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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农村建设是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推进的，实施的是因村施治，整村推进，分层建设，逐次展开的基本战略。因此，村极经济是新农村建设最为重要的基础层次。但由于总体经济发展基础水平不同，中国农村村极经济地区差异明显。本文以四川成都市的两个近郊县为研究对象，对其农村村极经济进行一定深度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村极经济；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2-0045-05
1.引言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背景下城乡差距过大且呈明显扩大趋势，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提出全力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战略，其战略重心是通过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校正城乡失衡的严重偏差，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新农村建设是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推进的，实施的是因村施治、整村推进、分层建设、逐次展开的基本战略。因此，村级经济是新农村建设最为重要的基础层次，不仅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政策举措必然对其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村级经济的不同现实基础也将对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绩效产生不可忽视的实际影响。从现实看，村级经济不仅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县域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其进一步发展也客观地存在着土地流转、农产品销售、农业产业化发展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亟待有针对性地开展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总体经济发展基础和水平不同，中国农村村级经济地区差异明显，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村级经济的差距较大。本文以四川省成都市的两个近郊县——邛崃和金堂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农村村级经济进行一定深度的分析和研究，以期对促进西部地区农村村级经济发展提供有建设性的宏观思路。
2.村级经济发展基本现状
2.1基本情况概述
在被调查的125个村中，平均每个村有957户，3158人。农民人均纯收入3927元。多数村地处丘陵和山区，其中地处丘陵的村有79个，占调查村总数的63%；地处山区的村有10个，占8%；有36个村地处平原，占29%。由于近年相继进行了村庄合并，两个县村级组织规模和人口规模都明显扩大，这是当前中国农村的普遍趋势。
2.2耕地承包与流转
在被调查的125个样本村中，平均每个村的耕地面积为2454亩。人均耕地面积0.78亩，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而且随着农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均耕地占有量还将不断减少。由于人口众多，耕地面积少，必然会导致农地的家庭规模经营小，农业收入低。20世纪80年代第一轮承包后，所有的村都依据人口变动因素进行过规模和时间不等的土地调整，以满足农户新增人口的耕地需求。1998年，125个村都进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绝大部分村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分地原则与第一轮承包一样，还是实行按人分地的原则。第二轮承包时，有37.6%的村的村民小组保留了机动田。在保留了机动田的村民小组中，其管理方式主要是租赁给农民，这样的管理方式占91.5%。平均一亩地一年的租赁费为143元。第二轮土地承包后，进行土地调整的村所占比重为56.8%，有接近一半的村没有再次进行土地调整。
在本村内，土地转包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平均比例仅为11.7%，平均转包费为324元一亩。尽管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以实现规模经营，政府也鼓励土地流转，但是现实中大多数有过剩土地的农民仍然不愿转让土地，而且土地流转的价格低廉。这主要是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制使土地流转先天对外排斥，转让时优先照顾内部成员，对外承包则提高收费标准，这就使土地流动的范围小，成交的可能性小，土地资源难以得到合理配置。即使达成交易，土地细碎化的现状也使获得土地的农户事实上仍然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
2.3农用生产资料购买和农产品销售渠道
从生产资料购买的情况来看，农民购买种子、苗木等农业生产资料最主要的渠道是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以稻谷种子为例，调查点农民购买的第一渠道选择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占65%；其次重要的购买渠道是集市或者代销点，占农民购买渠道的30%。其他粮食、蔬菜种子以及水果苗木的购买渠道与稻谷种子大体上一致。而仔猪的购买渠道主要是在集市上购买或者农户自己留种，差不多各占一半的百分比。
农户的稻谷、其他粮食作物和蔬菜水果等农作物使用的化肥大体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从统计结果来看，不同农作物的化肥购买渠道差别很小，农民利用的化肥购买渠道主要有集市、代销点、农业技术推广站和上门推销的商贩。现仍以购买的稻谷化肥为例，有63%的农民将集市和代销点作为首选的购买渠道，其次有19%的农民最主要是从上门推销的商贩处购买化肥，还有16%的农民将农业技术推广站作为购买化肥的首选渠道。
从销售渠道利用的首选来看农产品销售情况，在118个有粮食销售的村中，有69个村首选集贸市场销售，占粮食第一销售渠道的58%；农民销售蔬菜同样最主要也是利用市场渠道，有117个村首选，占蔬菜第一销售渠道的84%；对于水果销售，农民还是主要通过市场渠道进行销售，有77个村首选，占水果第一销售渠道75%的比例；农民销售生猪则主要通过经纪人的渠道销售，有74个村作为首选，占生猪第一销售渠道的59%；而家禽也是通过市场渠道销售为主，有116个村作为首选，占家禽第一销售渠道的93%。
