西才仁只有20岁，是当时队里最年轻的队员之一。
在此后的时间里，扎西才仁和他的战友们数十次深入可可西里巡逻，一次次和盗猎分子短兵相接，在这种环境中，这个军人出身的年轻人迅速成长为野牦牛队一名优秀的反盗猎队员，几乎每一次行动他都冲锋在最前面。在可可西里的土地上，扎西才仁和野牦牛队的其他队员都成就了自己多年的英雄梦想，但是在格尔木，他们却遭到了盗猎分子的疯狂报复。在那年的除夕之夜，丧心病狂的盗猎分子将他和另一名队员强行绑架，对他们进行了一整夜的折磨，轮番的殴打、辱骂……拖着满身的伤痛，年轻的扎西才仁和战友们没有畏惧和退缩，春节刚过他们又踏上了巡逻的道路。他告诉记者，这样的事情在每个野牦牛队队员的身上都发生过，大家都从来没有说过一声害怕。
其实对于野牦牛队队员来说，可可西里的恶劣环境和盗猎分子的报复都不是他们所惧怕的，他们最大的困难来自生活的巨大压力。至多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条件很是不好，因此财政每年拨给西部工委的经费有限，野牦牛队的日常费用和人员的工资大多靠环保组织和热心人士捐助维持。每个队员每月的工资只有200多元，而且这些钱还不能按时发放。我们可以想象，对于这些都要养家糊口的汉子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样的清况，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家人将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其实他们要是离开野牦牛队也许会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很多人没有这样做，他们还是选择坚持下来，孤独地守候着广阔的可可西里。
靳炎祖是在可可西里战斗时间最长的队员，也是野牦牛队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在野牦牛队工作的九年间，他个人也经历了太多的荣辱得失。在了解到他们在野牦牛队的境况之后，我问了他和扎西才仁一个同样的问题，“经历了这么多，你们后悔吗?”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不，没有什么后悔的，经历就是财富。”是呀，拥有了这样的经历，还有什么能够与之相比 呢?虽然出了他们之外我没有再见到更多的野牦牛队队员，但我相信每一个野牦牛队的队员都会这么想。
野牦牛队可可西里永远的记忆
2001年，野牦牛队被撤并到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这个英雄群体的命运由此转折，很多队员含泪离开了他们曾想为之奉献—生的可可西里。
谈到野牦牛队的撤并，靳炎祖和扎西才仁口气中都有几分伤感与失落。他们为我们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1995年10月，青海省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批准将可可西里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当时这是全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1997年6月，又成立了青海省玉树州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处。1997年12月，国务院批准将可可西里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8年9月，可可西里保护机构更名为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行使国家赋予的保护这一地区的职责与权力。
第二年8月，青海省召开了可可西里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保护专题协调会议。会议认为，可可西里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着体制不顺、执法不规范和进入保护区人员杂乱等问题，严重制约着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决定首先应尽快理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根据关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统一管理、形成合力”的精神，撤销治多县、曲麻莱县西部工委，业务工作归并到受玉树州领导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并规定了人员移交的办法。同时，鉴于野牦牛队在国内外的声誉和影响，保护区管理局在工作时保留野牦牛队的牌子。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次会议的决定没有如期实施，野牦牛队仍旧在可可西里坚持巡逻，打击盗猎。
直至2000年底，中共玉树州委发文决定撤销西部工委，除几名干部回到治多县工作外，野牦牛队有24名队员被吸收进入管理局工作。而就在发文的前几天，野牦牛队荣获了中国环保界的重要奖项——“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
靳炎祖谈起他当时的想法时说，“虽然我有一些失落和悲哀，但兄弟们只要有一个饭碗，能够继续守着他们所热爱的可可西里和藏羚羊，我就满足了。”2001年，风风雨雨半辈子的靳炎祖提前退休，在西宁的家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他仍旧关注着自己的战友和兄弟，关注着环保事业。
扎西才仁告诉我们，自己听说野牦牛队撤并的消息后情绪很激动，虽然在野牦牛队很苦，但是自己对野牦牛队和可可西里都有感情，更不想让索南达杰书记和扎巴多杰书记一生的心血就此付诸东流，但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扎西才仁和另外23名野牦牛队的队员一起加入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因为种种原因，这24人大部分都陆续离开了管理局，离开了他们所热爱的可可西里，对于这些在可可西里洒过鲜血的队员来说，这其实是莫大的悲哀。现在，除了扎西才仁在海西经营着自己的煤业公司，收入还算不错外，大部分原野牦牛队的队员赋闲在家，过着清苦的日子。
有人曾说，“野牦牛队”这个名字现在对于都市人来讲，似乎是大漠英雄的别名，那份坚忍与不屈实在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精神的写照。虽然他们已经走进了历史，但是将激励更多的人关注藏羚羊、关注可可西里、关注环保事业，请我们务必要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并将他们的故事告诉您身边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他们是：索南达杰、扎巴多杰、梁银权、靳炎祖、吕长征、日秋、白成、俄盖、索南仁青、谢周、宫保扎西、仪嘉、才仁文清、东周、耐美才仁、扎多、桑周多杰、桑周、扎江、玉成、仁青、扎嘎、日嘎、彬巴、扎西才仁、江文扎西、陈永寿、索南诺布、尕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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