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变化同世间万物一样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变化不是孤立的，而是受诸多因素影响的。作家的思想立场、艺术感觉和审美修养等个人因素以及他所处和所属的种族、时代、社会结构、社会道德等社会因素，分别影响并共同作用于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变化。影响文学现象发生和变化的因素远不止这些，还包括宗教、法律、民俗、习俗乃至气候、生态等。家族兴衰虽然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它对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变化所起的作用很小，但它往往通过某些内容或形式表现出来。中西方文学虽也以家族兴衰为中心，但这些家族赖以存在的血缘关系常常受到金钱关系的冲击，显得非常脆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汉民族社会结构，正好体现了封建社会环境的时代特征和道德原则，相反，以金钱关系为纽带的西方民族社会结构，则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时代特征和道德原则。
　　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变化，总是受到大量偶然因素的影响。尽管相互独立的每一因素在总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但通过对一些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变化进行分析，似乎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一、超常作家作品产生的规律
　　在任何民族、任何时代的作家中，超常作家和低常作家毕竟是少数，绝大数是一般作家。如果某作家表现出超常的艺术成就，他吸引的读者和批评家就会很多，便导致他艺术成就的超常；反之，作家表现出低常的艺术成就，他吸引的读者和批评家就会很少，便导致他艺术成就的低常。正因为这样，越是超常作家越易流传，越是低常作家越易失传。当然也有得以流传的低常作家，这种流传并非凭借其艺术成就，而是凭借某种偶然的机遇。超常作家为数本来就少，如果社会的衡量标准高，符合标准的作家就会更少，超常作家就会更加超常，人数就会更少。这是因为，超常作家的产生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比如，中国文学在经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后，各种文体达到空前齐备时，终于发展到了曹雪芹时期。这个空前齐备，便为曹雪芹兼取众家之所长使艺术得以极限相容提供了最佳条件。这一条件，绝非曹雪芹个人努力的结果。同时儒家、释家、道家文化也空前繁荣，也为曹雪芹艺术的极限提供了最佳条件，这同样不是一朝一夕或个人努力的结果。正是上述原因，历史才孕育出了曹雪芹这位超常作家。但是，与曹雪芹同时代的“张雪芹”、“李雪芹”为什么不能成为超常作家呢？这里的重要原因便是曹雪芹的祖父、清代著名藏书家和文学家曹寅，为其嫡孙提供了整个种族乃至全人类的思想文化，尤其是为曹雪芹提供了文学艺术进行极限相容的最佳条件。而且曹雪芹原来生活境遇优裕，后来倍遭挫折乃至贫穷潦倒，有机会更深邃地体验人情世态，感悟到生命的深层意蕴，从而达到体验极限。正因为如此种种，曹雪芹才有可能创造出超常的成就，成为超常的作家。
　　二、各种文体及其特点和创作风格相互更叠取代的规律
　　中国文学最早形成规模的是诗歌，而诗歌仅适宜于表现瞬间感受。即使长篇叙事诗，也由于受韵律和平仄的限制，无法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和淋漓尽致地叙述情节，甚至连瞬间感受和情绪的表达也受到了这些形式因素的束缚。正因为如此，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即使以渺小而瞬间感受和情绪为己任，也因为无法更充分地表达感受和情绪的微妙变化而逐渐被另一种文体以绝对优势取代了它的高峰地位。如果说唐代诗占高峰地位的话，到宋代则被词所取代。因为词较之诗，虽则词牌固定，乃至有呆板之嫌，但词的句式较之诗毕竟错落有致，灵活多样，更易于表现瞬间感受和瞬间情绪的微妙多变。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的瞬间感受和情绪日益复杂多变，词这一文体形式也随之一筹莫展，于是至元代，曲便以绝对优势占据了文学的高峰地位。这是因为小令、套曲之词不大讲究平仄、韵律，形式更为灵活，更便于表达丰富复杂、微妙多变的瞬间感受和情绪。但是随着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不断丰富和复杂，元曲也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小说应运而生，在明清时代取代了元曲在中国文学中的高峰地位。因为小说可以将诗、词、曲的优点兼容并蓄，并能避诸家之所短，因而更能适应当时的社会，更能表达人们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