由此看出，当前农村流通方式总体上仍然是较为落后的，主要依托的还是传统的集贸市场。
2.4农业服务
在村集体农业服务方面，被调查的125个村中，有40%的村实行了统一灌溉排水；9%的村集体提供了机耕服务；17%的村统一实行了病虫害防治；仅有两个村提供过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的服务，占2%；30%的村集体实行了种植规划；50%的村集体组织安排了劳动力外出；71%的村有农民技术员或者示范户。
从调查村总体上看，村级组织在农业服务方面水平低，发挥的作用较小。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小规模，分散化”的小农户经营形式，对统一技术和生产服务的需求不强，同时由于在农业服务中各农户地块小，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统一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和技术培训以及销售服务的难度很大；二是现实中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薄弱，没有或者只有很小的能力能够为农户提供所需的生产技术服务；三是政府对于支农服务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
调查显示，现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农业服务主要集中在少量的机耕、灌溉、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对农户最需要的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产品等需求则基本无力满足。
2.5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与债务
调查结果表明，125个调查村集体收入情况比较好，收入大于正常开支的村有46个，占村级组织总数的37%；收支持平，仅能基本维护正常运转的村42个，占村级组织总数的34%；收入低于正常支出需要，不能维持工作正常运转的村37个，占村级组织总数的29%。
在所调查的125个样本村中，2006年村级财务平均收入为16443元，其中，上级政府拨入的收入比例最大，占总收入的50%，村级经济对财政补助性收入依赖非常大；第二大收入来源于村集体“一事一议”筹资，平均每个村为2455元，占总收入的15%，但这主要是为了当年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集中于少数乡镇，事实上2006年有“一事一议”筹资的只有13个村，占调查样本总数的10%；村集体的其他收入来源主要是集体房屋经营收入、集体土地经营收入和集体池塘经营收入，在这三项收入里面，又主要以租赁性收入为主。调查反映出，区位因素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上起到重要作用。有的村地处偏远，除耕地之外无任何资源可开发，没有好的发展项目，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差，严重制约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而一些临城靠厂的村则发展空间较大，集体经济实力较强，尽管如此，多数村集体经济结构仍然比较单一，除上级政府拨款以外，收入来源多以房屋租赁、土地转让费等非生产性经营收入为主，生产性经营收入所占比重较少。
在125个样本村中，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有75个村，占总数的60%。在这75个村里，完全依靠政府拨款的村有50个，占总数的40%；收入在1万~5万元的有42个村，占总数的34%；收入在5万~10万元的有5个村，占总数的4%；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有3个村，占总数的2%。
在所调查的125个样本村中，2006年村级财务支出平均为15631元。其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比例最大，平均每个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8668元，占村级经济总支出的56%；村级财务支出第二大项是行政管理支出，平均每个村支出3703元，占总支出的24%；除此以外其他各项支出都不超过7%。
到2006年末，村集体债务平均为40.4万元，是村级平均收入的24.5倍。其中：无负债的57个村，占总数的46%；负债额0~5万元的32个村，占总数的26%；负债额5万~10万元的9个村，占总数的7%；负债额10万元以上的27个村，占总数的22%。调查表明，村级债务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多数村级集体经济基础极为薄弱，负债额越来越多，负债面越来越大，空壳村、负债村不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村级负债资金的使用，最主要的是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村投入非生产性建设过多，水泥路、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导致村级资金积累不足，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2.6农民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发展情况
在被调查的125个样本村中，有83个村的农民没有参加一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是专业合作社，比例高达66%。只有42个村的农民参加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是专业合作社；98个村没有一家龙头企业在本村建设农业生产基地，比例高达78%。仅有27个村有龙头企业的农业生产基地，龙头企业总数为54个。调查问卷显示，即使在有龙头企业的村社中，龙头企业对农业和农民的辐射和带动能力也不强，与龙头企业有订单的种养殖业农户数量都很少，龙头企业收购当地的农副产品数量也相当少。
2.7村级领导班子和基层自治
在被调查的125个样本村中，95%的村已实行村委会直选制度，95%的村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是由村民直接提名产生。2006年，平均每个村召开了5次村民代表大会，每个村领取工资的村组干部平均为20人，其中，一般村组干部主要由村委会主任（村长）、村支部书记、村会计、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和各小组组长组成；跟以前相比，54%的村村组干部人数没有变化，33%的村村组干部人数有所减少，17％的村村组干部人数增加。
125个调查村中现任村支书平均任职年限超过9年，年龄超过50岁的所占比重最大，为44%，有初中学历的人最多，占37%，有63%的村支书没有担任企业管理的经验；现任村委会主任的平均任职年龄超过7年，年龄同样也是50岁以上所占比重最大，为42%，有初中学历的人最多，占53%，有73%的村长都没有担任企业管理的经验；村支书和村长的月工资平均分别为440/月和430元/月。
调查显示，村级组织干部年龄老化现象较为突出，同时文化结构偏低和缺乏经营管理经验也是突出问题，这既与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直接相关，也同农村因农业缺乏效益而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衰落有一定关系。
3.基本判断
对邛崃市和金堂县125个村村级经济的问卷调查表明，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村级经济面临着一系列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的突出问题，而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对当前村级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征有准确的判断。以125个村级经济调查问卷为分析基础，我们对四川大城市远郊农村村级经济发展形成如下基本判断：
3.1土地承包关系趋于稳定，土地流转速度加快但总体规模仍然有限
改革以后，土地承包制的政策取向是以公平优先为基本指向的，即大多数地区都是根据人口变动不间断地调整土地，以满足农村内部新增人口不断增长的土地需求。对邛崃市和金堂县的问卷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事实，在被调查的125个村中，所有的村社都进行过规模不等的土地调整。然而，频繁的土地调整不仅容易导致土地纠纷增多，而且直接造成农民对土地利用缺乏稳定的长期预期，加剧掠夺式利用土地的短期化行为，影响农民对国家土地政策和法规的信心。因此，从1998年实施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后，有近一半的村没有再进行过土地调整，这充分说明当前为农户提供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政策的宏观导向是较为有效的，促进了土地承包关系的基本稳定，对提高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意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加速的态势。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利于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但是，土地流转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因而必然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调查表明，即使在大城市远郊农村，有地方政府明确的支持和鼓励政策，农村土地流转率也只达到13%的水平，从总体上看仍然表现为规模不大、总量偏小的基本特征。
3.2土地流转形式由内部流转为主向外部流转为主转化，被动需求逐步向主动需求发展
在早期，土地流转大多是在村社范围内部进行的，当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外出打工或农户的家庭劳动力缺乏时，农户之间在不改变承包权属关系的前提下进行土地使用权的自愿流转。这种土地内部流转形式其本身的规模不大，不会形成土地经营规模的大幅度扩大，其土地转让价格也不高，一般在每亩每年200元以下，有的甚至是无偿转让。目前在缺乏吸引外部生产要素进入条件的偏远农村，土地流转基本上仍然维系着这种内部流转为主的形式。
从近期看，土地外部流转是一种加速发展的新的土地流转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在政府的政策导向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投资领域，它们对土地的需求与传统的小农经营截然不同，要求土地的连片集中和规模化经营，而由这些工商企业出面与一家一户的农户谈判，其土地集中的成本势必较高，由此导致村级组织普遍直接介入进来，并带来土地流转在规模、形式及利益分配关系上都发生了与上述土地自发内部流转完全不同的做法和趋势。实地调查表明，当前农村土地向外部流转的规模明显加大，速度明显加快，而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直接或间接介入，是促成农村土地流转全面提速的主要因素。
还应指出的是，以往的土地内部流转其需求动因基本上是被动的。一些农户因外出务工或者种地困难对外转让土地，承租方多为亲友或者近邻，主要是保证耕地不被闲置和抛荒，承租方支付很少的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在当前工商企业逐步成为土地流转主体之后，土地流转的被动需求就变为了主动需求，这些企业是为实现收益目标最大化而租赁土地的，对土地有一定的规模、质量和区位要求，因而土地流转价格显著升高。在被动需求的情况下，土地流转价格一般不高于每亩每年200元。而在主动需求条件下，由业主和龙头企业规模性承租的土地一般价格都超过500元，在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土地流转价格甚至超过1000元。
3.3村级组织是农村发展不可或缺的组织基础，但现实中功能衰减的矛盾十分突出
与其他地区的情况完全相似，村级组织（包括村委会和村支部）是邛崃市和金堂县农村最基本的组织基础，理论上应承担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社区管理的多重功能。但调查表明，实践中尽管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村级组织提供运行经费，由县级财政直接向村干部发放补贴和直接进行村社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对强化村级组织的作用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但村级组织功能仍然普遍趋于衰减，大都主要承担上传下达的行政性公共管理职能，而在村级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却十分有限。所调查的125个村中，绝大多数村没有能够带来经济收入的集体经济项目，也很少有村采取了“一事一议”的筹资机制进行村内公共设施建设，能够为农户提供必要的统一生产服务的村的比重同样也相当低。
此外，村级干部年龄老化，能力不足，村级组织民主化管理程度不高也是当前村级组织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同样对村级组织的功能弱化过程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村级组织的未来发展依然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
3.4村级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实际运行过程十分困难
调查表明，村级组织的功能衰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经济实力薄弱直接相关的。125个调查村中，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所占比重为60%，而其中没有任何集体经营性收入，完全依赖财政转移支付和扶贫资金的空壳村的比重又高达40%。在这种经济条件下，村级组织不仅难以在促进村级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所作为，而且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对数量有限的财政转移补助性收入依赖很大，其自身运行必然十分困难。或者什么需要支出的事都不做，被动地以无所作为方式保持生存性运行状态，或者超越现实条件约束，以举债的短期化方式强求发展，致使村级组织债务沉重，运转艰难。125个调查村中有负债的村的比重达到54%以上，平均每个村的负债额高达40.4万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毫无疑问，村级组织开辟新的收入来源的空间正日趋缩小，运转困难的矛盾只会加重而难以有效减缓，其对政府的依赖性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增强。在此条件下，不仅要求村级组织更多地发挥代表农民利益的自治组织的作用愈困难，而且依托其整合资源发展村级经济方面的功能也会受到很大限制。
3.5农村流通体系发育十分滞后，传统购销方式仍然扮演主要角色
在农业市场化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生产规模越大，专业化程度越高，对健全的市场体系依赖性就越强，就越需要现代农用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营销方式加以支撑。但对125个村的问卷调查证实，当前农村流通体系发展滞后，功能弱小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农村生产资料购买渠道和农产品销售渠道的选择余地很小，农民仍然主要是以单家独户的传统方式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产品，采用集体购买、专业批发、订单销售等现代营销方式的农户所占比例还微乎其微。
就总体而言，农村发展中生产与流通失衡的矛盾仍然十分普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衔接还存在许多困难，农民进入市场的通道并不畅通，并且交易成本较高。更重要的问题是，现有的村级组织基本上没有进入农村市场流通，并未能在这一重要领域发挥其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
3.6农业产业化发展处于较低层次，龙头企业和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作用有限
农业产业化是依靠各类龙头企业和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带动，在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连接机制，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的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意义上是衡量一定区域农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从对邛崃市和金堂县的实地调查看，农业产业化总体上仍处于初始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数量少、覆盖面小，带动能力弱。125个调查村中有78%的村没有龙头企业进入，66%的村的农民没有加入任何合作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即便在有龙头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的村，其与农户之间也只是简单的契约购销关系，利益连接松散，稳定性较差，对农民利益保障的功能不强。此外，还有一部分合作经济组织实质是政府行政干预条件下产生的挂牌组织，农民参与度很低，基本上不能发挥作用。
因此，在现实条件下，农业产业化尚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总体上还表现为少、散、弱的基本特征，在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料购买难和农产品销售难矛盾方面发挥的作用仍然极其有限。尤其需要看到的是，由于受多种因素限制，村级组织不仅对依托自身资源吸引龙头企业进入难有作为，而且对推进各种合作经济组织成长也缺乏内在动力。由此可以推论，如何强化政策支持力度，在村级经济基础之上构建农业产业化的坚实的组织支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4.结语
就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村级组织是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组织结构中最基层的社会管理组织，是现实条件下中国乡村治理所依托的关键性组织基础。事实证明，农村村级组织仍然履行着村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任何轻易否定或者简单削弱村级组织作用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目前面临的基本矛盾是，村级组织原有的经济基础已显著削弱，开辟新的收入来源的空间十分狭小，由于受自身运转困难和对地方政府依赖性增强双重因素制约，村级组织能够为农民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日趋减少，其经济功能不断减弱，在经济方面对农民的吸引力也就必然不断趋于降低。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客观上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多元化利益主体，村级组织日益广泛地从经济发展领域退出而更多地承担公共管理和社区发展职能，这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判断，中国农村村级组织事实上面临在重新定位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紧迫任务。
［作者简介］付娆(1982—)，女，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社区发展。
［收稿日期］2009-01-10（责任编辑：启方）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村极经济；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2-0045-05
1.引言
近年来，中国在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背景下城乡差距过大且呈明显扩大趋势，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提出全力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战略，其战略重心是通过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校正城乡失衡的严重偏差，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新农村建设是以行政村为基本单位推进的，实施的是因村施治、整村推进、分层建设、逐次展开的基本战略。因此，村级经济是新农村建设最为重要的基础层次，不仅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政策举措必然对其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村级经济的不同现实基础也将对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绩效产生不可忽视的实际影响。从现实看，村级经济不仅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县域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其进一步发展也客观地存在着土地流转、农产品销售、农业产业化发展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亟待有针对性地开展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总体经济发展基础和水平不同，中国农村村级经济地区差异明显，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村级经济的差距较大。本文以四川省成都市的两个近郊县——邛崃和金堂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农村村级经济进行一定深度的分析和研究，以期对促进西部地区农村村级经济发展提供有建设性的宏观思路。
2.村级经济发展基本现状
2.1基本情况概述
在被调查的125个村中，平均每个村有957户，3158人。农民人均纯收入3927元。多数村地处丘陵和山区，其中地处丘陵的村有79个，占调查村总数的63%；地处山区的村有10个，占8%；有36个村地处平原，占29%。由于近年相继进行了村庄合并，两个县村级组织规模和人口规模都明显扩大，这是当前中国农村的普遍趋势。
2.2耕地承包与流转
在被调查的125个样本村中，平均每个村的耕地面积为2454亩。人均耕地面积0.78亩，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而且随着农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人均耕地占有量还将不断减少。由于人口众多，耕地面积少，必然会导致农地的家庭规模经营小，农业收入低。20世纪80年代第一轮承包后，所有的村都依据人口变动因素进行过规模和时间不等的土地调整，以满足农户新增人口的耕地需求。1998年，125个村都进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绝大部分村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分地原则与第一轮承包一样，还是实行按人分地的原则。第二轮承包时，有37.6%的村的村民小组保留了机动田。在保留了机动田的村民小组中，其管理方式主要是租赁给农民，这样的管理方式占91.5%。平均一亩地一年的租赁费为143元。第二轮土地承包后，进行土地调整的村所占比重为56.8%，有接近一半的村没有再次进行土地调整。
在本村内，土地转包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平均比例仅为11.7%，平均转包费为324元一亩。尽管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以实现规模经营，政府也鼓励土地流转，但是现实中大多数有过剩土地的农民仍然不愿转让土地，而且土地流转的价格低廉。这主要是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制使土地流转先天对外排斥，转让时优先照顾内部成员，对外承包则提高收费标准，这就使土地流动的范围小，成交的可能性小，土地资源难以得到合理配置。即使达成交易，土地细碎化的现状也使获得土地的农户事实上仍然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
2.3农用生产资料购买和农产品销售渠道
从生产资料购买的情况来看，农民购买种子、苗木等农业生产资料最主要的渠道是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以稻谷种子为例，调查点农民购买的第一渠道选择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占65%；其次重要的购买渠道是集市或者代销点，占农民购买渠道的30%。其他粮食、蔬菜种子以及水果苗木的购买渠道与稻谷种子大体上一致。而仔猪的购买渠道主要是在集市上购买或者农户自己留种，差不多各占一半的百分比。
农户的稻谷、其他粮食作物和蔬菜水果等农作物使用的化肥大体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从统计结果来看，不同农作物的化肥购买渠道差别很小，农民利用的化肥购买渠道主要有集市、代销点、农业技术推广站和上门推销的商贩。现仍以购买的稻谷化肥为例，有63%的农民将集市和代销点作为首选的购买渠道，其次有19%的农民最主要是从上门推销的商贩处购买化肥，还有16%的农民将农业技术推广站作为购买化肥的首选渠道。
从销售渠道利用的首选来看农产品销售情况，在118个有粮食销售的村中，有69个村首选集贸市场销售，占粮食第一销售渠道的58%；农民销售蔬菜同样最主要也是利用市场渠道，有117个村首选，占蔬菜第一销售渠道的84%；对于水果销售，农民还是主要通过市场渠道进行销售，有77个村首选，占水果第一销售渠道75%的比例；农民销售生猪则主要通过经纪人的渠道销售，有74个村作为首选，占生猪第一销售渠道的59%；而家禽也是通过市场渠道销售为主，有116个村作为首选，占家禽第一销售渠道的93%。
由此看出，当前农村流通方式总体上仍然是较为落后的，主要依托的还是传统的集贸市场。
2.4农业服务
在村集体农业服务方面，被调查的125个村中，有40%的村实行了统一灌溉排水；9%的村集体提供了机耕服务；17%的村统一实行了病虫害防治；仅有两个村提供过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的服务，占2%；30%的村集体实行了种植规划；50%的村集体组织安排了劳动力外出；71%的村有农民技术员或者示范户。
从调查村总体上看，村级组织在农业服务方面水平低，发挥的作用较小。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小规模，分散化”的小农户经营形式，对统一技术和生产服务的需求不强，同时由于在农业服务中各农户地块小，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统一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和技术培训以及销售服务的难度很大；二是现实中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普遍薄弱，没有或者只有很小的能力能够为农户提供所需的生产技术服务；三是政府对于支农服务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
调查显示，现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农业服务主要集中在少量的机耕、灌溉、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对农户最需要的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产品等需求则基本无力满足。
2.5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与债务
调查结果表明，125个调查村集体收入情况比较好，收入大于正常开支的村有46个，占村级组织总数的37%；收支持平，仅能基本维护正常运转的村42个，占村级组织总数的34%；收入低于正常支出需要，不能维持工作正常运转的村37个，占村级组织总数的29%。
在所调查的125个样本村中，2006年村级财务平均收入为16443元，其中，上级政府拨入的收入比例最大，占总收入的50%，村级经济对财政补助性收入依赖非常大；第二大收入来源于村集体“一事一议”筹资，平均每个村为2455元，占总收入的15%，但这主要是为了当年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筹资，集中于少数乡镇，事实上2006年有“一事一议”筹资的只有13个村，占调查样本总数的10%；村集体的其他收入来源主要是集体房屋经营收入、集体土地经营收入和集体池塘经营收入，在这三项收入里面，又主要以租赁性收入为主。调查反映出，区位因素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上起到重要作用。有的村地处偏远，除耕地之外无任何资源可开发，没有好的发展项目，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差，严重制约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而一些临城靠厂的村则发展空间较大，集体经济实力较强，尽管如此，多数村集体经济结构仍然比较单一，除上级政府拨款以外，收入来源多以房屋租赁、土地转让费等非生产性经营收入为主，生产性经营收入所占比重较少。
在125个样本村中，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有75个村，占总数的60%。在这75个村里，完全依靠政府拨款的村有50个，占总数的40%；收入在1万~5万元的有42个村，占总数的34%；收入在5万~10万元的有5个村，占总数的4%；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有3个村，占总数的2%。
在所调查的125个样本村中，2006年村级财务支出平均为15631元。其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比例最大，平均每个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8668元，占村级经济总支出的56%；村级财务支出第二大项是行政管理支出，平均每个村支出3703元，占总支出的24%；除此以外其他各项支出都不超过7%。
到2006年末，村集体债务平均为40.4万元，是村级平均收入的24.5倍。其中：无负债的57个村，占总数的46%；负债额0~5万元的32个村，占总数的26%；负债额5万~10万元的9个村，占总数的7%；负债额10万元以上的27个村，占总数的22%。调查表明，村级债务是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多数村级集体经济基础极为薄弱，负债额越来越多，负债面越来越大，空壳村、负债村不断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村级负债资金的使用，最主要的是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村投入非生产性建设过多，水泥路、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导致村级资金积累不足，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2.6农民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发展情况
在被调查的125个样本村中，有83个村的农民没有参加一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是专业合作社，比例高达66%。只有42个村的农民参加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是专业合作社；98个村没有一家龙头企业在本村建设农业生产基地，比例高达78%。仅有27个村有龙头企业的农业生产基地，龙头企业总数为54个。调查问卷显示，即使在有龙头企业的村社中，龙头企业对农业和农民的辐射和带动能力也不强，与龙头企业有订单的种养殖业农户数量都很少，龙头企业收购当地的农副产品数量也相当少。
2.7村级领导班子和基层自治
在被调查的125个样本村中，95%的村已实行村委会直选制度，95%的村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是由村民直接提名产生。2006年，平均每个村召开了5次村民代表大会，每个村领取工资的村组干部平均为20人，其中，一般村组干部主要由村委会主任（村长）、村支部书记、村会计、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和各小组组长组成；跟以前相比，54%的村村组干部人数没有变化，33%的村村组干部人数有所减少，17％的村村组干部人数增加。
125个调查村中现任村支书平均任职年限超过9年，年龄超过50岁的所占比重最大，为44%，有初中学历的人最多，占37%，有63%的村支书没有担任企业管理的经验；现任村委会主任的平均任职年龄超过7年，年龄同样也是50岁以上所占比重最大，为42%，有初中学历的人最多，占53%，有73%的村长都没有担任企业管理的经验；村支书和村长的月工资平均分别为440/月和430元/月。
调查显示，村级组织干部年龄老化现象较为突出，同时文化结构偏低和缺乏经营管理经验也是突出问题，这既与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直接相关，也同农村因农业缺乏效益而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衰落有一定关系。
3.基本判断
对邛崃市和金堂县125个村村级经济的问卷调查表明，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村级经济面临着一系列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的突出问题，而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对当前村级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征有准确的判断。以125个村级经济调查问卷为分析基础，我们对四川大城市远郊农村村级经济发展形成如下基本判断：
3.1土地承包关系趋于稳定，土地流转速度加快但总体规模仍然有限
改革以后，土地承包制的政策取向是以公平优先为基本指向的，即大多数地区都是根据人口变动不间断地调整土地，以满足农村内部新增人口不断增长的土地需求。对邛崃市和金堂县的问卷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事实，在被调查的125个村中，所有的村社都进行过规模不等的土地调整。然而，频繁的土地调整不仅容易导致土地纠纷增多，而且直接造成农民对土地利用缺乏稳定的长期预期，加剧掠夺式利用土地的短期化行为，影响农民对国家土地政策和法规的信心。因此，从1998年实施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后，有近一半的村没有再进行过土地调整，这充分说明当前为农户提供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政策的宏观导向是较为有效的，促进了土地承包关系的基本稳定，对提高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意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流转呈现加速的态势。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利于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但是，土地流转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因而必然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调查表明，即使在大城市远郊农村，有地方政府明确的支持和鼓励政策，农村土地流转率也只达到13%的水平，从总体上看仍然表现为规模不大、总量偏小的基本特征。
3.2土地流转形式由内部流转为主向外部流转为主转化，被动需求逐步向主动需求发展
在早期，土地流转大多是在村社范围内部进行的，当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外出打工或农户的家庭劳动力缺乏时，农户之间在不改变承包权属关系的前提下进行土地使用权的自愿流转。这种土地内部流转形式其本身的规模不大，不会形成土地经营规模的大幅度扩大，其土地转让价格也不高，一般在每亩每年200元以下，有的甚至是无偿转让。目前在缺乏吸引外部生产要素进入条件的偏远农村，土地流转基本上仍然维系着这种内部流转为主的形式。
从近期看，土地外部流转是一种加速发展的新的土地流转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在政府的政策导向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投资领域，它们对土地的需求与传统的小农经营截然不同，要求土地的连片集中和规模化经营，而由这些工商企业出面与一家一户的农户谈判，其土地集中的成本势必较高，由此导致村级组织普遍直接介入进来，并带来土地流转在规模、形式及利益分配关系上都发生了与上述土地自发内部流转完全不同的做法和趋势。实地调查表明，当前农村土地向外部流转的规模明显加大，速度明显加快，而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直接或间接介入，是促成农村土地流转全面提速的主要因素。
还应指出的是，以往的土地内部流转其需求动因基本上是被动的。一些农户因外出务工或者种地困难对外转让土地，承租方多为亲友或者近邻，主要是保证耕地不被闲置和抛荒，承租方支付很少的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在当前工商企业逐步成为土地流转主体之后，土地流转的被动需求就变为了主动需求，这些企业是为实现收益目标最大化而租赁土地的，对土地有一定的规模、质量和区位要求，因而土地流转价格显著升高。在被动需求的情况下，土地流转价格一般不高于每亩每年200元。而在主动需求条件下，由业主和龙头企业规模性承租的土地一般价格都超过500元，在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土地流转价格甚至超过1000元。
3.3村级组织是农村发展不可或缺的组织基础，但现实中功能衰减的矛盾十分突出
与其他地区的情况完全相似，村级组织（包括村委会和村支部）是邛崃市和金堂县农村最基本的组织基础，理论上应承担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社区管理的多重功能。但调查表明，实践中尽管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为村级组织提供运行经费，由县级财政直接向村干部发放补贴和直接进行村社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对强化村级组织的作用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和支持，但村级组织功能仍然普遍趋于衰减，大都主要承担上传下达的行政性公共管理职能，而在村级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却十分有限。所调查的125个村中，绝大多数村没有能够带来经济收入的集体经济项目，也很少有村采取了“一事一议”的筹资机制进行村内公共设施建设，能够为农户提供必要的统一生产服务的村的比重同样也相当低。
此外，村级干部年龄老化，能力不足，村级组织民主化管理程度不高也是当前村级组织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同样对村级组织的功能弱化过程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村级组织的未来发展依然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
3.4村级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实际运行过程十分困难
调查表明，村级组织的功能衰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经济实力薄弱直接相关的。125个调查村中，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村所占比重为60%，而其中没有任何集体经营性收入，完全依赖财政转移支付和扶贫资金的空壳村的比重又高达40%。在这种经济条件下，村级组织不仅难以在促进村级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所作为，而且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对数量有限的财政转移补助性收入依赖很大，其自身运行必然十分困难。或者什么需要支出的事都不做，被动地以无所作为方式保持生存性运行状态，或者超越现实条件约束，以举债的短期化方式强求发展，致使村级组织债务沉重，运转艰难。125个调查村中有负债的村的比重达到54%以上，平均每个村的负债额高达40.4万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毫无疑问，村级组织开辟新的收入来源的空间正日趋缩小，运转困难的矛盾只会加重而难以有效减缓，其对政府的依赖性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增强。在此条件下，不仅要求村级组织更多地发挥代表农民利益的自治组织的作用愈困难，而且依托其整合资源发展村级经济方面的功能也会受到很大限制。
3.5农村流通体系发育十分滞后，传统购销方式仍然扮演主要角色
在农业市场化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生产规模越大，专业化程度越高，对健全的市场体系依赖性就越强，就越需要现代农用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营销方式加以支撑。但对125个村的问卷调查证实，当前农村流通体系发展滞后，功能弱小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农村生产资料购买渠道和农产品销售渠道的选择余地很小，农民仍然主要是以单家独户的传统方式购买生产资料和销售农产品，采用集体购买、专业批发、订单销售等现代营销方式的农户所占比例还微乎其微。
就总体而言，农村发展中生产与流通失衡的矛盾仍然十分普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衔接还存在许多困难，农民进入市场的通道并不畅通，并且交易成本较高。更重要的问题是，现有的村级组织基本上没有进入农村市场流通，并未能在这一重要领域发挥其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
3.6农业产业化发展处于较低层次，龙头企业和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作用有限
农业产业化是依靠各类龙头企业和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带动，在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连接机制，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的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意义上是衡量一定区域农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从对邛崃市和金堂县的实地调查看，农业产业化总体上仍处于初始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数量少、覆盖面小，带动能力弱。125个调查村中有78%的村没有龙头企业进入，66%的村的农民没有加入任何合作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即便在有龙头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的村，其与农户之间也只是简单的契约购销关系，利益连接松散，稳定性较差，对农民利益保障的功能不强。此外，还有一部分合作经济组织实质是政府行政干预条件下产生的挂牌组织，农民参与度很低，基本上不能发挥作用。
因此，在现实条件下，农业产业化尚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总体上还表现为少、散、弱的基本特征，在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料购买难和农产品销售难矛盾方面发挥的作用仍然极其有限。尤其需要看到的是，由于受多种因素限制，村级组织不仅对依托自身资源吸引龙头企业进入难有作为，而且对推进各种合作经济组织成长也缺乏内在动力。由此可以推论，如何强化政策支持力度，在村级经济基础之上构建农业产业化的坚实的组织支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4.结语
就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村级组织是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组织结构中最基层的社会管理组织，是现实条件下中国乡村治理所依托的关键性组织基础。事实证明，农村村级组织仍然履行着村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任何轻易否定或者简单削弱村级组织作用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目前面临的基本矛盾是，村级组织原有的经济基础已显著削弱，开辟新的收入来源的空间十分狭小，由于受自身运转困难和对地方政府依赖性增强双重因素制约，村级组织能够为农民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日趋减少，其经济功能不断减弱，在经济方面对农民的吸引力也就必然不断趋于降低。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客观上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多元化利益主体，村级组织日益广泛地从经济发展领域退出而更多地承担公共管理和社区发展职能，这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判断，中国农村村级组织事实上面临在重新定位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紧迫任务。
［作者简介］付娆(1982—)，女，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社区发展。
［收稿日期］2009-01-10（责任编辑：启方）